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薛攀皋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5年11月18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黄庄小区薛先生家
薛攀皋先生（2005年11月25日熊卫民摄于薛先生家）
心理学是当前时代之显学，实践价值也非常大，但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却充满了坎坷。在这篇访谈中，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薛攀皋回顾了1949—1976年间，中国高层党政机构和要员介入中国心理学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令其多次起落、反复变化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独立自主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干预对于科学事业所造成的影响。
我对改革开放前心理学在中国的命运比较关注。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与社会学、摩尔根遗传学等的撤销是受苏联的影响不同，心理学的撤销是中国自主决定的——我问过好几位在苏联留过学的心理学研究人员，他们都说，苏联党政系统没有对心理学发动过有组织的批判运动。第二，从1950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开始筹备到“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学科的消灭，它折腾的时间很长。第三，这期间，从正确到错误，又从错误到正确，反复了很多次。第四，决定这个学科命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决定这个学科的兴亡。第五，感同身受。自1951年9月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科研管理部门工作起，我长期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亲身体验了心理学大批判运动的冲击。
在建立心理所之前，先有一个筹备处。早在1949年6月，中共中央就责成宣传部长陆定一筹建科学院。从白区来的心理学家丁瓒和从红区来的化学家恽子强协助陆定一工作，物理学家钱三强也参与其事。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后，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所属的20多个研究所和其他研究机构，以此为基础调整组建了第一批17个研究所，另设了3个研究所筹备处。心理所筹备处是其中之一，1950年6月向文委备案。
从当时的状况看，心理方面成立研究所条件是不够的。这得从心理学的历史说起。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关注心理活动并试图对它加以诠释，并且也有不少哲学著作曾探讨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但是，独立于哲学思辨的现代心理学的创立，一般是以1879年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而中国引入现代心理学的历史更短。到1917年时，在校长蔡元培（他是冯特的学生）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才开设心理学课程，并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的前身）开办我国第一个心理学系。随后，许多高校开始设心理学系。这些系有的设在理学院（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昌华中大学等），有的设在文学院、教育学院（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大夏大学等）。1929年，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中央研究院设立了国内唯一的心理学专门研究机构——心理学研究所。
虽然成立了不少心理学的教研机构，但由于战事不断，中国的心理学发展缓慢，学校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心理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则更是人员分散，难以为继。1948年，该所所长汪敬熙请假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中研院曾多次函电促其返国主持所务，均无切实答复。1949年10月，该院院务委员会决定，撤销该所，将仅存的一位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鲁子惠）并入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图书仪器也暂由该筹备处代管。于是，在中国科学院接管中央研究院驻上海办事处和研究所时，该所就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心理所仍被积极筹备。这跟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的丁瓒是心理学家，希望心理学在中国蓬勃发展有关。他联络了不少心理学家，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积极推动此事。竺可桢副院长（当时兼计划局局长）似乎对此有不同意见。他在1950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心理研究所筹备处是丁瓒主张成立的，召开心理学专家会议讨论此事，也是丁瓒发动的。由于丁瓒是习心理学的，故急欲心理所之能成立。“郭沫若已答应，所以势在必设。”
