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在美国，有数不清的人寻求着离开自己原有生活处境的方法；第二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在这个全民上进的运动中，却少有怀揣远大理想的人。[3]在美国，没有不被上升的欲望吞没的人，但是你却很少看到怀着远大理想和目标高远的人。所有人都时常想着获得财富、名声和权力，但却很少人想过获得巨额数目的这几样东西。并且乍一看来这是很令人吃惊的，因为你在美国的风俗习惯或者法律中找不到任何一条会限制人们的理想，并限制人们朝着理想进发的规定。[4]
看起来我们很难将这种奇特的现象归结于身份的平等，因为当同样的平等建立在我们国家的时候，它几乎立刻就激起了人们无限的发展欲望。[5]但是我相信，产生之前我说的这种状况的原因，一定出在美国人的社会制度和民主道德之中。
每一场革命都会放大人的进取心，为了推翻贵族制度的革命更是如此。[6]
由于旧时将人们以地位和权力分隔开的高墙的垮塌，一场猛烈而广泛的向上运动便产生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场朝着他们垂涎已久而现在终于得到的显赫生活而进发的运动中去。每个人沉浸在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喜悦中，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样。不仅欲望是无限的，就连满足欲望的权利也是无限的。在习俗和法律的普遍迅速的变革之中，在波及所有人和所有规则的巨大混乱中，公民们以前所未闻的速度起起落落，权利迅速地更迭易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把它握在自己手中。
此外你必须牢牢记住，摧毁贵族制度的人是曾今生活在贵族的法律之下的，他们见识过它的辉煌壮丽，也在不知不觉中让贵族的气息渗透进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在贵族制度消逝的同时，它的精神仍盘旋在大众的头顶，而其本能也将在它被战胜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保存下去。
所以民主革命持续多久，这种野心就会持续多久，革命结束以后，它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种人们所目睹的非凡大事件的记忆是不会很快就从脑海中消逝的。这种革命所带起的热情也不会随之消失。[7]秩序中也永久地存在一种不稳定感。无常的变迁兴衰给人带来的成功是很容易的这种思想，在变迁结束之后仍然存在。人们的欲望仍然很强，而满足欲望的手段却日益衰减。对于钱财的渴望仍然存在，可自由的财富却越来越少。野心与实现不成比例地增长，怀揣野心而不能实现的人只能暗自遭受内心的灼烧。
然而，斗争的痕迹一点点地消失了，贵族的残余也最终消失不见了。人们忘记了伴随着贵族垮塌的一些大事，通过战争，新世界的各种规则重新建立了起来，欲望和实现欲望的手段也成比例增长，需求、思想和情感也相互关联起来，人们最终站在了同一水平上，建立起了民主制的社会。
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民主国家到达了这样一个状态，并将永远持续下去，那么它将向我们展现一种与我刚才所思量的完全不同的情形，并且我们将很容易地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人们的野心因人们的身份趋于平等而变得很大的话，那在实现平等以后，它就会失去这种特性。
随着巨大的财富被分割，知识在人群中普及，因而没人会完全被剥夺受教育或者获得财产的权利。随着特权阶级和被剥夺了特权的阶级的废除，并且随着人们永远打破了禁锢自己无法运动的束缚，每个人的心中都产生了进步的念头，同时产生的还有想着更好的生活努力的念头，每个人都想脱离现在的生活条件。理想抱负成为全民共有的情感。
但是，如果地位的平等为所有的公民带来了一定的资源财富，那它会限制他们获得更广大的资源财富，这种情况就将人们的欲望必然地控制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因此在民主国家中，人们总是有着炽热而延绵不绝的雄心壮志，但却无法习惯性地将目标瞄得很高，而且一生中总是在热切地追求一些能够达到的小目标。[8]
