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组成的临时支部会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在宝界岭建立根据地已属无望。三十九人的队伍，失踪三人，逃亡二人，中毒死去六人，在行进中倒地而死一人。
也许这个倒地而死的人，比那六个中毒者更令人震撼。那时他们草草掩埋了六个战友之后，准备改变一下环境，天气冷了，他们翻越一个并不太高的山垭口，在向阳的山坡上重建营地。
一个游击队员在揪住一棵蒿草向上迈步时，好像突然滑了一跤，一头拱进草丛就不动了，这种行军睡觉的事是常有的。可他们并不缺少睡眠，他的右臂前伸，左腿前跨伏在那里，保持着攀登的姿势，当后面的队员来扶他的时候，软塌塌的身体虽有余温，却已经毫无反应，开始僵直。
“啊，死了！”扶他的人一触到发冷的皮肤就低声惨叫了一声，急忙把手缩回。
所有人都惊呆了，“怎么会死了？不可能！”
万世松急忙赶过来，从那个用黑布补了洞的挎包上认出是二营的战士。他蹲下去：“小王！”他轻声叫着，不相信他会这样毫无声息地死去。
他翻转过小王的身体，小王的脸已经没有一丝生气了，两只凝定的眼睛望着白云飞驰的天空。
“这么容易，像颗落地的种子……可是，他还不到二十岁啊……”
万世松无泪而泣。
“坚持，等于慢性自杀！”万世松巡视着四个党员的脸，激愤地说，“坚持不是坚定性，坚持也不是目的。我们这支队伍应该先求生存，后求发展，现在天气越来越冷，衣食无着，我们必须离开宝界岭。”
一场难堪的冷场，显然，队长的意见是针对政委的意见来的。
“我不是不同意离开，”王振华透露着不满，带着几分勉强说，“可是，我们向哪里去呢？哪里会比宝界岭更适合建立根据地呢？”
“我想，红军主力既然已经远去，我们应该回中央苏区去，那里有坚持斗争的部队，那里有群众基础！”
“不！我想过了，”王振华说得很坚决，甚至有点居高临下，“上级给我们两个原则：一是在宝界岭一带建立根据地，一是追赶中央红军。”
“我们能追得上吗？”万世松说得有些冲动，他被王振华不通融的态度激怒了。
“怎么不能？去跟二、六军团会合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部队很少，行动迅速，怎么能追不上？只要我们突袭一个村庄，打一个富豪，我们的衣服粮食也全都有了。”
可是，支部委员们认为这种分歧应该交给队员大会来表决，听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
队员大会是很容易召集的，二十几个人，坐在向阳的林间空隙的草地上。万世松首先报告了目前的处境和回苏区去的意图，而后介绍政委的想法，请大家讨论、表决。
王振华在大家讨论前，进行了长篇讲话，他在部队时就是一个立场坚决、善于总结、长于概括的政治工作者，如果不是这次被打散，渡过湘江之后，他很可能提升成营政委。
他向队员们描绘了一幅追赶主力红军的生动的图景。他用慷慨激昂的语言和热烈的情绪鼓励大家，他又述说了自己的血海深仇，他要求每一个革命者不要有任何畏惧，任何时候都要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讲，红军主力是大远征，他们游击队要来个小远征，他们将会在追赶主力红军中创造奇迹。
可是，队员们对王振华的立场坚定性和豪言壮语不感兴趣，所有游击队员除了个别是湖南人以外都是江西苏区人，无论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倾向队长的意见。他们认为回苏区比去追赶红军主力更具希望，即使回苏区比追红军冒一倍的风险，他们也还是愿意回家乡。正像在座谈会上队员所说：
“就是死，也比死在外乡好。”他们有感于牺牲在战地上和山野里的战友，思乡之情在每个队员心中犹如春风野火漫卷起来，已成燎原之势。他们竟然喊出“杀回老家去”的口号。
作为游击队的政治委员，王振华比任何人都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付诸表决，他的提议被否定是必然的，但他用什么办法来改变这次表决呢？
他把一切怨怼都归结在万世松的提议上，“是他利用了群众的思乡之情达到个人的目的，这场反对我的决定的情绪是他煽动起来的！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斗争，何去何从，跟着谁走，是关系到革命利益的大问题，这种情绪不正是畏避艰险的右倾情绪吗？这不是失败情绪的反映吗？这不是在苏区时被批判的右倾保命斗争的延续吗？”王振华被自己的想象激怒了，“还有，这还关系到领导权的问题，他仗着自己是营长，就不把我这个比他低一级的指导员放在眼里了！这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轻视工农群众，这是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软弱性，遇到困难绕道走……”
