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变换，教条性信仰的数量也会发生改变。它们产生于不同方式，其形式和对象也会随之改变。不过，这种教条性信仰——也就是不经论证就被人们接受的观点——并不会完全被消除。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按自己的方式追寻真理，那团结在共同信仰之下的人将会少之又少。[3]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如若信仰千差万别，那社会则不能繁荣发展，抑或说，没有共同观点的社会无法存在，因为如果观点不同，那行动也不会一致，虽人依然会存在，却不再是社会个体。因此，社会想要得以存在，就需要存在一些主体思想，以让全部社会个体的思想连为一体。但要达成这一目标，每个公民都需要从同一来源获得自己的观点，并接受一部分的已有信仰。[4]
就单独的个体而言，一个人无论是要单独生活还是要与他人共同行动，教条性信仰都是不可或缺的。[5]
如果一个人必须得去证明日常生活中所应用的一切真理，那求证工作将无法完成，或者会在求证旧有真理的道路上筋疲力尽。人的生命有限，不仅没有足够的时间，也碍于智力和能力的限制，无法完成求证任务。所以，他只能选择相信一些已被前人证明或被大众认同接受，而自己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去亲身验证的一些事实真理。他自己的思想大厦只能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这并非他的意愿所致，而是其限制条件不允许他去求证。
世上的每一位伟大哲学家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认识数之不尽的事物，同时，接受无数他人发现的真理。[6]
这不仅必要，而且符合他们的期望。如若你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检验一切，那分配到每件事情上的时间和精力都必定有限。如此一来，你的思想便会一直处于繁忙状态，从而影响到你更加深入地研究或者求证。你的智力独立且软弱，所以，为了深入探究你感兴趣的信仰，你将不得不选择不加论证地接受很大部分早已存在的信仰。[7]
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如若随意听信他人言论，并接受其观点，那他的思想则会处于被奴役状态，但这样的状态有助于他正确利用自身的时间和精力。[8]
所以，无论怎样，智力和道德领域都应有其自身的权威。权威也许会不断变化，但它必须存在。社会个体的独立性有强弱之分，但必须有所限制。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去探查智力权威[9]是否存在于民主时代，而是去了解其存在于何处，延伸到哪种程度。
在上一章中我已讲过，平等是怎样让一个人对超自然事物采取不相信的态度，并且是出于本能的不相信，却对人类的理性做过高甚至过分的评价。
所以，出于平等时代的人们，不会轻易地信服在外的或者超自然的智力权威。通常他们只会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的同类身上寻找真理的源泉。这足以说明，在这样的平等时代，新的宗教不可能出现，而人们会认为一切想要建立宗教的想法都会被视作荒谬且不合理。我们能够遇见，神的使者无法让民主国家的人民轻易相信，新的先知也会受到嘲笑，而他们会认为自己信仰的仲裁者只能来自人类自身之内，而非之外。
当社会个体的身份地位不平等，条件存在差别之时，就有一些见多识广、因智力非凡而能力超群的个人出现，而与此同时，也会有很多无知且能力有限的人出现。所以，当一个社会存在贵族制度之时，人们就会把某个人或者某个阶级的理性思维作为自己的思想导向，而且群众阶级的正确性永远也得不到承认。
而在平等时代，情况则会截然不同。[10]
随着公民平等程度的提升、社会差异的缩小，人们就越是不会选择相信某个人或者某个阶级。从而人们会不断提升对广大民众的信任度，并慢慢成为世界的主导观点。
