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只需打得再稍微重一点儿，法军就会崩溃。
——匿名法国士兵
许多人认为，大战之所以如此漫长而且极具破坏性，是因为有一种人类难以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在干预，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是很容易找到的。凡尔登战役就是最好的例子，从它的持续时间、损失、残忍、荒谬等方面看，它就是一个微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场战役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法金汉曾认为德国必须在1916年初发动进攻，他的这种想法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他并非必须在凡尔登发动进攻，西线就有其他地点供他选择。如果让鲁登道夫做选择，他肯定会选择东线，而且能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
即使选择进攻凡尔登是正确的，法金汉的战术也会招致大量的质疑。法金汉的战术迫使德军放弃了利用大炮轰击夺取凡尔登防御中心的机会。法军在2月21日中午的时候，已经无力抵抗，德军却给了法军重整旗鼓的时间。
对法国来说，没有固守凡尔登的必要。从整体看，法军的战线在1916年初是很牢固的。历史学家认为，舍弃凡尔登是明智的选择，法军应该退却到南部山区中，迫使德军满足于一个只有符号意义而几乎没有战略价值的胜利。但是命运好像早就注定了。守卫凡尔登的人坚决不愿放弃凡尔登，甚至不愿考虑退却有可能带来的战略优势。所以，一切按照命运的安排进行。
第二天，德军以大炮轰击开始，其震撼程度不亚于2月21日。法军士兵只能躲藏在还能找到的掩体或窟窿中，祈祷不被炮火炸飞或被瓦砾活埋。德军这次是在早晨结束后发动步兵进攻的，人数相当多。他们发现法军阵地被摧毁的程度比前一天下午还要严重，由于进攻提前，所以又多出几小时的进攻时间。
面对这些严酷考验，法军士兵的勇敢令人难以置信。在第一天的战斗中，他们用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守住阵地；面对德军的新式武器火焰喷射器，他们用枪托和石头回击，法军基本上守住了阵地。此时，法军竟然能想办法在德军的炮击结束前发动小规模反击，不过，这些反击都比较分散，相互的协调性也不好。法军的这些表现，还是要归因于法国的进攻哲学，这种哲学就是要尽可能地发动进攻，尽可能地立刻夺回失去的阵地。如此疯狂的进攻迷惑了德国人，延缓了德军的进攻，但法军却陷入法金汉专门为法军设计的屠杀陷阱。
德军派遣一个师的兵力去考斯林地，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坚守在那里的埃米尔·德利扬的残余部队。在第一天的炮击中，估计有8万发炮弹落在那片宽500码（约457米））、长1000码（约915米）的狭小区域上。在第二天的炮击中，又有比第一天还要多出几千发的炮弹尖叫着落下来。德里昂损失了许多士兵，大部分掩体已经不能分辨，德军包围了他。他冷静地焚烧了文件，命令撤退，他在撤退中被枪杀。根据随行人员的说法，子弹击中了他的前额。
第二天结束时，德军再次迫使法军后撤，但德军的胜利算不上奇迹。德军的伤亡符合法金汉的预期：在第一个月的战斗中，两个前锋师一共上报了2000人阵亡或失踪。相反，法军的阵亡人数，在前5天里就超过2.3万人，其中有2万人是“失踪”，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变成俘虏，也可能被炮火掩埋了。防守一方的伤亡比进攻一方伤亡要大得多，这是一个少见的情况，这个情况对西线来说更是极度少见。在前两周里，有五分之三的法军参战士兵伤亡。
