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教科书传达的误解信息和浅薄电视剧给我们的印象，大多数人总以为太平天国后期自香港到南京的洪仁玕是个满腹洋墨水的精干人，想像之中，他肯定是个一嘴英国话和香港白话的清瘦之人。
其实，如果仔细读过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富礼赐的文章，就会知道这位太平天国的“总理”、干王洪仁玕，其实是个性情活泼的胖子。此人天性乐观，好饮葡萄酒，喜用刀叉吃西餐，绝对是个随和的洋化人物。
富礼赐是与洪仁玕同时代的人，他和这位干王见过好几面，所以他的描述肯定是真实的。一般来讲，嗜酒的胖子总给人以意志薄弱之感，很少能让人与那位撰写太平天国后期“革命”纲领《资政新篇》的精明人联系起来。而且，如此一个温和的好人胖子，也会干出当着“洋和尚”（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面把他的仆人脑袋亲自砍下来的“暴戾”行为。历史上的个人，做作所为非常复杂，远远超出我们温室时代普通人的想像力。
洪仁玕是洪秀全同高祖的族弟。早年经历，基本与洪秀全一样，五六岁时就读书，到近三十岁仍旧屡考不中，只能到处去农村当塾师糊口。洪教主早年创教时，也常常与这位族弟密议，两个人捧本《圣经》玩命钻读。洪秀全到广西去，小他九岁的洪仁玕因家人劝阻，未能成行，反而去清远一带教书谋生，当时他也想不到族兄去广西那穷旯旮会混出个“大茶饭”来。
中间有段时间，洪秀全回广东，与洪仁玕相会多次，见这位族弟在清远教书混得不错，说不动他与自己去广西，也没再坚持。
金田起事前，洪秀全派人回家搬运自己家族人员，洪仁玕在清远，也没有随同族人过去。
等到清政府知道了洪秀全这个“逆首”的真名，自然到他老家抓人。与洪秀全同族的洪仁玕这才感到害怕，想逃往广西。待他1851年到浔州时，洪秀全一批人已经打到永安。
洪仁玕见到处清军设卡，只得沿原路折回广东。四处躲藏之余，洪仁玕差点找个水塘“自裁”了。
1853年，他跑去香港，混入教堂给洋教士当中文教师。后来，听得“太平天国”在南京，他马上往上海赶，想去找“洪天王”。结果，当时战事吃紧，道路不通，上海的“小刀会”兄弟也不相信他是鼎鼎大名“洪天王”的弟弟，根本不予理会。无奈之下，洪仁玕只得在上海洋人学馆以学历算为名磨蹭了一段时间，最终又返回香港。
此后数年，他在香港苦学英文，研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并在1859年在洋教士出钱资助下再次向南京进发。
千辛万苦之后，他终于进入“天京”，与洪秀全相会。
当时，杨秀清被杀，石达开出走，万事忧心。洪天王见洪仁玕这么一个洪姓弟弟远道而来，喜出望外，立刻封他为“干天福”。一个月不到，就又加封这位洪姓族弟为“天国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政事，基本就是让他接过先前杨秀清那一套大权。
为平息众人心中怒气，洪秀全不得不在不久之后加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
相比容闳那些真正在美国受正统西方教育的“海龟”，香港来的洪仁玕也就是半瓶子醋的“海带”而已。自始至终，与所有“海龟”、“海带”一样，洪仁玕施行的一直是一些脱离实际的措施。
为了向“天王”哥哥显示才学，为了平息太平天国高层将领对他的不服气，洪仁玕自然要玩点真格的。于是他到天京没有多久就上呈《资政新篇》，当然，其中不少内容都是他早就在香港拟好的。从当时来看，洪仁玕的提议和想法不可谓不新。他开篇就洋洋洒洒说“时”论“势”，举俄罗斯和日本为例，认为“太平天国”要成大事，就应该顺应世界潮流。这个想法，与日后的广东人孙中山想法其实完全一样：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易，逆之则亡。”
《资政新篇》主要有三大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
风风类，主要讲要移风易俗，大力推广基督教的宗教善意。当然，这一类最主要的，是洪仁玕建议以西方“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其实是欣羡西方物质文明，确有“进步”意义。
