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灵活地发展，以及使用步兵部队，是奥斯曼军事体制的一大特色，也是奥斯曼帝国在战术体系上胜过其他突厥政权的地方。酋长国时代，骑兵部队仍在奥斯曼军队中占有压倒性比例——占比达90%。到了1389年的第一次科索沃战役，这个数字已然下降到不足60%。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真正意义上的加尼沙里军团尚未建立。也就是说，其他步兵部队在军团诞生之前在奥斯曼军队中所占比重就已经超过40%。军团组建后，另外这些步兵部队的建制基本被保留了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军团乃至整支奥斯曼军队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尽管奥斯曼人能够大胆、灵活地使用步兵，但他们还是具有一定的保守主义思想，突厥时代的骑射传统对他们仍具有极大的影响。这点从奥斯曼步兵部队的编制就可以看出：除了加尼沙里外，其余的步兵部队几乎均为清一色的非正规部队。兵器、甲胄均须自筹不说，大多数人还没有固定的薪饷，在地位上也远不如常备军。因而历史学家在提到这些部队的时候一律以“Auxiliary Corps”称呼之，意为辅助作战部队。笔者遵从主流观点，在下文亦用辅军部队作为它们的统一代称。
辅军部队及后勤支援部队可能是正统时代的奥斯曼军事史中最特别的部分了：由于它们的数量多如牛毛，种类五花八门，番号晦涩难懂且变动频频。相关资料又如同一团乱麻，极难整理。因而争议极大，疑点重重。即使要厘清每支辅军部队的发展史，确定它们在奥斯曼军事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对此头疼不已的历史学者多将其忽略了事。少数能继续坚持研究的人也将研究重心放在这些部队被如何使用，以及对整体战役局势做出了哪些贡献上，其余则一律跳过。因此辅军部队的具体情况至今仍隐藏在历史的阴影之中，显得模糊不清。笔者并非专业学者，也只能简单地加以介绍。
亚亚
“亚亚”（土耳其语“步行者”之意）部队，又叫“皮亚德”（源于波斯语，意思与亚亚相同）部队，组建于14世纪初，是第一支较为正规的奥斯曼步兵部队。
草创时代的奥斯曼军以游牧民组成的骑兵为主，他们在与拜占庭地方封建领主的私兵部队“泰克弗尔”交战时可谓是游刃有余，却无法通过正面进攻来摧毁、占领拥有坚固城墙的城市和堡垒——毕竟步兵才是攻坚战的主力。其实当时奥斯曼人也拥有一支主要由志愿者组成，间或夹杂有一批“阿赫”战士（一种宗教色彩浓厚的武装团体，职责在于打击盗匪，保护旅人）的轻型步兵队，但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地区，没有经过正式的编组，因而战斗力极差，往往不像是一支军队。这使得苏丹的兄弟阿拉丁帕夏萌生了组建一支正规步兵队的想法。1325年，他与坎达里·卡拉·哈利里一道将这一想法写进了重组奥斯曼军队的方案中，并提交给了苏丹奥尔罕。奥尔罕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亚亚部队就此诞生。
征兵法令颁布下来后，许多渴望着得到一份固定收入的年轻农村居民纷纷提交了入伍申请，这支新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组建了起来。但此时其他土库曼酋长国早已拥有了类似的部队。
把亚亚称为常备军有些勉强：亚亚的士兵们在和平时期继续在各自的农场里耕作，这一期间他们领不到薪水（“乌鲁佛”），但可以享受部分免税权。等到征召令下达的时候，他们就带上自己的武器装备加入军队。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结束，他们都可以按日领取报酬。
亚亚部队的组织结构与桑贾克（“行省”之意）总督统辖的蒂玛封建骑兵部队的组织结构相似：特定地区的亚亚由自己的军事长官亚亚巴什直接指挥，而非该地区所在行省的总督指挥。一部分非战斗部队人员以军官的身份在部队服役，拥有“骑兵指挥官”或“步兵指挥官”的头衔。这支部队的成员既有穆斯林（服兵役以换取一块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土地的突厥人），也有基督徒（负责保卫故乡的巴尔干人），和一部分游牧民。其编制遵循的是突厥游牧时代的“十进制”（即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的编制，但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以讹传讹）。在作战时，亚亚部队除了要担负攻坚任务外，还得充当诱敌部队。在1371年的马里查河谷之战和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之战中，他们都成功地与其他步兵部队一道，将敌军引入位于两翼骑兵部队之间的埋伏圈内。
亚亚部队曾一度被作为苏丹的皇家卫队使用。在担任禁卫军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哈萨”，为了与头戴红色软帽“克孜尔博克”的部落骑兵队区分开来，他们戴的是一顶名叫“阿克博克”的白色软帽，这种帽子是阿赫组织的标志。