心理所筹备处成立时，主任是燕京大学心理系教授陆志韦，副主任为丁瓒、陈立、曹日昌。1951年12月，心理所正式成立，由曹日昌任所长。当时曹日昌还在院部工作——先当计划局副局长，后当办公厅副主任，再后来又担任联络局副局长——这些都是重要的岗位，他去研究所的时间不可能太多。
研究所建起来之后，起到了吸纳人才的作用。到1953年1月时，该所已经差不多有30位工作人员。就在这时，它突然从研究所降格为研究室。
这跟丁瓒受处分有关系。他是中共南方局系统的老党员，曾经脱党，并一度被关押于苏州反省院。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再加上一些工作作风方面中的问题，1953年前后他被开除出党（1980年才平反、恢复党籍），并被调往心理研究所。我当时不是党团员，不清楚详细的原因。但明显是因为丁瓒的关系，心理研究所被降格成了研究室。
对于这样的降格，我个人认为大可不必。因为丁瓒只是心理所筹备处的副主任之一，心理所正式成立后，并不兼该所行政领导职务。他只是在该所降格为研究室之后，才担任室副主任。我不知道张稼夫如何看待丁瓒。后者肯定是得罪了一些人，但降他的级未必要使心理所跟着降格。
1951年底，心理所把1952年度的研究计划呈报给中国科学院的上级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政务院文委”），很快就有反应。1952年1月8日，政务院文委计划局科学卫生处给心理所发了一个有两页长的文件——《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计划的一些意见》，对他们的计划基本予以全部否定。接着，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委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陆定一在中南海召见曹日昌，亲自对此发表了意见。
陆定一的谈话和科学卫生处的文件内容差不多，均说心理所的计划脱离了中国的政治和实际。他们认为，心理研究所的中心任务应为批判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心理学流派——在他们看来，除了以苏联为首的一些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心理学之外，其他的心理学都应该在批判之列。陆定一在谈话时还稍微留了点面子，说除了心理卫生组可进行原拟计划的工作外，其他儿童心理组、劳动心理组、实验心理组和教育心理组的计划都要重来，需要改订。科学卫生处的文件更是毫不客气，每一个题目，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从总的研究方向到具体的研究内容、方法，全部否定。
从1951年进科学院，到80年代后期退休为止，我所见到的高层对基层单位研究计划的指示或干预，到这么细致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次。
这个意见下来后，心理所开了两次全所人员工作会议，讨论陆定一的指示和科学卫生处的书面意见。但最后在《重订1952年度研究计划的初步意见》报告中，他们实际上还是原封不动——除个别因为人力原因暂缓进行外，真正改动的题目几乎没有。他们根本就不服。虽然出于对上级的礼貌，他们在表面上还客气了一番，说“基本上完全同意”科学卫生处和陆定一的意见和指示，但实际上他们并不隐讳其不满，紧接着就指出科学卫生处所提的部分意见在细节上“相当草率”、“有些片面”。
我在大学没有读过心理学课程，并不懂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一看文委科学卫生处的意见，就觉得有些批评牵强附会。比如文件对曹日昌领导的“小学儿童犯规问题的研究”做了批评。它武断地认为，“调查统计小学儿童犯规的事实，分析其与年龄、性别、年级、普通智力、学业成绩、儿童人格……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等等之关系，这种形式主义的图表统计方法显然是不能得出什么结论，解决什么问题的。”它还质问曹日昌：为什么在这个研究计划里，看不到马卡连柯（Антон Семёнович Макаренко，1888—1939）在改造“问题儿童”上的成就和经验的任何影响？而且一点也没有提到像马卡连柯那样把集体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作为改造“问题儿童”的基本方法。
我当小学教员时，读过一本苏联的关于教育、改造犯罪儿童和流浪儿童的书，对马卡连柯的事迹和相关理论有点了解。他是苏联有名的特殊儿童教育专家，在十月革命后以组建高尔基工学团或捷尔任斯基公社的方式收留了大量流浪儿童（他们的父母可能在革命中死去了）和犯罪儿童，让他们过集体生活，接受道德品质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心理所研究儿童在学校的犯规问题，为什么非得用马卡连柯的办法，把他们集中起来呢？又把他们集中到哪里去？我请教了一些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也认为心理所顶得有道理。
心理所奉命按期把计划重新报上去之后，上面居然也没怎么着。这件事情就这样没声没息地过去了。具体原因我一直都不清楚，现在回过头来想，估计跟他们当时正忙于处理乐天宇的问题，腾不出手对付心理所有关。乐天宇事件和心理所抗辩事件基本同时发生。之后几个月，在开了几次生物学座谈会之后，中央就在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了第一篇以行政手段而干预学术的文章——《为坚持生物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
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几年中，心理所从事的仍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巴甫洛夫学说，批判旧心理学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学习苏联心理学，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开展研究工作”。国内其他心理学教研机构的情况更不好，在院系调整中（1952年），全国仅南京大学保留有心理系；另外按照苏联模式，北京大学心理系改为哲学系的心理学专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心理系被合并进去；其他各大学的心理系、组的人员多分散到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所属的心理学教研室、组。所以从数量上讲，心理系在1949年后反而大大萎缩了。
