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10个死刑执行地中，鳊鱼湖监狱以处死“红色小乐队”（Rote Kapelle）和“黑色小乐队”（Schwarze Kapelle）多名成员而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红色小乐队”是纳粹反间谍部门给一个为苏联刺探、提供情报的间谍组织起的名字，电台报务员称“钢琴家”，所用电台称“钢琴”，他们的上级称“乐队指挥”。包括柏林的舒尔茨－博伊森－哈纳克小组（Schulze-Boysen/Harnack-Kreis），华沙的赫伦斯塔德小组（Herrnstadt-Gruppe），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的特雷伯—古列维奇小组（Gruppen um Trepper und Gurewitsch），瑞士的“红色三人”（Rote Drei）和“露西间谍网”（Lucy spy ring）。“小乐队”其实并不小，柏林的小组就超过百人。
“红色小乐队”很早就得到纳粹德国计划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并且通知了苏联有关方面，可惜没有引起斯大林的重视。“露西间谍网”核心人物是因政见不同而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移居中立国瑞士的鲁道夫·洛斯勒（Rudolf Rößler，1897—1958），除了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情报，1943年他还提供了德军“堡垒行动”（库尔斯克战役作战计划）的情报。他的许多情报都既准确又及时，往往在德国做出决定一天之内就被他获取，但获取途径至今仍然是个谜。
“红色小乐队”大多数成员是德国人，也有少数其他国家的人，例如提供过不少重要情报的桑多尔·拉多（Sándor Radó，1899—1981）就是一个匈牙利犹太人，但也的确有由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派出的间谍。它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利奥波德·特雷伯（Leopold Trepper，1904—1982）便是一个出生在奥匈帝国诺马克特（Neumarkt，意“新市场”，现在波兰Nowy Targ）的犹太人，他的主要助手阿纳托里·古列维奇（1913—2009），是一个出生在列宁格勒的犹太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特雷伯在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来在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又加入巴勒斯坦共产党，因参加反对英国统治的活动被驱逐，到了法国，1932年又被法国驱逐。回苏联后成为军事情报局成员，1938年被派往比利时建立情报网。情报网被盖世太保破获后他逃往法国，在那里被捕。盖世太保企图策反他做双面间谍，但他1943年摆脱控制转入地下，巴黎解放后与法国抵抗运动成员一起露面。由于有一段难以说清的历史，回到苏联后没受奖励反被关进卢比扬卡监狱，1955年获释，随后去了以色列，1982年在耶路撒冷去世，以色列以最高军礼葬之，时任国防部长的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1928—2014）出席了葬礼。
希姆莱手下原来有安全局和安全警察两个机构，后者包括秘密警察（Gestapo，即人们熟悉的“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Kriminalpolizei，Kripo）两部分，1939年9月27日把它们组合成国家安全总局，由党卫队第二号人物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1942）任局长。1942年国家安全总局建立专门机构“红色小乐队特别处”，不久便破译了“小乐队”使用的密码，7月（或说6月）30日在布鲁塞尔逮捕了报务员约翰·温策尔（Johann Wenzel，1902—1969）。温策尔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精通无线电技术，会俄语、法语、英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被捕后他按纳粹分子要求发了一份假情报，但暗藏警告并于11月18日成功脱逃，加入比利时抵抗组织。
“红色小乐队”其他成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许多人被捕并且很快就被处死。德国空军参谋部军官哈罗·舒尔茨-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1909—1942）和他的妻子丽伯塔斯（Libertas Schulze-Boysen，1913—1942）在8月31日、9月8日先后被捕，12月22日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同一天被处死的还有德共党员、车工汉斯·柯丕（Hans Coppi，1916—1942）和在德国经济部工作的经济学家阿维德·哈纳克（Arvid Harnack，1901—1942）。柯丕的妻子希尔达（Hilde Coppi，1909—1943）与丈夫同时被捕，当时她已怀孕，11月27日生下一个男孩，但孩子未满1岁，1943年8月5日她也被送上鳊鱼湖监狱的断头台。
“红色小乐队”成员中有一个人十分特别，那就是威利·莱曼（Willy Lehmann，1884—1942）。他是一个老警察，1911年进入柏林警察局工作，1920年成为反间谍处副处长，早在1929年就开始给苏联提供情报，代号“药剂师”。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他进入盖世太保，并且成为对苏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由于他及时提供情报，苏联间谍、后来以发展“剑桥五杰”（Cambridge Five）闻名的阿诺德·多伊茨（Arnold Deutsch，1903—1942）得以逃脱。“Deutsch”其实就是“德意志”，不过用作姓时译作“多伊茨”也许比较合适。“剑桥五杰”中最出名的是成为许多小说、影视作品主角的“双料间谍”哈洛德·菲尔比（Harold Adrian Russell“Kim”Philby，1912—1965）。
