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纳粹对犹太人残酷迫害、直至“最终解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时候，不少人像施罗德船长那样，向犹太人伸出了援助之手。1953年以色列议会决定在耶路撒冷建立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从它建成起，到以色列进行国事访问的德国领导人都会到这里进行悼念和谢罪。安格拉·默克尔第一个总理任期从2005年11月开始，2006年到访以色列便曾这样做。不知日本领导人是否会想到这对他们是一个提醒，应该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除了纪念遇难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纪念那些冒着极大风险、甚至牺牲自己生命救助犹太人的各国非犹太人士，他们被称为“国际正义人士”。截止到2012年1月1日，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共授予来自47个国家24,356人这个荣誉称号。这些人里最为人们知晓的大概就是1993年美国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主人公奥斯卡·辛德勒，所以有“英国的辛德勒”、“瑞典的辛德勒”等说法。该片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是一个美国犹太人，从他的姓“Spielberg”来看，应该是德国犹太人后裔。
救助过犹太人的企业家并非只有辛德勒一个，德国著名大企业博世公司创始人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1861—1942），就以生产需要为由，保护了不少犹太员工。荷兰飞利浦公司创始人的孙子、当时负责公司事务的弗里茨·飞利浦，也以同样理由庇护了382名犹太员工。该公司立陶宛工厂负责人，同时也为荷兰领事馆工作的扬·兹瓦腾蒂克（Jan Zwartendijk，1896—1976），为大量犹太人（约6,000~10,000名）办了签证，使他们得以逃脱厄运。在这方面，德国负责军工生产的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与希姆莱、戈培尔等人的矛盾，客观上提供了一定条件。首先，公司里确有许多重要管理人员、工程师、技师、技术工人是犹太人，离了他们，生产经营困难重重。其次，虽然德军在波兰战役、法国战役人员损失都很少，但从进攻苏联起减员就非常严重，为补充兵员，不但放宽了征兵年龄限制，还不顾斯佩尔反对把大量工人、包括熟练工人乃至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征召入伍，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还有苏军战俘）成了最廉价而且维持生产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为几千名犹太人发放了“生命签证”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1901—1997）
援助过许多犹太人的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1900—1986）
像兹瓦腾蒂克那样通过办理签证帮助犹太人逃脱厄运的外交官很多，其中就有当时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1901—1997）。从1938年到他1940年5月奉调回国，两年间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已无从准确知晓，但从现在见到的签证看当以千计，一份1938年6月的签证号码是200号，另一份同年10月27日的签证号码为1906号，说明仅约半年时间就签发了近2000份签证。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1900—1986）也不顾外务省训令，给犹太人（其中不少是从波兰逃亡到立陶宛的犹太人）发放了超过2,000份签证，并且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涉，让他们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到达太平洋岸，再转往其他地方。后来有人问杉原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犹太人也是人，他们需要帮助。
在这些外交官里，最应该说一说的恐怕就是瑞典人拉乌尔·瓦伦别格（Raoul Gustaf Wallenberg，1912—1947？），他在救助匈牙利犹太人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匈牙利是犹太人众多而且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受十月革命影响1919年春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要领导者库恩·贝拉（Kun Béla，1886—1939？）便是犹太人。但它存在仅133天，8月1日即以失败告终，军队领导人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1957）成立没有国王、由他担任“摄政”的匈牙利王国。注意，匈牙利人和我们一样，姓在前而名在后，这与其他欧洲人不同。
