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车、煤水车、客车、货车，所有的车厢首尾相接，同生共死。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
和一年前同样阴冷的天气。
查尔斯警长出现在市区边缘的公墓。在墓碑的丛林中游荡了片刻，他找到了安德烈的墓碑和旁边无名无姓的女人的墓碑。
安德烈·杜弗勒，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愿上帝宽恕一切软弱。
身份未知的女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愿死者安息。
同样质地的石头墓碑，同样粗糙的字迹，下面肯定埋着同样简陋的棺木。
他们的命运偶然交错，却又必然汇合。
查尔斯捡起一块尖利的石头，在无名墓碑上刻出了歪歪扭扭的名字：玛丽·奇朋。
他把带来的一束花分成两半，奉献给两个战争的受害者。
查尔斯犹豫了片刻，最终坐在了两个墓碑中间，轻声地诉说：
“安德烈，很抱歉，我一直没有来看你。要知道，我也有点儿愧疚——原本我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警长叹了口气，“可惜，我不知道你那天晚上又去找检察长……他以为你足够坚强——不对，是足够坚韧。那个老好人习惯了用自己的柔韧的个性来揣测别人，可是他自己也没有好到哪儿去。他无法面对德国人，最终选择了和你同样的轨道，甚至是同一趟列车。”
查尔斯抚摸着粗糙而冰冷的墓碑，那些铁轨应该更加冰冷，更加坚硬，但是在严寒中也更加脆弱。
“听到你自杀的消息，老格锐深受打击，认为自己有责任。他难过了整整两个星期，所有的人都说他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大概一个月之后，十二月最寒冷的日子里，他把我找去。是的，就在他的办公室，你很熟悉的办公室，永远温暖舒适的检察长办公室……”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格锐检察长一反常态没有稳稳地坐在办公桌后面，而是在查尔斯的背后踱着步子，害得警长不停地扭头。
“您想要再讨论安德烈的案子？是关于火车上的无名女尸，巴黎方面有进展吗？”
检察长烦躁地挥了一下手。“巴黎的人都在谈论战争和马其诺防线！”
“您应该知道，多数本地人都猜测是安德烈发疯了，在列车上突然发病掐死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女人。他随后闯进殡仪馆，自称在海滨见到死者和矮小女人，最后又认为中年男人穿墙而过……这些都很符合疯子的表现。另一方面，我去铁路公司仔细调查了，他的工友最终承认安德烈经常头痛，有一些很不正常的表现。实际上，为了保住饭碗，也因为面子问题，他向医生隐瞒了病情。”查尔斯谨慎地看了一眼检察长，“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仍然在追查另外两名乘客——也就是安德烈说的矮小女人和中年男人，可惜一直没有进展。您希望我尽快结案？”
格锐检察长回到了办公桌旁边，心不在焉地把纸笔挪个位置，然后又摆正。
“不用管别人怎么说，我希望您不要受各种暗示的影响。”检察长猛地转身，用灰色的眼睛盯着警长，“我们手上有什么确切的信息？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乘坐头等车厢，在路途中被掐死，到站的时候乘客人数并没有减少，特快列车也没有在途中停靠，凶手不可能离开列车。车厢两头的门都锁住了，也就是说凶手是那几名乘客之一。根据您和我分别进行的调查，我们可以排除其他几个人，只剩下安德烈和两个陌生人。既然找不到陌生人，我们就研究一下安德烈的问题。从他自己的叙述和证人们的证词来分析，暂且认定他没有发疯，那么，他的故事是否有可信的部分？”
查尔斯掏出了烟盒，照例轻轻敲打着，却没有拿出香烟。“正如您所说的，如果考虑各种环境因素，把三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我们只能认定安德烈发疯了，甚至早就发疯了。但是如果把事情割裂开来，每一件事的荒谬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检察长一扭身子，回到了办公桌后面。“说说看……”
“我只是有一些想法，根本算不上解答。”
“您的想法总不可能比安德烈的说法更加荒谬吧！”
“那倒是。先说说殡仪馆的奇遇。安德烈在街上闲逛，碰巧看到了穿着红斗篷的瘦小女人，先是跟踪到一个小巷，然后又去了殡仪馆。她的行动本身也令人生疑，如果她认识死者，为什么不来找警方报告？如果她是凶手，就可能是要去从死者身上拿走某些东西……”查尔斯摇了摇头，“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一个可疑的女人捅开了殡仪馆的后门，那里有一个停放尸体的小房间，一个门窗都被封死的房间——死路一条；另一个房间有一家人，也行不通；安德烈又挡住了退路，她能去哪里？”