而在所有让民主国家的人不报雄心壮志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财富的匮乏，而是他们每天为获得财富所做出的剧烈的努力。他们将自己的精力用在了做一些平庸的事情上面，他们的视野和能力很快就受到了限制和束缚。他们会变得更穷，但却更为奋进。
民主社会中的少部分富裕的公民也不免受到这样的影响。如果人是靠着一步一步积累获得财富和权力，那他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就会形成节俭和克制的习惯，就算发达了以后也不会丢掉。人不能像扩建自己的房屋一样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灵魂。[9]
这对于这类人的子女也是有相同的影响的。确实，他们出生时条件就很好，但是他们的父亲也曾过过艰苦的生活，他们在父亲的情感和思想中长大，即便他们长大以后也很难逃离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相信的是这些子女既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也继承了父亲的天性。
相反的，一时权贵的贵族的后代落魄以后，会展现出一种巨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种族的传统观念和阶级的精神会让他对现实的处境忍耐一段时间。
还有一个阻碍民主时代的人拥有伟大理想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时间总是在他们有能力成就理想之前就耗尽了。帕斯卡尔曾说过：“一个好的出身，能让一个人能在十八或二十岁时就能达到其他人需要五十岁时才能达到的位置，他就占了三十年的便宜。”[10]而民主制度下的有着雄心人却往往没有这三十年。平等使每个人都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却阻碍了人的迅速发展壮大。
在民主社会中，和其他社会一样只存在着一定量的可以让人获得的巨额财富，并且获得这些财富的路子是每个人都能走的，那总体的进步的脚步就一定会被拖慢。而由于所有参与竞争的选手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并且由于平等是民主社会的最高法律原则，而不违反这个原则就很难从这些人中选定人选，所以人们首先提出的办法就是让所有的进步都依着相同的步伐，让所有人都通过同样的考验。
因此，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相似，平等的原则越来越平和深刻地渗入各种制度和民情，进步的规则变得越来越死板，进步也变得越来越慢，迅速发展壮大至某一水平的难度也因此增大了。
因为人们对特权的憎恨，又因为有太多的选择，不管人们是什么样子，都不得不参加同样的筛选，无差别地进行初步的训练，人们便在这个过程中失掉了自己的青春，模糊了自己的想象力。所以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享受到被给予的好处，并且当他们最终有了干出一番大事业的能力时，却缺乏了这样的兴致。
在中国，人的身份是非常平等的，并且这种平等由来已久，人们只要通过竞争的考核就可以从一个部门升到另一个部门。这样的考核会伴随他一生的事业，并且这种考试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民风之中，我记得在我读过的一本中国的小说里，男主人公几经沉浮，终于因为在一场考试中高中而最终获得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在这样的气氛里，人们不可能有干出一番大事业的野心。
我所说的关于政治的理论也可以延伸到一切事物上，平等所产生的影响比比皆是。在法律没有规范和减慢人的变化的地方，竞争就可以。
在良好发展的民主社会中，人的重大而迅速的变动是很少发生的，这样的变动只是普遍规律的例外。而它的奇特，使人忘记了它们的数目是稀少的。