1938年霍尔蒂开始效仿纳粹德国，实行歧视、限制犹太人的政策。到1941年8月，先后发布了三个反犹法令，不过没有大量逮捕、驱逐犹太人，更没有把他们送往纳粹集中营，这与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其他欧洲国家差别明显。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惨败，参战的匈牙利第2集团军也受到重创。3月霍尔蒂任命卡莱·米克洛斯（Kállay de Nagykálló Miklós，1887—1967）为总理，取代亲纳粹的巴多希·拉斯洛（Bárdossy de Bárdos László，1890—1946）。卡莱政府拒绝配合纳粹德国大量逮捕犹太人，把他们送往波兰境内的集中营，并且秘密与英、美西方同盟国接触。这当然是希特勒不能允许的，1944年3月德国派兵占领了匈牙利，霍尔蒂被软禁并被迫任命亲纳粹的斯托扬·德迈（Sztójay Döme，1883—1946）为总理。斯托扬上台后立即全面配合纳粹大量逮捕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往波兰。前面说到过的“犹太屠夫”阿道夫·艾希曼，便于这时来到匈牙利专门负责这件事。
就在这形势极其严峻的时刻，1944年7月，拉乌尔·瓦伦别格被派到布达佩斯担任瑞典王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一等秘书。在使馆其他人员、尤其是二等秘书佩尔·安格尔（Per Anger，1913-2002）协助下，给许多犹太人发放了“保护护照”（Schutz-Pass），称他们是等待回国的瑞典国民。又以“瑞典图书馆”、“瑞典研究所”等瑞典资产名义租用32幢房屋供犹太人居住，以避开纳粹的搜查。还有一些犹太人直接就在瑞典大使馆里避难。通过各种形式得到救助的犹太人不下万名。
“二战”末期苏联红军包围布达佩斯，1945年1月17日瓦伦别格被苏军逮捕，此后下落不明。后来苏联官方称他已于1947年在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去世，但被捕原因、死亡经过等至今都不清楚。1983年以色列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上面用希伯来文和英文引用了《圣经·旧约·箴言》的一段话：“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之光……”
2005年华沙，伊雷娜·森德勒洛娃与60多年前得她营救的犹太儿童，以及他们的子女。
救助过犹太人因而获授“国际正义人士”的也有很多普通人，例如，居住在乌克兰哈尔科夫的华工潘均顺（1899—1974），两个儿子均参加苏联红军并且在战斗中牺牲，他藏匿了一名逃出德军魔爪的犹太女孩，抚养成人并在战后让她接受教育。荷兰抵抗运动成员“特露丝阿姨”（Auntie Truus，Geertruida Wijsmuller-Meijer，1896—1978）设法将约1万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儿童秘密转送到英国。华沙的一名护士伊雷娜·森德勒洛娃（Irena Sendlerowa，1910—2008）为2,500名犹太儿童伪造身份证件，协助他们从华沙犹太人聚居区转移出来并且被领养。为了让这些孩子日后能够认祖归宗，还把有关资料秘密隐藏起来。1943年10月20日她被盖世太保逮捕，严刑拷打致其双腿骨折，并且被判处死刑。所幸地下组织贿买行刑士兵，让她未遭杀害，2008年以98岁高龄去世。
波兰东南部小镇，马尔科瓦乌尔玛一家九口的墓地
波兰东南部小镇马尔科瓦（Markowa），许多家庭都隐藏了犹太人，使至少17名犹太人得以生存下来。图书管理员、照相师约瑟夫·乌尔玛（Józef Ulma，1900—1944）和他的妻子维多利亚（Wiktoria）也在自己谷仓里隐藏了两个犹太家庭，共8口人。不幸的是1944年3月24日被德国巡警发现，先开枪射杀了所有8个犹太人，接着射杀了约瑟夫和已经怀孕而且临近分娩的维多利亚。他们的6个孩子伏在父母尸体上痛哭，也全部被枪杀。
值得注意的还有比利时王太后伊丽莎白（Elisabeth of Bavaria，Queen of Belgium 1876—1965），她生为德国巴伐利亚女公爵，是当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III，1901—1983，1934—1951年在位）的母亲，后来两位国王博杜安（Boudewijn，1930—1993年，1951—1993年在位）和阿尔贝二世（Albert II，1934—，1993—2013年在位）的祖母，现任国王菲利普（Philippe Leopold Louis Marie，1960—）的曾祖母。她结交了不少犹太人朋友，包括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940—1944年纳粹德国占领比利时期间，她利用自己王太后身份和德国贵族血统救助了数百名犹太儿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期间，她又不顾许多人的反对访问苏联、中国和波兰，有“红色王太后”之称。