1934年，按照内务部长戈林的命令，莱曼参与了镇压冲锋队罗姆的行动，他颇感震撼，但也巩固了自己在盖世太保的地位。1939年转到国家安全总局4处，负责防止苏联间谍对德国军事工业的破坏。由于地位特殊，他得以及时获知许多重要机密。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前3天，1941年6月19日，他向苏联情报部门报告了进攻开始的准确日期，但贝利亚却在收到的电报稿上用绿色墨水批注为“假情报”。1942年“红色小乐队”被纳粹侦破，莱曼身份暴露，这让希姆莱大失面子，极其恼怒，没经审判，12月13日命令将莱曼直接枪杀，把这件事掩盖起来。
和“红色小乐队”主要为苏联提供情报不同，“黑色小乐队”与西方有联系而与苏联没有关系，他们的目的是推翻纳粹统治，并且“擒贼先擒王”，通过刺杀希特勒来实现政权更迭的目标。为此策划实施过多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1944年7月20日克劳斯·冯·斯陶芬贝格伯爵（Claus Philipp Maria Justinia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1944）在东普鲁士“狼穴”实施的一次是最接近成功、也最有名的一次。值得注意的是，那是一个堪称庞大的反希特勒、反纳粹、反战集团，参与者有众多政界、军界高层人士。他们的活动早在1938年希特勒准备进攻捷克苏台德地区时就开始了，斯陶芬贝格加入他们其实比较晚。
斯陶芬贝格出生在巴伐利亚州一个显赫贵族家庭，1926年入伍，1928年入汉诺威骑兵学校学习，1930年成为一名少尉军官。1938年7月在第1轻装师任参谋军官，而该师师长就是密谋集团重要成员艾里希·赫普纳，当时已经是中将军衔。战前就有人动员斯陶芬贝格参加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的活动，但他没有同意。1939年入侵波兰，他和许多德国军人一样怀着对波兰的仇恨心理参加。1940年参加法国战役，也和许多德国人一样为德军的辉煌胜利兴奋不已，并归因于希特勒领导有方，他自己也因战功获授一级铁十字奖章。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眼见德军、尤其是党卫队大量残杀苏联军民和犹太人，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斯陶芬贝格才改变态度，参加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反对战争的秘密活动。1943年他被派往突尼斯，在第10坦克师任参谋军官，4月7曰在澳大利亚空军一次轰炸中多处受伤，经过治疗虽然保住性命却失去了左眼和右手，左手也只剩下三个指头，为此获授“金色重伤奖章”和“金质德意志十字奖章”。前者是专为战斗中受重伤人员颁发的，分黑色、银色、金色三个等级；德意志十字奖章是一种比一级铁十字奖章等级高的奖章，分银质（实际上是银色）、金质（实际上是金色）两种，分别授予非直接参战人员和直接战斗人员。伤愈后（1944年6月）被任命为德国预备部队参谋长，7月1日晋升上校。预备部队司令官是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Friedrich Fromm，1888—1945），他从1939年8月31日起就担任这个职务，整个“二战”期间从未上过前线，但也在法国战役后和古德里安等多名将军一起于1940年7月19日晋升大将。
1944年7月20日，斯陶芬贝格利用自己在东普鲁士“狼穴”（Wolfsschanze）向希特勒及多名纳粹高官报告“女武神行动”（Operation Walküre）计划的机会，用定时炸弹刺杀他。“狼穴”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建立的多个“元首总部”之一，得名于希特勒给自己起的诨名“狼”，20年代希特勒与他人通信常常署这个名字。
德国军队内部“反抗运动”（Widerstandsbewegung，通常只称Widerstand）的核心人物是路德维希·贝克。1933年10月担任德国“军机处”负责人，实际上即德军总参谋长。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以后他也就“正名”，成为第三帝国首任总参谋长，并于1938年晋升大将。但在这之前，从1934年起，贝克已经对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产生怀疑，认为那将导致战争。除军队内部人士外，贝克还与军外许多重要人物有往来，包括密谋集团计划在推翻希特勒政权以后担任新政府总理的卡尔·戈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1884—1945）。“军机处”贝克的前任威廉·亚当将军（Wilhelm Adam，1877—1949）也是反对纳粹侵略政策的，战后纽伦堡审判，曾经作为证人出庭。
这个反抗集团计划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是1938年在希特勒下令进攻捷克时将他以及纳粹其他重要人物逮捕，以战争罪把他们送上法庭。但由于英、法两国固执地执行绥靖政策，和德、意法西斯签署《慕尼黑协议》，希特勒无需动武就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将军们也就失去逮捕他、把他送上法庭的理由。不过那时贝克已经因抗议希特勒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的政策辞去总参谋长职务，由他的副手弗朗兹·哈尔德将军（Franz Halder，1884—1972）接任。哈尔德同样是反对希特勒战争政策的，计划中逮捕希特勒的命令便将由他发出，在这件事上可说是也“接”了贝克的“班”。逮捕希特勒的计划没能付诸实施，参与此事的将军和军官也就没有暴露。然而，作为战争机器上的“零部件”，他们也就身不由己地随之运转。其中一些人后来还战死沙场，成为他们反对、但没能阻止的那场战争的牺牲品。法国战役后哈尔德也晋升大将，不过1942年2月24日就被转入预备役，此后再没获用。7月20日刺杀行动失败，第二天他也被捕，尽管没有找到他参与此事的证据，希特勒还是认为他可能是反对派领袖，将他送进集中营。幸而1945年5月4日在提洛尔和其他囚犯共140人被美军解放，在美军战俘营囚禁两年后获释。
德国国内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联邦德国著名作家和电影导演威尔·贝尔托德（Will Berthold，1924—2000）写过一本《谋刺希特勒的42起案件》（Die 42 Attentate auf Adolf Hitler），1981年由慕尼黑的威廉·戈尔德曼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的42起案件只有4起发生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之前，其余都发生在他上台以后，而且大多数是由军队里的人策划实施的。
