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通过法令，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并且无偿交给农民使用，实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政策。然而，个体农民是小生产者，按照列宁的说法“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样改造农民就成了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完成的任务。不过列宁也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农业集体化需要相应的物质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就绝不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因此，他说不应当匆忙实行农业集体化，可以先从合作社这种农民容易接受的形式做起，通过它来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觉悟，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集体化。按照他的设想，要让所有农民都参加合作社，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需要一二十年。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此后一段时间苏联农村工作的重点仍然放在发展合作社上，集体农庄并没有得到显著发展。1925年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28%左右，1927年上升到32%，1929年达到55%。相较之下，1927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只占0.8%，1928年为1.7%，1929年夏也才达到3.9%，不少农民仍然是“个体户”。
1928年苏联农村政策发生急剧改变。原来，这时苏联工业化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农业落后的问题便凸显出来了，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资料，1927年苏联谷物产量只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91%，谷物中的商品部分更只及战前的37%，这对城市、工矿乃至军队的粮食供应不能不产生严重影响。1927年12月2日召开的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通过农业“集体化”决议，对富农的政策由限制变为消灭，因为当时还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掌握在富农手中，1927年他们提供的商品粮约1.3亿普特，而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提供的只有0.35亿普特。1929年更进一步决定废除《租地法》和《雇佣劳动法》，这就不但剥夺了富农的土地，还让他们失去雇工的权利。与此相“配套”，取消了禁止没收富农财产的法令，土地之外，富农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甚至房屋等生活资料也被没收。
农业集体化是采取“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的，为此专门派遣了25,000名“有觉悟的”工人（其中大约70%是布尔什维克）下乡去“帮助”农民完成这项历史任务。相应地，俄语也就有了一个特有的组合词“Двадцатипятитысячники”，直译就是“两万五千（人）”。米哈伊尔·肖洛霍夫（1905—1984）名著之一、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讲述的就是这件事。值得注意的是，其第一卷出版于1932年，第二卷则到1959年才出版。小说主人公谢苗·达维多夫便是一个“Двадцатипятитысячники”，但集体化进程是否真如小说描写的那样恐怕就是一个问题了。不少地方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甚至用剥夺农民财产、褫夺农民选举权等粗暴手段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农庄。一些中农甚至贫农，也因为不愿意加入集体农庄而被当作“富农分子”，受到清算。在此情况下，斯大林自己也于1930年3月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胜利冲昏头脑——集体农庄运动中的问题》，批评这些做法。其实，“根子”不在别处，正在“上面”，因为在把政策由限制富农改为消灭富农的时候，曾经规定不仅可以运用行政手段，还可以动用刑事手段惩罚那些不愿意按规定价格把粮食出售给政府的富农。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迅速增加，1930年占农户总数的23.6%（播种面积则占33.6%），1931年达到52.7%（播种面积占67.8%）。到1934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71.4%和87.4%。卫国战争开始前的1940年，96.9%的农户都参加了集体农庄，仍然“单干”的已经寥寥无几。知道这个情况后，卫国战争中“苏萨宁式”的老英雄马特维·库兹明（1858—1942）为什么曾被看作“反动分子”，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似乎可视为“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苏联版，当然还不能和后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相比，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更不能相比了。
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受到伤害的不仅是富农，因为中农、贫农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也不再归自己所有，同样被收归集体，这样布尔什维克党才得以宣布在苏联已经没有私有制，彻底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农业集体化被视为一件与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极其深刻的革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它一举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根本问题：
