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调查结束，那布洛迪·威尔森就没有必要留在博德鲁姆了。
慢慢来，事情还没结束呢—次日上午9点整，我来到博德鲁姆的警察总局时这么告诉自己。
写那封信的警察，就是建议我在这个时间过去跟她碰面。
“你应该可以搭下午离开博德鲁姆的班机，毫无困难，”她在信中写着，“我会跟你简报案情发展，应该不会花超过二十分钟。”
进了警察局，柜台找来一个年轻警察帮我带路，他不可能超过十六岁，一身制服烫得笔挺，脚上的靴子擦得亮晶晶。除了海军陆战队的仪队之外，我从没见过谁的靴子这么亮。他带着我往建筑后方走，上了一层阶梯，楼上是密密麻麻的刑警办公室。在一道走廊的尽头，我们进入一个房间，里头有两张办公桌，还可以看到邻接房子的庭院。那栋以石灰水粉刷过的房子快倒塌了，墙上的灰泥剥落，屋顶散布着破瓷砖，但无所谓。光靠庭院里的两棵老缅栀树，整个看起来还是很美。
只有一张办公桌有人用。那是一名年轻女子，一头蓬乱的深色头发，显然是个秘书，她一边耳朵凑在电话听筒上，一边在计算机上打字，那台计算机旧得大概是内置了黑白电子游戏的古董。
那名秘书身上的一切都很过火—她的手势、她紧身衬衫里绷得很紧的乳房、她化的妆、她穿着铅笔裙的臀部。让人怀疑她的情绪也会很夸张。我等着她讲完电话，忽然想到，在很多方面，她象征了现代土耳其的种种矛盾—她很年轻，置身于一个执着于过往的文化中；她是个不怕羞的女性，却身在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她漠视宗教、一身西方打扮，但这个国家的目光却老是转向东方的伊斯兰。
而且，当然，对于这个非常保守的国家而言，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矛盾：毒品。在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运毒路线上，土耳其已经成为最关键的枢纽。这条现代丝路把鸦片（半精炼的海洛因）和高质量的大麻脂，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运到西欧，跨过国界到黎巴嫩，或是穿越高加索山脉到俄罗斯。如果毒品只是另一种现代商品（就像石油，经由跨国输油管运送），那么土耳其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交流道。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克里斯托·尼可莱德—我曾下令在圣托里尼处决掉的那个希腊大毒枭。在追踪他的过程中，我曾经从美国缉毒局那边得知帕特罗·尼可莱德和其他六个主要贩毒集团，都跟土耳其有很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土耳其的这个区域。而且，尽管某些优秀的土耳其官员勇敢查缉，但这个国家贪腐太严重了，利润又实在太惊人了。
眼看那个秘书一时之间没有挂掉电话的迹象，我就拉了把椅子坐下，开始思索着帕特罗和他的阿尔巴尼亚打手。当初我一平安回到美国，就逐渐淡忘掉这个人，但我必须承认，很讽刺的是，在眼前这个巨大危机的压力下，我又被拖回了这个他极其熟悉的地区。我很好奇他人在哪里—希望还关在他位于帖撒罗尼迦那十二英尺高围墙内的大宅里，照料他的薰衣草，哀悼他失去的儿子。
我没往下多想，事后回顾真是大错特错，但此时那个女人终于挂掉电话，朝我露出她那个有点过火的微笑，又拉直她的衬衫，以防万一我之前没注意到她最自豪的两个资产，然后问我是不是布洛迪·威尔森。