那天斯陶芬贝格成功引爆了维塞尔·冯·洛林霍温上校（Wessel Freiherr Freytag von Loringhoven，1899—1944）为他藏在公文包里的炸弹，希特勒的位置距炸弹很近（图中位置①），但竟奇迹般地没被炸死，甚至没怎么受伤。原来，陆军副总参谋长阿道夫·霍辛格（Adolf Heusinger，1897—1982）的助手海因兹·布兰德上校（Heinz Brandt，1907—1944）为了能看清地图把那个公文包移动了一下，移到结实厚重桌腿的另一侧。布兰德自己紧靠炸弹（图中位置④）当即被炸断一条腿，第二天不治身亡。受伤者中还有三个人后来也因伤重身亡，即空军参谋长君特·科尔滕上将（Günther Korten，1898—1944，图中位置③），希特勒的副官鲁道夫·施蒙德（Rudolf Schmundt，1896—1944，图中位置⑦），速记员海因兹·别尔格（Heinz Berger，图中位置）。希特勒旁边的霍辛格（图中位置②）受伤不重，盖世太保怀疑他与事件有关，也被逮捕。后因没有找到直接证据而于10月释放，但被转入预备役。
1944年“7·20事件”后，戈林视察爆炸现场。
1944年7月20日，爆炸发生时“狼穴”内希特勒及其他人员的位置。
关于“7月20日事件”，已经出过许多书，还多次拍成电影、电视，尽管“细节”有多种“版本”，不尽相同，但基本轮廓人们已不陌生，这里就不再赘述。根据档案资料，由于这个事件被盖世太保逮捕的至少有7,000人，其中4,980人被处死，包括维茨勒本和被迫自杀的隆美尔2名元帅（另有克鲁格元帅自杀）、19名将军、26名上校、2名驻外大使、7名外交官、1名部长以及3名国务秘书，还有帝国刑事警察局局长。这些人里，89名最重要的犯人是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的，而且希特勒下令：“要像牲畜那样绞死”。没有用一般的绞刑架，而是用琴弦钢丝把犯人“挂”在屠宰场用的大铁钩上。希特勒还命令审判和处决都要拍成电影，立即送他验看。
克鲁格很早就知道德军内部反抗集团的存在，并曾答应参加他们的行动。1941年底他接替博克担任中央集群司令官，而中央集群参谋长赫尔曼·冯·特列斯科将军（Herrmann Karl Robert von Tresckow，1901—1944）就是反抗集团最重要的成员之一。1942年10月30日克鲁格接受希特勒一笔重金（有资料说50万马克）受到特列斯科批评，他表示接受批评并同意会见密谋集团主要人物戈德勒，后者是在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Canaris，Wilhelm Franz，1887—1945）安排下乘飞机秘密前来中央集群司令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的。会见时克鲁格答应在希特勒下一次到东线视察时逮捕他，但后来他又一次接受希特勒的“礼物”，改变主意，还阻止了特列斯科的一次刺杀行动，不过也没有告发他们。
斯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时，克鲁格正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与斯陶芬贝格刺杀行动“同步”，德国驻法占领军司令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将军（K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下令逮捕了驻巴黎的党卫军、盖世太保主要官员，并且和空军上校凯撒·冯·霍法克（Hofacker，Cäsar von，1896-1944）一起会见克鲁格，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这时克鲁格已经知道希特勒没有死，回答道：“可以呀——如果那头猪已经死了！”（Ja – wenn das Schwein tot wäre！）。这一次他仍然没有告发他们。8月17日他被解除职务，并且被召回德国。克鲁格自知等待他的将是什么，途中服氰化物自杀，给希特勒留下一封遗书，规劝“必要时结束无望的挣扎”。
史图尔普纳格很快就被逮捕，8月30日受审，被判死刑并且当天就执行。霍法克与他同日受审、同样被判处死刑，但12月20日才执行。两人都是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的。在“人民法庭”上霍法克说真正有罪的是希特勒，并表示自己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亲自执行刺杀任务。另一个在法庭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维茨勒本元帅，他对弗赖斯勒及其他法官说：
你们可以把我交给刽子手，可是不出三个月，受尽折磨的愤怒的人民就将追究你们的罪行，把你们的尸首从街上的污泥浊水里拖过。
一般都说这个事件涉及的德国将军里有3名大将，即贝克、赫普纳和弗洛姆，其实还有并未参与其事但也于第二天被逮捕的哈尔德。弗洛姆是个“脚踏两只船”的投机分子，在得知希特勒没被炸死以后反过来逮捕了贝克将军、斯陶芬贝格、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Friedrich Olbricht，1888—1944）、阿尔布列希特·冯·奎恩海姆上校（Albrecht Ritter Mertz von Quirnheim，1905—1944）以及斯陶芬贝格的副官维尔纳·冯·海夫滕中尉（Werner Karl von Haeften，1908—1944），贝克自杀未死，弗洛姆命令士兵补枪毙命，其余四人则于21日零时10分被他下令枪决，这显然有杀人灭口、洗清自己之嫌。零时30分德国著名特战部队指挥官、以成功营救被囚禁墨索里尼闻名的奥托·斯科尔兹尼率党卫队赶到，虽然没能留住那些重要“活口”但制止了继续杀戮。弗洛姆自己随即被捕，9月14日被开除军籍，1945年3月7日以平民身份受审，被判死刑，3月12日被枪决。
史图尔普纳格和奥尔布里希特均为上将，两人在巴黎和在柏林的任务类似，都是要逮捕那里的党卫队、“盖世太保”等纳粹死硬分子。推翻希特勒统治以后，计划在新政府里由奧尔布里希特担任国防部长。除他们两人外，牵涉到的还有另外7名上将，而总共9名上将里只有2名幸免于难。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von Falkenhausen，1878—1966），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部队司令官，曾经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他有幸未被“盖世太保”逮捕，1945年5月4日被美军解放。