就这样过了几年。然后，1955年下半年，高教部又打算停办南京大学心理系。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南京大学心理系的教师们怎么安排？于是这些教师和中科院心理室的人串联，又筹划合并成立心理所。
此事得到了中科院心理室的积极响应。在他们的努力下，12月9日，中国科学院第53次院务会议征得高教部同意后，决定将南京大学心理学方面的力量与科学院心理室合并，建立新的心理研究所。
12月10日，高等教育部致函中国科学院：“由于心理学干部需要数量不多，北京大学心理专业的毕业生已能满足需要，因此，我部决定将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停办……为了发挥该校心理学教师的潜力，加强你院对心理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我部特提出以下建议：（1）将南京大学心理学教研室改为心理学研究所，并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
1956年上半年，心理学家们利用参与制订科学技术12年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包括有心理学学科规划）的机会，进一步确定将中科院心理室扩建为研究所。
1956年2月，南京大学心理系停办，人员和设备并入中科院心理室。12月22日，心理室正式扩建成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由南京大学校长兼前心理系主任潘菽任所长，曹日昌、丁瓒任副所长。
成立新的心理所，马上又面临方向、任务的确定问题。科学院党组——这时候张劲夫已经来了，接替张稼夫任书记——就于5月18日向中央呈送了一份请求报告。报告提出，心理所的任务是：“在我国建立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开展关于心理活动的物质本体、心理的发生与发展、基本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并与有关业务部门合作，开展教育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军事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的应用研究。”这一段话其实并不是院党组越俎代庖做出来的，而是心理室党组织商量之后报上来，院里再报给中央的。
1956年6月19日，中央宣传部写了一个意见，除同意成立心理研究所外，还提出：“心理学对象、任务与研究方法，是世界科学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因此，心理研究所成立后的任务，应该由心理学家来讨论，科学院党组可以不必对此做出决定”。通过邓小平，报告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同意中宣部的意见。
这个非常好的批复出现于陆定一在怀仁堂给文联和科技界作“双百方针”报告（1956年5月26日）之后。我想，中宣部能写这么一个非常开明的报告，跟吸取苏联的教训，改变自己的作风有很大的关系。
应该说1956年的这个批示是一个很好的转机，可不久之后的反右派运动又令“双百方针”名存实亡。1958年时，更是对心理学开展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批判。这个批判是从教育口弄起来的，其背景之一是“教育革命”。
“火”从北京师范大学烧起。1958年7月底，北师大党委和教育系党总支发动了批判该校心理学教研室两条道路斗争的运动，教研室主任彭飞教授、副主任朱智贤教授和几位讲师遭到围攻。北师大的心理学批判运动很快越出校园扩及北京、天津，乃至全国。8月中，北师大连续召开三次千人以上批判大会。心理所的潘菽、曹日昌和北京大学的唐钺教授等，也都被点名批判。批判的声势搞得越来越大，从学科的性质到任务，整个心理学科被批判得一无是处。“凡坚持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骨干，特别是老科学家，大都受到冲击，形成了人人过关”的局面。“更有甚者，强迫被批判的人写检查，在任意篡改检查者的原意后，又不经检查者的同意，就公开发表了。有的被批判的人不仅当了‘反面教员’，而且在行动上也不自由了，到校外去开会还得有人跟着；有的甚至免了职，罢了官，取消了党员预备期”。
在这次批判运动中，《光明日报》起了非常不光彩的作用。它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推波助澜，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发表了40篇批判文章和详细的动态报道——通常一天四版的《光明日报》不时被扩成八版，然后用两三个整版刊登批判心理学的文章。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又以惊人的速度出版了北师大组织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编写的两本《心理学批判集》。
这里面出现了很多可笑的东西。比如，潘菽说过，有一些非常初级的心理活动，跟阶级意识没什么关系，很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比如射击瞄准，是眼、手动作的协调，哪个阶级的战士都要经过这样的心理过程。资产阶级的部队，有射击准确的，无产阶级的部队，也有射击准确的。而那些批判文章的结论是，心理学是党性、阶级性很强的学科，是社会科学，所以它的研究只能用阶级分析的办法。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为了保卫祖国，天天训练，所以射击就非常准确。批判文章还说，我们的劳动人民，冬天照样做工、种地，他们不感觉冷。但有些富翁，他们冬天穿着皮袄，还感觉冷，所以冷不冷是有阶级性的。还有人说，对于大粪，资产阶级闻着臭，农民闻着香。真是闹了很多笑话。
