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世纪之前的慈善机构而言，只有极少关于其生活状况的记述存世。它们的房屋早已灰飞烟灭。伦敦抹大拉之家的所有抄件也已经被毁掉。兰贝斯收容所则只留下了一本账簿。我们仅有的依靠乃是第三大慈善机构都柏林妓女收容所的收容记录。这些巨帙简单地记录了每一名进门的被收容者之情况。唯一直接来自那些女人的印记是她们的笔迹。有少数人自如地签上自己的姓名，但更多人往往吃力地用笔和墨拼出名字的字母，而很多人则只能画上一个很小的、犹豫的十字。这是一个表示她们在此的“记号”——如今成了这个世上她们存留的唯一个人痕迹。尽管如此，在这些枯燥、官僚化的记录文字之中，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段片，记录了她们在院墙内外的生活。
都柏林是帝国第二大都市，是一个巨大而繁荣的港口，也是一座首府。它的妓女收容所由阿贝拉·丹尼女士——政治算术家威廉·配第爵士之孙女——建于1767年，直接效仿伦敦的抹大拉之家。它的规模一直远不及后者，筹到的款额与收容的人数也难望其项背。但最重要的是，这两所机构，以及其后的妓女收容所，都具有相似的管理制度。
我们看不到这些女人的容貌，也看不到她们此前的经历。不过，我们能够想象她们进来时的一些外观特征，一旦进入高墙，她们就得脱掉原先的装束，穿上统一的制服。不止于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她们的姓名，她们的真实姓名，在此处她们将弃用其姓名，有些人甚至终身弃之。莎拉·麦克道尔是1767年11月进来的，十八个月后她离开此处，名字变成了“莎拉·葛瑞丝”；索菲亚·罗德的名字改成了“索菲亚·葛德利”，以此见证她的崭新生命。在这里，每个女人都没姓名，只有编号：“一号女士”、“二号女士”、“三号女士”等等。职员就是这样招呼她们，而她们彼此也以此相称。
她们都很年轻。在伦敦的抹大拉之家，很多人还不到十五岁，绝大多数都在二十岁以下。而在都柏林的收容所，只有十九岁以下的女孩才可以进来。有少数人衣着华丽。1774年夏，有个名叫哈丽特·鲁伯利的女孩进来，她带着睡袍、耳环与“十三本书”，但她只是个例外。1777年进来的安·芬顿亦复如此，她带着最时新的小说、一个精致的衣橱、一大笔现金——但她甚至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有少数被收容者也是较为富裕的年轻女性。有些人显然是逃避偷情的耻辱，而非长期卖淫者。玛丽·汤普森是由沃特福德主教亲自介绍进来的，她来的时候带着一个宽敞的衣橱、一部《圣经》、一本祈祷书，稍后有人又给她送来更多的长袍、褶边、帽子以及其他衣物。埃莉诺·沃德在数周之后就回了家，“准备结婚”。少数人，一如凯瑟琳·罗宾逊，“来自一个良好家庭”；还有一个付费的寄宿者安·斯坦霍普，她的亲属乃是“可靠之人”。安·克拉珀姆的父亲“极有修养，他不允许自己的女儿拿着金币”，而其他即将离开的被收容者则要靠慈善救济。同样，安·斯坦霍普也拒绝接受家人提供金钱与新衣。
不过，更为常见的是，那些打算进来的女人没什么财物——事实上，甚至比济贫院里的穷人还不如。多数人甚至没双像样的鞋。很多人为了自身形象，来的时候特意借了衣裳，其他人的褴褛衣衫如此肮脏，以至于不得不焚烧或扔掉。她们缺乏得体衣装正表明其生活之凄凉与绝望。因此对她们而言，收容所分发的一身行头无疑是一桩大的善举。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套朴素的衣物：衬裙、直筒连衣裙、围裙、帽子、围巾、胸衣、长袜、鞋与毛巾。每一个完成修行（十八个月或两年）的女人都会带着必要的赠物离开。因为体面的衣装才配得上体面的职业。没有“得体的工作装束”，即便是最有志向的被收容者也要费尽气力才能正经地谋生。
