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又进行了一天，照旧推磨。项英有些不耐烦了：
“我认为争来争去已经没有意义，有的同志发言，专谈枝节专谈现象，不谈根本不谈实质，这是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的责任。”他冷峻地望了周恩来一眼，“问题反而被搞复杂化了。归根到底是路线问题，既然如此，不但在思想上解决政治上解决，而且应该从组织上解决！”
思想解决意味着批斗；组织解决意味着改变领导，对某些人要撤职查办。见惯不惊，会场气氛并没有由此而更紧张。
“我认为摆摆前线的困难，也不是不可以……”
“困难永远都有！”顾作霖立即恶声打断对方，“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畏惧困难，夸大困难，不去解决困难！”
“对！”凯丰像喊口号似地叫道，“我们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问题是后方对前方的要求过高。”周恩来说。
“问题恰恰在这里，”项英紧盯着周恩来，激烈地打断他，“前线同志认为中央要求太高，国际要求太高，就等于说中央和国际的指示脱离实际。有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怎么还有决心去克服困难呢？精神先垮了嘛，”项英终于抛出了最有刺伤力的杀手锏，“怀疑国际指示的正确性，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看，我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可是，现在，前方同志总是完不成战斗任务。”顾作霖进一步补充，“主观不努力，客观找原因……”他本想来几句狠的，可是他找不到更具杀伤力的投枪。
会场上，大概只有陈毅最清醒了。他侧身事外，比较客观。他深深感到权力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既可以推行真理，也可以扼杀真理。既可以把主观失误说成客观困难，也可把客观困难说成主观失误。顺我者升，逆我者降，这便是权力的法则。在这种时候，一切过激的言词，一切过分的举动，一切的无限上纲，都是革命斗志高昂的表现，都是被鼓励的，是造轰轰烈烈声势之必须，那是冲锋陷阵时威慑敌胆的呐喊，是迈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脚步声，越过头越好。
理论的伸缩性是无限的，运用之妙是无穷的，随意性是可怕的：愿意跟你握手，可叫与人为善；愿意把你打翻，就叫不调和的斗争。说它轻，则轻如鹅毛；说它重，则重如泰山。
凯丰是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仔细思考过了，他懂得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在路线斗争的风暴中，有人可以乘机扶摇直上，有人则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27年初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因中国国共两党分裂而更加激烈了。政治路线斗争，必然和权力斗争连在一起。那时，凯丰、王明、博古都看得很清楚，具有学识才华、备受欢迎和尊敬的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因为公开拥护托洛茨基而丢掉了校长的职位的！
在两派激烈的斗争中，任何人都要考虑自己在斗争中要站在什么位置上。有的考虑坚持正义和真理，有的考虑对自身的安全和发展是否有利。那时，副校长巴维尔·米夫正在中国执行特别使命，学校的管理权力出现了真空，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他力图稳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作为一个正式的校长屹立在革命历史舞台上，便极力争取一些有影响的学生的支持，很快就在身后集结了一大批学生，根本不把联共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放在眼里。这种拉帮结派的方式使中山大学形成了两大敌对营垒。
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以谢德尼可夫为首的支部派，很快就展开了“血战”式的互相攻击。许多学生不愿参加这种互相诋毁、攻讦以达争权目的的斗争，这就形成了学校中的第三势力。第三势力又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学校成了“不似流血，胜似流血”的战场。直到米夫回到中山大学，两败俱伤的内耗战仍在继续进行。王明因陪同米夫回国而没有卷入，所以他对学校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建议米夫把握住第三势力，联合支部派搞垮阿古尔的教务派，从而为米夫担任中山大学校长铺平了道路。
在米夫看来，这是一个很高的策略：因为互相指责的两派，并无严格的是非，第三势力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取胜。如果米夫把第三势力投向阿古尔一方，把谢德尼可夫打倒，恰恰稳固了阿古尔代理校长的地位，后来的正式校长就是阿古尔而不是他米夫了。
王明不但向米夫提出了解决学校混乱的高明的策略，而且是第三势力的争取者组织者，他成为米夫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心腹就不是偶然的了。
凯丰那时并不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洞察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由米夫、王明组织起来的第三势力的核心，便形成了后来“反对派”称之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二十八个人是哪几个，说法不一，带有某些随意性和流动性）这一同盟式的集体。无论对于中山大学、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丰便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1]他和博古一样，崇拜米夫、敬佩王明，相信共产国际无比正确。
凯丰几乎经历了历次派别和路线斗争。米夫、王明取得了对阿古尔教务派的斗争胜利后，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随之而起。这场斗争的爆发点，是1927年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中出现的骚乱。
凯丰每当想起那场骚乱，历历如在目前：当浩荡的游行队伍走进红场入口处即将到达检阅台时，游行队伍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突然挥起早已备好的旗帜高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种挑衅性的举动，在这样的场合，就显得加倍严重，遭到斯大林拥护者的反击是必然的。这场斗殴，在游行队伍的严密组织下，限制在不太大的范围，就像河流奔泻中出现的一个漩涡。
当中山大学的队伍接近列宁墓时，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领导人举手向革命的中国青年致敬，并高喊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在学员队伍中，竟然有人冲破“乌拉”的喊声，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种当众侮辱斯大林的举动，使联共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来宾都感到震惊。
反击当然是激烈的，一周之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当时所谓的“托季联盟”）便被开除出党。盛怒之下的斯大林，指令米夫对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进行彻查。这一费力的彻查继续了数月之久。这种彻查并不限于找出喊口号的托派分子，而是在调查时展开了思想斗争。要斗争，必须组织力量，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便成了米夫指挥下反托的基本力量。