民主社会的人逐渐认识了这些事情，在这样长期的过程中，他们发现立法者给他们规定了一个几乎没有限制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人们可以小跨几步，但是想很快地跨出大范围却是不行的。在他们和最终的宏伟目标之间，他们还看到许许多多他们必须慢慢克服的小的中间障碍。这样的情形使他们的雄心壮志提前受到了打击，丧失了勇气。于是他们抛弃了这些距离遥远而结局难料的理想，转而去寻求离他们更近的，虽不那么高，但却容易得到的享受。法律没有限制他们的发展前途，而是他们自己限制了自己。
我说过民主时代的远大理想比贵族时代的还要少[11]，我补充一点，即便在民主时代有人不顾这些物质的障碍而怀着远大的理想，那他们也会有另一种表现。
在贵族社会中，理想的进程是远大的，但是理想范围却是有固定的限制的。而在民主国家，理想的范围通常很窄，而当它突破了这些限制时，可以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限制它了。由于人是很脆弱、孤独和易变的，并且由于在民主国家，先例并不占统治地位，法律也经常变动，因此其对新观念的抵抗力是很弱的，社会主体也不是很健全和稳定的。因此，一旦怀揣远大理想的人获取了权力，他们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而当他们失去这种权力的时候，他们便立即想着将国家搞乱，以重新获得这种权力。[12]
这赋予了政治野心一种暴力和革命的因素，而这种情况在贵族社会中是很少看到的。
从许多小而明智的志向里时而突然蹦出一些强大的，但却缺乏秩序的欲望，这就是民主国家里经常出现的情景。而慎重的、有节制的远大理想却很少出现在民主国家中。[13]
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过，平等以某种隐秘的力量使人们的心被对物质享受的热情和对眼前利益的热衷所占据了，这种特别的本能与人的抱负情感混在了一起，也可以说使之染上了这种色彩。
我认为民主国家的上进之人不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专注于未来的利益和对未来的判断。他们只专注于眼前的时刻，也只有眼前的利益能吸引他们。他们宁愿快速地完成大量的小事情，也不愿花时间去建立一座持久的丰碑。相对于名垂青史，他们更喜欢事业成功。他们最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是服从，他们最想要的则是统治。他们的言谈举止，则不像他们的社会地位一样高贵典雅，这就是说他们在拥有非凡财富的同时表现出相当低级的趣味，看起来就好像他们拥有至高的权力，就是为了更方便他们享受粗鄙的小乐趣一样。
我觉得当今时代，净化和规范并且调节人们的进取心是非常必要的，而毫无节制地限制它则和耗尽它一样危险。你必须提前给它的极限定下限制，不能让它逾越，但你必须当心，以免在限制范围内过分阻碍了它的发展势头。
我承认，相对于民主社会的大胆进取，我更担心它欲望的平庸，让我最担心的是，在人们无休止的私人琐事当中，进取心会遭到遏制，失去它的宏伟之心。人们的激情趋于平静的同时甚至更加低落，社会主体的形态也因此变得死水无波似的安于现状。
所以我认为，这类社会的领导人如果想将人民置于过于平和和安宁的幸福中睡大觉是相当错误的，而正确的做法是时常给他们做一些困难和冒险的事情，以激发他们的进取心，给他们展现自己的舞台。[14]
道德主义学家经常抱怨说我们这代人最主要的恶习，就是骄傲。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实际上，没人会认为他自己不应该比他的邻里更优秀，也没有谁会心甘情愿受上级指使。但从另外一种方面来说，这又是相当错误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既不能忍受上下级关系，又不能忍受平等关系，但是他可能会轻视自己，觉得自己只配享受低俗的享受。他自愿止步于平庸的欲望，而不敢着手更高的事业，甚至连想也很少想。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应该学着变得谦逊，反而我认为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和他们这类人的优秀之处。[15]谦逊对他们可没什么好处，在我看来他们最缺乏的，就是骄傲。我宁愿付出几项小小的美德为代价来获得这个恶习。
[1]必须清楚地区分民主革命与民主。
只要革命继续，那么野心是巨大的；但当革命结束的时候，野心会变小。
为什么：