“您忘了，还有一名巡警……”
警长狡黠地一笑。“您是在故意试探我？您肯定没有忘记十几年前那桩谋杀案……常见的斗转星移大法。我的手下只是看到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钻进殡仪馆后门，而且那个人曾经多次回身观望，巡警被迫藏在街角。那个黑暗的小巷当中有其他房门和障碍物，巡警看到的人可能假装进入敞开的房门，实际上藏在台阶下面。也就是说，巡警看到的可能并不是安德烈。巡警进入房子看到安德烈躺在地上，自然认定他就是刚才看到的窃贼。这个手法很简单，只需要体形相近、衣着相同……”
“很好，”检察长点了点头，“按照这个思路，瘦小女人有同谋，故意把安德烈引到殡仪馆。但是，您怎么解释安德烈自己也想不通的现象——瘦小女人哪儿去了？”
警长揉了揉下巴，一脸茫然。
“查尔斯，您刚才说了，小房间没有出口，餐厅里有一屋子证人，安德烈挡住了退路。那个房子里还剩下什么？”
“走廊？！”警长惊诧地抬起眼睛，“可是那个走廊是一个‘直筒’，并不宽阔，安德烈不可能看不到一个大活人。”
“安德烈看到了什么？”
警长低声回想着。“右侧是两扇房门，左侧墙壁上是一排衣帽钩，上面挂着几件厚重的大衣，下面是贴了深色壁板的鞋柜。”
检察长拿起了一份档案。“安德烈曾经说过，起初那个女人披着暗红色的斗篷，但是后来只穿了件单薄的灰色外套，而且，她身形瘦小，像个孩子……”
警长猛地一拍烟盒。“我明白了。厚重的大衣！她藏在了大衣里面！安德烈私闯民宅，自然不敢脱掉大衣，而且按照常理只关注右侧的房间，没有注意左侧的衣架和鞋柜。安德烈进入小房间之后，看到棺材后便大惊失色。后来，他听到背后有开门的声音，以为是进来的巡警，实际上是小女人在背后袭击。随后她离开现场，等着她的同伙引来一名巡警，表演大变活人。”
“很好，您找到了一种可行的解答，而且并不算荒谬。”检察官向后一靠，缓缓地抚摸着下巴。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居然没有想到！”查尔斯有些兴奋，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走了几步之后，他又好奇地瞥了一眼毫无兴奋之情的检察官。检察官确实变了，不仅脸颊消瘦、皮肤暗淡，而且显然不再讲究穿戴和仪容。幸好那双眼睛仍然犀利！查尔斯的心里一沉。难道检察长已经想到了答案，又不想让警长丢面子，所以特意引导他作出推断？
但是鉴于检察长眼神中满是鼓励，警长又试探着说：“几天之后海滩上的故事可能使用了类似的手法。一个女人穿着和火车上的死者相同的服装，在灯塔附近扮演复活的女鬼，把安德烈引到小木屋附近。至于安德烈后来发现女人变了模样，成了瘦小女人……要么是安德烈隔着玻璃看花了眼，要么是真的有两个女人——瘦小女人预先藏在小屋里，等待时机出来吓人。可是，我们面临和殡仪馆里同样的问题：女人去了哪里？这一次安德烈并没有昏倒，所以不可能有人趁机逃走，也不可能有人假扮安德烈——巡警看到的确实是闯进小木屋的安德烈，不是假冒的火车司机！我的手下检查过，那个小木屋没有秘密通道，没有隐蔽处，不可能搞什么大衣的戏法。”
“查尔斯，如果安德烈没有发疯，那么就是有人故意纵火。那个女人——不管是几个女人——为什么选择海滩边上的一个小木屋？”
“冬天的海滩非常僻静，方便行动。另外，小木屋孤零零的，可以有效防止火势过度蔓延。”
“可是海滩上还有其他独立的房子，比如说公共洗漱间，有好几个房间，更便于捉迷藏。”
警长想了想，然后谨慎地回答：“欺骗他的人想要让安德烈一眼看到，房间里空无一人。”
“这确实是一个因素……”检察长拖长了声音，拿起了桌上的烟盒里面的雪茄，不紧不慢地用火柴烧燎着，“不过，小木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优势——其实那天晚上在现场您已经提到了……”
“我提到了？”警长搜肠刮肚地回想，却毫无头绪，只好摇头。
检察长失神地盯着对面墙壁上的法国地图，思绪似乎也飘到了遥远的地方。
过了足足两分钟，他清醒了过来。“抱歉，我亲爱的查尔斯。我很想帮助您，但是在破案方面您比我在行。”
检察长似笑非笑的表情让查尔斯很不舒服。“刚才您说小木屋有优势——还说我已经提到了？”
“您自己说过的话都忘了？”检察长的口气突然一变，几乎是充满恶意地说，“我不可能帮助您恢复记忆，不可能替您作出判断，也不可能抢您的饭碗。”
面对这样无礼的说法，平时厚脸皮的查尔斯也立刻涨红了脸。“谢谢您的帮助，我亲爱的检察官先生。我还是回去做我的本职工作好了。”他说着站了起来。
“您要去做什么？寻找瘦小女人和中年男人，还是证明安德烈没有发疯？”检察长轻轻地掸掉衣服上的雪茄灰，就像要赶走不受欢迎的客人，“刚才我们的讨论只是一种猜测，大前提是安德烈没有发疯。可是医生和工友的证词，还有公证人夫妇的证词，都证明安德烈很可能疯了……哈哈，发疯的火车司机跳下他心爱的机车。”检察长大笑了起来，“为什么发疯的火车司机不能掐死心爱的火车上头等厢里面漂亮的女乘客？”
查尔斯警长愤然扭头走出了检察长的办公室，背后是歇斯底里的笑声。
检察长大概也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