法法类，即洪仁玕建议仿效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开拓经济，开拓交通，兴办银行，鼓励发明，同时他建议设立严谨的基层乡官制度，增设监察机构，同时对洋人通商来往坚持“信义”二字。
刑刑类，自然是要实行西方那种司法制度，矫正从前“有法无依”的弊政，并想出“禁朋党之弊”一说。（洪仁玕大概还不十分理解西方“三权分立制”，所以他没有提及这方面内容）
总而言之，洪仁玕的这篇东西，确实是一部明显带有法制与民主色彩的政治改革方案，其中不仅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还有平等独立的外交方针，也有有关教育文化与社会事业方面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睁开半只眼看世界的一篇好文章。
从积极方面看，洪仁玕这些远大“理想”，其实与日后的满清“洋务派”不谋而合，而且他的某些见识也比日后的魏源要高出不少。而且，在时间上讲，《资政新篇》的颁布比日本“明治维新”早十年，比“戊戌变法”早四十年。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清朝末期，如果其中的建议得以真正施行，肯定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振聋发聩之效。
洪秀全本人对族弟的这些主张不甚了了，但明确反对其中“缓于诛杀”的条议，除此以外，照准颁行。
虽然《资政新篇》被当作“天朝”政纲加以刊示，但在洪仁玕实际的执政时期内（1859-1862年）根本就是一纸空文。这是因为，军务和战争是当时太平天国最最迫在眉睫之事，在外大将如陈玉成、李秀成又从心理上瞧不起他这么一个“书呆子”，所以他的建议没有一条落实到实处。
本来，洪仁玕由于精通英语，与好多洋教士关系密切，并把美国教士罗孝全请到了天京。1862年，随着洪仁玕杀死罗孝全仆人一事的发生，加上罗孝全觉得自己想在太平天国宗教上独掌大权的幻想落空，这个“洋和尚”愤然出走，此后在媒体大肆攻讦洪仁玕。加之，因为一些请求遭拒，洋人们对洪仁玕的印象也一落千丈，纷纷认定他是很狡猾的太平军谋士，“其理论，其行为，均不甚正大，彼之著作，不过是笼络外国教士之手段而已”（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
1862年下半年起，由于援助安庆失败，洪秀全基本上不再信任洪仁玕，这条老“海带”只能一直陷于忧懑的状态。直到洪教主临死，托付无人，他才想起这位族弟，临终托孤，让他力扶幼主。
从另一个角度讲，洪仁玕晚节不错，是条汉子，城破被俘后，坚贞不屈，还以“文天祥”自比，虽然不脱书生迂腐和不伦不类，倒很是有气节可言。
罗尔纲先生把二破江南大营和太平军开拓苏浙的功劳算在洪仁玕头上，其实有失公允。那些功劳均是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所为，洪仁玕不晓兵略，根本没能力指挥大局。
客观评价洪仁玕，还是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4>干王（印象）</4>
现在，我们要去干王洪仁玕那里吃中餐。他或许是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的最为知名的人物。他了解外国人，凡办理与外国人有关的事，他总是处在最前面，遭到他的不少西方朋友的不合情理的评论。因此，在认识他之前，我时常对他抱有同情态度，我多次见过干王，愿意谈一谈我对他的总体看法。数月前，干王告诉我，他即将去安徽传播太平。他这样做了，而外国船所看到的他的事业的标志却是冒烟和燃烧的村庄。据此，我们难道不可以说他是“一道燃烧和闪耀的光”吗？
在到达油漆和镀金气味浓烈的王府时，我看到街道两边有两个小亭子，里面有两班乐师无休止地奏出不和谐的声音，有时很低沉，好像是为了不打扰你；有时声调又极高，使你受不了。