红军军官尼古拉·吉谢列夫（1913-1974）是列宁格勒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生，卫国战争开始后参军，不久就受伤被俘。所幸很快从战俘营逃出参加白俄罗斯境内的游击队，担任“复仇者营”“胜利分队”指挥官。1942年6月得知德军开始在明斯克以北约80公里的多尔基诺沃犹太区实施大屠杀，他带队营救，并且带领救出的犹太人长途跋涉1,500公里，最终有218人成功越过战线到达苏联后方。1943年1月14日游击队指挥部给他发了嘉奖令，并且向最高苏维埃推荐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然而带有推荐信的飞机中途被德军击落，吉谢列夫也就没能获该殊荣。战后他在苏联贸易部工作，1974年去世。多年以后人们才在尘封已久的档案材料里发现他营救犹太人的事迹，还找到几位当年被营救的人，2005年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追授他“国际正义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德国军官也不乏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那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海因兹·德罗赛尔（Heinz Drossel，1916-2008）是一名中尉，1941年在前线释放了几名苏军战俘（包括一名军官），让他们逃回战线苏联一侧。1942年回柏林休假（他家在柏林），救了一名正要跳桥轻生的年轻犹太女子玛丽安娜·希施菲尔德（Marianne Hirschfeld），让她在自己住所藏匿几天，给了一些钱，让她寻找较为安全的地方。战争结束前不久他又巧遇那个女子，这一次没让她离开，两人结为夫妻。1945年他还救助过一家犹太人（Ernst Fontheim，他的妻子Margot以及岳父、岳母）。战争结束前4天，5月4日，武装党卫队命令他率部向一处苏军阵地发起自杀式袭击，他拒绝了。在被威胁处死的情况下命令部下向党卫队开火，但寡不敌众，他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所幸这时苏军发起进攻，没能执行。战后他重返学校完成法律专业学习，成为一名法官。被授予国际正义人士称号以后，经常到中小学为孩子们义务讲课。
威廉·霍森菲尔德（Wilhelm Hosenfeld，1895—1952）原来是一名教师，最后军衔为上尉。从战争开始他就驻扎在波兰，直到1945年1月27日被苏联红军俘虏。尽管从1935年起他就是一名纳粹党员，但在波兰所见所闻却让他和军队里几个朋友对纳粹政策由怀疑而不满、而反对，开始以实际行动救助波兰人（其中不少是犹太人），包括著名钢琴家瓦迪斯瓦夫·斯皮尔曼（Władysław Szpilman，1911—2000）。鉴于自己的身份，在苏联战俘营里他有口难辩，被处25年劳役。1946年他给在西德的妻子写信，请她设法寻找当年救助过的波兰人来证明自己。他妻子找到了斯皮尔曼，后者找到那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安全事务的雅库布·贝尔曼（Jakub Berman，1901—1984），然而贝尔曼也表示爱莫能助：“如果那德国人是在波兰就好办了，但他是在苏联同志手里。”注意，贝尔曼自己也是犹太人。就这样，1952年霍森菲尔德死在苏联战俘营里。知道他的人大概不多，但知道斯皮尔曼的恐怕不少，著名波兰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1933—）2002年电影《钢琴家》，就是根据斯皮尔曼的回忆录拍摄的。
卡尔·普拉格（Karl Plagge，1897—1957），1924年毕业于达姆斯塔德工业大学，在希特勒重建德国经济允诺和民族自豪感影响下，1931年就加入了纳粹党，并且成为地方组织负责人之一，但1935年就因拒绝宣传纳粹种族主义理论被解除党内职务。二战开始后他被征召入伍，指挥一支工兵部队，1941年7月到达立陶宛维尔纽斯，负责维修车辆等受损军事装备。眼见纳粹在苏联所做“难以相信也不可支持”的事，开始从事反纳粹活动。他给许多犹太人发放了证件，证明他们是生产上不可缺少的熟练工人，凭这证件除工人自己外还可让妻子和两个孩子免被送往集中营。到1944年，他共发放了大约250份这种证件，得免厄运的犹太人超过1,000名。其实这里面许多并非熟练工人。他还增加了给工人的食物配给量，并且允许工人私自把食物带回家。
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德军大败，普拉格明白维尔纽斯犹太人区很快就会被清理，剩下的所有犹太人，不管是不是熟练工人，都将被党卫队枪杀或者送往集中营。于是他在市郊另建一个营地，到1943年9月16日共转移了超过1,000名犹太人。此举非常及时，过了不到一周，党卫队就“清理”犹太区，没能转走的犹太人不是被送往集中营，就是被枪杀在附近的森林里。难得的是，他的部下也都按照他的命令善待犹太人，没有人向党卫队告发。
1944年夏天，苏联红军大反攻迸入立陶宛境内。犹太人又喜又忧，知道纳粹会在苏军到来之前杀害他们，准备了应对之策，或者逃离，或者藏匿。问题是那将在什么时候发生。1944年7月1日普拉格（这时是少校）到营地向犹太人发表告别讲话，说自己和部下已经被安排西撤，尽管他提出要求，还是没被允许带领这里的工人同行。他们将由党卫队负责安置，时间在7月3日，星期一。犹太人自然明白那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在那天之前或逃或藏。尽管不少人最终还是被党卫队发现和杀害，几天后苏联红军解放这里时仍然有250至300名幸存者从藏匿地点出来，欢呼着迎接他们，庆贺自己死里逃生。
战后普拉格返回家乡达姆斯塔德，1947年在“非纳粹化”过程中受审。许多当年得他救助的犹太人闻讯为他作证，法庭本来准备判他“Entlasteter”（免罪），但他自己要求判为“从犯”，因为仍觉愧疚，当年那些犹太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大多数还是死在纳粹手里，活下来的只是少数。1957年普拉格去世，2005年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追授他国际正义人士称号，这是他获得的唯一荣誉。