我点点头，她跟我说她的上司会迟到十五分钟。“她每天早上都带小家伙去附近的公园玩。她的车子才刚发动，就又熄火了。是意大利的—我指的是那辆汽车—所以根本就是一块废物。”
从这句话，我推断她的男朋友一定是意大利人。另外她大部分的英文似乎是从美国流行歌、暑假档票房大片、在网络上聊天时断续学到的。
“‘小家伙’？”我问。
“她儿子。”
“她先生也是警察吗？这一行常常是这样。”我其实不在乎，只是找话聊—你知道，故作轻松。
“不是，她离婚了。”
“她儿子几岁？”
“小家伙六岁了。”她显然很喜欢讲“小家伙”；我想这个字眼让她觉得自己跟其他美国访客一样时髦。
“那真辛苦啊，当个单亲妈妈，要带个六岁的儿子。”
她耸耸肩—我怀疑她可能没这么想过。然后忽然间，灾难就冒出来要跟我握手了。“你有小孩吧，威尔森先生？”
“不，没有小家伙。”我说，心不在焉且不经意地说了实话—至少是有关我的实话，但正好跟我的掩护身份相反。我立刻发现自己讲错了，想着要把话收回，但又放弃了这个愚蠢的想法。无论如何，我还是设法保持一副酷样。
“现在没跟我住了，”我微笑着继续说，“我离婚了，所以我知道一个女人带小孩有多辛苦—我前妻老是提醒我。”
她笑了，没注意到任何异常。救得好，我心想，但我的手心已经开始冒汗，而且在心里头扇了自己脑袋一记，告诉自己醒醒吧。“那是你上司吗？”我问，想改变话题，指着另一张办公桌上的照片。
照片里是一个微笑的女人，穿戴着头巾和连身工作服，爬在一把梯子上，正在帮一栋小房子的侧墙刷石灰水。那一定是在博德鲁姆的旧港口附近—隔壁一栋很大的建筑物上有英文和土耳其文“古尔父子造船厂”的字样。
“是啊，”那个秘书说，走到我旁边，“那是两年前，她刚搬来的时候。”我更仔细看—她是个美丽的女人，三十来岁，还带着点异国情调：高高的颧骨和大大的杏仁眼。
“她很迷人。”我说。
“谢谢。”后方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大家都说是遗传我母亲。”
我转身，当然了，是那位警察。她把手提袋和手机放下，转向那个秘书。“麻烦回你座位去，海鲁妮莎。”
海鲁妮莎立刻照办。那个警察包了头巾，塞在一件及膝的高领外套里。外套里穿了一件长袖衬衫，下身的阔腿裤底下是一双高跟鞋。每件衣服的质料都很好，而且很时髦，但除了双手和脸之外，没有露出半寸肌肤。这是土耳其的另一面—保守、伊斯兰、对西方及其价值深怀疑虑。
“我是蕾拉·库马利。”她说。她没伸手要跟我握，不必是侦探也看得出她不喜欢我。或许因为我是踩入她辖区的调查员，或许因为我是个美国人。大概两者皆是。显然地，在土耳其，两方面都有你就出局了。
“真可惜你大老远跑来，却没有什么收获，”她说，坐在她的办公桌后头，“就像我在信里说过的，那位年轻先生的死亡显然是一桩意外。”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这个案子？”我问。
“今天。案件的档案中午之前就会送到我的上司那边。如果一切都没问题，接着就会送到安卡拉的总局去，由那边结案、封存。这是例行的正式手续。”
“那恐怕得延后了，”我说，“在定案之前，我必须把整个调查确认一遍。”我通常不会这么唐突，但我不能放走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必须争取一些时间。
她想掩饰，反正她立刻就生气了—我从她那对杏仁眼看得出来。她瞪着我的双眼，想逼我主动让步，但我被更厉害的男人瞪过。
“我想没有任何延后的必要，”最后她终于说，“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我可以花二十分钟帮你温习。大概还不用。这个案子就是这么清楚明白。”