有一次我在干王府住了四天，乐声中断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两个乐亭之间有一照壁，上绘龙、孔雀、驴，还有鱼，照壁上装有一块大木牌，上有金色的大“福”字，“福”字之上有《马太福音》中的八福诸条。
进府门向右，经过几处肮脏的庭院，你就来到一排又脏又暗的房子，那里是“六部”的所在地。有时可以看见这些屋子里有一些小工，其中较大的一间约莫有三四个抄写手在黄纸上写个不停——“六部”的全部工作可能就是由这些人来做的。
我住在干王府时，户部里面堆有很多煤炭，礼部的用处更是等而下之。“六部”之上是罗孝全的住处；在这些房子的背后，他在一间小屋开设了一个诊所。在一堵墙上，我发现贴有一篇关于往年英、法军队攻打天津获胜的报道，其末尾有天朝常用的词句“杀尽妖魔”字样。干王打算拆毁所有这些房子，另建一座漂亮的大院。
回到前门，一个脸色苍白、全身穿黄的小男孩会过来伸出小手与你握手，口说“早安”——如果他认识你的话。他就是干王的独子，一个可爱的孩子。他有自己的王冠和封号：干嗣君。他懂得摆起架子对仆人说话，要他们唯命是从。
现在，大门打开了，里面身穿盛装坐在大堂内的就是干王。他的侍从衣饰整齐，站在他身边。你进来时，他会同你握手，用英语说“你好！”并请你就座。我应该这样说，干王约四十五岁，比较胖，有一副开朗、十分快活的容貌。他是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伙伴，能喝一杯葡萄酒，如果需要，他还能用刀叉吃一顿西餐。我必须承认，他是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最开明的一位。他熟悉地理，还懂得机械工程，承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藏有各种科目的有图版的参考书。他慷慨，极愿做善事。遗憾的是，他懒惰，因而不能不辞劳苦地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不是军人，经常出征的各王对他常年留在京城非常妒忌。他甚至不得不带兵出征，但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在得到“洋鬼子”在南京提出过分的无礼要求的消息后，就从前线返回。
他对我说他痛恨战争，并力图在出征中使战争的恐怖减少到最低程度；不过他又说（干王是很尊重事实的）：“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场生死搏斗，咸丰的军队不曾对我们的人表现出同情和怜悯，作为报复，我们的人也决不会同情和怜悯他们。但我指挥的军队从不无故杀戮乡民。”他还暗示我所知道的情况属实，这就是，如果上海道台的脑子里有这样的观念，即宽大逃跑的太平军而不是立即命令处决，那么，稳定前线的太平军将会是件很困难的事。
现在请读者随我漫游干王府的里面，吃一顿饭，然后再打开大厅后面的套门，干王会领你进入一间黑乎乎的大衙门（Yemen）——同赞王府的一模一样，再穿过一道侧门，就可以看见一处使人较为悦目的假山式小花园。衙门挂满了黄缎卷轴，尘土很多。我想它从未被使用过。大堂的一角有12个太阳镜，桌上摆有两罐火药，一罐是宁波造，一罐英国造。一个大橱里有很多画册，均装有布套。干王会取出它们请你鉴赏，你不能不承认其中一些苏州的花卉画确实很精美。
经一道小门向左，你来到了干王的寝室，它很像一个博物馆。这间屋子很大，满镶玉器和其他饰物，挂着黄帐。干王常来这里午睡。桌子在室内各边排成一条线，陈列着各种不同寻常的物件。有一个基座可以移动的望远镜（已坏），一个枪匣（没有枪），三支科尔特手枪（均已锈坏），一盒炮盖，一盒火柴，两盏已不能照明的太阳灯，一块褐色的温莎肥皂，一本伍尔维奇（Woolwich）的设防手册，一部论述军事战术的书，《圣经》，大量的中文书籍，包括所有那些由外国传教士撰刊的有价值的著作，若干刀黄纸，五六个时钟，一只闹钟，一支破损的晴雨表，一大堆文告，几块石砚，数支金笔，几块脏抹布。另一边还有一大堆遭蠹虫蛀蚀的书，一个里面有一顶龙冠的帽盒，一些镶银扇子、玉雕酒杯、碟子、金杯、银杯、盘、筷和吃西餐的叉子，三个英国葡萄酒瓶，一瓶科沃德（Coward）腌菜。其他一些地方悬挂着一柄英国海军佩剑，几顶龙帽，两把日本刀，两个法国装饰盘，一幅以法国弗林特郡的圣井为题的古旧雕刻品。