对于这些女人而言，收容所的生活一定会令其感到震动。其主要的目的即是无休无止地灌输宗教，通过完全与世隔绝、个人阅读与指导、集体仪式以及严格的日常起居。每一天，尤其是周日，都有几个小时强制性的“个人礼拜与沉思”，定时祈祷以及在礼拜堂的力役。每两周她们要接受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宣讲，每一个女人都要公开以此检验。每个成员的全部行为都会受到日常的监督、评价与记录在案。如果某个女人长期行为不端，其他的成员就会一齐公开羞辱与驱逐她。她们首先集体为她演唱一首祈祷歌，警告“永久死亡的强烈痛苦”，然后她们齐唱一首圣歌，关于良心的折磨、上帝的愤怒以及不贞的可怖。然后她被驱逐。相反，最悔过与最虔诚的被收容者每月可以领圣餐。这项仪式旨在展示其领受者得到了特别的保护。随着出去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简·阿特利“祈求领取圣餐，希望上帝的荣光保佑她像一个基督徒那样生活”，在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后，她不愿意没领圣餐就离开。在现代人看来，这整个制度好像一种宗教崇拜，将成员禁闭数月以实施洗脑；而其观念正是如此。
因此，所有的性慈善事业都被一种矛盾所分裂。其对外宣传不断地强调每一个堕落的女人实则都是无辜的，她们乃是富裕、老练、残忍的诱奸者之贫穷、轻率、无知的受害者。“您不知道，”她央求她的拯救者，“因为诡计、谄媚与背叛，我懵懂、单纯、无助、无知的青春才陷入了耻辱与悲哀的深渊”。卖淫“有悖于女人的天性”，女性之所以投身于此，全因男性的残忍与不公的两性双重标准。
但与此同时，性慈善机构的实践又完全专注于教导那些女人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为了使其崩溃、忏悔，并脱胎为一名基督徒。她们整个的存在都腐化堕落了，她们被告知：只有最严厉的手段才能抑制其可憎的淫荡。“我们每时每刻，”她们的一位牧师警告道，“都得担忧会否重蹈覆辙，无比小心地保持警觉，接受严格的训练。欲壑或许难填，渴求不时出现，但你们要坚定地保持克制。”尽管说了、写了、关注了一大通卖淫的结构性原因，到了最后，慈善事业还是倒过头来把解决问题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女性的个人良心上，教导她们过去的罪行多么可怕，未来的诅咒又是多么恐怖，倘若她们忍不住重操旧业，“重蹈覆辙”。
她们在收容所中接受精神灌输，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她们重新感染上罪恶的病毒。为了让她们离开之后仍然保持虔信，收容所在她们临别之际赠送的不仅包括衣物和一点钱财，还有一堆重要读物，例如祈祷书、教义问答、《基督教的知识与实践》（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Christianity）、《来生的幸福》（Happiness of the Next Life）、《圣坛指南》（Companion to the Altar）以及《圣事指津》（Instructions for the Sacrament）。
除了宗教灌输，收容所之生活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努力工作。女人们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来从事家务与缝纫。之所以让她们逐渐养成勤劳工作的习惯，是为了帮助她们日后找到工作：家务与针线活是那些孤立无援的年轻女子唯一可能得到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实际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公开承认。女人们离开时手里的书变少了，多出来了一套刺绣工具。祈祷与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
她们的针线活也给收容所带来了收入，虽然其数量有限。不过，日常劳作的主要目的还是伦理性的——努力工作可以体现并支撑道德人格。因此，收容所的监督者一直担忧与斥责不勤劳的态度，认为这标志着改造的不完美，并预示其重蹈恶习。玛丽·莱菲尔德的“信念不是很强……她希望拥有德行，但她工作不够努力”。苏珊娜·科特雷尔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她有义务尽其所能地工作”。阿拉贝拉·卡特“似乎对于往昔的过错颇为悔悟，不过她还没有尽其所能地努力工作”。人们都希望安·兰福德“保有淑德”，阿尔贝拉·丹尼女士说道，“但她不坚定的意志有可能使其陷于罪恶，我担心她还没有正确意识到工作的必要性”。