她打开一个档案柜，拿出一沓档案，找到一张“法国屋”后头草坪的照片，摔在桌上。
“这是他掉下去的地方。”她说，指着一片垂直悬崖往下一百英尺的落差。
那片崩塌的危崖前，唯一的屏障就是一道包围着整个私有岬角的双道木条护栏，一直延伸到岬角顶点一座漂亮的观景凉亭。
“在观景凉亭北边四米，他要不是爬上护栏，就是跨过去，”她说。“我们知道确切的地点，因为我们的一个鉴识小组在碎木片上发现了一条棉线，是来自他所穿的斜纹棉布裤。”
她的英语近乎完美，但她讲“鉴识小组”的口气有点太强调了—显然她还一肚子火，想让我知道他们这里可不是什么蛮荒地区，他们办案子很彻底且现代化。我正要问问题，但她抢先开口。
“你要求从头确认一遍，那我就帮你确认完吧。那位美国青年死于晚上9点36分。我们会知道是因为他的手机放在口袋里，他摔到岩石上的时候，手机的时间就停止了。在这之前六分钟，一道大型磷光烟火在岬角上空爆开，烟火表演从此开始。我想你不会晓得，但星期六晚上是—”
“胜利日。”我用土耳其语说。
她很惊讶。“恭喜你，”她回答，“或许你不像大部分贵国人士那么无知。”
我决定不计较—因为没意义。她的态度的确让人受不了，但我还有更麻烦的问题要处理。
“被害人道奇先生之前一直待在大宅的书房里，喝酒，还有嗑药—毒物学报告上证实了这点—然后那个磷光烟火施放，夜间的烟火秀开始了。
“于是他抓起一副双筒望远镜—我们在护栏内侧发现了—走到草坪上去看烟火。”
那副望远镜触动了我脑袋里的警铃—我的雷达告诉我这不对劲—但眼前没时间仔细思考：我想先专心听她说，因为她讲的速度飞快。
“为了能有更好的视野，他要吗就是站在护栏上，或者爬过去。药物和酒精搞得他迷糊了，对这里又不熟，或许还被持续的烟火亮光弄得有点昏头，于是在崩坏的崖边脚下一滑，没法站稳，就掉下去了。到目前为止跟得上吗，威尔森探员？”
我点点头。
“我们用一个跟他同样身高、体重的假人重建了现场。他掉下去一点八秒钟后，撞到了长在峭壁上的一丛灌木。你可以看到那些断裂的树枝，而且我们在枝叶间找到了几绺他的头发。另外一点你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他坠落的轨迹完全符合一个人失足的状况。
“这里是测试的报告。”她把一小沓技术性的图表推到我面前。
“我们认为他曾经想抓住树枝—他一只手上有擦伤—但他还是一直往下掉，最后撞到一百零四英尺以下的岩石。那是十层楼的高度。除了其他伤之外，最致命的是他的脊椎有两处断裂，所以是当场死亡。”
我点点头—国务院的档案已经列出这个死因了。我必须承认—她和她的鉴识小组表现得很出色。上帝帮帮我们吧，我心想。除了继续攻击，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那个庄园里有安保人员，”我说，“还有很多人在船上。有些人一定距离够近，看得到岬角。有谁听到他喊叫吗？”我只是试试看。
“没人听到。就算他真的叫了，也会被烟火爆炸的声音淹没。你要问的就是这个吗？”
“不，其实呢，不是，”我不耐烦地回答，“我想知道的是，那天晚上庄园里到底还有哪些人。”
“真有趣，”库马利回答，她的声音充满嘲讽，“我们也想到了这个问题。除了安保人员之外，没有其他人。只有他一个。”
“你怎么能确定？”我说，“那个庄园很大。”
她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总共六点九英亩。”她说，打开另一个档案夹，又拿出一些照片，另外还有一沓蓝图。
“这里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租得起，于是，里头安装了一百零八个摄影机，把整个庄园监控并录像下来。安装这个系统的，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安保公司之一—是个美国公司，你听了应该会很高兴。任何人要进去，都一定会被看到，而且录下来。”