床上还有不少用布包着的银锭。一张大理石桌子的四周放有大理石椅凳，一名身穿洁白绸服和蓝色短褂的仆役打着大风扇，使你舒服凉快。
干王会在这里请你美食一顿，还有很多酒。他告诉我，天王禁酒时，他请示特许，因为他没有酒就吃不下饭，他的请示立即得到了恩准。
就餐时，他会告诉你他在推行改革时所不得不面对的众多困难；天王如何不正视现实，专注于宗教，以及诸王如何不尊重他的权威。事实上，太平天国中央的权威是出不了天京城多远的。我不禁喜欢起干王来，我经常为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去拜访他，一旦事情办妥，他便友好率直如初。
现在我得向他道别，祝愿他顺利摆脱因改革而引起其他首领敌视的困难处境。他的志向被他的疏懒抵消了。中国人往往使自己发展成为自大和天生喜好隐瞒与欺诈的人，这几乎可以立刻从干王的直率坦白中看出来。倘若太平天国均由这类人组成，那么中国很快将会是他们的天下。但不幸的是，干王在南京诸王中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基督教的坚定信徒，但仍使信仰迁就于他自己的独特习惯。他的自大破坏了他的经验理应带给他的智慧，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对他的庸俗谄媚，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
我要说，侍奉干王的是女性，但我必须否认某种源于别的渠道的暗示，即以为这些女子全都楚楚动人年轻貌美，或在王府中除了做仆役之外，还干别的什么。大体来说，我可能比其他任何英国人更多地见过干王和太平天国成员，因此我所说的还是有几分可信的。
《中国陆上邮报》，1860年12月15日
11月12日——今天，我被领去拜见天王。他比我想像中的样子要好看得多。他高大，体格强壮，五官端正，蓄有漂亮的经过很好修饰的黑胡须，声音悦人。他的心思几乎全被宗教这个主题所占据，不像忠王——忠王同我交谈时大都以政治为题，几乎不涉及宗教。我必须承认，天王的教义并不十分正确，但只要给我时间和机会，我会努力去改正它。我告诉他，我是根据《圣经》前来传教的，并以《圣经》作为我信仰和行为的唯一准则。关于这一点，他多少有些异议，但并没有表示否决。
在我们近一小时的交谈中，约有20位王爷和高级官员在他面前下跪并赞颂两三次，这成了我们谈话时的插曲。我没有参与这种仪式。除了天王本人和他年幼的儿子（幼子）坐着外，在场的其他人都站立着。他邀请我就餐，但不是和他一道，而是和其他诸王在别处就餐；没有人可以与他一同进餐。他还命令我接受他赐予的我所需的一切物品，表示见到我十分高兴，并嘱咐诸王和官员们告退后仍要尊敬罗孝全，因为天父说他是个好人！
《北华捷报》，1862年2月4日；另见《英国议会文书》1862，C.2976，142-143页
由于我曾经在1847年做过洪秀全的宗教导师，因此，我希望他地位的提高将会有益于中国的宗教、商业和政治。迄今为止，我作为一名传教士持之以恒所能做到的而论，我一直是他的革命运动的朋友，始终在言行上支持这场运动，从未损害过自己作为基督使徒的高贵身份。
但在他们中间生活了15个月以后，通过贴身观察他们在政治、商业和宗教上的行为，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现在反对他们的程度并不亚于当初我支持他们的程度，而且我认为我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我并非单纯从个人的角度反对洪秀全，他一直对我非常和善。但我相信他是一个狂人，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府，根本不配做一个统治者；他和他的苦力出身的诸王，没有能力组建起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组建一个像衰老的清政府那样带给人民同样利益的政府。