民主没有防止野心的出现，但它至少赋予野心以特征。
这种特征是什么。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必须尝试净化和规范野心，但我们要保持谨慎，不能过于阻碍和限制它。
[2]“这章应当被命名为《欲望的伟大之处》”。
[3]在资料中：
民主社会中的野心。
［在页边空白处：很大部分是路易斯的想法。］
当你聚精会神地思考这个主题，你会这样想：
民主极大地增加了拥有野心的人的数量，减少了怀揣大理想的人的数量。它使所有人瞄准稍高的目标；它防止任何人瞄准非常遥远的目标。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身份的平等。身份的平等和阶级的缺失使所有人有能力改变他们的地位；同样的原因防止任何人自然而然地将目标设定到极高的水平。
国王自然想要征服王国，贵族自然想要治理国家或获得荣耀。他们的地位极高，因此这些伟大的目标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实现的；而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喜好自然而然地促使他们达到目标。穷人的目标在于获得不多不少的财富。而拥有不多不少的财富的人则想要致富。如果你以一种绝对的方式看待这些目标，它们不像第一种目标那样伟大；如果你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它们也不渺小。引导人们朝着第一种目标前进的欲望与引导人们朝着第二种目标前进的欲望是相同的。
然而，在民主制社会中，有时会产生极大的野心，而这种情况发生在生活在那里的野蛮人身上。在那里，所有天生羸弱的孩子会死亡，那些幸存下来的孩子成为了非常强壮的人。力量使他们克服了最初的障碍，推动他们走得更远。
此外，这一点仅适用于已经建立的、和平的民主制社会。在存在无数巨大的革命野心的民主制社会中；身份的平等允许每个人改变地位，而财富使每个人能够暂时达到最高的地位。正是这一点使有的人笼统地认为民主制社会倾向于使人们拥有更大的野心。例外被当作了常规。以法国为例，就能够证明第一个命题。当你将这种观点运用到一个军队上，它是大致正确的。被引入军队中的民主原则会使他们产生大量的大野心并推动他们完成惊人的事情。一个在战争中的军队无异于一个在革命中的社会。因此，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偶尔适用于社会的观点总是适用于军队。
回顾所有这些想法，在接受它们之前，更好地反思它们。了解我所说的革命状态究竟是不是民主制社会的自然状态。
如果我所说的是真实的，那么由它得到的结果是重要的，并且应当将其分为几类。所有情感，甚至是所有的思想都会弱化；伟大的思想、英雄式喜好的源头不会枯竭，但会缩减。补救措施。
本章的资料包含了托克维尔在1838年2月2日写给凯尔戈莱的信和凯尔戈莱的日期为1月6日的回信，但显然这封信写于同年2月。托克维尔向他的收件人询问了关于民主制国家中的小野心和大抱负的减少的问题。凯尔戈莱的答案是民主制度使小野心减少，但他不清楚民主制度对大抱负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两封信发表于《与凯尔戈莱的往来信件》中。
[4]在手稿中的一张纸上：
本章的衍生观点对事实持怀疑态度的原因有二：
1. 在民主世纪中，政府机器是如此强大，以致一个成功控制政府机器的人能够轻易设想出巨大的计划。
2. 由于所有人大都彼此相似，你可以寄希望于同时被所有人理解并且同时对所有人起作用，而这必将拓展思想、提升勇气。
[5]“即便美国政治家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也不会拥有很大的野心，这样的说法是否确定？
“野心是指希望对同伴起作用，希望指挥他们。”
[6]“显然，如果我将平等摧毁野心并阻碍革命阐述为一种绝对的真理，那么我将否定我在前文中提出的大部分观点。
“因此，我必须非常小心，防止这样的事情出现。”
[7]我们的民事问题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具有巨大的才干和罪恶的人在过去的画面中就像是畸形而巨大的包块，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吸引群众的视线。
［在页边空白处：1837年9月19日。
2v.