救助过犹太人的德国人里还有一个十分特别，那就是赫尔曼·戈林的胞弟阿尔伯特·戈林（Albert Günther Göring，1895—1966），两人还有一个兄长、两个姐姐。赫尔曼是纳粹第二号人物，阿尔伯特却利用与这位兄长的关系救助过不少犹太人和其他反纳粹人士。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负责捷克斯柯达工厂期间与捷克抵抗组织有接触，对一些破坏活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又曾派卡车向集中营索要劳工，要来后却在中途将他们释放。他的一些行动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为此他自己也曾被逮捕，但终因赫尔曼·戈林的关系被释放。战后他曾在纽伦堡受审，许多得到他救助的人出庭作证，最终被无罪释放。他又曾被捷克政府逮捕，同样由于多名证人作证获释。不过阿尔伯特·戈林并没得到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正义人士称号的荣誉。
除了众多“辛德勒”，还不能忘记众多“鲁迪”。面对纳粹暴行，犹太人并没有消极等待死亡，许多人像电视剧《大屠杀》中的鲁迪那样奋起抗争，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华沙犹太区的一处大门
在1942年1月簸箕湖会议决定“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前，纳粹曾经在侵占的欧洲各国建立大量“犹太区”。虽然沿用了历史上欧洲犹太人聚居区的名字，实际上却大有差别：都用围墙或者铁丝网严格封锁起来，大门由党卫队把守，犹太人未经允许不得外出，违者会遭枪击。犹太区由犹太人委员会管理，犹太警察负责维持治安。根据有关资料，仅在纳粹占领的波兰和苏联，大大小小的犹太区就不下一千个。1940年10月建立的华沙犹太区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面积仅3.4平方公里却居住了40万犹太人。
许多犹太区都发生过犹太人起义，总数不下100次。发生在白俄罗斯西南部布列斯特州小镇拉赫瓦的一次大概是最早的。那是个犹太人众多的城镇，上世纪30年代末，3,800名居民里竟有2,300名是犹太人。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7月8日拉赫瓦被德军攻占，一部分年轻犹太人随红军撤离，剩下的大多是老弱妇孺。1942年4月1日，犹太人被迫集中到用铁丝网围起来的聚居区里。那年8月，人们得知附近几个犹太区发生犹太人被集体杀害的事，拉赫瓦周围也挖了一些大坑。9月3日德国当局通知拉赫瓦犹太人委员会负责人多弗·洛帕廷（Dov Lopatyn，？—1944），要他把犹太人集合起来“递解离境”，实际上是集体枪杀。作为与纳粹合作的条件，犹太人委员会成员、医生以及30名劳工（他们负责掩埋尸体）可免被送走。洛帕廷拒绝了这个要求，回答说：“要么同生，要么共死。”党卫队进入犹太区时遭到顽强抵抗，犹太人完全没有武器，就以斧头、棍棒、“莫洛托夫鸡尾酒”甚至赤手空拳与纳粹搏斗。尽管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约650人战死，另外500人被逮捕，随即被枪杀），还是杀死了6名德国士兵、8名德国和乌克兰警察。更重要的是把封锁犹太区的铁丝网打开了缺口，使约1,000人得以逃出，其中约600人在普里皮特沼泽找到藏身之处。包括洛帕廷在内约120人参加了苏联游击队，后来不少人在战斗中牺牲，洛帕廷自己便于1944年2月21日触地雷身亡。1944年7月苏联红军收复拉赫瓦，战前两千多名犹太居民，幸存下来的只有90人。
华沙犹太区规模最大，犹太人起义的规模也最大。1942年“簸箕湖会议”决定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以后，纳粹开始执行所谓“华沙大行动”：在犹太教斋戒日（Tisha B' Av，7月23日）和赎罪日（Yom Kippur，9月21日）之间把华沙犹太区居民运往华沙东北100公里处的特雷布林卡灭绝营。行动开始的前一天，7月22日，纳粹“重新安置专员”赫尔曼·霍弗勒（Hermann Julius Höfle，1911—1962）召见犹太人委员会成员，通知他们要把所有居民送往东方“重新安置”，并且说这一行动立即开始，犹太人委员会和犹太警察负责每天集合6,000人，但为德国工厂工作的工人、医务人员、犹太人委员会成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犹太警察和他们家属例外。犹太人委员会领导人亚当·泽尔尼亚科（Adam Czerniaków，1880—1942）要求也免除孤儿院里的孤儿，未获同意，当天他便服氰化物自杀，给妻子留下遗书说：“他们要求我用自己的手杀死我们自己的孩子，我别无选择，只能一死。”
7月23日“重新安置”行动如期开始，第一批犹太人当天就被运到特雷布林卡，不少人没过夜就直接被送进毒气室。但由于纳粹严密封锁消息，华沙犹太人并不知道他们的遭遇。有时一天有上万名犹太人被送走，8月6日这一天竟达15,000人。8月13至27日15天里被送走的有53,750人。9月6日送走2,196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一些此前协助纳粹实施行动的犹太警察和他们的家人。9月6日至7日，超过1,000名拒绝“重新安置”的犹太人在街头被枪杀。此后运送工作暂时停了下来，犹太区居民只剩下约6万人。