公众观点不仅是民主社会中个体理性的唯一指南，而且相比其他社会形态，它在民主社会中的影响力要大得多。由于彼此间的相似，平等时代中的人不会将信仰建立在他人身上。但这种相似性会让民众无比信任公众的判断，因为在他们眼中，公众的判断如若与众人共识相去甚远，则不会被视作真理。[11]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与周围人相比较之时，他们会骄傲地感受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平等。但一旦环顾四周，从全体的角度看时，又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而在面对集体行动时，这种独立于其他同胞的平等感却会让他感觉到孤立无援。[12]
所以，民主制国家的公民所拥有的强大力量是贵族制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公众将信仰强加并渗透到个体身上的方式不再是游说，而是用集体思想强压个人智力。
在美国，公众会为个体提供大量现成的观点，以减轻个人构建自我观点时的负担。每个人都是这样不加检验地接受大量关于哲学、道德和政治的理论。而且，如果更加细致入微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宗教会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是因为它是一种共同观点，而非神启教条。[13]
我明白，在美国人看来，政治法令就是让多数人统治社会的法律。[14]这样一来，多数人对智力的支配作用就会大大增强。因为大家都倾向于认为，统治者肯定比自己有智慧。[15]
在美国，多数人手中的这种无限政治威力其实增强了公众观点对个体公民的影响，但这种威力并非是产生这种影响的基本因素。这种影响应该是源自平等自身，而不是来自平等的个体构建出来、或多或少得到公众拥护的制度。通常的观点认为，由国王统治的民主国家中，多数人对智力的控制程度没有纯粹的民主国家那样绝对，但仍具高度的绝对性。而且，在平等时代，不管人们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政治法令的控制，我们都能预见，人们对于公众观点的信仰就会成为某种宗教，而多数人就是这种宗教的先知。
所以，智力权威也许会有变化，但它并不会没落。而且，我认为它绝不会消失，反而会很容易变得强大，最终会把个体的理性行为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与人类的非凡和幸福极不相称的范围。我清楚看到了平等中存在的两种倾向：一种会把每个个体的大脑引向全新的理念，一种会很容易就让个体放弃思考。我还注意到，在特定的某些法令的统治下，民主会怎样消除深受民主社会欢迎的思想自由。因此，人类的头脑在打破所有阶级或者个体强加其上的桎梏之后，会盲目地服从于大多数人的集体意志。[16]
如果民主国家的专制统治代替了妨碍或者推迟个体理性飞速发展的权力，那也只是恶魔换了张天使脸庞而已。人类无法独立生活，只会陷入同样的困境和本质相同的奴役状态之中。我再次强调，那些把智力自由视为神圣的人，憎恨专制君主制和专制统治的人，都应该反思。对我而言，当权力之手压在我头上之时，知道这只手是谁的无关紧要，我不会因为有千万只手将枷锁举在我面前，就自投罗网。
[1]1. 一个人不能不依照教条信仰行事：
（1）如果没有教条信仰，就没有一般观念，因此就没有普遍行为；所以它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
（2）个人的思想既没有必需的时间也没有必需的力量去发展他自己关于所有事物的观点。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只会得到模糊的概念和不完整的观念。因此教条信仰对个人来说是必需的。
2. 如此，这样的信仰就总是会存在。问题只是在于寻找它们的来源。
3. 民主社会的人会将他们的信仰的仲裁者置于人性之中，而不是凌驾在上或者超越它。
4. 在人性之内，每一个人都仅会将自己观念的形成的顾虑交付给大众，而他自己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自己形成。
5. 因此智力权威会是不同的，但是也许还会甚之。
6. 我们不应该担忧它会消失，而应该害怕它会变得过于强大。（YTC，CVf，第2—3页）
[2]信仰的新来源。权威。民主国家中的信仰之源。
将之放到我探讨平等对哲学和宗教造成的影响的章节之前或者之后。
宗教——权威。
哲学——自由。
正在美国所发生的关于宗教的情况是这一点的证明。
对人们来说，停止与一般观念（无法辨认的字迹）难度的。未来的扑救措施。这个难度是革命性的多余民主性的。