过去在学习、改革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这是很正常的。比如，有的学了巴甫洛夫学说，用条件反射来研究；有的想通过动物实验来研究研究人的心理。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讨论同行平等交流讨论来进行商榷的。但1958年的这些批判纯粹是胡搅蛮缠。他们点名将多位知名的心理学家当“白旗”拔掉，却不许被批评者声辩、反批评，破坏了心理学正常的教学、研究秩序，搅乱了人们特别是青年科研教学人员和青年学生的思想，给我国心理学带来了一场严重的灾难，使这个方兴未艾的学科濒临夭折。
以前一直都由我负责联系心理所。突然间，领导告诉我，心理所的工作由中宣部接管，我们不必去联系了。我刚开始时还不明白，接着，就发生了心理学大批判之事。本来，按中国过去的做法，不同的系统，在条条块块中间，有着非常严格的界限。但这一次，一个大学的运动管到了其他系统，并把全国心理学界搞乱了。所以，我当时觉得很纳闷。一直到最近几年，在看了《朱智贤传》和彭飞的文章之后，我才知道，是康生在背后点的火。
那一年康生特别活跃。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他在全国活动了好几个月。6月、7月之间他到中宣部去，找该部负责人商谈“教育革命”运动从何入手。他提到，建国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从苏联教材翻译过来的，尤其社会科学的教材肯定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问题。苏联变修了，应该如何批判？他认为苏联的教育学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问批判运动是否就从教育学入手。中宣部负责人不同意，说：不能批教育学，我们引进的是凯洛夫的教育学，它是斯大林时代搞出来的，如果批判不就乱了嘛。他建议改批心理学。康生终于决定就以批判心理学为突破口。他说：我们共产党是搞唯物主义的，什么心理学？！唯心主义应该批。康生还给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定调为：“心理学是党性的、阶级分析的社会科学”。康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名誉教授”，于是，批判运动就从该校启动。7月初，中宣部将康生定的调子迅速下达给北京师范大学，该校党组织再发动党团员和要求进步的学生批判老师。
在经历1956年的大转折之后，中宣部的负责人又恢复了他在1952年时做法。在这两个180度大转弯之后有什么蹊跷？我搞不清楚。这个人我一直都摸不透。
这次批判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1959年1—3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对1958年的“批判运动”进行纠偏，才把对心理学的批判停了下来。
会后不久的3月13日，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在中南海接见了心理所的潘菽、曹日昌、尚山羽等人。3月21日，他又接见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人。在这样的小范围内，他就“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肯定“在过去心理学批判中，把心理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加以揭露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又通过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对那些“揭露和批判”进行了反批评。
关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他说：“陆平同志说得好：‘管它心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还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边缘科学，反正它是一门科学。’这个说法很开明。反正它是一门科学，就要加以研究。还要动员一些人来对这门科学下点苦工夫”。关于心理学的阶级性，他说：“人的心理有共同的规律，比如感觉、知觉、联想、记忆……这些心理过程在阶级消灭之后还会有”；“阶级性是一定发展阶段的特点，说只有阶级性是错误的”。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他说：“联系实际的工作要搞，理论研究也要搞”；“动物心理也要搞，把人当作动物和把人当作与动物毫不相干，都是错误的”。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他说：“假如排除实验，心理学又如何研究呢？”他还对批判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若说农民闻大粪和地主闻大粪感觉不同，也是说不过去的，地主闻大粪是臭的，农民闻着也不是香的，否则就不用搞化学肥了，农民的房子里也不用贴些画、插些花了，光弄些大粪来就行了。冷热的感觉问题也是如此。太阳晒在资本家的身上是热的，晒在工人、农民身上也是热的。”……
据于光远和李佩珊透露，当时在中宣部内部，胡乔木下的断语更重。他毫不客气地评价说：在1958年以来的各种批判运动中，以对心理学的批判最不讲道理。
胡乔木还要求心理学家“在批判中应当坚持自己的意见，应当采取攻势”。他还强调，“学术讨论要说服人。现在应当把复杂的问题摆出来，大家研究。把所有问题一一列出来，一一答复，多写几篇文章，进行宣传”。
受胡乔木这两次讲话的鼓舞，3月31日，心理所特地邀请了北京有关单位的心理学工作者80余人座谈，对1958年心理学批判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5月11—16日，心理所、北大、北师大等北京地区的6个心理学教研单位联合举办了学术报告会，继续探讨了相关问题。外地未经邀请的其他14个相关单位闻风而来，前后共有400多人到会。而《光明日报》也开始登载潘菽、朱智贤等人的声辩。比讲道理，秀才当然不会输给兵。心理学家终于在一定程度上翻了身，而垂死的中国心理学也因此而重新得以焕发生机。
