有关卖淫的看法不断变化着，这仅仅是人们对于诱奸投以越来越强烈关注的冰山一角，其基础乃是一种新近流行的观念，即男人们天生在爱情中就是自私与虚假的。这一观念的不少最有头脑的支持者本身即是男性——不过，此观念之所以日益重要，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女性开始成为公共作家、诗人、演员以及哲学家，这就在主流文化中引入了女性对于求爱与性欲的观点。
这种发展确实前所未有，而其影响实则远被低估。在此前任何时期，女性直接参与公共讨论总是要受到很大限制。除了日常言谈，男性几乎垄断了所有规定与强化男女之特性的媒介——小说、戏剧、诗歌、训诫、新闻、教育、通俗读物、道德论战、神学以及哲学。这就是为何女性视角往往在公共层面被如此低估。不过从17世纪晚期起，这种现象在某些相互重合的方面开始发生变化。
其中的一个变化就是，1660年后职业女演员在英国舞台上出现了。在此之前，女性一直都不能参与公开表演，人们觉得那样的话就逾越了本分，所以剧中的女性角色都由男童扮演。不过，在意大利、西班牙与法国，从16世纪晚期起女性就开始登上舞台，而这种潮流极大地影响了查理二世。他的法国母亲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后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于宫廷中私下提倡此举，而查理二世在17世纪50年代流亡到欧洲大陆的那些年里，对此也习以为常。当他在1660年返回英国即位后，重新开放了公共剧场（清教徒从1642年起就关闭了它们），并立即批准了这一行为。这就使戏剧对于女性角色之设置发生了转变，而戏剧乃是当时最重要的公共娱乐媒介。从此以后，戏剧对于女性角色在性关系方面的定位，往往主要强调她们的顺从以及男性的征服。与伊丽莎白及雅各宾时代相比，当时的戏剧极为强调男人之好色与女人之无助的强烈对比。强奸由此成为了悲剧情节中的常见安排，甚至在旧戏改编的时候也无缘无故添加这么一笔。这就使得舞台上出现了大量有关性侵害的场景，但同时也强化了一种观念，即多数无辜女性在面对男人的欲望时无从抵抗。身份地位的作用在其中也得到了强调。舞台上的强奸者总是身份显赫之人，他很少使用强力，而多是靠他的身体、社会以及政治的权力来诱使女性受害者上钩。
在喜剧中，女性的登台演出催生出一种对于求爱、恋情以及婚姻的冷嘲热讽，尤其是在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中。妓女与情妇头一次被刻画成为男性诱奸与社交障碍的不幸牺牲品。在悲剧中则存在着一种明显的转变，“女性悲剧”出现了，其主旨在于男性对女性之伤害。在内厄姆·塔特改编的《李尔王》（King Lear）中，埃德蒙诱拐并打算强奸考狄利娅。在约翰·班克斯的《美德的背叛》（Vertue Betray’d）中，安妮·博林受到欺骗，嫁给了亨利八世，而她钟情的是另一个人。在托马斯·奥特威冗长的《孤儿》（The Orphan）中，邪恶的浪荡子向毫无戒备的女主角发誓：“亢奋的公牛跑遍整个田野，/在牛群之中看中了她，/恋慕她，满足她的一切愿望。”不论她如何提防男性，“他们以献媚与欺骗出名！……轻轻松松地把可怜的少女糟蹋，并把我们毁掉”。尽管别的男人如此警告她：
切莫相信男人，我们天生虚伪，
假意，狡猾，粗暴，无常：
当一个男人谈论爱，莫要太信他；
若是他起誓，一定在骗你。
但也无关乎她实际爱慕且秘密嫁给另一个人——这一切全是徒劳。
到了18世纪初期，这类女性受害的新观念已经变成了英国戏剧的基本主题。尼古拉斯·罗尔所作之《美丽的忏悔者》（The Fair Penitent），初演于1703年，其后又不断地被重演、翻印和引用，它的原型是一出17世纪的戏剧，讲述了一个无情的淫妇被丈夫一怒之下杀死的故事。而如今，为了与新的情感相协调，这个角色变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少女卡莉斯塔，她被狠心的罗萨里奥（这部戏的流传如此广泛，以至于罗萨里奥这个名字成为了登徒子的代称）诱奸并抛弃。这个故事最初是关于一个淫妇，如今已转变成关注浪荡子的邪恶、社会对女性之压抑，以及非法之爱的可怕代价，成为了一个劝诫的故事。