王振华自竖靶子自己打，觉得自己的政治委员的尊严受了伤害。他说讨论酝酿还不够成熟，提议把表决推迟到第二天早晨。他想在一夜间与各小组长个别谈话，挽回这种局势，防患于未然。
万世松同意推迟表决，虽然认为实无必要，仅仅是为了对政治委员的尊重。他没有党内斗争经验，或者是对王振华估计不足，他无法预见到未来的一场袭击。
王振华的一夜动员说服，效果并不理想，队员们不愿明确地抵制他的意向，只推说明天看大家的意见，顺大流。
王振华不由怒火中烧：“难道我政治委员的意见都不被重视吗？”
险阻，对两种性格所起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知难而退。
知难而进。
王振华深深地体会到，对错误的东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十分必须的！问题是如何找到有力的武器，他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中，找到了“一杆投枪”。
第二天早晨，峡谷里涌聚着牛奶似的浓雾，又黏又湿，晦重迷蒙，好像永远不会消散似的。队员大会需要等着大雾消散。
万世松一夜睡得并不很熟，他完全沉浸在杀回苏区的遐想里，想象着与方丽珠见面的情景，而且千百遍地重温他们相亲相爱的那些珍贵的时刻，体验着他曾享受过、占有过的人生幸福。在幸福中回想苦难，会使幸福加倍的甜美，在苦难中回想逝去的幸福，也是一种略带酸涩味的福惠。往昔的真爱是一束永不褪色的花朵，它会长久愉悦你的记忆。
晨雾终于在顺山势下沉的气流中稀释开来，变薄了，破碎了。周围的山峰又时隐时现地露出影影绰绰的面容。这是游击队即将离去的群山。
表决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二十四票对三票，这里所说的“票”当然是高举的拳头。
政委是孤立的，除他之外，同意他方案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他的通讯员，一个是九军团的跟他一起突围出来的本连战士。
这种惨败，在王振华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谁的意见对了，谁的意见错了，同意谁的意见，反对谁的意见，本来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桩，甚至连小事都算不上，不妨面红耳赤地争论一通，对事不对人，转眼就过去了。
王振华却不这样看，意见对错代表了立场问题，反对谁拥护谁就是阶级斗争了。在苏区打AB团的时候，你可以把不是AB团的同志说成是AB团，这是革命积极性所在，即使打错了，积极性仍是可贵的。谁敢说一声“不是”？你替AB团开脱，你就是AB团。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是必然的，只有那些表现“革命性”的人，或是谋取地位的阴谋家，或是借机报复的卑鄙小人，或是排除异己者，推波助澜，以便浑水里面好摸鱼。
王振华在数次政治斗争中，形成了一个观念：投谁的赞成票投谁的反对票，并不是每个党员的权力，而是体现了路线斗争。你投对了票，就立一大功，投错了票就是罪人。后来的以人划线，紧跟谁，在王振华的思想里已经有了初型。现在，那些拥护队长意见的队员们，显然是站错了队。
“同志们！我有话说，”王振华先是站着的，当他带头表决高举拳头无人响应时，他蹲下了，现在又猛然站起来，声音里饱含着顽强的自信和剧烈的冲动，“我们都是红军，都是革命战士，上级指示谁也不能违抗！”
队员们惊愕地互相望望，不知政委所指何事。
“队长的提议是不符合上级指示精神的，上级绝没有让我们回苏区的命令！”王振华挑战式地怒视着万世松，脸色灰白，一双黑眼睛冒着红火，等待他的回答。
“的确没有这样的指示，但是，我们不能机械地执行指示，两弊权衡从其轻，只要对革命有利，不妨回到苏区。命令，也要灵活地执行。”万世松也站了起来，面对着王振华，“我不明白，大会讨论表决是支委会研究的，何去何从的理由也翻来覆去研究过许多遍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在表决之后，忽然提出了‘命令’问题。即使有必要重新讨论，也不要冲动嘛……”