◎ 14世纪初的亚亚步兵（左一为手持弓箭者）。
由于承担有保卫苏丹的任务，亚亚被认为是加尼沙里部队的前身。尽管如此，他们的表现却与后者相去甚远。由于他们并非真正的职业军人，因此所拥有的作战技能极为有限。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时间大多花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上，这使得他们无法参加正规的军事训练，其素质也是可想而知了。
士兵水平不高，军官的情况也差不多。亚亚的军官也多为志愿军出身，没有多少专业素养。再加上亚亚指挥体系也是古老的游牧时代产品，自然在战场上无法发挥出多大的威力。
亚亚的装备也显得陈旧过时，主力装备仍为突厥反曲复合弓，他们缺乏重型铠甲，这使得他们在作战时显得脆弱不堪。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是：要将他们动员起来相当困难，特别是在秋季——这时大多数亚亚成员都忙着给自家收庄稼呢，谁有心思去打仗？
种种弊端使亚亚部队让苏丹大失所望，很快他们就失去了苏丹禁卫军的资格，被当作纯粹的一线部队来使用，没过多久又被贬为二线部队。最后在15世纪初的时候被彻底剥夺了战士身份，这支最先成立的奥斯曼步兵部队也成了最短命的奥斯曼步兵部队。有趣的是，亚亚在奥斯曼军事体系内的地位逐渐丧失的同时，其规模却在不断扩大：1360年后，每支部队的定额约为2万人。其中一部分能够养得起战马的成员被编组为一支类似于骑兵部队的队伍，它被称为“穆色林姆”。
尽管亚亚和穆色林姆都不再是作战部队了，但当权者并未将他们立刻废除，而是将他们转为后勤辅助部队。在作战期间，他们有各种支援前线的义务：种植军粮、运送物资、架桥铺路以及保证辎重车队和军队行李队的安全。随后数十年间，一部分成员还被赋予了特殊的职责：在海军兵工厂内打杂，为皇室驯养马匹，负责警戒港口和海岸地区，或在地方的矿场内做苦工等。在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偶尔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也会被派往前线。
◎ 15世纪初巴尔干籍亚亚战士（左一）。
退居二线的亚亚和穆色林姆部队都有了新的番号——亚亚被称为“军夫”，穆色林姆被称为“免役者”，同时也有了新的编制：他们被分成一个个“奥克”〔团级作战单位，字面意义为“炉灶”，象征意义为亲如家人的作战单位，可能与古代中国军队中的单位“火”（通假“伙”字）类似，加尼沙里军团的基本作战单位也是“奥克”〕，每个“奥克”由30人组成，其中5人为“出征者”，一有战事，就从这5人中轮流抽调一人去服役。其他25人则为“协助者”，在出征者出征的时候，每名协助者须向前者支付50阿克切当作路费，并有义务照顾协助者的家人。
军夫和免役者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和敌人肉搏了，但也领不到固定的军饷了。不过国家并没有完全抛弃他们，每个“奥克”都可以领到一块耕地，并享有免交农业税和特别税的权利。这一特权是可以世袭的，年老的、去世的军夫和免役者的位置将由自己身体健康的长子顶上。但越来越沉重的征发让他们不堪其扰，以至于不惜抛弃世代相传的土地而逃走，对帝国的忠诚度也在不断降低。帝国政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不断下令进行改革，并重组这支部队，但却收不到任何效果。1540年颁布的一道法令要求征募新的军夫和免役者，并对这两支部队的成员及其拥有的土地进行严格的登记造册，这很清楚地表明：逃兵已经成为普遍现象。1582年，苏丹穆拉德三世下令撤销这两支部队的编制，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下令组建新的部队。但到了1600年，这两支部队终于彻底不复存在，他们的成员在国家户口簿上的身份也成了普通的纳税人。
尽管作为奥斯曼军队的步兵部队，亚亚的表现并未达到预期，但它成功地为组建支援和辅助部队提供了一种可行模式。奥斯曼军事体系所独有的优点——将灵活性和守旧性结合在一起，在这一模式中展现无遗：奥斯曼最高统帅部在亚亚无法履行其原有职责后解散了这支部队，这体现了奥斯曼军事体系守旧的一面。但奥斯曼人将它编组为一支辅军部队，负责执行大军所必需的众多非战斗任务，这又体现了奥斯曼人的军事思想中灵活的一面。按照新形势的要求，整支部队或部分军事单位还被委以额外的任务。直到帝国终结，这种灵活与守旧主义的结合仍是奥斯曼军事体系的显著特征。
阿扎布
前文已经提到过，加尼沙里部队在成立之初时人数很少，因而在战场上需要别的步兵部队与之配合，这类步兵部队的规模必须很大，而且必须是随时可以被牺牲掉的炮灰。于是阿扎布部队应运而生。
“阿扎布”源于阿拉伯语，意为单身汉。当然，他们并不像加尼沙里那样被禁止结婚。这支部队和亚亚一样，并非奥斯曼人首创。1389年，奥斯曼文献第一次提及它的名字，而比这早得多的时候，其他突厥酋长国已拥有了自己的阿扎布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分难以界定，但根据同一时期的历史资料记载，早期的阿扎布部队主要为来自西安纳托利亚的“工匠和农民”（伊卡普·迪·普罗蒙托里奥，1475年语）。编纂于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初期的巴耶济德二世法典里详细记载了阿扎布部队的征募流程：国家根据每场战役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要招募的阿扎布士兵的数量，并将征兵任务一一摊派给各个行省。尽管兵员多为农村出身，但征兵点却设在城镇地区。执行者为当地的法官和苏巴什（西帕希封建骑兵部队的军官），政府会命令该镇的伊玛目和其他代理人予以配合。所有能够上阵的年轻人届时会集中在镇上，接受法官、苏巴什和伊玛目的检阅，未成年人、残疾人、年龄太大的人和奴隶会被剔除掉。