弗里茨·费尔吉贝尔（Fritz Erich Fellgiebel，1886—1944），德军通信兵司令，刺杀事件发生时正在“狼穴”，最先电话告诉在柏林的弗里茨·梯勒中将（Fritz Thiele，1894-1944）：“可怕的事发生了！元首还活着！”（Etwas schreckliches ist passiert！Der Führer lebt！）随即被捕，8月10日被弗莱斯勒判处死刑，9月4日在鳊鱼湖监狱执行。附带说说，梯勒也于同日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
弗里茨·林德曼（Fritz Lindeman，1894—1944），炮兵上将，事发后一度逃亡隐匿，但还是被“盖世太保”逮捕，逮捕时受了重伤，死在医院里。帮助他逃亡、隐匿的五个友人全都被捕，其中三人1944年11月30日死在鳊鱼湖监狱断头台上，两人1945年4月被枪杀。
弗里德里希·冯·拉伯瑙（Friedrich von Rabenau，1884—1945），以1936年受贝克将军之命建立德军中央档案馆闻名，有许多军事著述，而且是一名基督教神学家。他很早就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在贝克与戈德勒之间起联络作用。被捕后未经审判，1945年4月15日在巴伐利亚弗洛森堡集中营被枪杀。
格奧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1890—1946），主要负责军需方面的工作，1938—1939年就与贝克、戈德勒等人密谋反对希特勒、反对纳粹，但并没参与1944年7月20日的行动。10月11日被捕，先后关在弗洛森堡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1945年4月末和另外140人（其中有哈尔德）被转到提洛尔，5月4日在那里被美军解救。
爱德华·瓦格纳（Eduard Wagner，1894—1944），“7·20事件”主要实施者之一，斯陶芬贝格从“狼穴”返回柏林的飞机就是由他安排的，23日晚自杀。
因“7·20事件”被处死的上将里有一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潜艇指挥官在地中海有击沉18艘舰船的纪录，但很早就开始做情报工作，他西班牙语和英语都说得很流利，还会另外四种语言。1935年1月1日起担任德国军事情报局局长，直到1944年“7·20事件”后被捕，超过9年，其间1940年晋升海军上将。1937年他仍然支持纳粹，把德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但到1938年“苏台德危机”就站在了计划逮捕希特勒的军官们一边，曾经和贝克将军、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Heinrich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1882—1951）一起派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钦（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1890—1945）到英国，游说丘吉尔和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1881—1957），这两人都是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但如前所说，没能改变当时英国掌权者的态度。
1984—1994年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Karl Freiherr von Weizsäcker，1920—），就是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的儿子。1944年1月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钦曾经鼓励他的儿子、中尉军官埃瓦尔德-海因里希（Ewald-Heinrich von Kleist-Schmenzi，1922—2013）用自杀式袭击的办法刺杀希特勒，但未能实施。埃瓦尔德自己在“7·20”事发第二天即被逮捕，1945年2月23日被判处死刑，4月9日死在鳊鱼湖监狱断头台上，儿子则有幸逃过一劫，2013年才去世，成为反抗集团中最后一位离去的人。
在卡纳里斯掌管下，德国军事情报局成为反抗集团一个重要据点，核心人物是卡纳里斯的副手汉斯，奥斯特少将（Hans Oster，1887—1945），许多行动都是由他策划的，推翻希特勒政权以后，计划由他担任新政府最高军事法院院长。
希姆莱很早就对卡纳里斯有怀疑，1944年2月他被解除职务，接着被软禁在家，这样他便没有参与7月20行动的谋划。但7月20事件后他仍然被捕，1945年4月8日和奧斯特以及记者卡尔·萨克（Karl Sack，1896—1945）等另外三人被纳粹党卫队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第二天凌晨在弗洛森堡集中营被绞死。
“7·20事件”牵涉到的中将有4名，除上面提到的弗里茨·梯勒外，还有保罗·冯·哈塞（Paul von Hase，1885—1944）、卡尔·冯·图根（Karl Freiherr von Thüngen，1893—1944）和古斯塔夫·冯·齐尔别格（Gustav Heisterman von Ziehlberg，1898—1945），这几个人除哈塞外后来都被枪决。哈塞时任柏林城防部队司令，负责实施逮捕柏林首要纳粹分子的行动。但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把任务交给大德意志步兵团的奧托-恩斯特·雷默尔少校（Otto-Ernst Remer，1912—1997），认为雷默尔是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普鲁士军人。雷默尔起初确实按命令做了，但当逮捕戈培尔时后者告诉他元首并没有死，还让他亲自和希特勒通了电话。听到希特勒的声音并且在电话中被元首提升为上校，雷默尔立即180度大转弯，转而去逮捕那些“反叛分子”，包括哈塞将军。8月8日按照希特勒的特别命令，哈塞被绞死在鳊鱼湖监狱。
有大功的雷默尔随即被任命为元首护卫旅（Führerbegleit brigade，后来升级为师）旅长，1945年1月晋升少将，年仅32岁，是德军最年轻的少将。战后他和一些人创建了极右翼的“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 Deutschlands，社会主义帝国党，简称SRD），1951年5月在下萨克森州议会获得16个席位，10月又在不莱梅市议会获得8个席位。1952年10月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判决该党违宪，但在那之前（9月12日）他们已经自行宣布解散。此外，雷默尔还以否认“大屠杀”闻名。