他性情暴躁，将他的暴怒重重地发泄到人民的头上，使一个男子或妇女“因为一句话便成为罪犯”，未经“法官或陪审团”审判，就下令将其立即处死。他反对商业。自从我来到南京以来，他已经处决了十余名下属，其罪名仅仅是在城内经商；每当外国人设法在该城他们中间建立合法的商业（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时，他总是当即断然拒绝。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变成了闹剧——不但对传播基督教毫无益处，而且比无用更坏。它充其量不过是用来推广和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的摆设，使他自己和耶稣基督平起平坐，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他本人和他的儿子，构成主宰一切的一体的主！
倘若任何外国传教士不相信他的这种崇高平等地位是上帝赐封的，并且拒绝相应地宣传他的政治宗教，那么，此人在叛军中的生命、仆人和财产的安全就会得不到保障。
我来到南京不久，他便对我说，假如我不信奉他，我就会死去，就像犹太人因为不信奉救世主而灭亡一样。
但是，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像几天前所经历的那样，在他的京城被他手下一个恶魔的刀剑逼到死亡的边缘。
干王，在他苦力出身的兄长（在香港实际上是一名苦力）和魔鬼的鼓动下，对无所不在的上帝毫不畏惧，竟然在本月13日（星期一）闯进我的住所，在其时其地恣意妄为，恶意毕露，当着我的面，蓄意手持大刀杀死了我的一个仆人，事先未作片刻警告，也没有说明任何正当的理由。在手刃了我那和善而又无助的可怜的仆人后，他简直就像恶魔一样在死者的头上跳跃，并用他的脚跺死者的头；尽管我从他刚开始行凶起，就极为恳切地哀求他饶恕我那可怜仆人的性命。
不仅如此，他还用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手段来侮辱我本人，企图让我在被激怒的情况下干出或说出什么，从而使他找到一个借口，像杀死亲爱的仆人（我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喜欢他）那样杀死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现在我仍然这么想。
他猛然向我扑来，以疯子般的狂暴，抽走了我所坐的凳子，将一杯茶的残渣猛泼在我的脸上，揪住我的身体拼命地推搡，用他张开的手打在我的右脸上。随后，想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于是我便遵照基督的教诲，将左脸转了过去，结果他用右手在我的左脸上打了一记更为响亮的巴掌，使我的耳朵再一次嗡嗡作响。此时，眼看不能激怒我在言语或行动上冒犯他，他似乎变得更加蛮横，像狗一样地向我猛扑过来，勒令我从他的面前滚开。
“假如他们在绿树成阴的时节尚且干出这些事情来，那么，到了枯萎时节，他们又会干出什么呢？”——如果不是天王的宠信之人，而是作为一名传教士或商人，谁又能自信会在他们中间幸存下来呢？
值此时刻，我对在他们当中取得传教的成功感到绝望，或者说对这场运动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宗教、商业或政治上）感到绝望，于是我决意离开他们，并于1862年1月20日（星期一）这么做了。
附记：干王似乎不仅想做一名凶手，而且还想充当一个强盗。他拒绝让我取走我的物品、衣服、书籍和日记。尽管我已苦等了10天，并就此同他和其他人通信交涉过，但他仍然扣下所有的东西；我两手空空地被打发走了，以至于我连御寒保暖的足够的衣服都没有。更为恶劣的是，他拒绝行个方便，放我的两个仆人和一名助理牧师出城，随我返回他们各处的家。他还一直与城里的其他一些人酝酿各种阴谋，谋略让我返回城里，其用意无非是想把我囚禁起来，或者将我处死——他们如此处置我，但却又找不到我冒犯他们的任何正当理由；他们同样也没有助理牧师和仆人冒犯他们的任何正当理由。纵然是那些最麻木的嗜食人肉的未开化之人，也不会干出比这更为残忍和卑鄙的事情来。
写于“狐狸”号汽船，1862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