征兵令下发后，地方政府会筹措资金，以提高本地人口中的阿扎布兵员的动员比例。但按照法典的规定，相关征兵体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每20到30个家庭必须出一人当兵，这些人家除了要提供兵员外，还必须支付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例如：若是20户抽一丁，则相应的经费——经费最高额度为300阿克切——由剩下的19户负担。如果这些人家无力提供一名符合条件的阿扎布士兵的话，那么他们就得去别处“买”个人来顶替。他们还得为该壮丁指定一名担保人，一旦壮丁逃亡，则该担保人必须赔偿损失。为了保证征兵手续正规化，防止发生一系列舞弊现象，法典规定，必须对全体壮丁进行登记造册：“每一片法定负担阿扎布兵役的地区，都得准备2本花名册。一本仍应存于法官处，一本应送往皇宫。当要对阿扎布士兵进行点名或须查找担保人的时候，既可能使用法官身边的花名册，也可能查阅送往宫中的那本花名册……进而采取相应措施。”
当征召到足够的阿扎布士兵以后，担任高级指挥官的行省总督就会着手对他们进行正式的编组，其组织结构与加尼沙里军团相类似。阿扎布的军官均由总督亲自任命，军官的军阶等级很低，不过他们不用多久就能转为永久性的正式编制，只需由总督加一道确认手续就行。与之相比，普通阿扎布士兵的待遇就差多了，几乎是清一色的临时工。但来去也极为自由——只要觉得厌倦了，随时可以离开部队。因此他们本质上是一支半志愿半强征的部队。然而随着战争变得越来越漫长，越来越频繁，绝大多数阿扎布士兵变成了半雇佣性质的军人，他们撕毁了与自己村庄所签订的契约，移居各个行省的省会城市以寻求更多的工作机会。
◎ 阿扎布弓箭手。
由于当时地方上并不缺乏大胆好动且具备一定军事经验的青年，因而要组建一支阿扎布部队并非难事。如前所述，根据军事形势的需求，这支部队的规模是上下浮动的，但绝对数量一直不小：一份关于1514年查尔迪兰战役的记录显示：有1万名募自安纳托利亚和8000名募自鲁米利亚的阿扎布战士在塞利姆一世的军队中服役。史学家梅纳文诺给出的数字则更高——达3万人。这支部队以土库曼农村居民为主，尚无法肯定它是否对基督徒敞开大门，但相关法规中并无禁止基督徒加入阿扎布的命令。因而从某些阿扎布部队的番号来看，很有可能混有相当比例的基督徒。首批驻加里波利要塞的奥斯曼部队是由“轻装的格斯蒙利”构成的，这表明这支部队内混杂有希腊和西欧籍士兵。
无论是雇佣部队还是志愿军，兵器都是自备的，阿扎布也不例外。隶属陆军的阿扎布部队所属兵种为步弓手，因此主力兵器为反曲复合弓和剑，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长戟、钉头锤、马刀和极为罕见的长弩等，其质量自然不如正规军的制式装备，但也有一定要求。在征募阶段，征兵工作的主持人会对这些兵器加以检查。
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支部队本来就是被当作炮灰来使用，因而所肩负的使命也是最为危险的。在战场上，他们往往是最先承受敌军进攻的部队（阿金基只是负责充当诱饵，并不与敌军死战），其使命是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为主力部队歼敌创造有利条件，因而伤亡率是极为惊人的，但回报也是丰厚的。根据史学家斯潘杜内斯的记录，阿扎布士兵的日薪不高，只有3到6个阿克切。但他们可以在战时自行“搜集”战利品，立有战功的阿扎布还能获得一份蒂玛采邑或一个永久性的编制——实际上是从野战部队转调到“凯勒阿扎布”（Kale Azapi）部队，即要塞守备队。在这一点上，阿扎布和加尼沙里是有共同之处的：既可上野战战场也可被用于驻守战略要地。斯潘杜内斯记载道：“（阿扎布）的人数要多于加尼沙里，如果两支部队待在同一座城堡里的话，那他们将各自负责一座塔楼的守卫工作。如果两支部队驻扎在同一座（有要塞加固的）城镇上的话，那加尼沙里会待在要塞里，阿扎布则住在城里。因为加尼沙里更为精锐骁勇。如果阿扎布的人数少于加尼沙里的话，那么他们就无法再混驻在一起了。”16世纪的奥斯曼文献中关于这种两支部队混驻的记载比比皆是。除了陆军外，也有隶属于海军的阿扎布部队，被称为“德尼兹阿扎布”（DenizAzapi），其装备与陆军阿扎布类似。
尽管并非真正的职业部队，但阿扎布的表现却一点不逊于正规军，以至于他们曾一度被视为加尼沙里部队最可怕的竞争对手。但到了16世纪，他们已风光不再，沦为弹药运输队、轻型工兵部队或坑道工兵部队。甚至还被并入加尼沙里的后勤部队或行省总督的私人卫队，奥斯曼文献里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然而到了16世纪末的时候，阿扎布再度风光起来，它的征募对象已不再限于安纳托利亚地区，任何一个奥斯曼帝国行省的穆斯林公民均可加入。此时火器已经开始在奥斯曼军中流行起来，因而此时阿扎布步兵的制式装备变成了一支火绳枪和一柄马刀，但仍需自备。