在这些将军中，还有两名党卫队高级官员也很值得注意。一个是德国刑事警察局局长阿瑟·内贝（Arthur Nebe，1894—1945），另一个是波茨坦和柏林警察局局长、1933年起就是纳粹党国会议员的沃尔夫-海因里希·冯·赫尔多夫（Helldorf，Wolf-Heinrich Graf von，1896—194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内贝是一名志愿兵，两次因敌方施放毒气受伤。1920年进入柏林刑事警察局做刑事侦查工作，1931年加入纳粹党，成为纳粹在警察系统中的重要人物，任“党卫队师指挥官”，军衔警察中将。1933年认识反抗组织重要人物汉斯·奥斯特，1938年苏台德危机军官们计划逮捕希特勒和纳粹其他首要分子，他曾提供有关情报。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他被希姆莱挑选担任特勤B队指挥官。内贝曾经请求转到国际刑警组织工作以逃避这项杀人任务，但被贝克、奥斯特等人劝阻，认为他留在盖世太保更能发挥作用。他确实为反抗组织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例如1942年簸箕湖会议后他就向反抗组织提供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信息。然而，留在盖世太保里，也就身不由己地犯下大量杀害犹太人的罪行。7月20日内贝的任务是逮捕并处决希姆莱，事发后他曾躲藏起来，但还是没能逃脱被捕并被判处死刑的命运，1945年3月21日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
赫尔多夫1926年就加入纳粹党，1931年成为“冲锋队”成员并且是“冲锋队”柏林地区的头目。1933年成为柏林－勃兰登堡地区党卫队领导人，同时被选为国会议员，和戈培尔颇有交情。后来知道，从1938年起他就和反抗分子有来往，1944年7月20日他的任务是指挥所属柏林警察，先是不干预反抗组织的行动，然后帮助新政府维持秩序。行动失败后他即被捕，8月15日和另外三人一起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希特勒得知赫尔多夫参与反抗活动后极为恼怒，命令在执行绞刑时把他放在最后一个，让他先看同伙们怎样一个个痛苦地死去。
“7·20事件”还牵涉到多名少将，失败后许多人也被逮捕并被处死，但也有几个人幸运逃脱，其中值得一说的是情报军官鲁道夫·格斯多夫（Rudolf Christoph Freiherr von Gersdorff，1905—1980），他在表弟、反抗组织重要人物赫尔曼·冯·特列斯科的副官法比安·冯·施拉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1907-1980）影响下很早就参与反抗活动，一次刺杀行动便计划由他实施。原来，1943年3月21日希特勒要在柏林参观缴获的苏军武器，戈林、希姆莱、凯特尔、海军元帅卡尔·邓尼兹（Karl Dönitz，1891—1980）等首要人物都将到场，格斯多夫被安排引导他们参观并为他们讲解。他在大衣口袋里藏了两枚定时爆炸装置，计划届时与希特勒同归于尽。然而希特勒只匆匆走过展区没怎么看就离开了，他只好进洗手间在最后一秒钟停止引爆，幸运地未被发现。1943年4月，作为德军中央集群情报军官他偶然发现了“卡廷事件”群葬坑，这使他顿时成为知名人物，也就没有人想到他会与反抗集团有关。1944年7月20日他参与了爆炸器材的准备，但由于知情者没有人供出他来，使他成为少数逃过此劫的人之一。
阿克塞尔·冯·布舍-斯特莱托斯特上尉（Axel Freiherr von dem Bussche-Streithorst，1919—1993）是另一个有幸逃过劫难的人。1942年在乌克兰西部城市杜布诺目睹德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促成他加入反抗分子行列。杜布诺是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城市，有约12,000人被杀害，占该城战前居民的59%。1943年11月希特勒要在东普鲁士“狼穴”观看德军新式冬装制服展示，布舍身高超过两米，金发碧眼，具有典型的北欧日耳曼人特征，被挑选来担任新军装模特。他计划在新军装大衣袋里暗藏两枚手榴弹，届时引爆与希特勒同归于尽。新军装展示的日期定在11月16日，但就在前一天运载新军装的火车遭盟军轰炸没能运到，展示只好推迟。后来决定1944年2月11日举行，布舍表示愿意再次承担这个任务。但就在1月他在东线战场受重伤失去一条腿，只好改由另一位军官、前面提到过的克莱斯特-施门钦实施。然而展示再次被推迟并最终取消，这个行动也就没能实施。
赫尔穆特·斯梯弗（Helmuth Stieff，1901—1944），1938年进入德军总参谋部工作，由于能力出众，1942年被提升为总参谋部组织处处长，1944年1月晋升少将。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他在给妻子的信里就表达了对希特勒、对纳粹的反感，不过到1943年夏天才在特列斯科动员下加入反抗集团。利用职务之便，他得到并保存了许多爆炸物，包括从盟军方面得到的爆炸物。1944年7月7日他曾计划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克勒斯海姆宫引爆炸弹刺杀希特勒，但因临时出现意外情况没能实施。7月20日他和斯陶芬贝格、斯陶芬贝格的副官海夫滕一起乘瓦格纳将军安排的飞机从柏林飞往“狼穴”。行动失败当晚就被捕，虽经“盖世太保”酷刑拷打也未供出任何同谋，8月8日弗莱斯勒判处他死刑，当天下午希特勒亲自命令将他在鳊鱼湖监狱绞死。
汉斯·斯派德尔（Hans Speidel，1897—1984），1944年在西线担任隆美尔的参谋长，是反抗集团负责游说隆美尔的人。9月7日被“盖世太保”逮捕，但得伦德斯泰德元帅、古德里安将军和凯特尔将军保护，没有被送上“人民法院”。后来他成功越狱并且躲藏起来，成为极少数没遭杀害的反抗分子之一。战后成为联邦德国国防军重要将领，北约指挥官之一。
在有幸逃脱的密谋分子里，最富戏剧性的大概要数法比安·冯·施拉勃伦多夫了。作为德军中央集群参谋长特列斯科将军的副官，他起着特列斯科与在柏林的贝克、戈德勒、奥斯特、奥尔布列希特等首要人物联系人的作用，还亲自执行过一次刺杀行动。1943年3月13日希特勒到位于斯摩棱斯克的德军中央集群司令部视察，他在希特勒返航的飞机上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可能因为飞机行李舱太冷，炸弹引信未能引爆。7月20日行动失败，当天他就被捕，由于是密谋集团重要成员，多次遭到酷刑拷打但始终未招供。1945年2月3日被送上人民法院，按惯例这也就意味着他生命走到了尽头。然而正审判时美国空军对柏林实施轰炸，市中心许多重要地点都被炸中，包括正审判他的审判庭。主审法官弗莱斯勒在断梁残壁下被找到时已经身亡，当其尸体被送到医院时一个工人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在那家医院工作的陆军副总参谋长约德尔的妻子露易丝后来回忆说，对那个工人的说法在场者均未置一词。
