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前416〜前415年）
前416/前415年雅典第二次远征西西里岛的起因并非来自雅典，而是来自西西里岛。那里有两个世代友好的希腊城邦——塞杰斯塔和伦蒂尼——请求雅典人的援助，反对它们的邻国塞利农特及其保护者叙拉古。在前424年的杰拉会议上，叙拉古的赫莫克拉提斯提议拒绝外国干预西西里岛事务。自那以后，雅典就一直特别关注西西里岛局势。拒绝外国干预的政策对叙拉古人的好处很快就显而易见了：雅典人被排除在外，叙拉古人干预了伦蒂尼的内战，并发动一场战役，控制了这座城市。
前422年，雅典人对叙拉古的日渐强大深感不安，于是派遣埃拉西斯特拉图斯之子腓亚克斯去评估那里的形势。他的目标是敦促雅典在西西里岛的盟邦和其他西西里岛希腊人团结起来反对叙拉古，以保护伦蒂尼。尽管腓亚克斯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一些城市获得了支持，但杰拉会议的严词拒绝使他的努力都白费了。他只带了2艘船到西西里岛，于是刚刚得到负面回应就立刻放弃了自己的任务。但雅典人对西西里岛事务仍然兴趣浓厚，这可能促使叙拉古的对手在将来寻求雅典的帮助。
前416/前415年，塞杰斯塔在与塞利农特的战争中吃紧（塞利农特得到叙拉古的援助），于是向雅典求援。塞杰斯塔人的主要论点是：“叙拉古人已经消灭了伦蒂尼，如果不惩罚他们，他们在消灭剩余的盟邦之后，会控制整个西西里岛。到那时，他们就可能与伯罗奔尼撒人联合，因为叙拉古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都是多利亚民族，而且叙拉古人是伯罗奔尼撒人的亲戚和殖民者。因此他们可能集结一支强大的力量，摧毁雅典势力。”（6.6.2）塞杰斯塔人还表示愿意承担军费，请求雅典人考虑他们与塞杰斯塔人的传统联系和对盟邦的义务，应该还强调了防备敌人未来侵略的重要性。但修昔底德相信雅典人对这些事情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们只是将此事作为出兵的借口而已。他解释说，雅典人迎合塞杰斯塔人的“真正动机”是“他们希望统治整个西西里岛”（6.6.1）。
修昔底德从第一次谈及西西里岛开始，就坚持认为雅典人一向打算征服和主宰它。他将雅典人民描绘为贪婪、渴求权力，并且对敌人很无知。他写道：“广大群众对西西里岛的面积和居民，不管是希腊人还是蛮族，都一无所知。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投入这场战争的规模不亚于针对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6.6.1）
但在前427〜前424年，多达1.2万雅典人曾在去往西西里岛的舰队服役，并且在西西里岛和周边地区活动。他们肯定对西西里岛的地理和人口有不少了解，也一定会将这些知识与亲友分享。另外，在前415年的时候，这些曾去过西西里岛的雅典人大多还在雅典。雅典人对塞杰斯塔的请求谨慎考虑，也很少表现出鲁莽的兴奋。他们小心地派遣使者“去看是否确实如塞杰斯塔人所说，他们的国库和神庙内储藏着金钱，还去考察针对塞利农特人的战争情况”（6.6.3）。塞杰斯塔人肯定使出了复杂的花招来欺骗雅典人，让他们相信塞杰斯塔人的确拥有很多财富，更令雅典人信服的是，塞杰斯塔人很快奉上了60塔兰同银币，作为60艘战船一整个月的费用。雅典使者带着这笔钱返回之后，公民大会才又一次认真地考虑干预西西里岛局势。
前415年3月，雅典公民大会又一次讨论了是否答应塞杰斯塔的请求，这一次投票决定派遣60艘战船远征西西里岛，指挥官是亚西比德、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他们拥有全权去帮助塞杰斯塔反对塞利农特；若有可能，收复伦蒂尼，并“以最有利于雅典的方式处理西西里岛事务”（6.8.2）。尼基阿斯被选为远征总司令，“尽管他自己不愿意，因为他认为城邦做出的这个决定是错误的”（6.8.4）。