杰尔宾特
奥斯曼辅军部队并不一定都要到前线去冲锋，其中也有一部分为地方警备部队。前文已经介绍过：加尼沙里军团通常是跟随大军远征作战的，此时粮秣除了要自备外，也需沿途各省供应，这就需要这些辅军维持这些地方的治安与道路的通畅。
杰尔宾特是奥斯曼地方警备部队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支。但这一军事团体同样是奥斯曼人从别人那里“借鉴”来的。在塞尔柱帝国和伊尔汗国时代，类似于杰尔宾特的军事体制已是闻名天下。奥斯曼帝国继承了塞尔柱人的遗产，也继承、重振了这一体制，并加以改造，使其成为奥斯曼军事体系的重要部分。
“杰尔宾特”一词源于波斯语“Dar-band”，意为“道路”、“入口”或“把门关上的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一体制的内容：负责守御位于战略要地的道路、山隘、桥梁、浅滩、堡垒等。
组织较为规范的杰尔宾特部队于15世纪中期开始出现，最初这一组织的成员包括基督教军事组织“马尔托罗”、突厥牧民军事组织“尤鲁克”、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部落民和巴尔干基督徒组成的“沃伊尼克”。这些人被派去驻守那些设立在具有战略意义或守备力量薄弱的地区的小型要塞。这一制度得以在那些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的地区迅速推广开来。甚至自治的克里米亚鞑靼可汗国和北方的黑海地区都实行过杰尔宾特制度。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也组建了一支小规模的装备滑膛枪的步兵部队。其中一部分兵源为穷得连马都买不起的部落民，其余人员则来自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各个村庄。
◎ 奥斯曼步弓手。
除了前面提到的人员外，杰尔宾特的主要成分为贫苦农民。奥斯曼人经常以部分免税权为酬劳，让臣民履行某些军事义务。杰尔宾特役正是如此。在战略要道附近的农村地区，往往整座村庄的居民都是杰尔宾特的成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那些长期驻扎的宪兵队：在当地巡逻，维修桥梁、道路和隘口，担任乡村警察等。在马其顿北部，至少有175个村庄在服杰尔宾特役。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免缴战争税和例行税，本人可以被排除在海军部队的划桨手征募对象之外，而他们的儿子可以免服德米舍梅役。这样的待遇相当诱人，有些村庄的村民竟主动向该地的卡迪（地方司法官）提出申请：愿成为杰尔宾特的一员。如果战略要地方圆数百里之内无人居住，那么帝国政府就会让一批杰尔宾特士兵把家搬到那里，从而“创造”出一些村庄来。在盗匪活动日益猖獗的17世纪晚期，这一做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杰尔宾特的组织结构很简单：基本单位叫“塔布勒”，每30人为一塔布勒，实行轮戌制。基督徒是杰尔宾特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是帝国政府承认的预备役军人，因此他们享有比其他基督徒更多的特权：他们可以骑马，并持有武器。
起初奥斯曼政府为了维持治安，阻止非军事人员获得火器，发布了严厉的禁枪令。身为预备役人员的杰尔宾特自然不能得到持枪资格，因此他们只有一些轻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拥有火器的盗匪团伙的威胁日益严重，杰尔宾特组织才开始使用火枪。但基督徒士兵仍只能使用传统兵器。
杰尔宾特役是世代相传的，带有强制性。17世纪以后，地方的治安状况越来越严峻，杰尔宾特部队的任务也越来越重，许多人无法忍受，离家出走。此时帝国政府会立刻派兵搜寻，将这些逃兵找回，并强迫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这导致了杰尔宾特的士气不断下滑，一些人甚至成了贼。这样的部队自然无法与由前军人组成的受过良好训练并拥有更优质火器的盗匪团伙相对抗，从而使得后者的势力不断壮大，逐渐发展成为帝国的一颗巨大毒瘤。奥斯曼政府不得不另行雇佣基督教或穆斯林佣兵来维护治安，并负责监视杰尔宾特，迫使他们继续为帝国效力。
马尔托罗/阿尔玛托罗
马尔托罗是第一支为奥斯曼帝国效力的基督教军事团体。其前身很可能是希腊的“阿尔玛托罗”。阿尔玛托罗又叫“阿尔玛托里斯莫斯”，是拜占庭的一支非正规部队。这一名词出现在拜占庭时代的希腊，原指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奥斯曼人常用的“义务换土地”制度就与该制度类似，或者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制度后来被奥斯曼人学了过去）：即加入军队或地方警备队，换取一块土地的所有权。