这一章节的相同观点与其他观点在这部作品的“社团”部分里，尤其是“革命”里重复出现过两到三次；我必须设法饱含热情在这里完整地探讨这些观点，而不用关心我在其他地方考虑的事物；因为那正是它们天生的最主要的位置。
但是在之后，将这一章节与我之前点名的章节进行比较是必须的，以此尽可能地避免单调乏味，特别是在关于革命的章节中。这就是威胁。但是我相信这是可以通过在这个章节中适当地描绘民主国家与信仰有关的自然和真实的状况来避免的，并且在关于革命的章节中通过展现（无法辨认）和更为（无法辨认）的同一个倾向的夸大和威胁。（YTC，CVj，1，第1—2页）
第二章节曾第一次加上的题目是《论在美国中能危害思想的自由发展和一般化的某些原因》（YTC，CVj，1，第33—42页，第82—88页）。托克维尔所写的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人的规则。这个观点出现在这一章的结束部分，但是没有进一步发展，也没有受到在草稿中受到的关注。
[3]在修订之前需要重读的注释。重要。
信仰的减弱在民主革命发生的时候要比民主制度已经确定时更为普遍和完整。
由于大量的信仰在那个时候被放弃，对于信仰的普遍信心也被动摇了。
通过信仰，我想表达的观点是你没有时间去反躬自问，你接受信仰只是因为它被传递到了你身上，并且因为其他更为聪明的人表明信奉它，或者是因为大众追随它。
教条信仰对于人们（编者注：人们的）软弱来说是必要的支持。没有人的思想能够通过自己找到（编者注：还是证明？）所有的需要存在下去的真相。信仰并不是一种你用来塑造自己的工具，而是因为你缺乏时间去寻找更好的东西所用的工具。
你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身份条件的平等、民主等在本质上是与教条信仰相对立的，这是我在这一章节中必须面对、澄清、解释和在我思想中谨慎界定的最重要的思想。（YTC，CVj，1，第2页）
威廉·亨尼斯（《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政治研究报》第22期，1981年，第7—38页）指出托克维尔像卢梭多过像一个笛卡尔哲学的信徒，因为他承认教条信仰的必要性，并且他将人们的高贵显赫看作是自由情感与宗教情感的一致存在造就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反笛卡尔主义似乎反倒是受到帕斯卡影响的标志。就像《思想录》的作者一样，托克维尔认为，一个人在存在于世界上的稍纵即逝的一生中，必须接受某种普遍思想，某种他无法通过自己证明或者发现的普遍思想，通过这些真相，所有的人类行为都能在这个有限的圆圈中被找到。如托克维尔1841年写给凯尔戈莱的信中一样：“经验越来越教会我，这个世界的成功和辉煌存在于对于这些普遍和生成的观点进行选择，而不是能让你每天克服眼前小困难的认知技巧。”（《与凯尔戈莱的信件》，OC，XIII，2，第100页）
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不止一次证实了帕斯卡对托克维尔造成的影响［如在《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帕斯卡的影响）中，《欧美评论》3，26期（1965年），第133—135页］。请参阅路易斯·迭斯·德尔·科拉尔的《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马德里：阿利安萨，1989）；还有奥勒利安·克鲁特鲁的《围困下的自由主义》（马里兰州，拉纳姆：雷克星顿图书，2003年）。
[4]“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我只知道两种可以忍受的状况：教条信仰（也就是无知）或者是先进的知识，而存在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不是疑惑就是痛苦。”（YTC，CVa，第41页）
[5]［边上写着：贝卡利亚说，权威，社会是个人为了保持一种更为完整和确定的（无法辨认）享乐而留给大众处理的自由的一部分。］
我所说的哲学表示的是人们通过各自理性的努力而发现事物的行为。
我所说的宗教是指人不经思考就承认的东西。因此哲学和宗教天生就是敌人。人们无限倾向于智力的个人主义还是倾向于只拥有一般观念，最终变成智力的奴隶，这取决于哲学和宗教中的哪个能够在人性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两种结果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好的。哲学是需要的，宗教也是需要的。