第一，消灭了人数最多、作为资本主义复辟支柱的剥削阶级富农阶级；
第二，使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农民，脱离了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道路；
第三，在农业这个最广大、最为人们必需而又最落后的部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
集体农庄不仅是经济组织，在生产活动之外它还具有行政权利，未经许可庄员不得脱离，这样就把他们牢牢“捆绑”在了农庄上，因而有人把集体农庄制度看作是“第二种农奴制”。1958年中国出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少人认为那是我们的一项伟大“创举”（参见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实在把经济权利与行政权利集于一身，从而牢牢控制农民这一点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老大哥”早已走在我们前面。当时的苏联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大量是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用剥夺农民的办法筹集和积累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集体农庄这种据说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新生事物。
但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带动生产的发展，原因很简单：生产技术和装备没有跟上，管理不善，更大问题则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折。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59年）》，开始全盘集体化以后苏联农业总产值不升反降，1933年降到最低点，只及1928年的81%。以后虽略有回升，也未达到1928年的水平。从开始全盘集体化到1940年，12年时间里只有两年农业产值高于1928年的水平。更严重的是粮食产量下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3年），只有1930年粮食产量超过1928年水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产量又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粮食短缺仍然是困扰苏联的一大难题。
1932—1933年，由于粮食产量大减，许多地方，尤其是俄罗斯南部顿河流域、库班地区和乌克兰发生饥荒，受灾人口约4,000万，并且造成大量死亡。死亡人数已经无法准确知晓，不同估计最低的达500万，高的达1,000万。其中最严重的是乌克兰，死亡人数估计在240万至480万之间，以致专门创造了一个组合词来表示它：голодомóр，голод意“饥饿”，мóр意“灾难”。值得注意的是，重灾区正是苏联最主要的产粮区，而死亡的大量是种粮的农民。
除了经济上的影响，农业集体化还对苏联国内政治生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为它的矛头不但指向富农，还指向被认为在党内代表他们利益的“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布哈林的主要罪名之一便是主张“富农路线”，反对和阻挠实行农业集体化。他们主张的改造、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被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样，农业集体化就和斯大林的另一件大事“大清洗”紧密联系起来了。
联共（布）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чистка”，指开除或让不合格的党员自行退党，似乎可译为“清党”。例如，1921年就有约22万党员被清除出去，但那时清除与否主要看出身和对革命的贡献，工人党员很少有被清除的。1929—1930年间又有约10%的党员被清除，到1933年，总共有80万人被清除，不过这些人只是离开了党组织，并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1886—1934）遇刺身亡，斯大林宣布此事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所为，随即开始“大清洗”，在莫斯科先后举行了三次公开审判（西方认为是“show trial”，作秀审判）。和以前历次“清党”大不相同，这一次不是只清除出党就了事，许多人被逮捕、监禁，甚至被处死，尤其是原来位高权重的人。
第一次审判（1936年8月19至24日）也叫“16人审判”，因为主要被告除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和列夫·加米涅夫（1883—1936）外，还有交通人民委员（交通部长）伊凡·斯米尔诺夫（1881—1936）、亚美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特尔-瓦冈尼扬（1893—1936）等多名高级干部，总共16人。
季诺维也夫是乌克兰犹太人，1917年10月23日俄共首次设立政治局，他就是正式委员。1919年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被看作是列宁最重要的助手，1923年第12次代表大会和1924年第13次代表大会，都由他做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加米涅夫从1917年起就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患病期间经常由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且把个人档案资料交给他，让他负责自己身后“全集”的出版工作。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以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与斯大林结成“三套马车”，共同反对托洛茨基。