与他相比，甚至在此次公民大会召开之前，亚西比德就煽动了雅典人民的想象，他们“三五成群地坐着，绘制西西里岛及其周边海洋和港口的地图”（Plutarch，Nicias 12）。他是远征的主要倡导者，所以他理应是总司令的自然人选，但雅典有很多人猜忌、嫉妒和憎恶他。虽然没有办法把他完全排除，但让尼基阿斯参与指挥，可以用这位年长政治家的经验、谨慎、虔诚和好运气去平衡亚西比德的青春活力与雄心勃勃。尼基阿斯一定明确表达了自己不愿意担任总司令，但如果他拒绝接受任命，就会显得不爱国或怯懦。
两位将军对筹备中的军事行动的意见完全不一致，让他们两人联合指挥肯定是行不通的，于是公民大会指派了第三名指挥官——色诺芬尼之子拉马库斯。约五十岁的拉马库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中将他描述为年轻的吹牛军人，并嘲笑他的贫困。拉马库斯可以支持此次行动的目标，同时也尊重尼基阿斯的意见。
修昔底德论断，西西里远征的公开目标仅仅是幌子，真实目标更为野心勃勃，但参加远征的雅典军队规模却与他所谓的宏大目标不相称：舰队规模与前424年第一次远征西西里岛时相同。在前424年用60艘战船无法征服西西里岛，而且当时也没有这个打算。前415年3月派出了相同数量的战船，说明雅典人的目标仍然是有限的。
但自前424年以来叙拉古势力的增长可能会促使雅典人扩大目标。若不对叙拉古加以遏制，它可能会控制西西里岛的大部分地区，并使希腊世界的天平向有利于伯罗奔尼撒人的方向倾斜。第一次公民大会上的许多或者大多数雅典人或许都相信，按照符合雅典利益的方式解决西西里岛问题可能需要击败甚至征服叙拉古。仅用60艘战船从海上向叙拉古城发起奇袭，也许能成功；或者可以在西西里岛征募盟军，震慑或击败叙拉古人。不管怎么样，雅典承受的风险会比较小。雅典人没有派遣陆军，所以可以让西西里岛士兵从陆路攻打叙拉古。即便是海路进攻也不一定会有很大危险，因为舰队若是觉得敌人严阵以待而且非常强大，完全可以撤退。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即使整个远征军全军覆灭，这也只能说是非常倒霉，而不算战略灾难。很多水手是盟军，不是雅典人，船只也可以补充。公民大会投票决定的远征规模无论如何都不会导致足以威胁雅典生存的灾难，然而后来竟然确实发生了这样的大祸。
第一次公民大会几天之后，又开了第二次会议，商讨“如何尽可能快速地装配舰队，并投票决定将军们此次远征需要的其他东西”（6.8.3）。尼基阿斯在此次会议上的目的是转换议题，不讨论执行战役的具体方法，而是迫使大家重新考虑是否真的要发动此次远征。所以，他一定是第一个发言的。提议撤销几天前刚刚由公民大会通过的法令，虽然并不违法，但似乎确实非同寻常，可能给尼基阿斯本人和大会主席带来一些法律上的麻烦。大会主席批准了他的请求。但尼基阿斯相信兹事体大，为它冒风险是值得的，于是敦促主席“像医生一样治疗这个做出糟糕决定的国家”（6.14）。
尼基阿斯对雅典当前的外交和军事形势做了非常消极的评估，这让人不禁质疑他与斯巴达议和并结盟的政策是否明智。他提出雅典人没有发动攻势的条件，因为他们在本土也有强大的敌人。和约名存实亡；斯巴达人是被迫接受和约的，现在仍然对条款提出争议，而斯巴达的一些盟邦干脆拒绝接受和约。若是远征西西里岛失败，不仅会削弱雅典，还可能将更多的西西里岛军队推向斯巴达阵营。斯巴达人正在等待最佳时机发动进攻以夺取胜利，而雅典人还在医治战争创伤。他说：“在保障了我们目前的帝国安全之前，绝不能伸手去攫取一个新帝国。”（6.10.5）这句话很像当年伯里克利的警示。他还提醒听众，迦太基人尽管比雅典强大，却无法征服西西里岛。
远征的倡导者显然认真考虑了西西里岛盟邦的诉求，因为尼基阿斯花了很大力气去贬低和攻击这些盟邦，说他们是“野蛮民族”，把雅典人拉进了麻烦当中，却不能以提供帮助作为回报。但在上一次公民大会上，叙拉古的威胁肯定是主要议题，因为尼基阿斯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弱化叙拉古的威胁，但他能提出的仅仅是空洞无力、貌似有理实则不然的反驳，如：“西西里岛……若是被叙拉古人控制了，危险性比现在还会降低。因为他们现在若是攻击我们，完全是出于对斯巴达人的感情，而当他们自己成为一个帝国之后，就不大可能会攻击另一个帝国。”（6.11.3）他的另一个错误观点是，雅典人根本不去西西里岛是威慑西西里岛上的希腊人的最好办法，因为如果发动了远征却失败，那么西西里人就会蔑视雅典的实力，于是加入斯巴达阵营。他的结论是，最好不要发动远征，但如果非去不可，雅典应当仅仅短暂地炫耀一下武力，然后立刻回家。