1942年年底，华沙犹太区居民终于得知事情真相，1943年1月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反抗，不过大规模起义到犹太教逾越节前夕（Passover eve，4月19日）才爆发。原来，此前集合犹太人的事并不由德国人动手，都由犹太人委员会和犹太警察去做，把要送走的人集合到犹太区旁边一个火车货运站货场，在那里被“装”上火车，像货物那样运走。4月19日这一天却出动超过2,000名德军士兵进入犹太区，自己做集合犹太人的事。犹太人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奋起反抗，原计划运走8,000名犹太人，结果只运走5,000人。德军还一度被迫从犹太区撤出，长达三个星期的激烈战斗就此开始。起义者主要属于两个犹太人地下组织，“犹太战团”约600人，“犹太军事联盟”约400人。起义得到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家乡军”和波兰工人党领导的“人民卫队”的援助，主要是秘密运进一些枪支、弹药及其他物品，还在犹太区附近发动过一些攻击，并且有少数人进入犹太区和起义者一同战斗。然而起义者的主要武器只是手枪、手榴弹和“莫洛托夫鸡尾酒”，长枪和地雷都很少，更谈不上重武器，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毫无获胜的可能。幸存者后来表示，当时他们想的只是战斗而死，那总比被送进毒气室、或者在群葬坑旁等待射来的子弹要强。
5月8日，起义领袖莫迪凯·阿涅莱维奇（Mordecai Anielewic，1919—1943）和他的女友以及另外几个人在欢乐街18号指挥所服氰化物自杀。16日，指挥镇压行动的德国党卫队少将于尔根·斯特鲁普（Jürgen Stroop，1895—1952）宣布行动结束，下令纵火烧毁著名的华沙犹太大教堂以示庆祝。他大有德国人办事认真的精神，当月就给希姆莱发去长达75页、附有52张照片的正式报告，题目《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已不复存在》，通常称《斯特鲁普报告》。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这份报告被当作纳粹罪证出示，让人们知道那次行动纳粹强制运走了56,885人，约13,000名犹太人和“波兰匪徒”被打死，参加行动的党卫队和德军有17人死亡、93人受伤。
战后在当年犹太人委员会所在地建立了“犹太英雄纪念碑”（Pomnik Bohaterów Getta，英语Ghetto Heroes Monument），1948年4月19日揭幕。纪念碑正面是一组围绕莫迪凯·阿涅莱维奇的起义者青铜群像，持枪和“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男人、女人以及儿童，下面是波兰、英、希伯来三种文字的铭文：“犹太民族向它的斗士和先烈致敬”（Jewish nation to its fighters and martyrs）。
注意，别把1943年华沙犹太区起义和1944年华沙起义相混淆，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震惊世人的“华沙之跪”就发生在这里。有人问他为什么那样做，勃兰特回答：“我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Ich hatte plötzlich das Gefühl，nur einen Kranz niederlegen reicht einfach nicht！）。
细心的读者当会注意到，被起义者杀死的除纳粹党卫队外，还有乌克兰警察。这是因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十分复杂，一些极端分子，例如，1944年伏击苏联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尼古拉·瓦图京致其死亡的“乌克兰起义军”，既反德也反苏、还反对波兰和捷克，并且残酷迫害犹太人，另一些极端分子则反共、反苏、反犹，但不反对纳粹德国，纳粹在波兰各地建立的犹太区用了不少这样的乌克兰人做帮凶。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威利·勃兰特“华沙之跪”
纳粹对集中营的控制自然比对犹太区更严，但就在那里，也爆发过犹太人的反抗。特雷布林卡灭绝营1944年8月便发生过一次武装暴动。两个年轻人用仿造的钥匙打开仓库门潜入德军武器库，获得不少枪支、手榴弹，用垃圾箱传送给其他人。不巧一个囚犯私藏货币被纳粹警卫发现，囚犯们害怕纳粹会搜查囚室导致事情败露，便提前行动。他们杀死了几名纳粹和乌克兰警卫，烧毁了一个油箱、一些军车、几间营房和仓库，还用手榴弹袭击了党卫队指挥部。然而，毕竟实力悬殊，暴动最终还是被镇压下去，约1,500名囚犯在暴动中死亡，但也有70人逃出。尽管纳粹派出警卫追捕，但因一些逃出者持有武器，进行还击，仍然有少数人获得自由。受这次暴动影响，灭绝营毒气室运行中断了一个月。
美国电视剧《大屠杀》讲了鲁迪潜入索比波尔灭绝营发动囚徒起义的事，那是有史实依据的。原来，那个集中营的囚徒早在1943年春就组建了一个以波兰犹太人利昂·菲尔德亨德勒（Leon Feldhendler，1910—1945）为首的秘密反抗组织，计划投毒杀死集中营警卫、夺取他们的武器，发动起义。但毒药被党卫队发现，五名囚徒因此被枪杀，未能实施。又曾计划纵火，乘乱逃出集中营，也因纳粹在集中营周围埋设地雷难以实行。9月底纳粹从明斯克送来2,000名犹太人，包括100名苏军战俘，其中有一名军官亚历山大·别切尔斯基（1909—1990），事情出现转机。别切尔斯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士，随即成为反抗组织主要领导人。他制订了一个由苏军战俘袭击集中营军火库夺取武器，杀死党卫队看守，然后和其他囚徒一起从集中营正门逃出的计划。10月14日暴动按计划实施，约320人成功逃出，一些人参加了游击队。尽管后来不少人战死或者被各地与纳粹合作的反犹分子杀害，最后还是有62人活到战争结束。