审判被迫中止，施拉勃伦多夫逃过一劫，后来被送到萨克森豪森、弗洛森堡、达豪、因斯布鲁克等集中营，1945年4月末又被转到提洛尔，在那里成为5月4日被美军解放的140名囚犯之一。战后不久他就写了一本书《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们》，1946年由瑞士苏黎世的欧罗巴出版社出版，是最早出版的同类书籍之一。他原来的职业是律师，战后重操旧业。1967年至1975年担任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法官。
反对希特勒的密谋分子里还有很多中、下级军官，很多人也被杀害。幸存者中有一个是人们不该忘记的，那就是卡尔·斯卓科尔（Carl Szokoll，1915—2004）。他是奥地利人，家庭贫苦，因学习成绩出众得以成为军校学员，在军校时他认识了一个犹太女子，战后（1946年）成为他的妻子。斯卓科尔参加了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因受伤调回奧地利在维也纳所在的第17军区做管理工作。1943年在柏林由另一名原来也是奧地利军官、这时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的罗伯特·贝尔纳迪斯中校（Robert Bernardis，1908—1944）介绍认识斯陶芬贝格，成为“反抗运动”的一员。
7月20日，斯卓科尔的任务是在维也纳和第17军区参谋长海因里希·科德勒上校（Heinrich Κοdré，1899—1977）一起逮捕那里的盖世太保及其他重要纳粹分子。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计划逮捕的人集中在一起，但就在这时，斯陶芬贝格从柏林打来电话，告诉他们希特勒没有死，原来计划的行动只好放弃。斯卓科尔声称是奉上级命令行事，鉴于他只是一名上尉，未被怀疑，还在1944年末晋升为少校。科德勒虽然被捕但后来幸运地没被处死，在柏林的贝尔纳迪斯则在7月20日当晚就被逮捕，8月8日被判处死刑并于当天执行。
1945年初斯卓科尔和奥地利抵抗运动取得联系，计划在苏联红军逼近时将德军从维也纳撤离，宣布维也纳为“不设防的城市”。尽管计划被纳粹察觉，逮捕并处死了军队中一些同谋并且查找他，最后还是得以成功实施“拉德茨基行动”，阻止了大规模战事的发生。维也纳市区实际上没有发生战斗，得以完好无损地被苏联红军解放，斯卓科尔也就被人们尊为“维也纳的救星”。现在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总以《拉德茨基进行曲》结束，但不知乐曲响起时人们是否还会想起当年的“拉德茨基行动”，它和那首进行曲都得名于当年奥地利抗击拿破仑的民族英雄、以“拉德茨基老爹”闻名的约瑟夫·冯·拉德茨基元帅（Josef Wenzel Radetzky von Radetz，1766—1858）。
历次刺杀希特勒行动都由德军内部人员实施，但参与策划推翻纳粹政权的则不限于军人，还有许多军队以外的人士，这可从拟议中的新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看出来。
总统：路德维希·贝克，军队。
总理：卡尔·戈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1884—1945），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副总理：威廉·略施纳（Wilhelm Leuschner，1890—1944），木工出身，德国社会民主党。
议长：保罗·略伯（Paul Löbe，1875—1967），排字工人出身，德国社会民主党。
内政部长：尤利乌斯·勒伯尔（Julius Leber，1891—1945），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尤金·博尔茨（Eugen Anton Bolz，1881—1945），中央党。
外交部长：弗里德里希-维尔纳·冯·舒伦堡伯爵，或者乌利希·冯·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l，1881—1944），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财政部长：埃瓦尔德·罗塞尔（Ewald Löser，1888—1970），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克虏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国防部长：弗里德里希·奧尔布里希特（Friedrich Olbricht，1888—1944），军队。
武装部队总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Erwin von Witzleben，1881—1944），军队。
最高军事法庭庭长：汉斯·奧斯特（Hans Oster，1887—1945），军队。
最高法院院长：汉斯·科赫（Hans Koch，1893—1945），教会人士。
重建部长（或不管部长）：伯恩哈德·列特豪斯（Bernhard Letterhaus，1894—1944）天主教工会运动人士。
经济部长：保罗·勒若-荣格（Paul Adolf Franz Lejeune-Jung，1882—1944），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或卡尔·布列辛（Karl Blessing，1900—1971），银行家。后者也被考虑担任央行行长。联邦德国成立后银行系统有一个发展过程，1957年正式成立作为中央银行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布列辛便是第一任行长，任职到1969年。
农业部长：安德里亚斯·赫尔墨斯（Andreas Hermes，1878—1964），中央党。
司法部长：约瑟夫·威尔默（Josef Wirmer，1901—1944），中央党。
警察总监：赫尔曼·冯·特列斯科（Herrmann Karl Robert von Tresckow，1901—1944），军队。
事发后只有略伯、罗塞尔、布列辛和赫尔墨斯四人侥幸逃脱，其他人均被捕并且被处死在鳊鱼湖监狱。