这种思想斗争不可能泾渭分明，斗争呈现出复杂性、严酷性是必然的，而斗争手段的多样性也是必然的。为了斗争，不择手段。逼供、诱供、诬陷等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不断地重演，在苏区的肃反运动中还有所发展。阴谋家、投机者便从中兴风作浪，成为某些领导者排除异己打击持不同意见者的手段。
凯丰并不认真思考临时中央的指示是否合乎实际，也不知道前线所提出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还是不可以克服的，他只知道：执行中央指示就是对的，不执行就是错的。不需要动脑筋去思索中央指示对在哪里，不执行者错在哪里。
项英与凯丰略有不同，他有深沉思考的习惯，善于总结概括，喜欢条理分明。他的长条笔记本上，有对目前这场斗争画出的公式：
斯大林同志精神＝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指示=后方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精神。
这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演成“我就是党的化身”，“我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就是斯大林同志精神的体现”，“我的结论也就是党的结论亦即共产国际的结论亦即斯大林同志的结论”，“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也就是反对第三国际，也就是反对斯大林……”谁能抗拒？谁敢抗拒？谁能说清这个浑圆圈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项英都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1928年6月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单独接见过他，对他的崇高评价是他终生难忘的：
“项英同志，你是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既要重视斗争，更要重视学习，使自己完完全全布尔什维克化。”还送给他一支手枪一支笔，这是战斗与学习的象征。
这种所谓的“高度评价”，实际是一种误解，仅仅是赞扬他的工人阶级出身。这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像普通工人向忠发，就是在重视选拔工人阶级出身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下一跃而成为中共总书记的！工人阶级出身，在那时比一切优秀素质更可贵。
但是，工人出身并不能保证他就有领导水平，也不能保证他就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向忠发也罢，顾顺章也罢，一被捕就叛变。毛泽东不是工人阶级出身，周恩来更不是。劣等门第，低贱种族，在项英眼里，他们的革命坚定性就大可值得怀疑。
这种被误解了的“清醒”，是可怕的！坐在旁听席上的陈毅是另外一种“清醒”，他陷入深沉的悲哀。
会议又进入新的一天，事实胜于雄辩，只要还允许说话，争辩就不会休止。项英要毛泽东最后表态。
毛泽东对会议的目的看得越来越清楚。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结论也早已定了。再有力的雄辩，再真切的事实，只是增加激流的浪花，徒然延长会议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也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
他缓缓地站起来，平时微躬的腰板挺得很直，他对这些脱离实践只会背诵教条而又自以为是的人，充满着反感与鄙视。在中山大学的洋课堂上，在上海漂亮的寓所或是简陋的亭子间里，根本就不知道苏区的山上长草还是长树，也不知道红军战士吃的是大米白面还是草根树皮，反而来指责他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不了解情况地瞎指挥，反而指责别人抗拒指示。并不是所有中央都是对的，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也是中央，王明不是因为抵制他们而逞“英雄”吗？但他不能这样说。
项英一语道破了天机，王明的中央绝不允许他毛泽东拥兵自重。他必须向忠于国际路线的人，也就是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交出权力！
喜吃辣子的湖南乡下人那种倔强，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而后拂袖而去。然而，他终于明白目前需要的不是感情的发泄而是理智的克制。他呻吟了一下，痛苦得像大病后的那种呻吟。终于平静了，他说了几句话，既不是检讨，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
“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又说了两个字，“完了。”会议又出现了静默。平静如水。
项英带着一种朦胧的诧异，急忙在长条笔记本上写了几笔，扯下来让坐在旁边的顾作霖传给陈毅。顾作霖溜了一眼，那是潦潦草草的几个字：毛说的是什么意思？
陈毅回条，先交给顾作霖：此乃列子的话，意思是，天下没有永远正确的道理，也没有永远错误的事情，先前认为好的，今天认为不好放弃了；今天认为错的放弃了，明天又当成对的拿来再用。
顾作霖在陈毅条后加了一句：“这是拒不承认错误的表现！”然后传给项英。
项英看后，又加了一句：“而且准备东山再起，日后反扑。”又传回顾作霖，顾作霖又交给凯丰。
凯丰又加了一句：“可见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是对的！”又传给另外几个后方的委员。
人们疑惑的目光都随着纸条来去，但心情都没有一个是平静的。
“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项英说得很缓很慢，“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我想，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敌方既已举起降旗，战场立即陷入沉寂，炮火不再轰鸣，呐喊也就停息。
“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举手表决吧！”
“我不同意这种仓促下结论的做法，”周恩来尽量和缓地说，“至于如何处理，要经过充分酝酿再说。陈毅同志为我们安排了翠微峰之游，盛情难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弦绷得太紧不行。我建议下午休会，舒松舒松，明天再开！”
项英反对，认为这种中断会议的做法是不利于问题解决的，这是袒护毛泽东的做法。
顾作霖和凯丰附议项英的意见，并作补充：“会议结束后再去翠微峰不更好吗？可以玩个痛快。”
任弼时认为：“休息半天，算不上中断会议。”
后方委员们自忖，半天休息，也许并无大害，或恐有利，也就同意了。
午休后二时骑马出发，陈毅假托军区有急事处理，派秘书长陪同。
[1]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般是指：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王稼祥、朱阿根、朱子纯（女）、孙济民、宋潘民、杜作详（陈昌浩之妻）、陈绍禹（王驯）、陈昌浩、陈原道、何克全（凯丰）、何子述、李竹声、李元杰、沈泽民、汪盛荻、肖特甫、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张闻天（洛甫）、孟庆树（王明之妻）、夏曦、秦邦宪（博古）、殷鉴、袁家庸、盛忠亮等人，这二十八个人中，约二十人受过高等教育，能流利地说一两种外语，只有五个人是工人阶级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