她摊出那些照片，里头有十来具不同的摄影机—装在杆子上，或是房屋的外墙上，或是藏在树叶里。有些是固定式的，有些是旋转式的；全都有红外线感应和夜视功能的软件。身为专家，我看着这些设备，知道一定花了很多钱。
她又拿出一些蓝图，“这些是安保系统的详细蓝图—你可以看得出来，庄园里没有一英寸没被覆盖到。”
接下来是一连串报告，显示那些摄影机运作完全正常。我没看那些报告—我相信她说得没错。随着每一秒过去，事态就愈来愈严重。我或许可以跟她拖个几天，但再多的话，我看是不可能了。“那悬崖呢？”我问。“要怎么防止有人爬上去呢？”
她叹了口气。“庄园一角有个小沙滩，叫德国沙滩。那里有个停船专用的斜坡道，还有个海水游泳池和船屋。那里也是庄园的一部分，里头有间警卫室。
“警卫室里头有两个常驻警卫，还有四台摄影机，监控着通往庄园的阶梯和整个峭壁的壁面。你想知道那些动作感应式的摄影机有多厉害吗？其中一具录到的画面，有一个小小的模糊影子，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后来我才发现，那是录到了被害人下坠时经过的身体。只有五十分之一秒，它都能录到。”
我看着外头的两棵缅栀树，好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试图兜拢思绪，进行下一个攻击。“所以你的意思是，道奇当时是独自在庄园里—但当然不是—”我说，“还有安保人员。他们任何一个都有可能走到他背后，把他推下去啊。”
她几乎没看笔记，闭着眼睛都能反击。“那天晚上值班的有十八个人。”她把那些人的大头照全都摊在桌面上：有好几个长相颇凶恶。
“就像安保业里头常见的，有些警卫不是好人，但这不重要：他们不能四处巡逻，必须待在岗位上，监控着电视屏幕。如果有人闯入，他们要离开，就必须6个人一起行动，包括一个组长。
“所有的警卫岗哨都有摄影机监控，”她继续说，“录像画面显示在道奇先生死亡的前后一个小时，都没有人离开岗位。我很抱歉让你失望，但警卫人员是清白的。”
“你没让我失望，”我撒谎道，“我只是想查明真相。没错，那些警卫或许是清白的—除非录像带或磁盘被窜改过。”我这是病急乱投医了，但还是设法讲得一副胸有成竹的姿态。
“是录在磁盘里，”库马利说，不理会我的胸有成竹，“我们都检查过了。里头全都有内嵌码，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剪接，立刻就会显示出来。我听说白宫用的系统就是这种。”
她说得没错，“法国屋”的这种种安保预防措施，优点就是住在这里的有钱人有完全的自由。他们不会随时处于监控中—对于那些想嗑药的有钱人来说，这点大概很重要—但任何人要进入庄园，都一定会被看到并拦阻。屋子里的人大概比待在任何地方都安全。
“那动机呢？”我说，设法不要让人看穿我只是随便乱抓一个理由，想碰碰运气。
“那个老婆，当然了。死者没有兄弟姊妹，父母亲也死了，她是唯一的继承人。她名叫卡梅隆。”她把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
照片是用长焦距镜头拍摄的，直视着镜头的卡梅隆充满吸引力。她二十五岁左右，高挑而优雅，通常只有模特儿或真正的大美人，才会有这种冷静而傲慢的气质。根据国务院的报告，她是在纽约第五大道的普拉达专卖店里担任“采购顾问”时，认识死者的。这也不难猜得到—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女郎，还能有什么渠道认识年轻的亿万富翁？难不成在自助洗衣店？