因此，后来心理所总结道：“这两次胡乔木同志的谈话，给心理学工作者很大启发，为扭转这次心理学批判中的错误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1958年心理学批判运动，虽然1959年胡乔木在小范围里讲了话，1961年时各单位的领导还根据中央的统一规定对“白旗”们进行了甄别和道歉，但运动本身的对错、是非，并没有任何主管部门或领导出面公开表态。因而，对心理学持全盘否定的错误思想一直都没有得到充分地澄清。结果，这方面的流毒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得到了更大的爆发。
在1965年10月、l1月之间的两星期内，姚文元发表了两篇文章，左右开弓，一手打心理学，一手打《海瑞罢官》。他化名葛铭人（“革命人”的谐音）写的《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一文，以批判浙江心理学家陈立关于《色、形爱好差异》的实验报告为突破口，从方法论到任务，全面否定已有的心理学研究，给它们贴上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反科学”、“伪科学”等标签。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就不可收拾。心理所很快由“革命造反派”掌权，最后做出结论，心理学是伪科学，心理所要撤销。该所三位副所长曹日昌、丁瓒和尚山羽全都在病中被迫害致死。曹日昌受错误审查和批斗，疾病得不到及时诊治，于1969年3月因肝癌病逝。他的夫人吴秀明（荷兰人，原名色尔玛）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英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心理所造反派非法关押在该所，因不堪折磨，含冤自杀。他们的子女则被下放到河北、内蒙古农村，“文革”以后被母亲那边的亲戚接到荷兰去了。“文革”的灾难使他们家破人亡，他们带着无法医治的心灵创伤离开了中国。
心理所其他的研究人员则和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北京实验生物中心、北京植物园等被撤销单位的人员一起，被下放到位于湖北潜江的中国科学院五七学校，和我们这些所谓旧院部的人员——所谓张劲夫“旧机关”的“旧人员”——成了“战友”。
心理所的所址——即原来的端王府——也被人家给占了。所有的仪器设备也都没了。略微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当时把所有的书刊打了包，委托院图书馆代为保存，所以那些书刊没有散失。
在撤销心理所的同时，全国所有大学的心理专业或心理教研室都停止了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它们才开始重新恢复。我国的心理学研究停顿了10年，而那10年正是国外心理学发展最快的时候。
我讲述这段中国官员干预心理学发展的历史，是希望人们能从中吸取一点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本文初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4期，第111—121页。收入本书时略有增补、修订。
丁瓒（1910—1968），心理学家，江苏南通人。193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心理学系，随即去北平协和医院脑系科做研究生。随该系主任学精神病学，后留校任助教，并在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等单位创办心理卫生咨询门诊。抗日战争期间，南下投身于林可胜先生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1942年，任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技师兼心理卫生室主任，同时还兼任多所高校的心理学副教授。1947年被选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做访问学者及短期进修，并到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日内瓦和哥本哈根等地参观访问。此间，在美国芝加哥、法国巴黎等地筹组了中国科协分会，团结和组织了不少学科学的中国留学生，这对后来促使这些科学工作者归国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10月回到香港，不久后乘海轮绕开“蒋管区”经大连抵达东北刚解放的沈阳，并于次年2月进入北平。他在1927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由于南通党组织遭破坏而失掉与党的联系，1945年在重庆重新入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代书记和办公厅副主任、计划局副局长等职。
恽子强（1899—1963），化学家，江苏武进人。著名青年领袖恽代英之弟，1924年6月毕业于东南大学文理科化学系，后在河南、辽宁、广东、湖北、上海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和革命工作，1943年到延安，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华北工学院副院长等职。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任院党组书记，并先后担任办公厅副主任、编译局副局长等职。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学部委员。
