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席这样的会议，对陈毅来说是一种心灵的煎熬。一场并不遥远的噩梦老是缠着他不放，他的面前老是恍惚着一个年轻秀丽的面影。
他是绝对没有想到她会投井自杀的！那是1930年多雨的春天，赣西南地区在中央“反对和驱逐AB团的指示”下，开始打AB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到了七八月，在河西红军学校抓了一些，杀了一些。那时打击对象主要是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这本身就已经超出了AB团的范围，但凡是要打击的对象都冠以AB的罪名加以处置。
到了10月份，越打越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地方党都认为，从军队到地方从党组织到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到处充满着AB团，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群众被发动起来，都痴狂地屈从于一股迷误的昏乱的热情。从11月起，红一方面军的打AB团运动就推向轰轰烈烈的高潮，接着春风野火似地漫卷到地方。极左路线推行者，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场扩大化的灾难，再把这种灾难的责任让群众去承担。
一个医院的女护士与一个伤员在山林里幽会，被人看到了，受到严厉的审问：“你们在树林里干什么？”
“我们开学习会。”
“什么学习会要到树林里开？一定是AB团的反革命会。”
当两个男女青年感到问题比谈情说爱严重百倍时，改口也无人相信了。
刑讯、诱供的方法是高超的——先对男的说：“她已经承认是AB团了，你能不是？她说是你发展了她！坦白从宽，抗拒死罪！”
于是，男方为了从宽写了认罪书。这份认罪书又摆到了女方面前：“你看，他都认罪了，你怎么还敢抵赖？！”
女的实在傻了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拥抱着亲个嘴，就是AB团？“那好，我也是！”
女护士的心破碎了，签字的手颤抖抖地握不住笔。
“终于成功了！打了两个AB团！”那种兴高采烈，那种沾沾自喜，那种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自豪，一时间忘了他们是在践踏战友的已经滴血的心。不久，那男那女抱着坦白从宽的希冀被红缨枪戳透了心脏。处死AB团，不值得浪费子弹。
把不是AB团的战友打成AB团，那是误伤，还算不上残忍；那种明明知道不是而硬把他打成是，也还算不上残忍；最最残忍的是干得那么虔诚，那么自觉，那么欣慰！而且把这种不把人当人的恶作剧，当作成功的经验推行。
这也许还不够残忍，残忍的是，那两个冤死的男女，在死前已经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真正罪人：“你们两个既然是AB团，是哪个发展了你们？你们又发展了谁？”
这种上连下挂，使那等候坦白从宽的男女，更为目瞪口呆。他们知道，已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自杀而死吧，死不成的。自杀，正说明你真正有罪，不然，好好一个人为什么要自杀？于是，在严刑拷打下，就乱啃乱咬起来，使许多战友陷入与他们同样的死境。他们是多么无辜，又是多么罪孽深重！
真正的反革命、阴谋家和坏蛋，趁机兴风作浪：匿名信，假证据，打击报复，诬陷，消除异己，公报私仇……不愿作恶的好人，反而不被信任，坏蛋成了积极分子，因为他们乱抓乱杀毫不心慈手软。这时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只要有人背后告了你的黑状，你还在梦中，睁开眼就成了反革命。
赣西南地区，波及到闽西……由AB团进一步扩展到“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
1931年2月21日赣西南的《通告》中提出《集中大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3月，闽西的虎冈地区，开公审大会，杀了数以千计的好同志。
这是怎么回事？一时间人们全都疯了，全都傻了，平时亲密无间的战友互相成了仇敌。你怀疑我，我怀疑你，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能相信了。甚至正在战场上对敌作战的人也是AB团了。人人自危，人人噤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
总前委派作风极坏的李韶九当了肃反委员会负责人，他抓了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大部分负责人，又抓了红二十军的领导干部，严刑拷打，逼供，酿成了“富田事变”。
那时，陈毅被派往赣南去领导肃反工作，这是对他的一种考验。“你不打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即使你打反革命也可能说你袒护反革命而被清除。他认为反革命即使有，也不会那么多。
“不久我就有匹好马骑！”李韶九放出风，他指的就是陈毅那匹白龙驹。
陈毅也知道，很可能有人要把他当成AB团的黑后台，早晚要把他揪出来。他也拍拍腰中的勃朗宁说：“我陈毅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这跟十年动乱中“继续深挖五·一六”是多么相似！不挖到预想的那个黑后台是绝对不会停止的。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多么革命的口号，多么可怖的口号！我要挖多少就挖多少。要有，成千上万；要无，一个也没有。陈毅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他对刚满二十岁的妻子说：“菊英，若是我被打成AB团，你怎么办？”
肖菊英，这个信丰城里的柔弱姑娘，愕然一愣，脸色变得煞白，薄薄的嘴唇哆嗦起来：“……你……你干吗吓唬我呢？”