第三天，双方士兵的处境都很悲惨，前一天夜里天气非常寒冷，数百名伤员被冻死，尸体散布在战场上，战场随后平静下来。法国士兵继续表现出宁死不屈的精神，坚决不投降或者后撤，从后方来的增援部队到了，增援大炮也到了，法军士兵受到了鼓舞，士气高涨。德军再次进攻，收获不大。局势好像再次滑向过去熟悉的僵持状态。
2月24日，第四天，战况突然发生改变，法军战线开始崩溃。法军在这一天遭遇一系列的灾难，第一个灾难发生在黎明前。此前，德军一直从默兹河东岸向萨莫尼厄（Samogneux）发动进攻，这个地方在考斯林地东南4英里（约6.5公里）的地方。2月23日晚，一组法国士兵在萨莫尼厄外围被德军击败，于是逃离了萨莫尼厄城。他们对每一个遇到的人说，萨莫尼厄城已经落入德军之手。这是个错误信息。实际上，该城还在法军手里，但附近的法军指挥官向上级报告，萨莫尼厄城陷落了。有一位将军命令反击，但另有一位将军命令炮火轰击。
午夜，法军开始轰击，炮弹落在还留在萨莫尼厄城里的法国守军和赶去营救的法军头上。早晨4点钟，德军占领了萨莫尼厄城。
德军持续炮轰。黎明时分，步兵恢复了进攻，很快突破卡斯特劳新构建的防线，这条防线是他在1月份未来凡尔登的时候修建的，它是德军进攻道路上的强大障碍，被攻破后，法军防线似乎处于解体之中。德军攻破法军的第二道防线，法国人逃跑了。这一天，德军夺取的法军阵地比前三天加起来还多。德军向前推进了3英里半（约5. 5公里），在杜沃蒙、沃克斯的巨型堡垒前面停下脚步，这两个堡垒是法军在默兹河东岸上最坚固的据点。法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到达，但秩序混乱，由于没有集中管理和协调，增援部队被简单地派遣往似乎情况不妙的地方。增援部队增长很快，但实际战果不大。一名法军急救车司机看到眼前的情况后说：“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只需打得再稍微重一点，法军就会崩溃。”
法国当时在凡尔登地区的负责人是弗尔南多·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General Fernand de Langle de Cary），他给霞飞打电话要求撤退到瓦伏尔平原，这块平原由微微有些坡度的农田组成，在凡尔登东面几英里处。这建议很令人吃惊，因为德军从来没有进攻过瓦伏尔平原。退入瓦伏尔平原，法军将失去对圣米耶勒的威胁作用，圣米耶勒在凡尔登南面，德军占据着一块巨大突入法军战线的阵地。同时，退入瓦伏尔平原，也意味着法军放弃默兹河东岸的全部阵地。然而，霞飞的回答异乎寻常地镇定，他为人镇定的名声从此昭然。他让德卡里自作主张，然后继续埋头吃自己的晚餐。德卡里撤退了。他的部队刚离开，德军便从北面扑过来填补空白。这是法军滑向崩溃的又一步。
霞飞吃完晚餐后不久，卡斯特劳来了，他告诉霞飞战局正在恶化，并建议调遣亨利·菲利浦·贝当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救援凡尔登西岸，这支军队目前在诺曼底的诺阿耶（Noailles of Normandy）。霞飞表示同意，然后回房休息了。晚上11点钟，刚收到后备部队的告急报告，卡斯特劳再次敲霞飞的房门。霞飞的副官感到吃惊，提醒卡斯特劳不应该打扰休息中的总司令，卡斯特劳掠过副官不予理睬。从梦中醒来的霞飞神情冷漠地听着最新战况。听完报告，霞飞仍然认为凡尔登受到的攻击并不是什么严重的威胁，他的情报官员向他保证目前的攻击是一个大规模德军攻势牵制性的前奏。卡斯特劳要求霞飞给他权力允许他自由决定应该做的事，霞飞再次同意。霞飞回到床上再睡，卡斯特劳驱车走了。