“他们结婚多久了？”我问，还是看着卡梅隆的脸。她就是那种女人，让人无法移开视线。
“八个月。”
我愣了一下，瞪着库马利。“八个月赚十亿元，我听起来很像是动机。”
库马利摇摇头。我并不意外。“从晚上八点开始，她就跟四个其他派对玩伴在她丈夫的直升机上，沿着海岸玩过一家又一家夜店。我们找来每一家的监控录像画面看过，每一分钟都确认了。”
我可以想象，其他人都开着保时捷、宝马，或许还有两三辆法拉利跑车，来到跳舞夜店。然后她带着一帮人搭着贝尔喷气游骑兵（Jet Ranger）直升机出现。要击败十亿元真的很难。
“好吧，姑且说她有不在场证明，”我推论，“那她找了人帮她下手。”
“谁？他们认识的人很少，只有一些从摩纳哥或圣托培开船过来的有钱人夫妇，另外还在这里认识了一些外国人，其实都只是点头之交而已。我们全都问过话了，但没有一个像是帮她下手的。”
“她有可能雇了人，”我回击，“职业杀手。”
她大笑—但不是因为她觉得好笑。“你要怎么找这样的人？”她问道，“可不是什么笨手笨脚的废物，而是顶级的杀手？而且还不会收了你订金就溜掉？但是总而言之，问题是他单独一个人在庄园里。”
“不过呢，十亿元，”我说，主要是对自己，而不是对她说，“这可是很多钱。”
“你们美国人是怎么回事？”她轻蔑地问，“为什么你们自动就想到他杀？如果她想要钱，几百万应该就够她花了。那她离婚不就结了？”
我疲倦、懊恼，又担心，这桩调查就像一个持续在泄气的皮球，而我拼了命想把空气打进去。但最严重的是，我受不了这个女人，受不了她对待我和我的国家的态度。我想跟她发脾气，我想利用她的弱点回敬她，我想问她关于他们国家的毒品交易和新丝路和对库尔德人的种族大屠杀，还有其他任何我想得到的。但我忍住了—我不得不忍，只为了更大的利益。
“他们有签婚前协议书吗？”我疲倦地问。
但是她不感兴趣。“我没问，”她说，“有什么意义？就像我之前说的，庄园里没有其他人，唯一有动机杀他的人在二十英里外，道奇先生的行动清楚而明确，鉴识证据无可辩驳。这是一桩意外。”
她开始收拾桌上的照片和报告，准备要放回调案柜里。“我帮你确认完了，威尔森先生。我想就连联邦调查局也会同意，土耳其警方调查得很详尽而专业。”
“我需要这些档案，原始数据和其他的一切，警探。”我说，指着那沓资料。我预料她会发火，结果我没失望。
“什么？”她说。
我偷眼看到海鲁妮莎望着我们的脸，好极了。
“我刚刚说了，我得进行我自己的确认。”我平静地说。
“不。”库马利回答。她又用土耳其语讲了一遍，以表明坚定立场。
“我大老远跑来，库马利警探。我是政府最高层派来的。你希望我打电话回去，说我没得到我需要的合作吗？”
她没动，那个秘书也没动—她大概从没听过这位上司大声威胁过别人。我伸出一手讨那些档案，但库马利摇摇头。
“这些是原始正本。总之，大部分都是土耳其文。”她说。
“我相信其中很多都翻译过了，为了给那位遗孀看。”我反驳，但她的动作显示她并不打算给我。“拜托，警探—不要搞得太难看。”我说。
她双眼仍盯着我，然后露出放弃的神色。“你需要多久？”她问。
“三天，或许四天，”我说。三四天并不多，但我想，最多也只能争取到这样了。
她看着秘书，还是很火大。我当时应该警觉到她心里有个计划的。她凶巴巴地说了些话，是土耳其语，不过里头有个单词我听懂了，因为跟英语差不多：影印。
“谢谢。”我礼貌地说。
“博德鲁姆这里没什么好查了，威尔森先生，”过了一会儿她说，“什么都没有。”
说完之后，她背过身子，开始检查她的行程和电子邮件。海鲁妮莎拿着影印好的档案回来时，库马利没有抬头。就连我把档案放进背包、走出她的办公室时，她也始终没有再看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