有不少忏悔者兼具上述两种素质，因此在收容所内外皆一帆风顺。詹尼·金于1767年10月进入收容所，她亦名为珀赛尔、加拉赫，这么多名字表明其绝非第一次遭到诱奸。她的一只手残废，身无分文，除了一件破外衣和衬裙，但她决定开始新的生活。她很快联系上自己的母亲，一位居住于斯莱戈的贫穷、虔诚的寡妇，当她听说詹尼改邪归正的消息之后欣喜不已，非常渴望再见到女儿。一年半之后，一回到家，詹尼就抱住了她临死的母亲，并决心从今往后“做一个忏悔者，希望像基督徒那样虔诚行事，企盼伟大的上帝能宽恕我的深重罪恶”。艾莉丝·桑迪隆证明自己是“一名非常出色、非常勤奋的女工”，她的行为如此优秀，为她“在一个有声望的家庭中谋得了一份好工作”，并被获准提前离开收容所。简·霍德克拉夫特同样“表现良好，她在出来之前就已有一份工作在等候着”。十年之后，她已家底殷实，精力充沛，婚姻美满，并在韦克斯福德一座三十英亩的农场上辛勤地劳作着。
不过，很多女性都难以忍耐此种强制的虔敬与服从。至18世纪末，都柏林收容所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被收容者请求离开、自行逃走、被驱逐，或者以其他方式未能坚持完成其修行。艾美莉亚·皮尔斯“不服从规则”。安·科利尔“可以讲一大套歪理”，最终“因为固执与违逆”而被驱逐，莎拉·尼尔被驱逐的原因则是“懒惰、恶口与放肆”。即便在那些完成修行、顺利离开的女性中，很多人也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稳定的工作很难找，特别是对于可疑的女人。有些人重蹈覆辙，例如莎拉·卢卡斯，她本来被安排做用人，但不久之后女主人就发现她跟一个男人在床上。或者她们干脆消失。本来，在离开收容所十二个月之后，任何女人如果可以证明自己过得清白，就可以写信给收容所，要求得到两基尼的奖励；但令人意外的是，多数人都没有这么做。有些消失的忏悔者无疑是希望彻底斩断自己的过去，例如那些到海外的。伊丽莎白·葛根乘船去了马里兰，因为即使她在收容所表现非常良好，“她的朋友与亲属还是拒绝见她，并认为她最好还是离开英国”。其他无数缺失的记录无疑标志着更惨淡的命运。
都柏林收容所的这些特点与伦敦抹大拉之家的颇为类似，后者有约一半的早期被收容者（根据其公布的统计）顺利完成了修行，并进而得到了正当职业。失败者的高比例也同样很醒目。那些被收容进来的女性可不是寻常的妓女，而是经过了精挑细选——她们中很多人是最近被诱奸的女孩，而非沉沦已久的妓女。申请者人数一直远多于慈善机构的收容数，即便是自愿者，也只有那些最有希望的人才能进去。事实上，如此多的收容者半途而废，正表明了此种新的慈善手段多么难为、多么不确定，也表明了慈善者对于个体人格之特别关注与女性受害、贫穷、堕落与卖淫之更广阔的结构性问题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
不过，尽管不完美与不稳定，这些慈善手段还是发挥了作用。仅在其最初的几十年间，兰贝斯收容所与两座抹大拉之家就帮助改造了数以百计的女性。即使是那些被驱逐的女性，她们往往也心志坚定，决计重新开始，并相信基督的真理已根植于心中。玛格丽特·克拉克只待了八个月，就因为“粗俗与不受管束”而被逐出。她那时只学会了读与写。尽管如此，“她仍发誓成为有德之人”，承诺自己会成为一名用人，数月之后，她从美国写来了一封自豪的书信，曰：“我再不能找到比现在更好的主人与太太了。”另一个人，可能是莎拉·麦克道尔，她离开时改名“莎拉·葛瑞斯”，虽然她其后曾经再陷于淫行，但她最终也找到了上帝，并越洋去美国，成了一名契约仆佣。“你曾经亲爱的女儿”，她隔着半球给母亲写信，“你过去认为她一无是处，如今成了一位奴仆”：
你莫以为我这么说是要你难过，不，我的母亲，你要高兴，因为正是这把我的灵魂解救出恐怖的陷阱，我不是在感官快乐之中找到了上帝，而是在逆境之中。我希望我的命运可以警醒那些与我从前经历类似的女子。哦！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的罪行吧，请你在夜晚与白天祈祷，赐给我神圣的仁慈吧。
然后，她永远地消失于历史之中，留下了一次见证，见证了宗教的强大力量甚至能够塑造18世纪之最微贱妓女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