尼基阿斯演讲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忽略了哪些东西，因为他没有明确提及任何征服或吞并该岛的提议，却向远征计划的主要设计者发动了一场人身攻击。他说亚西比德是野心勃勃、高度危险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荣耀和利益竟置国家于危险之中。
他攻击的对象做出了回应。修昔底德借此机会生动地描绘了他的形象：“克雷尼亚斯之子亚西比德是最渴望远征的人……他渴望当上将军，希望占领西西里岛和迦太基。如果他成功的话，就能大大增加他的私人财富和威望。”（6.15.2）这样的欲望最终会产生致命的结果：“主要就是这一点，后来摧毁了雅典国家。因为广大群众对他无法无天的自我放纵感到担忧，对他参与的每一件事情的目的感到害怕；他们敌视他，因为他企图成为僭主。尽管在公共事务中，他尽其所能地履行军事职能，他的私生活却让所有人愤怒，于是他们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了其他人，没过多久就让国家垮台了。”（6.15.3-4）
亚西比德自豪地为自己奢靡的生活方式和导致了曼丁尼亚战役的政策辩护：“我将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强大的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既没有给你们造成很大威胁，也没让你们花费多少。我让这些国家在一天之内拿自己的全部去冒险。由于那一天的事件，它们直至今日仍然不能自信满怀地行事。”（6.16）
关于远征的实际前景，亚西比德和他的对手一样，充满了偏见。但是，他的论辩更有力。他说，西西里岛的希腊城邦极不稳定，而且缺乏爱国主义决心。他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即雅典的外交手段一定能将这些城邦以及仇恨叙拉古的西库尔蛮族争取过来。亚西比德分析希腊大陆局势，说斯巴达人毫无希望也缺乏主动性。斯巴达人没有舰队可以挑战雅典的庞大舰队，所以他们对阿提卡能够造成的伤害不会超过之前的历次入侵。除非在海上发生了天大的灾难，战略平衡绝不会向不利于雅典的方向倾斜，而目前他们拿去冒险的仅仅是60艘战船而已。
亚西比德强调了支持盟邦的必要性。“我们有什么说得过去的借口，可以让自己畏缩？我们如果不去援助西西里岛的盟邦，如何为自己辩护？我们必须援助他们，因为我们发过誓。”（6.18.1）随后他对雅典及其帝国的性质做了一个新颖的分析。他提出，即便仅仅为了维持自己现有的成果，雅典人也需要为了自己的盟邦而采纳积极主动的政策。“我们就是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其他拥有帝国的民族也是这样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即总是积极援助那些向我们求救的人，不管他们是希腊人还是蛮族。”（6.18.2）采纳目标有限的和平政策和专断地对帝国边界设定限制，这样做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亚西比德随后讲到了他设想的西西里远征的更大目标。他坚持认为，在西西里岛的胜利将有助于雅典人主宰整个希腊。在战争的第二年，伯里克利曾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他这么说是为了恢复“灰心沮丧到了非理智地步”的雅典人的自信，以便鼓励他们去打一场他们输不起的战争，而不是为了发动远征、开疆拓土。
亚西比德结尾的论点带有诡辩学派的印迹。诡辩学派是修辞学和其他技艺的教师，向当时的富裕青年传授这些本领，他们将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习俗的差别看得很重。他说，雅典与其他一些国家（很显然，斯巴达是与雅典截然相反的例子）不同，天性活跃，因此不可能采纳消极政策。长时期的和平与无所事事会消磨那些令雅典如此伟大的技能和品质，但违背天性的结果会更加严重。“一座活跃的城市若是转变为消极和无所作为，就会很快被消灭掉。对这些人民来说最安全的做法是，与自己的性格和习俗保持和谐，如此行事。”（6.18.7）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修辞巧计，给一项大胆的冒险事业涂上了保守的色彩。