王振华粗暴地打断了他：“我不能不冲动！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现在，让我谈谈问题的实质吧。队长同志，你煽动大家回苏区，有没有个人目的？！”
“煽动？”万世松重复着这个令人震骇的词，既迷惑又惊讶。他审视着政委那冷酷的目光，“这是什么意思？”他弄不明白，面前这个同志怎么忽然翻脸不认人了？
是的，万世松是有个人的目的。在漫长的山林之夜，他坦诚地向他的政治委员交谈过，他们两人要在一起领导一支部队，互不了解是不行的。他详细地谈了他的经历和犯过的错误、受过的处分，以及他对方丽珠深沉的思念。
“我想，你还是先向大家说说回苏区的动机吧，”王振华毫不容情，咄咄逼人，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党性所在，“怎么？你怎么哑巴了？”
万世松的确哑巴了，他一时茫然不知所措。这种突然袭击是带有杀伤性的。他此时的表情，与其说愤怒，不如说痛苦，或者更不如说惊诧：蓦然间政委和队长一下子变成了原告和被告，而队员大会变成了审判他感情的法庭。他的错误，组织上早已处分过也结论过了。今天，他向大会坦白什么呢？
万世松认为，对方丽珠的思念与急切地想见到她，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它跟战士们思念亲人有什么区别呢？即使回苏区的动机掺有与方丽珠相会的成分，就是个人目的吗？那么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而参军是不是个人目的？那么，他王振华找王九堂报仇是不是私人目的？如果宝界岭能够建立根据地并且站稳了脚，他万世松还会为了自己的爱情返回中央苏区吗？
王振华把他推到一个多么尴尬的境地。万世松感到一种悲哀，并不完全为自己，也许更多的是为对方，或许是为了造就这种品格的环境。想到历次路线斗争中的各种人的表演，他想通了。
“王振华同志，”他变得出奇的平静，“我认为去追红军主力还是回苏区，都是为了拯救这支革命力量。至于我是否怀有什么个人目的，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还是由你当众说出来吧。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我无意同你争夺领导权。你如果真正能率领这支部队追上主力，我是万分高兴的。但我认为回苏区更为现实，还是服从大家的表决吧！”
“那么，我们重新表决，”王振华以毫不掩饰的敌意打量着万世松，队长的平静反而把他激怒了，“在表决前，我要向大家说明你是什么人。同志们，”他转身面向队员，“万世松同志让我讲他的个人目的，先说说他是为什么受处分的吧。在中央苏区他与一个女人发生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现在这个女人在等他。我没有当众揭人疮疤的习惯，只要大家心里有数就是了……”
这一手是最厉害的，点到为止。他给队员们留下了最大的空白，提供了想象的无限余地，一切尽在不言中。你可以把一想象成万，你可把青蛙想象得比牛还大，为什么受处分？腐化，腐化到什么程度？……随你去想。效果是无限的！然而，二营的战士们却信任他们的营长。
重新表决，十六对十一，王振华的努力是有效果的，增加了八个队员的支持，但仍然是少数。
王振华面对表决结果，勃然大怒：斥责万世松的支持者为宗派主义，因为他们都是二营的突围者。
怎么办呢？少数服从多数是合理的。王振华为了坚持自己主张，硬要大家再分组讨论，题目是很现实的：“红军要不要服从上级指示？要不要服从党的领导？要不要跟党走？”
会议又要推磨。这种推磨对王振华是有利的：“谁是党的领导？在游击队里谁是党的代表？”
有人不同意这种无休止的讨论、引导、打通思想，提议各走各的，谁也不要勉强谁：追红军主力的跟政委走，回苏区的跟队长走。
游击队分裂了。
王振华、万世松各自带着自己的拥护者，走向各自未可知的命运。
在分手的那天，王振华以最纯正的动机做了件不太纯正的事，他向自己的拥护者说，回苏区的人，都是革命不坚定的人，是丧失了信心想回家过安稳日子的人。不能让他们把武器带走，尤其是好武器。
前者有意，后者无防。在去苏区的队员正做回乡梦的时候，王振华的队员们便把早已看准的好武器全部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