“不忠的男人！”卡莉斯塔的闺蜜感叹道，“男人啊！以勾引我们为乐事！/是一群专门背叛女人的恶棍……保护我远离男人吧，/远离他们的巧舌、他们的誓言和谄媚。”“我们女人是何等不易，”卡莉斯塔自己也痛苦地说道，“我们一生自始至终就是男人的奴隶。”她责备自己的软弱（她的堕落乃因为“我在恋爱，并且我是女人”），但正如结尾所指出的，真正根本的问题乃是男性的淫乱——“你们男人若要行事专一，/那你们首先得洗心革面”。同样的转变也见于18世纪对于简·肖尔故事的处理上，她是爱德华四世的情妇，此前一直被描述为一个诡计多端的妓女。而从罗尔的《简·肖尔》开始，她被重新塑造为一个苦命的美人，其悲剧的根源乃是人们在性问题上所持的双重标准：
因为我们遭受不公正的审判，
不幸的女人只得承受这样的命运，
我们女性只能忍受如此的骂名，
而男人，那些无法无天的浪子，却可以
在爱情的土地上东寻西觅。
可女人，她们是感性与自然的傻瓜，
如果哪个可怜女人背离了道德法则，
如果她因为鬼迷心窍而忘乎所以，
踏入了寻欢作乐的歧途，
那么她注定毁灭，受尽指责，颜面无关，
一失足就葬送了她的前途。
她再怎么哭泣悔恨已是徒劳，
再怎么回想往昔亦是无补，
她像一颗陨落的星，却无法再升入空冥。
众所周知，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仍然包含很多淫荡的女性角色——通奸的人妻，狡诈的情妇，唯利是图的妓女，这些形象并未立刻消失于舞台。例如约翰·克罗恩《乡间智者》（The Country Wit）中的贝蒂·弗里斯克，德莱顿《善良的守护者》（Kind Keeper）中的特里克西夫人，以及托马斯·德菲《欧德萨普老爷》（Squire Oldsapp）中的特里克拉夫女士皆属此类人物。新的人物原型逐渐在这些旧的原型旁相谐以生，而非取而代之。不过在世纪之交之时，新的原型越来越有影响。显而易见，像《孤儿》与《美丽的忏悔者》一类的戏剧在18世纪日益风行，而那些将女性刻画为狂蜂浪蝶的作品则转趋式微。早在17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就出现了这种观点转变的一个显著迹象，此即通过浪荡子在舞台上滔滔不绝地讲述那套关于女性反复无常的传统说辞，展现出他们的矫揉造作。《孤儿》中的坏蛋波利多在准备抨击一个无辜女性之道德败坏时，命令他的侍者“找些歌来让我开心”，
……其中描述，
女人的虚伪，她们的隐秘邪恶，
背叛的微笑，假意的泪水，三心二意，
她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道出她们一切的恶行，和她们一切的谎言。
当他猎取女性未遂时，也抛出这套压抑女性的诽谤之言来攻击她。但我们观众很明白，这无非是刻薄而狡猾的恫吓而已，因为我们对其外在与实质的对比了然于心。一个柔弱可怜的女人饱受一个强大而残忍的男人欺凌。一如其他那么多王政复辟时期作品对于道德之分析，此种关键的信息就是，社会生活被非理性的习俗所统治。在经验的探究之下，我们会发现，那套关于女性之好色与虚伪的修辞，归根到底无非只是传统、习惯与人为的思维模式。
女性表演者的出现不仅激发了上述新观点，而且催生出一种更普遍的现象，即女性首次成为了文学界的永久组成部分。女性开始成为剧作家、诗人、小说家及其他文体的作家，她们影响着男性作家，与对方相互观察，并且直接向公众表达自我。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她们的女性视点经常包括了传统中有关恋爱女人反复无常的观念，但她们同样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强调男人在恋爱中的贪婪与口是心非。例如，女性剧作家更多地嘲讽男性的虚伪，并且以更彻底的方式探究女性的观念。毫不意外的是，英语文学中第一部以同情笔触深入描写堕落女人的作品出自阿芙拉·贝恩之手，她是探索女性性感觉的伟大先驱。尤其重要的是她对于约翰·马斯顿《荷兰妓女》（The Dutch Courtesan）之改编[《复仇》（The Revenge）]。在原作中，主角是一个邪恶的妓女，她最终尝到了因果报应，如今这个角色变成了一个悲剧性的无辜受害者科琳娜。她被自己深爱的男人诱惑与欺骗，她被当作一个妓女看待，但她的行为却从来不是。当男人的背信弃义真相大白时，她的内心在痛苦与愤怒中爆发出哀号：