在诺阿耶，另有一出好戏上演。卡斯特劳要求第二集团军前来增援凡尔登的电报发到了贝当的总部，但是贝当不在总部。他离开时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去处。副官伯纳德·德瑟瑞涅（Bernard de Serrigny）非常了解他的长官，连夜驱车奔向巴黎。他们到达时已经是夜里3点钟，整个巴黎都沉浸在睡意之中。德瑟瑞涅让汽车驶往北火车站旅馆。在北火车站旅馆，他叫醒夜班经理。经理不承认贝当将军在此，但副官不信。于是，他们开始搜索旅馆顶上几层，搜索结果证明副官是正确的。在一间客房门外，有一双黄色的皮军靴，这是贝当的军靴。在贝当的军靴旁边，有一双秀丽的女士拖鞋，这证实了副官的怀疑。
副官敲门，开门的是穿着睡衣的贝当。德瑟瑞涅向贝当介绍情况，然后把一封要求他早晨8点去尚蒂伊见霞飞的电报给贝当看。从贝当背后的黑屋子里传出女人的哭泣声。贝当的冷静与霞飞一模一样，他让德瑟瑞涅找一个房间休息，早晨7点钟在大厅见面。4小时后，贝当和德瑟瑞涅向尚蒂伊飞奔。
与此同时，卡斯特劳抵达凡尔登。太阳刚升起，在耀眼阳光下的冰雪上，德军开始第五天的进攻。法国人那天的秩序混乱，士气低落，如果德军打击力量足够大，法军肯定会被击溃。皇储和斯多夫瓦茨拉夫看到这个机会，渴望抓住这个机会，但他们后备部队不足。法金汉拥有控制后备部队的权力，他拒绝调遣后备部队。这是法金汉第二次浪费占领凡尔登的机会。他仍旧执行自己的原计划，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卡斯特劳一整天都在奔波之中，整顿各处战场秩序，暗中清点损失。他发现杜沃蒙堡垒已经落入德军之手，这个堡垒是凡尔登防御体系的中心，如果防守得当，它本是不可攻破的。这本不应该发生的事，现在发生了，卡斯特劳感到一阵眩晕。
这是一个离奇的故事。德军把一年半之前攻克比利时堡垒用的巨型榴弹炮搬来攻击凡尔登，但攻击失败了。凡尔登的防御工事在最近一次修缮中增加了一层额外的加固水泥和松散的石头、泥土，新的圆屋顶有很好的震动吸收能力，任何炮弹都难以穿透。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德军大炮轰击后，堡垒仍然完好，堡垒里的士兵虽然被震得惊慌失措，但没有受伤。
此时堡垒里只有60人。大部分守军和能移动的大炮在几个月前就被运走了。2月25日，在德军破坏力极强的炮击下，剩下的士兵尽可能地龟缩在堡垒的底部。3个德军小分队从3个方向接近堡垒，没有遇到任何阻力。3个小分队都分别找到不同的无人把守的堡垒人口。进入堡垒后，他们漫步在空荡的房间和走廊里，无人阻拦。3个小分队中有一名孤独的军士，他满怀狐疑地在堡垒里搜索，发现一个内部餐厅，狼吞虎咽几个煮熟的鸡蛋，最后，德军士兵以几乎是偶然的方式俘虏了被吓得目瞪口呆的守卫堡垒的法军士兵，从而占领了堡垒。德军的增援部队比法军先抵达堡垒，于是凡尔登具有支柱作用的堡垒就这样在没有开一枪的情况下落入德军之手。
尽管发生了如此多的灾难，卡斯特劳仍决定坚守凡尔登。他坚决遵守法军的作战教条：如果没有机会进攻，法军就必须坚守阵地。于是他做了法金汉希望他做的事：坚守凡尔登。
与此同时，德军也不是事事顺利。德军在斯潘库尔村（Spincourt）的弹药库发生大爆炸，当时在场的人都被炸成碎片，所以确切原因已经无法追溯。45万发炮弹在大爆炸中顷刻间消失，几乎撕碎了天空，德军的弹药马上出现短缺。此外，由于法金汉决定不攻击默兹河西岸，法军的远程大炮仍然能有步骤地摧毁德军的榴弹炮。
下午3点30分，卡斯特劳打电话告诉霞飞，他决定坚守阵地，继续战斗。他同时宣布了另一项决定：凡尔登地区的高级将领，不仅要求贝当指挥西岸的作战，而且要求他指挥整个凡尔登地区的作战。贝当这一天相当辛苦，他跟高深莫测的霞飞进行了一次正式会晤，接着花费很长的时间在寒冷的冬天赶路，到达凡尔登时已经是午夜了，他好像患了重感冒。卡斯特劳向他介绍了情况，给了他一份手写的命令，要求他不惜任何代价保住默兹河东岸的阵地。然后，卡斯特劳离开了。贝当在椅子上睡了几小时，房间里没有暖气，他醒来后发现自己发烧了。请来医生，匆忙检查之后，医生宣布贝当患了肺炎。贝当的身体状况非常虚弱，有生命危险，因为当时还没有抗生素，而他已经有60岁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宣布自己无法继续完成任务。然而，他命令严格保守他患病的秘密。他把手下的人员组织起来，成为自己的眼、耳、声音，这样他就不必离开自己的病房。在下一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虽然他的安危未定，但是他仍然在病床上发号施令，重组了凡尔登的防御力量。