尼基阿斯意识到，亚西比德的演讲增强了雅典人对远征的渴望，于是不再诚实地辩驳，而是直截了当地欺骗。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用同样的论点劝阻他们参加远征，但他觉得如果他夸大远征所需的兵力，群众也许会知难而退”（6.19.2）。这让人联想起他在前425年的诡计，当时一群斯巴达士兵被围困在斯法克特里亚岛，尼基阿斯提议把将军职位让给克里昂，因为他相信克里昂会拒绝并丧失公信力。在前415年的公民大会上，他的目的是让雅典人清醒，手段则是让他们理解此次行动规模之巨大，以便打击亚西比德。尼基阿斯的两次花招都失败了，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他用尖刻的嘲讽批判了亚西比德所描绘的羸弱而内斗不休的西西里岛形象，转而描绘了一个强盛、富裕、军力强大、敌视雅典且严阵以待的对手。敌人占据极大的兵力优势，本地有粮食可以供养军队，并且有充足的马匹可供骑兵使用；而雅典人投票决定派遣的小舰队没有粮食和马匹。他指出，敌人的骑兵可以轻松地将缺乏给养的雅典远征军困在海滩上。冬天到来之后，远征军与雅典城之间的通信联络可能需要四个月之久。雅典若想得胜，就需要数量庞大的战船和补给船、大量重步兵，以及许多轻装部队以便对付敌人的骑兵。他还坚持说，远征还需要巨额军费，因为塞杰斯塔人承担远征军费的承诺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尼基阿斯继续说，即便雅典人确实投入了这么大的军力，胜利也不会轻松得来。派遣远征军就像是派人到遥远的敌境开辟殖民地一样。这样的冒险需要周密的计划和好运气，但既然运气不是凡人能掌控的，就需要依赖谨慎而仔细的筹划。“我认为，我提议的这些准备工作能够为国家和那些参加远征的人提供最大的安全保障。但如果有人不同意，我愿意把我的指挥权交给他。”（6.23.3）
尼基阿斯做出了如此悲观的分析和如此晦暗的预测，他或许是希望有人来反驳他，于是他就有借口辞去总司令职务。或许他相信，既然远征领导班子中经验最丰富、最虔诚和最幸运的指挥官员做出了这样的姿态，公民大会就能够谨慎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又一次判断失误了。公民大会并没有知难而退，反而更加积极了，“结果与他所期望的恰恰相反”（6.24.2），因为人民坚信他给出的都是很好的建议。
一个叫德摩斯特拉图斯的人（他是贵族，但也是赞成远征和再开战端的激进派政治家之一）此时提出了一个令尼基阿斯窘迫的问题：具体需要增加多少兵力？尼基阿斯不得不回答，于是提议100艘三列桨座战船、5000名重步兵和相应的轻装部队。在辩论的激烈关头，他忘记了索要骑兵，尽管他刚刚讲过，敌人因拥有骑兵而占据重大优势。雅典人随后投票决定授予将军们全权去决定远征的规模，并“自行斟酌，以最有利于雅典的方式行事”（6.26.2）。
事与愿违，尼基阿斯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竟然把目标有限、风险不大的中等规模远征军扩大成了承载着雄心和期望的庞大舰队。若是失败，必将招致灾难。雅典的其他政治家都不敢提议如此庞大的军队，也没有其他人在两次公民大会上提出。尼基阿斯在第二次公民大会上讲话之后，雅典人才将一次谨慎而有限的冒险变成了风险极大、筹划不周、毫无约束的宏大事业。若不是他的干预，雅典人无疑在前415年就已经出征西西里岛了，那样的话他们也就不会遭遇弥天大祸。
吹牛军人（miles gloriosus）是古希腊喜剧中常见的一类人物，后世的典型例子有普劳图斯的喜剧《吹牛军人》中的主人公和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等。
僭主（tyrant）是古希腊一种君主制的变体。他们不是通过世袭、传统或是合法民主选举程序，而是凭借个人声望与影响力获得权力，成为城邦的统治者的。此类统治者被称为僭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