菲尔德亨德勒有幸没有死在纳粹枪下，1945年4月2日却在卢布林家中遭人刺杀身亡。长期以来都认为刺杀他的是波兰一个既反对纳粹、也反对苏联的组织“民族武装力量”，不过近来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尽管真相恐怕不大容易查清楚，但那并非孤立事件却是可以肯定的。原来，二战结束前后，从1944年9月到1946年9月，中东欧不少国家都发生过迫害甚至杀害犹太人的事件，尤以波兰最为严重。在那里，不同研究者估计的受害人数在1,000~2,000之间，有确切证据的为327人。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非常复杂，并不都出自反犹主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性的。
索比波尔暴动部分幸存者合影（1944年），右上角是暴动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之一利昂·菲尔德亨德勒（Leon Feldhendler，1910—1945）。
从1944年纳粹败退、苏军进入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开始，为争夺战后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权，苏联与那时还是盟友的西方国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亲西方的反抗组织继续其“反抗”行动，但“反抗”对象不再是纳粹德国而是苏联及与苏联合作的人。这种“反抗”在波兰又比在其他国家更为激烈，因为波兰流亡政府始终坚持“两个敌人”的主张，把苏联和德国都看作自己的死敌。1943年“三巨头”德黑兰会议期间，12月1日，当丘吉尔要求斯大林与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时，斯大林回应说，对此苏联比其他国家更为关切，因为波兰是苏联的邻国，1812年的拿破仑，1914年和1941年的德国，都是通过波兰进攻俄罗斯、苏联的。然而波兰流亡政府和希特勒一起诽谤、攻击苏联，差别只在他们的诽谤、攻击见诸西方报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怎么可能和它建立良好关系？对丘吉尔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苏联方面显然早有准备，斯大林拿出一张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抵抗组织散发的宣传画，上面是一个按照古罗马神话两面神雅努斯样子画出来的恶魔，两张面孔分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波兰人未必知道中国成语“照猫画虎”，但这显然并不妨碍他们“照神画鬼”。那次会议的苏联翻译瓦连金·别列日科夫（1916—1998）记述了当时的尴尬情况：
丘吉尔嫌脏的样子用两个手指头接过传单，皱皱眉头，什么话也没说就递给罗斯福。罗斯福耸了耸肩，摇了摇头，把传单还给斯大林。
别列日科夫是“二战”期间最重要的翻译之一，“三巨头”三次会晤（1943年11—12月德黑兰会议、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和7月波茨坦会议）他都担任苏联代表团翻译。出于安全考虑，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没有住在美国大使馆，也没有住在英国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三人会晤之前他先单独会见斯大林（那是美苏两国首脑首次见面）并且不带翻译，所以那次会见只有两位首脑和翻译别列日科夫三个人在场。“二战”期间“三巨头”之间来往信件苏联外交部与美、英两国外交部来往信件，也都由他翻译（苏联官方文件用俄文，但附有英译文供参考）。不难看出，对于“二战”期间苏、美、英三大国的高层交往，别列日科夫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情人。战后他陆续写了《出使柏林，1940—1941年》（1967年版）、《德黑兰1943：“三巨头”会议内外》（1971年版）、《外交工作岁月》（1972年版）、《同盟国的诞生》（1975年版）、《通向波茨坦之路》（1975年版）等多本回忆录，主要内容后来汇集在《外交史页》（1982年版）一书中。对许多有关问题，如果在西方怎么说之外也想知道苏联是怎么说的，这本书很可一读。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红军全面反攻，1944年1月3—4日进入波兰以后，就面临“两面作战”的问题，除了与德军作战的正面战线，还出现一个“第二战线”。在那里他们遭到的袭击并不来自他们曾经担心的被打散了的德军，而是来自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家乡军”，以及反共、反苏的“民族武装力量”、农民自卫队等波兰武装。苏联随军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在红军进入波兰以后写了一系列战地通信，后来结集为《距柏林896公里》出版（书名得自利沃夫的路牌“距柏林896公里”）。那本书就告诉我们，德国士兵具有坚决执行命令的特点，一旦被打散，失去指挥，就不会再做什么。而波兰与俄罗斯历史积怨极深，仇视俄罗斯而亲西方的大有人在，他们并不把苏联红军看作解放者，而是看作和纳粹一样的敌人。1945年2月4至11日，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三巨头”会议上，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再次为波兰流亡政府问题发生激烈争执。斯大林指责说，正当苏联红军为彻底打败纳粹德国浴血奋战时，这个政府领导的地下武装却在背后打“黑枪”，已经杀害了212名红军战士，斯大林表示：“他们指责我们逮捕他们，但我要直截了当地宣布，如果他们继续袭击我们的士兵，我们就要消灭他们。”眼见气氛不好，罗斯福建议下次会议再讨论波兰问题，并且说：“五个世纪来，波兰问题都让世界感到头痛。”丘吉尔也表示，应该设法使波兰问题今后不再让人头痛。
