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森似乎打算给我留出更多的个人空间，她没有再跟我多做交谈。我拖着疲惫的身体，默默地为上班做准备。我没有吃早餐，只喝了一杯咖啡。
在前一天夜里，我考虑过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录像是否能洗脱艾莉森参与绑架事件的嫌疑，如果我还觉得她会如此残忍无情地折磨爱玛，那我肯定是疯了。然而，我得承认，这个视频也有造假的可能性。我估计她的身体之所以会不停地抽搐，是因为遭到了电击，但我并没有在视频中看到电池电瓶一类的东西。也许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是用高科技伪造出来的，也或许这只是我自己在绝望中的期盼而已。因此，在判断妻子是否表里不一的这个方面，我依然一筹莫展。
无论如何，我都决定不告诉她这个视频的事情。我们俩有一个看到就够糟糕的了。
很快，我就逼着自己出门了。穿过车水马龙的汉普顿桥梁隧道之后，我终于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了内庭，到的时间比往常晚了一些。
史密斯夫人已经在办公桌前坐着了，跟平时一样，打扮得十分拘谨。我想起了赫伯·思里夫特和他的长焦镜头，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捕捉到罗兰·希曼斯与史密斯夫人私会的证据了。
“早上好，史密斯夫人。”我说。
“早上好，法官阁下。您今天觉得身体怎么样？”
她能看出来我昨晚没睡好？有这么明显吗？接着，我才突然记起，头天下午为了赶回家，我特地打电话到办公室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好多了，谢谢挂念。”我说，但我知道自己的脸色看起来应该不太好，“昨天这里一切还顺利吧？”
“嗯，已经基本回到正轨了，只有几家媒体还打了电话来。”
“看来他们终于明白了无可奉告就是无可奉告。”
“不过，今早有一通电话是找您的，”她说，“就是那个总打电话来的人，‘理性投机’的史蒂夫·波利蒂。”
“一样，还是无可奉告。”
“我对他说了无可奉告，我只是觉得应该让您知道他打过电话。”
“谢谢。”我说。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让我瞬间警醒起来。
“帕尔格拉夫案有一份新文件入档。”
“噢。”我说，其实我很想问，这回又怎么了？
“我已经把文件打出来了，”她说，“放在您的桌子上了。”
“谢谢。”我又说了一遍。
我慢悠悠地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等门在身后关上以后，我便立刻快步横穿房间，径直走向办公桌，那份文件就放在桌面的正中央。这是一份由罗兰德·希曼斯代表丹尼·帕尔格拉夫提交的文件，当我看清文件标题时，差点儿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只见标题上写着：“撤换动议[1]”。
罗兰德·希曼斯想让我对这个案子放手。
这份动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认为我与本案有利益冲突，因为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是布雷克·富兰克林议员的主要经济赞助方。而富兰克林不只是我的“前雇主和亲密好友”（他本人曾公开亲口承认），而且还是“桑普森家孩子的教父”。
罗兰德·希曼斯怎么会知道这些？这已经不是普通人会知晓的信息了，自从“那起事件”发生之后，新闻媒体再也没做过相关报道了。就连我的法官任命听证会[2]上都没有提到这些，要知道，那种听证会可是能掘地三尺把各种相关情报都挖出来的。
我继续往下看。据希曼斯所言，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已累计贡献了“超过210万美元帮助布雷克·富兰克林竞选，其中既有直接赞助竞选委员会以帮助布雷克·富兰克林进行连届选举的资金，也有通过名为‘美国健康前瞻’的政治活动委员会间接赞助的资金，该委员会的管理者正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巴纳比·罗伯茨”。而且，巴纳比·罗伯茨也“以个人名义提供了超过15万美元的资金帮助布雷克·富兰克林开展竞选运动，这个金额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最高赞助金额”。
将这份文件中申诉的内容说得直白一些，那就是：阿波提根花天价收买了布雷克·富兰克林，就相当于我也受了他们的恩惠。
随文件提交的证据之一是一份扫描的剪报，内容是我们两个在募捐派对上被抓拍的那张交际感十足的照片，镜头中的我手里还拿着一个滑稽的香槟高脚杯。他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我看起来完全就像是在他身边溜须拍马的奉承者。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样证据。那是一张布雷克和巴纳比·罗伯茨一同进餐的照片。更奇怪的是，从美联社[3]在电讯中为这张照片配的文字说明来看，这是三周前的周五拍摄的。
那个时候，帕尔格拉夫案的诉状已经提交，这个案子也分派到我的法庭了。虽然我还不知情，但杰里米·弗里兰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那么，罗伯茨肯定也得到了消息，只是不知他当时是否了解我跟布雷克的关系。