很明显民主社会的状况必须将哲学变成如我［无法辨认］占主导地位。
你必然无法躲避这样的事实，当你教条式地教导一个小孩或者成人一种学说时，你是在从他身体中夺走自由的部分，他是可以用这自由的部分来自己发现这种学说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你将他置于了被奴役的位置。但是这种奴役对于你给他留下的自由的保存来说是必需的。因此贝卡利亚的巧妙定义再一次出现了。
［边上写着：当一个哲学观点在被一个人的个人理性发现后，通过以这个人的名字为权威传播开的时候，这样一个哲学体系是暂时地处在宗教的位置上的。
我想说的是更多的关于政治、科学、经济的学说也是如此的］
当人们不管以什么理由联合起来时，每个人都会放弃他的一部分联合团体能够使用的行为和思想的自由。在团体之外，每个人都会重新找回他的个人独立，并让思想和身体从事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人们会做出各种种类的联合。
他们会做出长久的联合，他们称之为社会；他们也会在获得期望利益的帮助下做出临时的联合。一个宗教（这个词在这里是常识上的意思）是一个你需要在其中永久放弃自由的联合团体。这种联合团体也是必需的。
如果人们必须依靠自己来证明……
这两种原则被以各种各样的比例放置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之中；这几乎是整个人类的历史。（YTC，CVj，1，第3—5页）
托克维尔庄园的图书馆中有一份贝卡利亚的《刑事犯罪与刑罚的条约》的副本，（费城［巴黎］，1766），由莫雷利翻译。托克维尔在之前涉及的契约论在引用的版本第二章节中出现（第6—9页）。
[6]“伟大的牛顿自己在对于他不知道的事情上像个傻瓜的程度，要多过他在他知道的事情上与众不同的程度。”（YTC，CVk，1，第36页）
在一个对引言的指定注释中，托克维尔写道：
序言
世界上没有谁曾找出中央止点的作用，这也几乎是必然的，没有人会遇到这样的人，我所说的并不是只会由上帝联合的普遍真理的光束，而是所有特殊真理的光束。人们会抓住真理的片段，但却永远抓不住真理本身。这说明结果将会是，每个人都代表一个完整和绝对的体系，通过这个唯一的事实，这个体系几乎无疑地存在于错误和谎言的状态中，并且每一个想要强行将这样一个体系强加在同胞身上的人，必然会因为这种行为被人们不经审视就认作是专制的统治者，是人类物种的敌人。
［边上写着：他们不时地拦截住一些真理的光束，但是他们从未将真理之光握在手中。］
这并不是我的主意，但是我相信它是有益的。1836年3月8日。
既不承认也不漠视这个事实是因为你所忽视的这个原因在道德和政治学科上是非常脆弱和愚笨的，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YTC，CVk，1，第46—47页）
[7]边上用铅笔写着：“再重新审视一下。安培。”
[8]人类判断的不确定性。
一个接受一种思想的人几乎总是比构思和产生这种思想的人更确定这种思想的真实性。这初看来与尝试和经验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它确实是这样的。
一个构思了某种思想的人会为了让他的研究展现在公众面前而致力于此，他的研究工作几乎总是使得他发现其他人所忽视的某一弱小、朦胧甚至是不完整的一面。读者或者听众只看到了研究工作的结果而没有看到研究本身，他们首先注意到了这个展示在他们面前的貌似真实或者可能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另外一面，所以抓住了前者，并坚持这一点。我认为，所有以怀疑论看待的事物在教导人们相信的人群中要比在那些选择相信的人中更为普遍。
1835年12月27日。（YTC，CVa，第54—55页）
在另一个地方这样写着：
一个学说绝对不会被信奉它的人评判，但是承认它的人会这样做。
［边上写着：教条不会被教员评判，而是会被信徒评判］
最为有害的学说会给创造出它们的人带来美好的实际结果；因为，除了他的学说之外，他还有思想、想象、报复和能量的力量，这些力量能让他发现这样的学说，并将之发扬光大。他的信徒除了这个学说一无所有，并且在他们当中，承载了它的自然成果。
1836年12月29日。（YTC，CVa，第34页）
[9]权威的两个影响：