“我吓唬你？”陈毅对肖菊英的稚气表示惊诧，“你怎么会这样想？当前的情势你还看不出来吗？”
“那我就去死！”肖菊英恍若变了一个人，浑身透射出一种决绝冷凝的森然之气。
“不！不！你要跑回娘家，避避风头，等运动过去……若是我不回来，你也就不要回来了，是不准反革命的妻子革命的！”陈毅不敢把更可怕的后果说出来。
肖菊英哭了，从此，她没有笑过，也变苍老了。痛苦像只无形的大手，揪住了一颗纯真无邪对革命抱着无限向往的心。
陈毅后悔了，他不该把自己的忧虑告诉她，那种遗嘱式的安排，岂不把姑娘吓死？他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但是，各地捕杀AB团的枪声却更加重了姑娘的疑虑。她在那些用刀砍死、用红缨枪戳死，用石头砸死的AB团的血洼里，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现实。
大打AB团的声势有增无减，使肖菊英感到大祸正在敲门。
1930年11月至12月，一个月中，不到四万人的一方面军，就打了四千四百多名AB团分子，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都打成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
杀就杀吧，一枪打死一刀砍死也好，可是，不，有的竟然被生锈的铁丝刺穿睾丸牵着去游街。
陈毅接到了去总部开会的通知。“时候终于到了，”他暗自思忖，“这是一出鸿门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死就死吧！”他真正要托付后事了：“菊英，我去开会……”陈毅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能讲得太明。他指指墙上的挂钟：“等到下午六点钟我还不回来，你就快走，也不要带任何东西，那就出不了村了，一定去信丰城，藏起来。如果我没有事，我就派人找你回来，如果无人找你，你就别回来了……”
这是陈毅生活中的一大错误，他既没有想到妻子是那样脆弱，又没有想到她是那样刚强。
肖菊英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哀叹。只是低首垂目，漠然无语。这种悲极凄绝之气，使陈毅为之悚然。
他回来晚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在烟雾腾腾的会议室里过得太容易了，而他的妻子却忍受着比两个世纪还久的毒刑。肖菊英认定她的命运已经定了。她开头总是反驳自己：“一个日以继夜为革命工作的人，怎么能跟反革命连在一起？”
但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不会推理，只会比较：正在火线上杀敌的红二十军的领导人不也成了AB团吗？她弄不懂许多革命者为什么都让AB团这个鬼魂附体，把自己拖下黑色深渊？她认为丈夫已被邪魔选中，不会再回来了。
一时间，她心如枯井：逃走有什么意思？活着有什么意思？
一个稚嫩的心灵能经受住两个钟头的煎熬吗？其实，陈毅骑马的身影一在远处树林里消失，她就受不住了。一整天，她的眼睛盯着窗外，不饥不渴也不困，只盼望那白马的身影从树林后面钻出来。
墙上的挂钟残忍地向前走。“当！当！当！”敲响了下午六时的最后一声。
整天的烈火焚烧已经使姑娘不能多忍受一分钟，她必须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她不能就这样离开陈毅，她要带走他一点什么东西。她仰起惨白无泪的脸。看见墙上贴着陈毅笔录的一首诗。这是唐代祖咏的《望蓟门》：
沙场烽火连胡月，
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
论功还欲请长缨！
“弘，我们走吧，离开这煎熬人的世界！”她是那样平静而又坚定地把丈夫的手迹揭下来，塞进自己的怀里，像个醉酒的人，踉踉跄跄跨下门前的台阶，走到院内的一口半枯的井边。此时，晚风呜咽，满天阴霾，村庄犹如荒坟，一个求死若渴的妇女，倒撞下去。咕咚一声，结束了一个人的悲剧，却没法结束时代的悲剧。
陈毅埋葬了妻子，尽量不让这颗陨落的石子击起舆论的浪花，好在死人如蚁的动乱年代，死个年轻妇女不过小事一桩，谁去过问飘落的一片树叶？但他的心海却狂飙怒卷不能自持，陡生出一种毁灭一切的激情。
他先是怨恨自己，不该预告凶信；继而怨恨菊英，不该如此脆弱，竟然寻此短见。
在山崩地裂的感情冲击之后，他终于平静下来，望着室外黑暗的夜空，吐出了两个字：
“怪谁？！”
这是一个多么难以回答的难题！伤心一人黄泉后，再得斯人又几年？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激情，使他把眼前的斗争高度抽象起来：
那是来势迅猛的泥沙俱下的混浊洪流，由高山之源汹涌狂泻而来：初时，还是涓涓细流，可是千百条细流一边奔泻着一边扩大着、接纳着、积聚着，沿着雨淋沟、大冲沟啸聚而来，推波助澜，涌入河床，万源齐汇，越滚越大，越来越猛，裂岸惊涛，势如万马奔腾。
夹岸芦苇一齐倒伏下去，有几杆耿直的、幼稚的或是尚不清醒的芦苇来不及倒伏，就嘎巴一声齐腰折断了。
不倒伏即断折。
“菊英，你是不是在这大肃反的洪峰下的那杆稚嫩的芦苇？”陈毅悚然而惊似有感悟，“难道我就不是一株既倒伏又待折的芦苇？洪峰是不可抗拒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人既是芦苇，又是波澜，你冲激我，我冲激你，推波助澜的不正是那些倒伏的芦苇吗？洪峰似乎是没有的，是一批芦苇去摧折另一批芦苇，可是，没有洪峰，芦苇能互相摧折吗？”
不，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这种现象也许古人早已概括过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宁都会议，不再是肃反会议，这是用数以千计的同志的鲜血换来的。但在会议上仍然翻卷的却是与肃反相同的洪峰，仍能听到受屈冤魂的哭泣。他跟周恩来的翠微峰金精洞的交谈能否有效？陈毅想象不出周恩来在这不可抗拒的洪峰面前将如何摆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