任命贝当负责凡尔登防御，其实就是把凡尔登的安危放在整个法国军队里唯一能组织起有效防御的人手中，他同时也懂得如何保护士兵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他过去是个步兵，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他渐渐地成为一个炮兵科学的专家。此时此地，法国士兵身上背负着难以容忍的压力，但是，他坚决不随意浪费士兵的生命，而且愿意与士兵们同冒危险，他是法国最理解士兵的人。他是一个领袖，法国士兵响应他的命令。在如此危急时刻任命贝当，就是在最合适的时刻，派遣一个最合适的人，去最适合于他的战场。
从上任的第一天起，虽然贝当虚弱得连走路都感到困难，但他立刻着手重新将兵力和大炮运往被霞飞抛弃的据点。他不许法军向易守难攻的阵地发动攻击，即使是去攻击被德军占领的杜沃蒙堡垒也不许。他实施一种叫“恐慌线”的制度，一旦德军突破法军防线，法军士兵可以后撤足够的距离，以便组织起有力的抵抗。他不仅控制凡尔登地区的大炮，而且控制该地区的供应。当德军进攻部队通过山之间的隘谷时，为了最大限度地摧毁德军，大炮的位置重新设定，火力加以协调。贝当扭转了局势。此时，发动进攻的德军，不仅要面对猛烈还击的法国步兵，而且要面对火力集中的法军轰击。法国士兵立刻意识到战场局势的变化，士气迅速高涨。
贝当认为凡尔登最大的弱点是供应线薄弱，他默默地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1914年，德军向东面的进攻与向南面的进攻使凡尔登暴露出来，成为深入德军防线的突出部分，这使得凡尔登只有一条道路通向后方：一条穿越古老山城巴勒迪克（Bar-le-Duc）的公路。通过这条公路，可以向凡尔登运来士兵、大炮、弹药、粮食。这条公路在1915年被加宽，但也仅够两辆大卡车并排行驶。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以如此窄的公路，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为一支像贝当所领导的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提供给养的事例。
贝当的参谋们只能找到700辆大卡车。全法国都在寻找能用的大卡车，最终找到3500辆大卡车，这些大卡车需要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都要川流不息地运输。在战斗的高潮阶段，每14秒钟就有一辆大卡车到达凡尔登。遇到抛锚的大卡车，立刻就推入路旁的壕沟里，无论何时，都有1.5万人维护这条道路，使之畅通无阻。卸下货物后，大卡车再装满士兵回巴勒迪克，这些士兵不仅是伤兵，还有被无休止的轰炸吓得惊慌失措有待精神恢复的士兵。贝当有计划地轮换士兵：他命令连续不断地将部队运入或运出战场，使得战场上总是有新到达的士兵，已经在战场上的士兵也有期盼之中的回家日子，避免他们产生一上战场就意味着死亡的心理负担。法国的总兵力有125个师，有四分之三的兵力到过凡尔登，所以，凡尔登不是一次简单的战役，它是一场全法国的战争。法国政治家、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把这条通往巴勒迪克的道路称为“神圣的道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贝当采取的措施有效，再加上德军的后备部队匮乏，战役的性质发生改变。2月27日，德军激战一天竟毫无进展，这是战役开始以来的第一次。仅48小时前，德军似乎就要夺下凡尔登。德皇威廉在他儿子的总部等待了几天，希望胜利进入凡尔登，然而，他的希望破灭了，他放弃等待，离开了凡尔登。