他们两个吃饭时，讨论了这个案子吗？布雷克有没有答应要明里或暗里替阿波提根来游说我？金钱对于政治的影响，恐怕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深知两百多万美元的巨款可是能在政界发挥巨大作用的。
他们一起吃了顿饭，一周半后，我的孩子就被绑架了。
我无法把布雷克想象成绑架犯。他爱我的孩子们，而且他还是爱玛的教父。他绝对不会故意伤害她的。
可是，他会不会告诉巴纳比·罗伯茨一些跟我和我的家人有关的事情？比如我们住在哪里，孩子们在哪儿上学，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等。我的人生导师究竟有没有出卖我？
这是让我紧张不安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渐渐意识到，罗兰德·希曼斯跟爱玛的事毫无关系。他不会要求撤换一个尽在他掌握之中的法官。同样地，帕尔格拉夫也不会是嫌疑人。希曼斯必须要征得委托人的许可才能递交撤换动议文件。
因此，如果不是希曼斯或者帕尔格拉夫，那么就肯定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某个人了。也许是巴纳比·罗伯茨，也许是保罗·德雷瑟。
但问题是，我完全不知该如何应对，无助感再次扑面而来。
撤换动议的审批过程有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这份动议必须首先由当事法官批准。而理论上讲，当事法官已经了解案件内容并且认为自己可以作为该案的裁决者。因此，为了避免审批过程显得有失公允，当事法官有时会要求由另外一位法官来审批撤换动议。
想到这里，我问自己：如果这份动议要求撤换的是我的一位同事法官，那么我会如何审批？很简单，我肯定会建议这位法官自行申请撤换。
可现在的情况不允许我这么做。
虽然我不能同意撤换，但我还是得起草一份决定作为对撤换动议的回应。外面有一大堆律师正在翘首以盼，满心希望我能同意撤换，那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不必火急火燎地忙着准备证据开示了。我拿起电话，拨打了杰里米的分机号，等他接听之后，我说道：“你能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吗？”
两分钟后，他坐到了我的面前。我无须问他是否看过了这份动议，因为他已经开始咬着嘴唇做沉思状了。
“我希望我们今天就能针对这份撤换动议做出决定。”我说。
“当然。最好还是抓紧放手吧。”
“不，”我坚定地说，“我们要驳回这份动议。”
杰里米·弗里兰是个一向忠心不贰的专职文员，在我们共事的四年间，他从未质疑过我的任何决定。但此刻，他却说：“法官阁下，此话当真？”
“是的，杰里米。”
“法官阁下，我无意冒犯，但是我认为您没有其他选择。您必须从本案中撤换出来，这才是唯一合理的决定。在雅各布斯议员提出指控的情况下，您不能再做出不理智的决定了。这太冒险了。我是说，想一想拜尔斯法官——”
“这关拜尔斯法官什么事？”
杰里米不再咬嘴唇了。
“您瞧，法院职员们都在议论纷纷，”他轻柔地说，“我听说拜尔斯法官建议您在弹劾一事的风波过去之前先停止审理案件。您也知道，他有权强制您暂停工作。司法委员会肯定会跟他保持意见一致。眼下是个机会，您可以借此向他表明您是一个非常理智的法官。而一个理智的法官在面对这样的动议时，都会选择置身事外。我并不是说希曼斯的申诉都是真实正确的，我只是说您应该想一想外人是如何看待此事的。”
我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看着他身上那一尘不染、剪裁合体的西装，还有领口那整齐利落的领带。我感到非常愤怒，甚至有些怨恨，他怎么能如此满不在乎、毫不在意！对他来说，一切都可以用理性来解决，这只不过是一个快速判断、无关紧要的决定，唯一需要考虑的后果就是办公室里的职员会不会讲些闲言碎语。
我恨他。
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根本连一丝一毫都不明白。
“法官阁下，拜托，”他继续说，“您就不能再考虑考虑？或者问一问其他法官的想法？”
“为什么？”我突然说道，“就因为你上周让我申请撤换，而我没有照办？就因为你那不肯明说的屁大点儿的私心没有得到满足吗？”
他的嘴巴张大了。
“杰里米，不管你或者罗兰德·希曼斯或者别人怎么想，我负责审理这个案子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是，阿波提根赞助我的前老板，可那又怎么样？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个案子做出公正的判决。而且，如有必要，我会非常愉快地解释给拜尔斯法官听。现在，我要你起草一份决定来驳回这个动议。你写还是不写？”
“法官阁下，我只是——”
“你给我滚出这该死的办公室！”
他呆住了，一动不动。
“滚，马上，”我咆哮道，“我要工作了。”
他沉默地站起来，在离开办公室时，轻轻地把门带上了。
[1] 撤换动议（Motion to Recuse）：若负责审判案件的法官与该案件本身有利益冲突，则诉讼双方均有权提交动议，要求撤换法官。
[2] 法官任命听证会（confirmation hearing）：由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会议通过多方考量，决定是否任命某位受到提名的候选人担任联邦法官。
[3]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美国的非营利新闻机构，总部位于纽约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