作为拟议中新政府的总理，戈德勒无疑是最重要的人物。他早年在图宾根大学学习经济与法律，一战入伍，最终军衔为上尉。战后从政，很早就加入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那是一个保守、甚至极端保守的政党，因为主张恢复皇室，实行君主立宪制。1922年戈德勒当选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市长，1930年当选德国东部重要城市莱比锡市长。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和科隆市长、后来成为联邦德国首任总理的阿登纳被认为是两位最杰出的大城市市长。1931年12月8日，戈德勒被总理、中央党人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任命为魏玛共和国物价局长。那时物价问题是所有人都极其关心的问题，这使他成为全国知名人物。1932年布吕宁内阁垮台时，戈德勒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接任的人选之一。纳粹上台以后，1934—1935年戈德勒又第二次担任物价局长。
1933年是出生在莱比锡的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逝世50周年，莱比锡决定为他建一座纪念碑。瓦格纳是希特勒最欣赏的作曲家，1934年3月6日希特勒亲临由新古典主义建筑师埃米尔·希普（Emil Hipp，1893—1965）设计的纪念碑奠基仪式，留下一张他和戈德勒合影的相片。瓦格纳是一名伟大的作曲家，但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十分复杂，他赞成阿瑟·德·戈比诺的人种不平等“理论”，并且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这与希特勒有共同点。所以，他的作品在以色列曾长期被禁。
1934年3月6日，希特勒和戈德勒在莱比锡市理查德·瓦格纳纪念碑奠基典礼上
然而，在拍摄这张相片的时候，戈德勒和希特勒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他曾经把希特勒视为“开明独裁者”，但纳粹上台后的一系列做法让他很快改变了看法。4月1日纳粹发动过一次全国性“抵制犹太商店”行动，而戈德勒在莱比锡就抵制了那次行动。
1936年秋，乘戈德勒在国外访问之机，代理他职务的纳粹分子汉斯·哈克（Hans Rudolf Haake，1903—1945）拆除了莱比锡市19世纪著名犹太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1809—1847）纪念碑，这使戈德勒与纳粹再次发生冲突。此后又与纳粹当局在一系列经济问题上发生分歧，终于在1937年3月31日辞去莱比锡市长职务，由哈克接任。哈克1924年就在莱比锡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团地方组织，拆除门德尔松纪念碑也是他的一大“杰作”。后来，在1938年11月9日那个“水晶之夜”，他还毁掉了莱比锡6座犹太教堂，包括著名的犹太大教堂。
戈德勒辞去莱比锡市长职务以后，克虏伯公司拟聘请他担任财务部门负责人，但被希特勒阻止。另一家大公司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则不顾纳粹反对聘请他为国外业务负责人，公司创始人、老板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1861—1942）且对他的反纳粹活动“视而不见”，让他得以利用职务之便从1937年到1938年多次访问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以及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所到之处无不提醒人们对纳粹保持足够的警惕。在英国戈德勒曾多次会见丘吉尔、范西塔特等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人士，范西塔特还把一个英国实业家“A.P. Young”介绍给他。那英国人是多家德国公司的商业伙伴，为商业上的事常来德国，两人交往自然不会受到怀疑。然而“A.P. Young”实际上是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的间谍，通过他，戈德勒向英国通报了许多信息，并一再敦促英国政府改变对纳粹的绥靖政策。就在纳粹德国进攻波兰前夕，1939年8月26日，戈德勒访问瑞典，还通过英国外交官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1900—1996），试图说服英国和法国明确支持波兰以制止战争的发生。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没能奏效。多年以后（1974年），戈德勒发给“A.P. Young”的这些报告以《X文档》为名出版。“X”是当年英国情报部门给他起的代号。杰布后来为筹备联合国做了许多工作，在挪威人特吕格韦·赖伊（Trygve Halvdan Lie，1896—1968）当选联合国首任秘书长之前，他任代理秘书长。
对于中国人，还不该忘记一件事，那就是戈德勒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魏玛德国与中国的非正式结盟关系，曾经通过当时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军与中国方面联系。1938年希特勒决定对德国远东政策做重大改变，这个消息最早就是由戈德勒“泄露”给中国的。
尽管戈德勒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政治家，但从推翻纳粹统治的大局出发，从1941年起便开始把各种政治力量发展到反抗组织中来，包括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宗教界人士，然而并不包括德国共产党，因为戈德勒和丘吉尔一样都是坚决反共的。这从拟议中新政府成员名单也可以看出来。
“二战”期间瑞典是中立国，成为戈德勒还能出访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他和西方同盟国保持联系的主要渠道。在那里起他和英国之间联系人作用的是博世公司重要商业伙伴瓦伦别格家族，那是瑞典历史悠久而且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瑞典国内生产总值仍约有三分之一直接或间接受那个家族控制。更难能可贵的是瓦伦别格家族和罗伯特·博世一样，都在暗地里支持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博世社会责任意识极强，在工资福利上实行向生产一线蓝领工人和研发技术人员倾斜的方针，1906年博世公司成为德国第一批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企业，还给公众福利事业不少捐助。戈德勒等人能够从事反对希特勒活动，与博世的支持、资助分不开。在公司内部，博世还以生产、经营需要为由保护了不少犹太员工和其他被纳粹追捕的人士。1942年3月12日罗伯特·博世去世，继任者仍然坚持了他这些做法。