2月28日，冰雪开始解冻，融化的冰和雪把泥土变成烂泥，通往巴勒迪克的公路变得难以通行。法军增派数千人用岩石碎片、金属废料、各种可能找到的硬物填埋泥泞的道路，使得大卡车能继续行走。在2月24日至3月6日之间，将2.5万吨供应品、19万士兵运进凡尔登。
解冻对德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德军的道路被法军的大炮严重破坏，逐渐泥泞的道路变成沼泽，根本无法运输大炮和炮弹。德军前线上的榴弹炮因缺乏炮弹而受到威胁。德军前线步兵部队受到法军弹幕轰击，不过，其强度不如一周前德军弹幕轰击法军的猛烈。法军的炮火来自默兹河西岸的一条长长山梁，名叫勒莫特奥姆（Le Mort Homme），这个名字用了几个世纪了，有“死人”的意思。德军每天都要为法金汉不愿进攻默兹河西岸的决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在此关键时刻，德军有一招可以给予法军以致命一击，用大炮轰击通往巴勒迪克的公路，斩断法军的生命线。这条公路此时的状况异常拥堵，已经临近其运输极限，道路条件不断恶化。为了打凡尔登战役，法金汉把远程海军大炮送往凡尔登，通往巴勒迪克的道路在其射程之内。德军在凡尔登地区战役的这个阶段还拥有制空权，用炸弹猛轰、用机枪扫射能使这条道路陷入混乱。但是，德军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此事至今还是一个谜。即使德军自己无运输兵力进入凡尔登，却继续让法军不断运送士兵和武器进入凡尔登。
2月29日，德国皇储、斯多夫瓦茨拉夫、法金汉开会讨论一个大问题：这次进攻已经变得毫无战果，是否应该继续进攻？如果停止，可以罗列许多说辞，比如，德国的伤亡以大战的标准衡量并不严重。夺取杜沃蒙堡垒这件事可以满足宣传目的。参加会议的将军们内心深处都知道停止进攻的道理：延长无法取胜的进攻，终究难以取胜。
然而，皇储似乎沉浸在幻想之中，如果2月21日的进攻按照他的想法展开，而不是法金汉的想法，这次进攻肯定会取得截然不同的战果。他和斯多夫瓦茨拉夫声称，如果有3个条件满足，他们偏向于继续进攻。进攻必须包括默兹河西岸的山梁，特别是要包括勒莫特奥姆附近的炮位。法金汉控制的后备部队要释放出来加以利用。最后，扩大后的进攻作战不能是开放式的，要有明确的目标。皇储认为，如果德军的伤亡与法军一样多的时候，就应该停止进攻作战。法金汉同意了。他的目标与过去一样：“不是打败法国，是要消灭法国。”
所以，德国人在一周的时间里放弃了两次夺取凡尔登的机会，并排除了一个低代价退出的机会。
背景：像死人一样活着
截至1916年底，战争伤亡削弱了英军、法军、德军的实力。不仅如此，一种被英国人称为“炮弹休克”的新疾病也在吞噬着军队的实力。患这种病的西线士兵，最开始只有几千人，后来竟达到数万人，他们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行为变得木讷、怪异。
炮弹休克病状首先出现于1914年，最初人们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双方医生都遇到一些具有奇怪病症的患者：昏睡、颤抖、半瘫痪、失去视觉、失去听觉、失去语言能力。1914年12月，英国医生给出一份报告，英国远征军中有3%至4%的士兵表现出这种奇怪的症状，军官的患病率可以高达10%。德军医生的记录更加严重，在大战的第一年，有1.2万人患此病。
几乎没有人同情这种病的患者。职业军官把士兵分成四类：健康、有病、受伤、懦夫。军官们把精神紧张、精神错乱的士兵放入第四类中，并命令这类士兵归队，对不听从命令的则给予惩罚。但是，不服从命令的士兵实在太多了，多得无法把他们送往前线当枪手，多得无法继续漠视他们的存在。英国估计在1916年一共送回国2.4万这样的病人。