真的吗，你抛弃了我？你真的忘了我们往昔那些数不清的美好时光，忘了那些讲述爱情故事的分分秒秒吗？你真的诅咒在卿卿我我之余我说给你的甜言蜜语吗？当时我们觉得人生苦短，总是盼着下一个良辰降临。你真的都忘了吗？你的誓言原来只是虚情假意，当它们烟消云散，我的心也黯然神伤。你希望我活着见到这一切！你相信，如果你闭口不言，那么我的良心就得不到任何同情！你这个卑鄙、狠毒、无耻的男人！
在许多女性作家对于性关系的写作中，其要旨正如1686年少女诗人莎拉·费奇所述，男人们一直试图“捕获”贞洁的女人。他们对于女性之好色与善变的一切斥责，只不过是让女人成为“替罪羊”——实际上男人才一直在压迫与引诱女人，他们贪得无厌地猎艳偷欢，恬不知耻地大行其道：
不仅没有隐藏他们的骇人之举，
而且还展示与炫耀着这种可怕的罪行；
而且
你们说服我们，只有我们女人
应对所有罪行负责，而你们则清清白白，……
因为你们用尽手段让女人变成了娼妇，
所以如果你们敢，你们会说所有女人都是这样。
从长远来看，影响更深远的是女性对于小说这种新文体之创造所作出的贡献，这种文体在18世纪中期爆发，成为了最有影响的虚构文学，并且成为了道德与社会教育的核心渠道（正如这一文学形式的卓越代表在1747年所述，这种“故事或娱乐不应当被完全视为一种敦风化俗的工具”）。虽然小说从来都不是一种稳定或单一的范畴，而是一种不断演化的混合形式，不过这种崭新叙事方式之影响却是确定无疑的。小说作者们越来越强调现实主义——刻画真正的男女生活，而非虚构的个性。这一文体对于角色之心灵与感受的探索比戏剧要深入得多，此外，戏剧对于情节、时间及语言亦有更严格的限制。如今新的文体可以毫无限制地剖析感情状态之变化、内在的想法以及主观感受，而每一个读者都能对此独立思考。由于这些原因，求爱与诱奸就成了小说的基本主题。自此，女性就以小说家、小说读者以及小说女主角的身份突显出来。至19世纪初，简·奥斯汀可以自信地断言，尽管被人贬低为琐碎，但实际上，女性小说家对于女性生活之探究，“较之当今其他的文学人群，提供了更广泛与更真挚的快乐”，在她们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心灵最伟大的力量，以最精炼的语言向世界传递了最广阔的人性知识、最快乐的多样性描述，以及智慧与幽默之最活泼的迸发”。
奥斯汀的早期先驱，如莎拉·贝恩、德拉莉韦尔·曼利与伊莱莎·海伍德，她们笔下的女主角对于性欲皆毫无意识。与此同时，与早期女性剧作家一样，她们也强调了还有男性的诱奸、背叛与不忠，此外，她们也深入展现了女性之为受害者的观念。在曼利《新亚特兰蒂斯》（New Atalantis）的第一部分中，我们看到一个淫荡的女人被两个诡诈的男人欺骗并惩罚。第二部分则更为残酷，一个有权有势的贵族设计引诱并强奸了被他监护的无辜少女，然后又抛弃了她：
她的余生是一种充满了恐怖、悲惨与痛悔的景象。她的死亡乃是一个标石，警告着所有轻信的少女不要再因为男人的誓言与虚情假意而重蹈覆辙。
女性的思想家与哲学家，同样开始深入阐述男人对于性怀有的冷漠与不公正的态度。正如玛丽·阿斯特尔在1700年沉痛不已地说道：“对他们而言，女人若因他们的玩弄而毁掉，完全是无关痛痒之事，盖因女人天生即是他们的奴隶……男人用来俘获女人的伎俩更仆难数。”女人“怎么小心提防也不过分”。相似的观点也见于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达玛丽思·马沙姆以及其他女权主义者。当然，这种论点并非始自今日。早在1640年，我们就能有所窥察，例如大众诗人约翰·泰勒就曾经想象过女性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妓女并非天生，而是由男性的背叛所致：“那些伤害她们的人，岂非显得道貌岸然？那些腐蚀她们的人，岂非显得趾高气扬？……这个世界之所以把一些女人烙上娼妓的标记，正因为存在着致其沦落的嫖客。”男人才“沉溺于荒淫无度”，而女人则天性贞洁。类似的观点也出现于中世纪某些批评厌女观的人物。不过，只有从17世纪晚期开始，这些观点才开始被公开、详尽且广泛地表达出来，它们在更广阔的层面显著地改变了当时的文化。