他们与斯大林“结盟”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1924年10月托洛茨基发表了对1917年革命进行总结的文章《十月的教训》，其中提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曾经反对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此前（1923年3月14日）卡尔·拉狄克（1885—1939）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列夫·托洛茨基：胜利的组织者》。在“三套马车”看来，那是在为托洛茨基做列宁的继承人制造舆论。为此，加米涅夫先后于1924年11月26日和12月1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领袖？》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但在托洛茨基被“解决”以后，两人在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上与斯大林发生分歧，就轮到他们被送上审判席了，两人被指控是刺杀基洛夫的主谋，还指控他们密谋刺杀斯大林及其他中央领导人。
其实，拉狄克的说法与斯大林自己发表在1918年11月10日《真理报》上的文章所说的完全一致，但后来（1934年）出版的斯大林著作《十月革命》该文有关段落被删除了。在那篇文章里斯大林指出，组织起义的实际工作都是在彼得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起义成功后他又领导击退了彼得·克拉斯诺夫将军（1869—1947）指挥的哥萨克及其他仍然忠于临时政府的部队的反扑，还和列宁一起，挫败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让其他政党与布尔什维克分享权力的企图。
16人均被判处死刑，并且在审判结束的第二天即执行。实际上第一次审判的受害者不是16人而是17人，因为1922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担任苏联工会领导人的米哈伊尔·托姆斯基（1880—1936）得知自己受到牵连以后，为了不被逮捕和审判，8月22日自杀身亡。
第二次审判（1937年1月）也称“17人审判”，因为受审的是拉狄克、格奥尔基·皮达可夫（1890—1937）、格里戈里·索科尔尼可夫（1888—1939）等17人。其中13人被判处死刑并且在1月30日执行，4人、包括拉狄克和索科尔尼可夫被判劳役，但不久这两人都死在劳改营里。后来的调査表明，他们也是按照内务部命令被杀害的。
拉狄克出生在乌克兰利沃夫（当时属于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原名卡罗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早年在波兰、德国从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后回到俄罗斯，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在共产国际负责德国事务。1925年任专门为中国人举办的中山大学的教务长，因为反对斯大林“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并且参加一系列反对斯大林的活动，1927年5月被解除职务。除与托洛茨基有关外，他还和季诺维也夫有牵连，所以先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托波尔斯克，后被判刑，1939年死在劳改营中。当时宣布他是因为与其他劳改犯斗殴致死，但后来的调査证明实际上是被贝利亚秘密处死的。在中山大学期间他的副手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巴威尔·米夫（1901—1939），也是犹太人，1937年12月11日被捕，1938年11月10日被处死。
第三次审判（1938年3月）也称“21人审判”，是最有名的一次。涉及的重要人物最多：
尼古拉·布哈林（1888—1938），联共（布）著名思想家、理论家、经济学家，1919年3月当选中央政治局没有选举权的委员，1924年6月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诸多问题上与斯大林有严重分歧，1928年受到批判，第二年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职务，1937年被开除出党。
阿列克谢·李可夫（1881—1938），1922年4月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后成立“人民委员会”，列宁任主席，李可夫任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长）。1923年3月列宁病重，他和加米涅夫被选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逝世后，他同时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12月19日被莫洛托夫取代，两天后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1至1937年任交通人民委员，1937年2月17日被捕，1938年3月和布哈林等人一起被处死。
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1883—1938），从1919年3月起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十月革命后任驻德大使。
克里斯汀·拉科夫斯基（1873—1941），保加利亚人，曾在多个国家从事革命活动，苏联与英、法建交后，先后担任驻两国大使。
阿尔卡第·罗森戈尔茨（1889—1938），曾任苏联外贸人民委员。
弗拉基米尔·伊凡诺夫（1893—1938），曾任联共（布）乌兹别克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森林工业人民委员。
米哈伊尔·切尔诺夫（1891—1938），曾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
格里戈里·格里尼科（1890—1938），1930—1937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他的前任尼古拉·布吕哈诺夫（1878—1938），也于1938年2月3日被捕并被判处死刑，9月1日执行。