1. 有更多的时间和思想的自由来检验和深入你为自己保留的问题。
2. 在你为自己预留的部分中更能确保不会失败，并且对于对抗外部的攻击中，有权威要比你没有一个特定和固定建立的观点更有保障。
你不仅在你接受的信仰上是坚强的，并且你会对于你自己所塑造的信仰更为自信。人的精神获得了坚定地相信和充满活力地保卫它的信仰，包括教条主义信仰和哲学信仰的习惯。（草稿，卷1）
[10]身份平等对哲学造成的影响。
越深入，我就越认为身份条件的平等通过一种不平等的力量为了不再思考除了大众以外的任何东西，让人们失去了个人，个人的尊严、力量和价值等。这个单一确定的事实几乎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人性的所有观点。（编者添加：它的）踪迹随处都可以被找到。
在民主中你只看到“你自己”和“全体”。
在平等对哲学方法造成的影响之后，再来讲讲它对哲学本身造成的影响。
［边上写着：关于现实主义者和为名主义者的问题，在我论述平等对哲学造成的影响时进行调查。如今人们越来越忽视个人，而只为了看到整个人类层面，也就是说我认为人们变成了现实主义者。
见1837年的《两个世界》杂志，年度的文学回顾。］（YTC，CVj，1，第7页）
1840年，托克维尔在同一个问题上写信给他的英文译者：
我认为现实主义者是错的。但首要的是，我确定他们哲学的倾向在任何时候都是危险的，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有着致命的危险。这个民主时代的巨大危险，肯定是社会主体在整体仪表中一部分的毁灭或者是极度的削弱。如今所有引发关于个体观念的事物都是有益的。所有给予物种独立生存，并扩充这种观念的事物都是危险的。我们当代人的思想自发地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着。现实主义者的学说被引入了政治世界，推动了滥用民主的习惯；这就是促进了专制统治，中央集权，蔑视特权，必要学说，所有的制度和所有允许社会主体将人民踩在脚下和让国家得到所有，而民众一无所有的教条学说的东西。（1840年2月3日写给亨利·里夫的信，《英语信函》，OC，VI，1，第52—53页）
[11]边上写着：“在刊载所有我讨论的部分之前，我必须重读我在关于革命的章节中所说的相似的东西，并且考虑一下我应该在那里留下些什么，或者在此处转移些什么。”
[12]1. 在他的个人理智和同胞的集体理智之间的中间权利的缺少会导致除了集体以外不会存在别的指导。
2. 每一个发现自己的孤立和弱势的个体，会发现自己被集体的存在所压倒。
3.只有在民主时代你才会明确地构想集体（人类物种）的观点，当你果断地跟随它的脚步的时候，你会毫无反对地相信它，并且信仰会通过一种大多数人关于智力的思想的巨大压力渗入你的灵魂之中。（草稿，卷1）
[13]当你仔细观察时，你会发现身份条件的平等产生了三件事：
1. 它将人与人孤立开来，阻止了他们智力上的相互活动，并允许他们的思想朝各个方向发散开来。
2. 它给了所有人几乎同样的需求、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眼界，因此从长期来看，人们虽然并不知道它或者感到对它的需要，但是他们发现自己与他人有着一系列相同的思想和相同的喜好。
3. 它创造了大多数人的道德力量（我在另一个地方看见了它的政治力量）。觉得自己十分弱小的人们看见自己周围只有同样弱小和与自己相似的人，他的同胞们的集体智力的观点就会很容易压垮他。这给予了普遍观点一种凌驾于思想的力量，这种程度是它在贵族制国家中绝不可能达到的。在贵族国家中，有着一些个人，他们有着非常多的知识，受过很高的教育，有着很强大的力量，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各自的智力，还有其余的无知、受限的人，他们乐意相信上位者的理智，但是却不相信大众的绝对正确。这是一个先知的时代。
一般观念中的信仰是民主国家的信仰。多数人都是先知；人们会毫无理由地相信它。人们不经过论证就对它深信不疑。它对个人的智力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多数人的道德统治也许被要求用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宗教或者让宗教中的一部分长存，如果它保护宗教的话。但是宗教会以更像一般观念的方式存在下去，而不是以教派的方式。它所借用的力量要比它本来的力量更多。这些理论都可以用美国人的例子来支持证明。