甚至普通阶层的女性，如今也可以了解与传布这种观点，她们中不少人是迅速发展的报纸杂志的读者。从17世纪90年代起，报纸普遍鼓励其读者寄来疑问、评论、随笔及诗歌以备发表。不少杂志专门针对女性而发声，更多的则面向一般男女读者群。由此，女性的意见、爱情与求偶成为了颇受欢迎的新闻主题。在此前，女性发表文字的尝试往往饱受传统之争议。如今，作为印刷媒体、读写能力与通信交流之民主化大潮的一部分，女性的声音与关切变成了公共讨论的一个恒久而日常的组成部分，不停且自信地向日益增长的读者群体发声。
所有这些社会与思想的发展（我们在第六章将就此进一步探讨）都可以通过1726年5月20日的一封特别的书信体现出来，它的作者是一位来自伦敦的心碎的年轻女子。在她的丈夫出海期间，她被一个熟人诱奸（也许是强奸），在欺骗之下与他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怀上了他的孩子，最终被他抛弃。悲痛欲绝的她挺着大肚子，穿越一百多英里来到肯特郡，找到了那个男人，并且托人捎信给正在迪尔沿海行船的他。而当他对此毫不理睬，并鄙视她不过是“妓女”时，这个女人选择了投水自尽。在自杀前几日，她给一个朋友写了封信，死后在其住所被发现，随后刊登于《伦敦日报》的头版，数以千计的男男女女们读到了这封信。以下就是她的这封临终之言：
夫人：
……
我希望自己可以停止思考。忍受耻辱，我不能做到；这样来面对我的朋友，或实则面对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比死亡更可怕。我愿意原谅整个世界，甚至原谅L先生这个我所遇到的最大敌人……我认为自己的过错在于如此信任他：我希望自己的不幸情形能为其他人提供警示，即不要对男人着这种不忠实的动物过于信任。
……
L先生应该没怎么读过洛克先生的书，他的行为与之甚为相悖。洛克先生反复教诲我们须推己及人，不应信口开河，纵使要救人性命。他在想到我的时候应该想想这些话。他不会忘记我是如何受他摆布而陷入迷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抗拒：他后来双膝及地，恳求我原谅他，像一个男人糊弄女人那般对我许诺一切，发誓如果自己辜负于我，就天打雷劈……他声称将待我如妻子而非友人，虽然难以给我名分，但他会像丈夫一样将我深爱，对我负责。噢！如果他信守承诺，那么我会一直心满意足。但我没做过男人的姘妇，不了解这样的背叛……可我仍然会原谅他，并且承认自己的过错。人们不应对此轻率地评判，如果他们不了解我的衷情。
您谦卑的仆人
H. B.
这完全是一出个人悲剧，其当事人在人群之中如此普通，以至于我们如今甚至还不知晓他们的全名。在过去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女人可以写下她的堕落之事，明确地指责男人的薄情寡义，而这样一篇普通的性受害者的私人记述，又可以迅速传遍具有同情之心的全国读者。到了18世纪早期，这一切都成为可能。
因此，从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初期，一种关于男女性关系的崭新观点逐渐占据上风。其对于男性淫荡之预设，很大程度上源自女性表演者、作家、观察家以及读者的逐渐兴起。塞缪尔·约翰逊在1750年说道，在过去，“因为写作能力主要是一种男性的天赋，所以他们指责女人造成了这个悲惨的世界”，但如今女性打破了男性对写作的垄断，并且她们“更有力的论述”已经推翻了古代关于女性更为善变与淫荡的男性偏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新的观念同时见于男性纵欲的辩护者与批判者，因此它的影响力越发巨大。至18世纪30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男人，尤其是有身份的男人，总是残忍地试图占有女人——他们运用了所有更高的知识与权力来瞒骗天真的女性，同时又持有一种不公正的双重道德标准，以谴责受害者而非引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