军队医生认同将军们的说法：这不是疾病，是装病，治疗办法就是惩罚。不同意这样做的人会受到歧视。不过，一些参与战争动员的医生开始寻找医学解释。一些人提出理论解释这种病。早期，有一个理论认为，士兵的神经系统被炸弹产生的震动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破坏，这个理论当时很流行。所以，将军们开始谈论“炮弹休克”，医学诊断中也开始使用这个病名。
逐渐地，人们发现这个词不符合实际情况。许多患者没有遭遇到炸弹爆炸的冲击，至少发病前没有遭遇到炸弹爆炸的冲击。此外，患者也没有外伤。1916年，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出现了。一名年轻的英国精神病医师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仔细研究了患者后，认为“选用炮弹休克这个词是异常荒谬的”。他说，这种病与炮弹爆炸无关，与神经也无关。这种病与战壕战有关，人类的心智无法忍受战壕的生存条件。士兵出现精神分裂现象，因为他们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无依无靠（遭遇大炮轰击的时候，士兵的勇敢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因为他们不相信将军要求士兵打仗的动机。勇气不足的士兵，在长期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有可能崩溃。一些患者恢复得很好，重新回到战场，而且表现出英雄气概。
迈尔斯对战壕战和精神崩溃之间关系的分析，后来被称为癔病，患者在陷入忧愁时，表现出狂躁和神经衰弱症。这种病在大战初期比较多发，后来，僵局被打破后，部队开始运动，发病率随即减少。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虽然英国远征军当时每30个士兵中有一个军官，但六分之一的患者是军官。官阶低的军官都在前线，身上的责任比士兵要大，遭遇敌人炮火的机会也多。
经过反复试验，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如果能及时治疗患者，患者就能很快恢复。与其送患者去医院，不如在战场临时伤员处理点。有许多种治疗方法可用，譬如：催眠、电击、谈心疗法……有些方法确有疗效。有时，治疗与惩罚看不出区别。遇到患者不能说话，可以施加电击，直到他大叫疼痛，医生随后宣布患者恢复正常。治疗的关键不是治愈疾病，也不是去分析其患病原因，而是让士兵能重新回到战场。英国人区分两类患者：一类是那些在炮火中确实精神崩溃的，另一类是在炮火下没有陷入精神崩溃的。只有第一类人才有资格挂上战场伤员的袖标，也只有这类人才能获得残疾补偿。医生很难判断缺少战斗的意愿是否合理。少数几个胆大的医生指出，如果执行某个命令的结果只能是去死，那么士兵拒绝执行这个命令是合理的。比如，命令要求士兵在密集得像毯子一样的炮火中爬出掩体，其结果只能是死亡。提出这样建议的医生很可能会被军队辞退。如果提出异议的不是医生而是军官，他也将被革职，或许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炮弹休克”引发的问题是巨大的。这个领域里数据比较稀少——非常缺少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患这种病的数据，由于东线的战斗比较流动，他们的发病率可能不高。不过，大战结束时，德国有20万记录在案的“炮弹休克”病例。英国有8万病例，而仅在1916年后半年，就有1.6万病例，这些病例都属于第一类伤员，换句话说，他们的不忠诚倾向不明显。英国有12万人获得伤残抚恤金，其中15%的伤残抚恤金获得者是因为精神病问题。1922年，大战已经过去4年，仍然有6000名英国老兵留在精神病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