人们绝不会有只靠自己就能深化意识的能力。这与他们的有限的本性相反。最为（无法辨认）和最自由的天才会基于他人的信念而相信成千上万的事物。因此道德权威不管你怎样做都会出现在道德世界的一些地方。它存在的地方是多变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对它来说是必需的。人们需要固执己见地相信很多事，然而却只有探讨很少事情的时间。这个权威在贵族时代中主要被称作宗教。它也许会在民主时代中被冠以多数人的名义，或者甚至是一般观念的名义。
［边上的空白写着：在一些人们努力朝着自己方向前进和构建纯粹的个人观点、信仰和思想的地方，过渡的状态开始出现了。］
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平等，人们对少数人的信任增加了，对大众的信任也增加了，并且越来越多地是观念在引领世界。
宗教是一种人类的（无法辨认）（编者注：高等的？）权威，但是被一个人或者一个阶级的人展露在其余服从它的人面前。一般观念是一种不会凌驾于人类之上的权威，并且是由大多数人所运用在个体之上。
这两种权威的来源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的影响却是交汇在一起的。
一般观念和宗教一样，将已有的信仰带给人们，并将人们从无法忍受和做不到的义务责任中释放出来，每天由自己决定自己的全部事务。这些信仰在最初是被论述过的，但是它们不再会被论述并且通过一种压力渗透到了每个人当中。
［边上的写着：我在其他地方谈到过多数人的政治和暴力的统治。在这里，我谈论的是它的道德和平和的统治。来说说吧。］
难以相信平等并没有削弱这些第一类权威，但是你可以想象它将在某种程度上补偿第二类权威，并且一般观念的道德力量将会被呼吁加上限制，应该比更人理智的过失还多得多。这将会是力量的改变，而不是力量的摧毁。（YTC，CVj，1，第8—10页）
[14]手稿上说的是“专制地统治”。
[15]这是因为有着特殊的原因，并且这会对美国中思想的自由发展和一般化造成损害。
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展示了教条观点和传统的观点在宗教方面来说，可以说一直在限制着美国人的革命思想。还有一个也许不那么强大但却更普遍的原因，那就是它使得在美国中，人们的思想有了停滞的威胁，并阻碍了思想的自由发展。我已经在这部作品的另一个部分中指出了这个原因，这个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无法辨认）的力量，多数人在美国中使用的力量。
宗教是一支连运动都已经被提前规定了的力量，它只会在已知的圈子里运动，许多人认为在这个圈子中，它的影响是有益的，并且一个教条主义的宗教要比理智的宗教在造成人们想要的影响方面做得更好。多数人是一支（无法辨认）的力量，一支运动的轨迹是具有随意性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可以成功地延伸到每件事上。宗教是法律，而多数人的无限权力则是恣意妄为的。
宗教无须外力就将人类的思想停滞下来，并且让道德选择和独立的人服从于它。
人类中的多数人通过不断地用从它身上夺走最自由和独立自主的欲望的方式来强迫它服从，从而迫使人类的思想停滞下来，不管他们拥有什么（原文如此）。
在美国，多数人的强大力量对思想造成的致命的影响在政治中首先展现了出来。直到现在，公众意见形成的主要是一些政治问题；但是美国人的法律是这样的，不管它决定朝那个方向前进，多数人都会将它的强大力量平等地被人感受到。是它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国家的构成限制了它自己。
人们无法躲避这样的事实，因为美国人已经被民主国家常见的倾向冲昏了头脑。在民主制度中，不管你如何想象，多数人以及代表多数人的力量总是由一个狂暴的力量提供的，并且不管法律是多么不赞成这个倾向而支持战斗，也几乎不可能说出专制限制的所在。现在，无论专制是由谁实施，它都总是让人类的思想产生一种怠惰。人类思想从家族观念和阶级观念中摆脱了出来，并自动地屈服于多数人的意志。我想说的是在纯粹的贵族制国家中，阶级的利益、家族的习性、职业的习惯、国家的准则等构成了像它们一样的许许多多的障碍，将人们的想象力禁锢在了里面。
如果在这些（无法辨认）的地方阻碍和减慢了人类思想发展的进程，民主国家会替换掉这种不可控制的多数人的力量，但是很容易看到，有害的东西只是改变了特征。可以说人类的思想只是遭到了另一种方式的压迫，但是却不能说它得到了自由。人们不会找到独立自主地生活的方式；他们只会艰难地发现另一种方式的奴役。