提到阿尔玛托罗，就不能不提到“阿尔玛托里基”，它是希腊的一种行政区。这种行政区有两个特点：一是设在地形艰险崎岖，外人几乎无法进入的地区，比如色萨利的阿古拉法山脉；二是该地盘踞着一种名叫“克雷夫特”的盗贼团伙。克雷夫特类似于北宋末年的红巾军，由希腊爱国者组成，他们啸聚深山密林，时不时下来打家劫舍一番，对抗奥斯曼的统治。
奥斯曼人于15世纪起逐渐征服了希腊全境，但惯于骑射的他们对于希腊中、西部和北部那高耸、陡峭的群山峻岭大为头痛。有些地势太过糟糕的地区，就连总督的权威也无法进入。更遑论对付那些熟悉当地地形，勇悍善战的绿林好汉了。于是他们与阿尔玛托罗组织达成了协议：后者获得了“尼扎姆”（意为“合格的士兵”）的称号，将继续充当地方警察的角色——这实际上是将该地的统治权大部交给了他们。从苏丹穆拉德二世统治时期起，这一制度在希腊逐渐传播开来，并最终扩展到了除伯罗奔尼撒外——因为该地拥有类似于阿尔玛托罗的军事团体“卡波伊”和“曼泰尼德斯”——的整个希腊。
从18世纪希腊阿尔玛托里基行政区的分布情况来看，阿尔玛托罗部队多驻扎于色萨利和中希腊的东部地区，其余则分布在伊庇鲁斯、阿卡纳尼亚、埃托利亚和马其顿。
阿尔玛托罗部队的指挥官叫卡佩特诺斯，其军阶相当于今天的“上尉”，这名上尉多为得到奥斯曼帕夏赦免，并享有一定特权的前克雷夫特的成员。因而阿尔玛托罗部队的组织结构与克雷夫特极为相似。一名卡佩特诺斯配有一名副官作为助手，后者通常是前者的亲戚。这种裙带关系，再加上中希腊那拒外人于千里之外的地势，使得卡佩特诺斯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他们对待自己驻守的阿尔玛托里基就像对待自己的私人领地一样，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当地农民被课以重税，甚至遭受奴隶一样的折磨是当时的常态。
卡佩特诺斯手下除了副官外，还有次级的小军官“普洛托帕里卡拉”（相当于今天的分队长），再往下就是“帕里卡利亚”（普通士兵）了。也有希腊高级宗教人士以特殊身份加入这一组织中，他们日常的基本任务除了剿匪、维持治安外，就是训练。其装备有滑膛枪、手铳、剑和匕首等。
克雷夫特剽悍骁勇，但阿尔玛托罗士兵素质也很高。他们大多有着一手好枪法——这甚至成了他们的身份标识，因此也更擅长伏击和机动作战。他们的耐力很强，能忍饥挨饿，也能迅速克服受伤所带来的困扰。
阿尔玛托罗和克雷夫特都喜欢打游击战，但前者往往据守在临时构筑的要塞之中，以抵御克雷夫特“游击队”的侵袭。此外，阿尔玛托罗还喜欢发动夜袭，他们多趁克雷夫特离开其巢穴的时候使用这一战术，称之为“冲出去把大蜘蛛打死”。在进攻战中，他们更擅长一边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一边挥舞着长剑作战。
在16世纪末，随着希腊人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奥斯曼人发现他们越来越无法将阿尔玛托罗和克雷夫特区分开来了。这2个团体开始在“为了希腊民族而战”的大旗下携起手来，将矛头对准了奥斯曼侵略者。1585年，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爆发了战争，阿尔玛托罗成员普里奥斯·德拉库斯和玛拉莫斯乘机与克雷夫特成员特奥多罗斯·布阿·格里瓦斯一道，在阿卡纳尼亚和伊庇鲁斯地区煽起了一场暴动。尽管如此，奥斯曼政府仍对阿尔玛托罗抱有极大的信任，直到1684年这一组织彻底成为希腊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为止。17世纪之后，松米拉斯、曼泰尼斯、利维尼斯、科马斯、巴劳里特斯等阿尔玛托罗成员不断发动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这些起义虽均被镇压了下去，但这些革命先行者的事迹却如一颗颗在黑暗的夜空中升起的启明星一样，激励着后来者效仿，奋进。而希腊人也在富有军事经验的阿尔玛托罗和克雷夫特的组织、训练下，逐渐成长为更优秀的战士。终于，在1821年，希腊爆发了大规模的独立战争。阿尔玛托罗和克雷夫特都成了希腊起义军的核心力量，为独立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希腊爱国将领雅尼斯·马基里亚尼斯称他们为“自由的酵母”。
◎ 阿尔玛托罗军官。
其实平心而论，马尔托罗和阿尔玛托罗并不能完全对等。因为“马尔托罗”原指代的是奥斯曼军队中的基督徒。后来变成了一种描述各式各样的基督教军事团体和个体的通用术语。这一名词的定义被无限扩展开来，成了所有基督教间谍、密探、使者、多瑙河上的船夫及要塞守备队队员甚至为阿金基部队而战的基督教叛教者，由基督教徒组成的地方警备队——特别是那些长期驻扎于如蒙特内格罗（卡拉达戈）和摩里亚等匪患横行地区的警备队的代名词。如果以这一标准来看，则马尔托罗的驻扎地远不止希腊中部和西、北部，在16世纪时期，他们成了横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乃至匈牙利守备部队的主力。
沃伊尼克