汪敬熙（1893—1968），生理心理学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3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归国，先后任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1948年接替李约瑟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1952年卸任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威斯康星大学任教直到逝世。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3），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陆志韦（1894—1970），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浙江吴兴县人。1920年在美国获心理学博士学位。曾任东南大学心理系教授。燕京大学心理系主任兼教授。1952年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音韵学的研究工作怍，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曹日昌（1911—1969），心理学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心理系，1943年考取庚款留英，1945年11月到英国剑桥大学心理系做研究生，3年后通过博士论文考试。在英期间，他参加了英国共产党的剑桥地方组织，并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8月，成为香港大学公开招聘的第一位全日制心理学教师。同时，还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工作，1949—1950年间，联络、争取、帮助了大量在国外的科学技术人员回国。1950年到达北京，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办公厅副主任和联络局副局长等职。
张稼夫（1903—1991），1952年12月底起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1956年5月调离。
本节相关的文件、讲话、意见被摘要收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见薛攀皋、季楚卿、宋振能《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1993年版，第87—89页。
赵莉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史（1950-1993）》，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1996年。
潘菽（1897—1988），心理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次年赴美攻读心理学，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心理系副教授，半年后升为教授，兼心理系主任。1949年以后，历任南京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等职。1955年6月，他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委员。8月，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心理学会的理事长。
彭飞：《历史教训值得记取——1958年心理学批判的剖析》，《心理学报》1979年第1期，第17—21页。
彭飞：《历史教训值得记取——1958年心理学批判的剖析》，《心理学报》1979年第1期，第17—21页。
由《光明日报》刊出的部分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批判的激烈程度和进展状况：《批判彭飞在科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方向》（1958年8月14日）、《彻底清算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1958年8月15日）、《拔掉实验心理学这面白旗》（1958年8月20日）、《要拔掉西南师范学院心理教研组的白旗》（1958年9月18日）、《北大心理专业也必须来个彻底的革命》（1958年8月20日）、《北京、沈阳、武汉等地师范院校心理学教师纷纷举行座谈表示要拔掉白旗》（1958年8月25日）、《何其恺副教授是心理学教研组的一面白旗》（1958年9月18日）、《彻底拔掉普通心理学实验这面白旗》（1958年9月18日）、《中等师范学校心理学教学的资产阶级方向也要彻底清算》（1958年9月18日）、《北京五单位联合举行批判大会旧心理学卫道者被驳得体无完肤》（1958年10月7日）、《潘菽要引火烧身投到火热的斗争中去》（1958年10月7日）、《曹日昌近期工作和著作中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1958年10月7日）……
黄永言：《朱智贤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232页。
彭飞：《历史教训值得记取——1958年心理学批判的剖析》，《心理学报》1979年第1期，第17—21页。
胡乔木谈话要点（1959年3月13日）、胡乔木对心理学的几点看法（1959年3月21日），见赵莉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史（1950—1993）》，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1996年，第262—271页。
李真真：《中宣部科学处与中国科学院——于光远、李佩珊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第23—30页。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4—98页。
赵莉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史（1950—1993）》，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1996年。
葛铭人：《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光明日报》1965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