在贵族制国家中，限制人们想象力的力量只有一种，那就是产生和维持在贵族制度中的各种各样的成见，它只会限制人们在那个方向上的反战，但是它在原则中却绝对不会对智力自由进行抨击；在以我之前所谈到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中，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凌驾于人类思想之上的，它会以一种永久性的、普遍的方式，用各种行动，并且通过使人们屈服于它，最终夺走每个人的思考的习惯和喜好，来阻碍人类思想的发展。因此如果人们不注意的话，民主制度在特定法律的统治之下，有可能会伤害到思想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民主社会的状况所喜爱的，并在从阶级利益和家族传统中逃离之后，人类的思想将被大多数人的抑制所束缚。
我认为那些是应该让那些在人类自由中看到了神圣的事业的人和那些厌恶的不是专制者而是专制统治的人深入思考的东西。当我感觉到力量之手压迫在我头顶时，对我来说，对我施加压力的是谁并不重要了，并且我并没有感觉到更多的在头上套上枷锁的倾向（无法辨认），因为成千上万只手已经为我带来了这样的感觉了。
［两行无法辨认的字迹。］
我想说的是在民主国家中，我清楚地注意到了两种相反的倾向。一个带领人们走向新的普遍的思想；另一个会约束这些思想，也就是说，让人们不去思考。
因此如果我发现自己突然承担起了为民主国家制定法律的责任的话，我会设法清楚地将这两个倾向区分开，并不让它们相互抵消或者至少不会让次一级的倾向变得更占优势。有了这个目的，我可以尝试不去摧毁多数的统治地位，而是节制它的运用，并且我将努力让它在颠覆了所有的敌对力量之后，自己对自己进行限制。这样，为了给出一个例子，而不是给出完整的画面，如果我是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话，我更愿意看到人们建立起两种立法的议会，而不是一种，更愿意看到一个固定的司法部的存在而不是选举产生的治安官，宁愿看到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执政。因为所有的这些制度都是可以与民主制度联系起来，而不会改变它的本质。随着社会状况变得更加民主，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东西或者其中的几件更具有重要性了，通过它们，不仅可以像我在之前章节里说的那样可以拯救政治自由，还可以保护人类思想的普遍进步。如果说人们认为这些准则不会在大众中流行，我也会在心中抱有这样的希望，认为它们是可以的。
我知道人们是出自民主的动机，但是我希望人们能像一个有道德的独立存在而行事，尽管借出了自己援助之手，但仍然保留住自身自由的运用。我明白人们认为多数的权力是所有权力中最能忍受的，但是我希望人们能成为这支力量的指导者，而不是臣服者，并像马西隆对年轻的皇帝路易斯十五世所说的那样对它说：“陛下［后面的文本被中断了，编者注］。”（YTC，CVj，1，第33—42页）
托克维尔庄园的图书馆中有一本1740年版的5卷马西隆的布道文。托克维尔提到的也许是以下这篇从关于转世布道文的第二部分摘选的：
陛下，统治者们赋予他们人民的自由是法律的自由。你是你所统治的对象的生活和财富的主人；但是你只能依照法律来处置他们。你知道在你之上的只有上帝，真的；但是法律必然会比你更有权威。你指挥的不是奴隶，你指挥的是一个自由和喜好争吵的民族，如同精心守护自由一般守护它的自由。
另一个笔记提到：
“第二章，论在美国中能损害思想的自由发展和一般化的特殊原因。
“你能在马西隆的作品中找到可以用上的内容：
“《小卡雷姆》，卷1，《棕枝全日布道》第一和第三部分；卷2，《转世布道》第二部分。
“不管怎样你都仍然可以寻找这些单独的句子，并将它们编织起来。没有比这更适合的了。”（YTC，CVj，1，第33页）
[16]自由和权威总是可以将理智世界分为两部分。这两部分多少都会不平等，这取决于时代。
权威可以以某种权力之名运作，也可以假另一种权力之名；但是权威本身是会继续存在的。
［边上写着：如果人们只有教条信仰，那么他们会保持一个不变的状态。
如果他们只有非教条的信仰，那他们会生活在一个无益的混乱之中。
一方面是专制；另一方面是混乱。］（草稿，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