斯大林并非说说而已，他把对付背后打“黑枪”的任务交给了贝利亚领导的苏联内务部，实际负责的是该部第二号人物伊凡·谢洛夫（1905—1990）。除动用苏联内卫部队外，还在波兰政府里建立了“公共安全部”。被逮捕的反苏地下武装人员大约有25,000名，包括约300名“家乡军”军官，这些人后来不少被送往西伯利亚苦役营，由此不难知道“第二战线”的规模。顺便提一下，1954年苏联内务部改建为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缩写“КГБ”，即人们熟悉的“克格勃”。谢洛夫是其首任主席，直到1958年。那年12月到1963年2月，他又担任苏联军事情报局（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ГPУ，“格鲁乌”）局长。
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被推翻。1998年12月18日波兰议会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研究1939—1989年纳粹德国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统治时期罪行的机构“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简称IPN），根据这个机构的报告，从1944—1946年，“家乡军”在波兰各地发动的对监狱、集中营、治安机构的袭击就有66起，其中最为成功的是1945年5月21日对伦贝尔图弗（Rembertów）集中营的袭击。那里原来是一个纳粹德国关押苏军战俘的战俘营（Stalag 333），1944年9月苏军攻占以后成为关押波兰“家乡军”的营地，同时也关押了一些德军战俘和被苏联当局视为“叛徒”的苏军战俘。苏联方面说那次袭击造成466名囚犯脱逃，“家乡军”则称解放了800人，后来还有人把那数字扩大到1,400人。现在的波兰政府承认当年流亡政府为正统，专门为1944—1989年反抗“共产主义统治”的斗争设立国家纪念日，2011年2月9日由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Bronisław Maria Komorowski，1952—）签字正式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红军解放这些地方成立的临时管理机构及后来建立的新政权中，犹太人占了不小比例。战争期间由于各种原因流亡苏联的波兰犹太人大量返回故乡。根据波兰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档案，1946年1月登记的只有86,000人，夏末就达到24万人。约有18万犹太人从苏联返回，不难看出所占比例之大。根据“IPN”的报告，战后最初10年（1944—1954）波兰政府450名高级官员里有167名犹太人，占37.1%，远远超过犹太人在波兰人口中所占比例。一些地方机构犹太人占的比例更高，例如在东南部苏军最先解放的卢布林，治安部门80%的官员、50%的民兵是犹太人。1945年4月菲尔德亨德勒被刺身亡后不久，从5月1日到5月28日，卢布林地区接连发生12起袭击地方治安部门的事件：Krasnosielc和Annówka，5月1日；Kuryłówka，5月7日；Grajewo 和Biáystok，5月9日；Siemiatycze和Wyrzyki，5月11日；Ostrołęka和Rembertów，5月18—21日；Biáa Podlaska，5月21日、24日；Majdan-Topiło（Białowieża Forest）和Kotki（Busko-Zdrój），5月28日。
索比波尔暴动另一领导人、苏联红军军官别切尔斯基是出生在乌克兰的犹太人，大学里学的是音乐和文学。卫国战争开始后参军，1941年10月莫斯科战役中被俘，1942年5月从战俘营逃出，但不久又被德军捕获，送到索比波尔集中营。1943年10月暴动成功逃出，和其他几名犹太人参加了游击队，后来返回红军部队。因为有被德军俘虏的经历，被编入所谓“惩罚营”（штрафной батальон，通常只称штрафбат），那是按斯大林签署的第227号命令专门成立的一种单位，通常被派执行最危险的战斗任务。
尽管当时西方已经得到不少有关纳粹集中营情况的报告，但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通报他们的盟友苏联。惩罚营营长、一位少校听别切尔斯基讲述暴动经过以后非常震惊，让他去莫斯科向一个专门调查纳粹罪行的委员会报告。那个委员会是1942年4月根据斯大林命令成立的，名“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都是苏联各界知名犹太人士，主席由莫斯科国立犹太剧院演员、导演所罗门·米霍埃尔斯（1890-1948）担任。他是拉脱维亚犹太人，1943年和副主席、出生在乌克兰的意第绪语诗人伊齐克·费弗尔（1900—1952）首次以苏联官方代表身份访问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英国，历时7个月，以争取这些国家犹太人及其他民众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持。在美国，他们受到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任主席的接待委员会的热烈欢迎。7月8日，在纽约曼哈顿一个体育场举行了有5万人参加的支持苏联的群众大会，其规模在美国从未有过，影响极大。多名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包括著名戏剧演员查理·卓别林、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1898—1976），还有：