“沃伊尼克”一词源于南斯拉夫语“沃贾尼克”，意为“士兵”。“沃贾尼克”一词诞生于中世纪，原指当时的巴尔干贵族阶层成员，这些人在14世纪时期投靠了奥斯曼人。在帝国扩张时代的前期，奥斯曼人为了更轻松地完成新的征服计划，经常将被征服地原有的军事组织并入他们的军事体系，这其中就包括沃贾尼克。这些贵族们得以保有自己的封地，作为交换，他们组织辅军部队，协助奥斯曼军队作战，这些辅军部队就被称为沃伊尼克。后来这一名词成了帝国所有履行军事义务并享有免税权的非穆斯林公民的代称。成员多来自于塞尔维亚南部、马其顿、色萨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也有少部分的波斯尼亚人和多瑙河的萨瓦河流域的居民。信奉基督教的瓦拉几亚牧民很乐意以驻边境的沃伊尼克的身份为奥斯曼帝国效力，以换取政策上的优待。16世纪时期，独立的罗马尼亚公国摩尔达维亚也向帝国提供沃伊尼克士兵。
起初，沃伊尼克的主要职责是戍守位于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的帝国边境地区，同时，他们也被作为侦察部队使用，并在战时跟随主力部队侵入敌国，掠取战利品。非战时他们则在自己的“巴斯迪纳斯”（一块可以被继承的耕作用地）上劳作，或饲养牲畜。
他们享有的免税权包括了帝国规定的几乎全部税种，只有一种名叫“玛图”的税例外。沃伊尼克并非地方的军事单位，而是一个独立的军事组织。而成员所需缴纳的“玛图”也由该组织一次性全部付清，而不是分摊给每一个成员。
◎ 16世纪的瓦拉几亚籍沃伊尼克士兵（左一）。
沃伊尼克拥有独特的军阶制度和组织结构，相应的军衔由高到低分别为：“沃伊尼克桑贾克贝伊”、“沃伊尼克贝伊”、“切里巴西”和“拉贾特”。和亚亚一样，所有沃伊尼克军官均听命于沃伊尼克桑贾克贝伊，而非听命于所在行省的总督。这支部队没有“团”的建制，但拥有登记在册的预备役人员，用以维持其规模。在16世纪时期，单保加利亚一地就有4万名沃伊尼克成员，以至于在后世的奥斯曼文献中，沃伊尼克成了保加利亚的同义词。
15世纪时期起，一些沃伊尼克部队开始负担额外的任务，如照顾战马，替皇室驯养猎鹰等。但直到16世纪为止，他们仍是奥斯曼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16世纪起，沃伊尼克也步了其他辅军部队的后尘，被贬为后勤部队，在战役期间为主力部队运输后勤物资，提供马匹和新鲜草料。他们的特权地位也失去了，变得和一般的穆斯林军事阶层平起平坐。沦为战斗支援部队的沃伊尼克以家庭为单位被编组为一个个的冈德尔（源自希腊语，本意为“挂有旗子的骑枪”），每个沃伊尼克平时的生活起居和生活费用都由家庭成员和被称为“雅马克”的仆人负担。尽管仍享有老爷一般的待遇，但丧失免税权等特权的事实让沃伊尼克们大为恼火，他们开始转而支持奥斯曼的敌人威尼斯人和哈布斯堡人。许多人加入了盗匪团伙。在18世纪初，情况甚至恶劣到这样的地步：毗邻其他基督教国家的帝国边境地区的年轻基督教居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成了反抗者！
塞克班
这里的塞克班与加尼沙里军团的精锐部队“塞克班”并不是同一支部队。“塞克班”一词起初被用于指代非正规部队，特别是那些没有装备枪炮的部队，但它最终被用于指代任何一支正规部队序列以外的部队。
但这支塞克班却与枪炮息息相关。火器在欧洲的广泛应用使基督教国家的滑膛枪部队对奥斯曼军队的威胁越来越大。为了与欧洲人相抗衡，奥斯曼人于16世纪晚期到18世纪组建了新式的塞克班部队，这支部队多为穆斯林农民出身。其中包括了大批来自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原隶属非军事阶层的穆斯林公民，他们大多为骑马步兵。为了在财政上维持这支新军，帝国特别设立了一种叫“塞克班阿克赛斯”的税。
17世纪初的塞克班新军的基本单位是博鲁克小队，每个小队有50到100人。每个小队由一名博鲁克巴西（Boluk Basi）统辖，而全体博鲁克指挥官则归博鲁克巴西贝伊指挥，这类军官起初从加尼沙里军团中抽调而来。理论上这些人是可以被遣散的，他们的职权也是可以收回的，但实际上由于绝大多数士兵是以私兵的身份从行省总督那领取军饷的，因而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感情相当淡漠，很少听从后者的命令。但后者的战斗力后来超过了日渐腐化堕落的加尼沙里，成了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中央政府开始不顾一切，盲目扩军，这一饮鸩止渴的做法终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恶果：随着与波斯和奥地利的战争分别在1590年和1606年结束，此时帝国国库已无力负担庞大的塞克班部队的开支，不得不实行裁军。大批丢掉了饭碗的塞克班士兵走上了那些对现状不满的杰尔宾特和沃伊尼克士兵的老路：投奔了盗匪集团，甚至聚众反叛。致使安纳托利亚的大片地区于1596年和1610年惨遭洗劫。17世纪末，大维齐耶艮·奥斯曼强行解散了这支部队，结果大规模的内战就此爆发，一直持续到18世纪。
游牧民