“二战”期间瑞典之所以未遭纳粹德国侵略，一个重要原因是向德国提供铁矿石。瑞典北部基鲁纳铁矿是苏联以外整个欧洲最大的铁矿，而且是地质研究程度最高的矿床之一（长期是地质教科书上介绍的一个矿床实例）。铁矿石和石油是纳粹德国发动战争最重要的两种矿产资源，铁矿石主要就得自基鲁纳。运输线路有两条，一条经芬兰，通过波罗的海运到德国，这条线路陆上距离很长而海运部分冬天不能通行。另一条则是冬天可以通行的线路，先经铁路经不长距离运到挪威北部的纳尔维克，那是北欧少有的不冻港，再经北海运到德国，可以说那是德国钢铁工业的生命线。法国战役之前德国首先攻占了挪威，便是为了保证这条运输线路的畅通。
1944年7月20日行动失败后戈德勒逃离柏林，8月12日在西普鲁士马林韦尔德（Marienwerder，现在波兰的“Kwidzyn”）被捕。9月9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45年2月2日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
与“黑色小乐队”有联系，还有一个主要由普鲁士贵族组成的“持不同政见”集团，因为经常在西里西亚小村庄克莱骚（Kreisau，现在波兰的Krzyowa）毛奇伯爵的庄园聚会，被盖世太保称为“克莱骚集团”。核心人物是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Helmuth James Graf von Moltke，1907—1945），约克·冯·瓦尔滕堡伯爵（Peter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904—1944）和亚当·冯·特洛特男爵（Adam Freiherr von Trott，1909—1944），三人都出自普鲁士贵族名门。
毛奇伯爵是普鲁士名将、普奧战争和普法战争期间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老毛奇”（Moltke der Ältere，全名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891）的侄曾孙，但不要把他误当作“小毛奇”（Moltke der Jüngere），因为称“小毛奇”的是“老毛奇”的侄儿、当过德军总参谋长的赫尔姆特·约翰内斯·路 德维希·冯·毛奇（Helmuth Johannes Ludwig von Moltke，1848—1916）。1944年1月他就被捕，虽然和“7·20事件”并无关系，但也在1年后被克莱斯勒判处死刑，1945年1月23日在鳊鱼湖监狱被处死。
瓦尔滕堡伯爵的先祖路德维希·冯·瓦尔滕堡伯爵（Ludwig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759—1830）是抗击拿破仑侵略的普鲁士名将，1813年初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瓦尔滕堡取得一次重要胜利，家族遂以“瓦尔滕堡的约克伯爵”为名。祖父保罗·冯·瓦尔滕堡伯爵（Hans Ludwig David Paul Graf Yorck von Wartenburg，1835—1897）是著名哲学家，对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丁·海德格尔有重要影响。在拟议中的新政府里，他将担任副总理的秘书。“7·20事件”第二天被捕，8月8日被判处死刑并于当天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
特洛特男爵的父亲奥古斯特·冯·特洛特（August Bodo Wilhelm Clemens Paul von Trott zu Solz，1855—1938）担任过普鲁士文化部长（1909—1917），最大功绩是对创建德皇威廉学会起了主导作用。该学会“二战”后在哥廷根恢复重建，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有众多研究机构（现在有82个），尤其重视基础性研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德皇威廉学会时期（1914—1948年）产生了15位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时期（1948年以后）又产生了17位，32人得奖全部在三项自然科学奖领域。西方有人做过研究机构排名研究（主要依据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里德国这个学会在科学研究领域排名世界第一，在技术研究领域排名世界第三。在拟议中的新政府里，特洛特男爵将担任外交部国务秘书，负责和西方谈判。行动失败后他也被捕，8月15日被判处死刑，8月26日在鳊鱼湖监狱被绞死。
1945年4月25日，苏联红军解放鳊鱼湖监狱前夕，刽子手们还在疯狂屠杀政治犯。由于时间紧迫，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有使用断头台和大铁钩，而用了快捷得多的枪毙的办法。这使鳊鱼湖的牺牲者总数达到约2,500人。
1952年，西柏林市议会决定在鳊鱼湖监狱原址建立纪念希特勒独裁统治受难者纪念馆。尽管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两个德国对峙的时刻，还是决定要纪念所有因从事反对纳粹活动而牺牲的殉难者，不问他们的民族、国籍、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这样在发给参观者的小册子上可以看到19名殉难者的照片和简介，第一名便是原德国共产党国会议员斯塔姆，捷克共产党人伏契克也在其中。1968年7月20日，又在柏林市中心现已改名为斯陶芬贝格街的原本德勒街建立纪念馆。两处纪念馆都常年免费开放，就连星期六和星期日也要开放半天。
鳊鱼湖纪念馆有用大石块砌的一堵纪念墙，上有大字：“Den Opfern der Hitlerdiktatur der Jahre 1933—1945”（悼念1933—1945年希特勒独裁统治下的殉难者）。墙前草坪上立着一个大石瓮，里面装着取自各地纳粹集中营的泥土。走进当年的行刑室，人们会觉得自己的心情格外沉重。阳光从穹顶的老式窗户射进来，落在空荡荡的地面上，带来一丝光明，但也让人感觉到幽暗。原来放置断头台的地方，现在常年摆放着一盆鲜花，好像在告诉人们，当生者还活着的时候，为反对法西斯而献身的斗士是不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扮演了同样角色，但在鳊鱼湖纪念馆与靖国神社之间，人们看到的却是巨大的反差。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就是对待现实的态度，这不能不让人再次想起伏契克的忠告：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