连任三届（1934—1945）、当时仍在任的纽约市长，以成功领导纽约摆脱经济大萧条闻名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Henry La Guardia，1882—1947），他母亲是意大利犹太人；
世界犹太人大会创始人、主席斯蒂芬·怀斯（Stephen Samuel Wise，1874—1949），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原姓“Weisz”，幼年时代随家移居美国；
犹太生物化学家（被认为是现代工业发酵技术之父）、1949—1952年担任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哈伊姆·魏茨曼（Chaim Azriel Weizmann，1874—1952），出生在白俄罗斯；
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代表人物之一、美术家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也是一个出生在白俄罗斯的犹太人；
德国犹太人剧作家、小说家利翁·佛希特万格尔（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他是最早（1920年）认识到希特勒和纳粹危险性并且提醒人们警惕的人之一。1930年出版的小说《成功——一个省的三年史》，讲述了某个党在一个省兴起和衰亡的故事。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那一天，佛希特万格尔正好出席德国驻美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立特维茨（Friedrich Wilhelm 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1884—1955）举行的宴会，大使告诉他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劝他不要回去。不久（4月15日）普立特维茨自己也辞去大使职务。听从劝告，佛希特万格尔没有返回德国而是到了法国南部，但法国投降后他也被德国人逮捕，所幸得多位友人相助逃出，重又来到纽约。
除道义上的支持之外，米霍埃尔斯和费弗尔所到国家的犹太人和其他民众还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在美国他们得到1,600万美元捐助，在英国1,500万美元，墨西哥100万美元，当时还是英国托管地的巴勒斯坦75万美元。另外还有机械设备、医疗器械、药品、救护车、衣服等大量实物。更重要的是促成美国人对欧洲战场的关注。那时美国人普遍关注的还是太平洋战场，毕竟他们是被日本拖进战争的。
白俄罗斯犹太人游击队“奇卡洛夫旅”成员，1943年。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搜集资料和证据，编写揭露纳粹在所占苏联、波兰领土上反犹罪行的《黑皮书》。别切尔斯基讲述的索比波尔暴动经过，成为编写有关报告的重要依据。《黑皮书》主编是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和瓦西里·格罗斯曼（1905—1964），两人都出生在乌克兰，都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都是著名作家、随军记者。爱伦堡报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国内战争、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在战地记者里也是少有的。格罗斯曼1944年所写《特雷布林卡的地狱》，纽伦堡审判时曾被用作证言。《黑皮书》共两卷，副本1946年送到美国、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现在的以色列）和罗马尼亚，英译文摘要当年就在美国出版，部分稿件也在罗马尼亚出版。该书还在以色列印行，一部手写本保存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然而，这部由苏联犹太人完成的重要著作却没能在苏联出版，这与战后苏联发生的反犹运动有关。1952年8月12日夜晚至少有13名意第绪语作家被处死，以“诗人凶杀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费弗尔就是那个夜晚的牺牲者之一。米霍埃尔斯则于1948年1月13日在明斯克死于一次疑点多多的车祸。
由于作战勇敢，别切尔斯基后来晋升为上尉并获授勇敢奖章。战后回到罗斯托夫，管理一家歌剧院。包括纽伦堡审判在内，他曾多次被要求出庭作证，都因苏联当局不允许出境而未果。1948年他也在苏联反犹运动中被捕，送到一处“古拉格”劳改营，1953年斯大林死后获释。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红军和游击队里，别切尔斯基那样的犹太人很多。有资料说红军中约有50万犹太人，大大超过犹太人在苏联人口中所占比例。美国犹太人虽然没有直接受到纳粹侵略之苦，但也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捐款、捐物之外，不少人参军走上与纳粹作战的战场。英国军队也有一支5,000人的犹太旅，1944年由来自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的犹太志愿者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