耐人寻味的是，另一支重要的后勤部队是由游牧民组成的。在奥斯曼征服时代，大批游牧民涌入安纳托利亚地区。这些人有着良好的军事素养，但生性无法无天，难于管理。奥斯曼政府视他们为巨大的治安隐患，但又认为他们是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宝库。帝国的处理方式是将这些人一股脑儿运往鲁米利亚地区，并按照各自的族属和出身编组为一个又一个番号各异的辅助军事团队（这类团体的数量超过数万个），如“尤鲁克”、“鞑靼”和“坎巴兹”等。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新鲜，早在前奥斯曼时代，塞尔柱人就曾多次将土库曼牧民迁往边境地区。这一手段可以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身处异国他乡，失去了草原根基的游牧民变得服服帖帖起来，而奥斯曼人也可以从欧洲前线就近征集轻步兵部队了。但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为了让游牧部落彻底软化，帝国政府暂时剥夺了他们的作战资格，将他们役使为后勤部队。这些人在运输战略物资时经常将自己的牲畜带来，作为驮兽使用，其中最常见的是骆驼。这些强壮的驮兽能毫不费力地背负着如轻型火炮部件之类的沉重物事，穿越艰难崎岖的地区。其实用性不亚于载重货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辎重部队的任务越来越繁重，游牧民们也渐渐有些吃不消了，奥斯曼人只得从当地民众中征集驮兽和民夫，增援游牧民的队伍。
◎ “尤鲁克”。
由于资料所限，大部分游牧民队伍的组织结构不得而知。但尤鲁克（突厥部民）的职责似乎与转为后勤役的亚亚部队一模一样，由此可以推断，它们的组织结构也彼此类似。
罗马尼亚步兵
奥斯曼人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他们擅于利用特殊的规章制度将被其征服的各个民族纳入本国的军事体系之中，以充分发掘它们的军事潜力。针对埃及马穆鲁克骑兵和罗马尼亚步兵的管理模式即为这一做法的典型。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它们合并起来即为今日的罗马尼亚）负责为奥斯曼人供应、训练、装备可用的步兵部队。它们在为奥斯曼人所征服后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因而所供应的军队仍保留着原有的军事传统。这些步兵中既有职业的意大利雇佣军，也有重新恢复并得到皇家驻军部队补充的城市民兵组织。他们使用的是如用于对抗骑兵的长戟等一系列中世纪晚期常见的步兵兵器。其后也出现了应募而来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兰和哥萨克籍职业火绳枪手。而瓦拉几亚人还承担有类似于游牧民的义务：为大军提供驮兽和民夫，并负责维持本地治安，与盗贼作战。
◎ 与匈牙利人交战的瓦拉几亚军队（14世纪）。
古奴鲁和贝斯利
在情况紧急的时期（如敌国大举入侵），边境行省的总督们可以将符合条件的当地民众征召为临时志愿军。这些人的付出并不是毫无代价的，他们可以以现金形式领取军饷或得到一块土地，这种临时志愿军叫“古奴鲁”。如果古奴鲁的数量不足的话，总督们还有一项紧急处置权：以五户一丁的方式强制征兵，这些人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他们被称为“贝斯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奴鲁和贝斯利之间在出身方面已毫无区别，但这两支部队的名称仍在沿用。这种通过紧急征募组建临时部队的做法为那些愿意在战场上证明自己以获取固定收入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他们纷纷报名参加边防部队。很多人在要塞守备队中充当一名临时志愿兵，以积累军事经验，学习军事技能。16世纪中期以后，古奴鲁成了边境行省及其周边地区活动的所有佣兵部队的代名词。
切勒霍
在非常时期将平民们动员起来，组成的临时作战部队除了古奴鲁和贝斯利外，还有切勒霍（源自塞尔柱语“雇佣军”），这支部队中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它的组织形式和亚亚类似，但单位规模要小得多，负担一个切勒霍士兵的给养和装备的只有4到5户人家。这支部队参加了1472年的东线战役。但在15世纪末，他们曾暂时沦为一支名副其实的劳工部队，被派去从事大型的民用或军用工程。
黎凡特
14世纪时期，奥斯曼人曾组建过黎凡特部队，当时这支部队主要募自沿海地区，他们与德尼兹阿扎布一道组成了奥斯曼海军部队。由于海军管理不佳，军纪涣散，黎凡特士兵们经常在辖区外寻衅滋事，弄得这支部队臭名昭著，甚至连“黎凡特”都成了“惹是生非”的代名词，最后苏丹不得不将其解散。16世纪末的时候，一支新的黎凡特部队出现了，他们不再隶属于海军，成员也不再是沿海居民，而是被招安的安纳托利亚山区的穆斯林盗匪。其装备有滑膛枪、剑和手铳。
| ◎ 从左到右分别是16-17世纪的黎凡特、阿扎布和塞克班士兵。 | ◎ 阿拉伯辅军士兵（右一） |
潘多尔
潘多尔是一种非典型的军事组织。16世纪末，所有由基督徒组成的军事团体都失去了作战部队的资格，唯独使用冷兵器的（日后他们也装备有火器）潘多尔是个例外。这是对各式各样使用火器的雇佣兵部队依赖程度日渐加深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潘多尔扮演的是类似于杰尔宾特部队的角色，如被派去戍守某个固定的地区，保卫要塞、重要桥梁和隘口，与装备火器的盗匪团伙作战。他们主要驻扎在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少部分驻于保加利亚和希腊。
其他步兵部队