严格地说也许是民风。
颓废的野心。
也许是野心。］
据此，在我们之间，产生了对偏离人性的正常维度的一切事物的一种堕落的偏好和浅薄的钦佩。无论身在何处，你都想逃避常规。当你不能在行为上与众不同，你至少尝试使自己在举止上非同寻常；如果你不能做大事，你至少可以谈论稀奇古怪的东西；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当你无法成为一个英雄，你也不会不屑于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恶棍。
虽然天才人物的生活是混乱的，但他们仍然光荣而强大。由于这一点，许多人设想，即便缺乏天赋，混乱也能够带领他们走向光荣和伟大。
法国大革命仅在它那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中孕育了一个米拉波，但在今天，你可以看到一大群令人讨厌的“小米拉波”，他们缺乏应有的天赋，却已经成功地完美复制了他的缺点。
[8]在关于野心的章节中，首先应当指出的不是野心自然很小或野心最初很小，而是野心很容易因阻碍而变小。
灵魂的软弱导致了这种现象。因此，当一个目标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和时间才能实现的时候，你选择放弃并转而朝着一个不太大但更容易实现的目标前进。我尚未完全阐明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是重要的，其适用于多种场合。当我在研究关于军队的内容时（1838年4月），我清楚地认识到，在民主制社会中，士兵不太希望成为长官，因为要成为长官需要学习、需要付出努力、需要冒险。他宁愿等到他的服役时间结束，宁愿回到他的土地上，宁愿为了获得自己的福祉而平静地工作。
［在页边空白处：野心不再是适度的，而是软弱的。
变小的不是野心，而是勇气。野心变得普通化，而不是变小。
普通化一词是本章的关键词。］
就长官而言，他认为拥有薪水、权力和尊敬是极好的，他认为没有什么能够将他完全与它们分隔开来。但是为了得到意志能量和显赫地位，他必须付出某种代价。他宁愿远离危险，宁愿等到他退休之后回到乡村之中过安逸闲适的生活。
这是对拉莫西埃的场景做出了解释。
所有这一切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它应当成为本章的主要观点之一。
[9]在正文一侧：“这些内容也许显得有点傲慢。”资料中也有同样的评价。
[10]这里指拉夫马版本的《我的思想》。
[11]“民主国家产生了伟大的事物，而不是产生了伟大的人物。”
在下一章的资料中：“民主促成了少许毫无节制的抱负、一种无法阻挡且不受限制的勇气和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轻率行为，这些东西在贵族时代中几乎是无迹可寻的；但在大体上，它产生了众多微小的、普通的、平凡的抱负，并减少了远大理想的数量。”
[12]“查尔斯二世拥有远大的贵族理想；拿破仑拥有远大的民主理想。
“可以这么说，每一个理想都是远大的。
“［在正文一侧］前者首先想要的是使他人赞美他的成功，而后者首先想要享受成功。”
在资料中的另一处，即在这些注解的译文中，托克维尔补充道：
“在拿破仑的理想中，存在类似于新贵的东西。”
[13]基佐先生在他的于1838年3月被引入《天主教大学》的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中说：
“理想从未如此急躁、如此普遍。从未有如此多心灵这样迫切地追寻所有好事、所有乐事。自负而低下的愿望，渴求的是物质利益和虚荣思想，偏好的是活力、软弱、冒险和懒惰；对所有人来说，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可取的、可到达的。这不是因为激情是强大的，也不是因为一个人能够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大费力气。他有气无力地思考，但他有无限的欲望……世界上从未出现过这种由薄弱的意志、幻想、要求和需求构成的冲突；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呼声，所有人都要求得到他们所缺乏的、能够取悦他们的权力。而这些呼声并不是对上帝提出的。同时，理想变得更普遍、更低下。”
［在页面背后］薄弱的意志，这个词语是可贵的，它很好地表达了我的一个想法。你拥有广泛而薄弱的意志，是因为一切似乎是开放和被允许的；你不拥有坚定的意志，是因为你很快便发现了障碍的存在。表象与现实往往是截然相反的。社会状态既唤醒了野心又使它昏昏欲睡，既赋予你巨大的欲望而最终又使你满足于小欲望。
［在页边空白处］对难能可贵的新演绎进行总结。这种演绎很好地解释了这个突出的民主现象。巨大的野心与微不足道的有钱人。这里提及弗朗索瓦·基佐的《现代社会中的宗教》，摘自《天主教大学》，此处引用的段落位于第232页。
[14]“千万不要遗忘梯也尔先生在1837年的一天跟我提到的一句话：当资产阶级人士被一种资产阶级方式引导时，他们能够做伟大的事情。”
[15]“一个民主政府的伟大目标应当是使受它统治的人拥有伟大而理性的抱负。”
在资料中的另外一个地方：“其效用在于有利于哲学学说，这种哲学学说能够以一种通用的方式提升人类物种的观念并使人类精神处于某种令人自豪的高度，这就像是身处更美好的世界中的人、在生存之链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人的灵魂、宿命的不朽教条。”
哲学意义上的谦逊在民主时代中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