奥斯曼人在南巴尔干地区继承了几支前当地政权所拥有的步兵部队，如曾在14世纪80年代为拜占庭效力的卡塔兰雇佣军，1421-1422年的奥斯曼内战中还有欧洲封臣部队和雇佣十字弓手以及来自各个殖民地的热那亚持斧步兵参战。波斯尼亚阿拉伯组织的“潘杜克”（“神枪手”）和“伊拉克”（“火枪手”）在奥地利人入侵巴尔干的时候曾英勇抵抗。受到基督徒宗教迫害的犹太人和波斯尼亚鲍格米勒“异教徒”的身影也曾出现在奥斯曼辅军部队中。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有突厥人、阿拉伯贝都因人、库尔德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和雇佣军部队。每支队伍都拥有各自的组织结构、共同效忠对象、领导阶层、营房和各具特色的服装。此外，叙利亚预备役人员组成了阿希连队，这支军队中包括了由宗教团体组织的城市民兵部队，他们只受当地部落领袖的调遣。
在埃及，奥斯曼驻军长期受到数量不足的困扰，当地辅军部队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援军。这其中既有会说突厥语的马穆鲁克部队，也有由土生土长的北非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的水兵部队。
奥斯曼人的辅军政策与影响
这些五花八门的，带有各种莫名其妙番号（源于他们的民族出身或所属地区）的基督教军事团体的职责实际上基本相同。从建立到消亡，它们都被置于同一套管理模式之下。这些军事团体的组织结构也大体相似：基督徒始终只能担任低级军官，受到奥斯曼籍中高级军官的节制。这些基督教战士们起初被当作作战部队来使用，他们装备的是本民族的传统兵器，作战时也遵循本民族的传统战术。这些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地形较为熟悉，在当地人中也有一定人脉，因而还有侦察敌情，在战役期间掩护主力部队侧翼的义务。作为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回报，这些人获准拥有世袭的小块土地，享有某些免税权，偶尔还能因战功而受赏。他们的加入，为奥斯曼人带来了更多的军事技能，令奥斯曼军事体系变得更加稳定。
很显然，帝国政府最为看重的是这些基督教军事团体守御地方的能力。奥斯曼人新征服的土地是要慢慢消化的，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奥斯曼式的统治机构更需要时间。然而当大部队于冬季回国的时候，当地人往往乘机揭竿而起，有时外国军队也会发兵相助。此时基督教辅军部队就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负责守卫军事要塞（如瓦丁）、战略地点的道路、要隘和桥梁、援助小型奥斯曼地方驻军抗击外敌的入侵、镇压本地的叛匪和盗贼团伙。
然而，当奥斯曼人在当地的统治稳定下来后，他们就开始过河拆桥了。所有的基督教辅军部队在其驻地被征服约70年后，地位和待遇便一落千丈。除了潘多尔和一些马尔托罗部队外，基督教辅军部队越来越频繁地被作为劳工部队来使用，被派去从事各类杂役。与此同时，政府还试图控制这些团体的规模，削除他们的免税权，以增加赋税收入。由于奥斯曼人的性格具有保守的一面，再加上政府并不打算彻底激怒这些人，这一法规历经了很长一段时期才真正得到执行。尽管如此，它还是引起了辅军们的强烈反弹。地位下降，特权丧失，所承担的脏活累活倒越来越多，这令他们怒不可遏。如前所述，许多人倒向帝国的敌人，甚至落草为寇，给帝国的治安带来了严重威胁。
征召基督教辅军部队的法令并未实行于帝国的所有欧洲行省。尤其是在匈牙利，当地人拒绝为奥斯曼人效力。为了安抚匈牙利人的情绪，让他们忠于帝国，政府并未强制执行这一法令。在帝国的其他部分，这一制度往往并未受到多大的抵触。总而言之，在草创和正统时代，奥斯曼政府对基督教民众的军事潜能的开发、利用，大体上是成功的，在16世纪，基督教辅军的总人数超过了8万人。然而，奥斯曼政府显然将征召基督教辅军部队视为一种权宜之计。因此，在新征服行省的地方部队组建起来后，除了几支边境行省的军事团体外（如匈牙利边境地区和波斯尼亚、斯梅德拉沃行省的辅军部队），其他辅军部队均被奥斯曼政府改编为战斗支援部队。
所有沦为后勤支援部队的基督教辅军的组织结构与落得同样命运的亚亚部队的组织结构如出一辙：他们的基本作战单位和加尼沙里部队一样，是“奥克”，在被改造后，基本作战单位变成了“冈德尔”（沃伊尼克是个典型的例子）。每个冈德尔由5到10名士兵组成，每逢作战，只征召其中的一人（轮流制），而其他人需负担被征召者的路费和军备费用。这些被征召的士兵将带着自备的坐骑和装备，在自己的长官和奥斯曼行省官员的统领下出发。他们主要承担战斗支援任务，如修理道路和桥梁、运送军粮、保护辎重车队、发掘壕堑和坑道，以及提供草料等等。
政府对被征服民族的军事潜力的成功发掘，还种下一个就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苦果：巴尔干各地区的贵族领袖只要忠于苏丹，就能继续保持他原有的地位。这样，当地的地方统治阶级也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在民族主义到处觉醒的18世纪末，这些地方统治阶级将领导、发动一场又一场震动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