瓦西里·萨兰戈维奇（1897—1938），曾任联共（布）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1人里有一个人最特别，那就是此前一直掌管“大清洗”的内务人民委员根里赫·雅戈达。他是一个犹太人，其貌不扬，十月革命后加入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1923年9月成为捷尔任斯基的第二助手。第一助手明仁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一样是波兰裔犹太人（波兰语名字Wiaczesław Mężyński），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898年），能流利地说10种以上语言，包括亚洲的汉语、朝鲜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如果不是“革命”，他很可能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1934年5月10日明仁斯基去世，两个月后（7月10日）雅戈达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根里赫·雅戈达（1891—1938）
明仁斯基身体不好，实际上在他去世之前雅戈达就已经是苏联内务部主要负责人，而臭名昭著的“古拉格”（ГУЛаг）之建立，便是他的一个突出“政绩”。“ГУЛаг”是“Глáвноеуправлéние лагерéй и колóний”（内务部劳改总局）之简称，1930年4月25日正式成立，1960年1月13日结束，30年时间里共有几百万人在遍布苏联各地的劳改营囚禁劳改。
不少古拉格囚犯被派去参与20世纪30年代苏联重大工程的建造，1933年7月15日雅戈达获授列宁勋章，便是表彰他对修筑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杰出贡献。修筑那条运河用的就是15万名古拉格囚犯。劳役繁重（没有什么机械，基本上靠人力），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又差，从开工到建成，20个月时间里竟有超过2万5千人死亡。运河全长227公里，其中人工挖掘部分48公里，平均每公里付出520条生命的代价。继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之后又开掘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用的仍然是古拉格囚犯，不过这一次尚未完工，雅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就被尼古拉·叶若夫（1895—1940）取代，并且坐在了第三次审判的被告席上。曾几何时他指控别人的那些罪名（人民公敌、纳粹德国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阴谋篡权者），现在都用在了自己头上。1938年3月14日（一说15日），他和布哈林等人一起被枪决。
继任的叶若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他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期间“大清洗”达到高潮，仅1937、1938两年就有约130万人被逮捕，其中超过一半（档案数字是681,692人）被处死。这样的事发生在和平年代，能不令人发指？作为比较，沙皇统治有记录的85年时间里（1825至1910年）处死的政治犯是3,932名。叶若夫个子矮小（身高151厘米），得到“嗜血侏儒”的诨号。1937年12月20日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那天为庆祝内务人民委员部建立20周年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隆重集会，他的大幅画像挂在斯大林画像旁边，与会者以长时间热烈鼓掌向他表示敬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阿那斯塔斯·米高扬（1895—1978）号召大家：“向叶若夫学习，学习他怎样向斯大林同志学习、按斯大林的方式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1938年4月6日叶若夫受命兼任苏联水运人民委员。8月22日，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同乡拉夫连季·贝利亚（1899—1953）成为他在内务部的副手。11月25日，据说是按照叶若夫自己的请求，他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1939年3月3日又被解除一切职务，4月10日被秘密逮捕，关在莫斯科城南苏哈诺夫卡监狱，那是他很熟悉的专为“特别危险的人民公敌”建立的监狱。1940年2月2日，叶若夫在贝利亚的办公室受审，两天后即被枪决。有趣的是，13年后（1953年12月24日），同样命运也降临到贝利亚头上。
在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之外，还有许多联共（布）早期重要人物也都在“大清洗”中罹难，不能都说，只举数例：
安德烈·布勃诺夫（1884—1938），联共（布）中央首次设立政治局的7名委员之一（其他6人为列宁、加米涅夫、索科尔尼可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后来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红军政治部主任、教育人民委员，1937年11月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38年8月1日被处死。
扬·鲁祖塔克（1887—1938），拉脱维亚人，1923—1926年和1934—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2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1924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24—1934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6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5月24日被捕，1938年7月29日被枪决。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开始设立于1917年8月6日，捷尔任斯基·马特维·姆兰诺夫（1873—1959）、雅科夫·斯维尔德诺夫（1885—1919）三人为书记，阿道夫·越飞（1883—1927）和叶莲娜·斯塔索娃（1873—1966）为候补书记。1922年4月3日斯大林进入书记处并担任新设的“总书记”。据米高扬回忆，1924年列宁逝世前曾经建议由鲁祖塔克取代斯大林担任总书记。
越飞是出生在克里米亚的犹太人，曾经出使中国，与孙中山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他和托洛茨基关系密切，十月革命前两人一起编辑过《真理报》和《前进报》。苏俄成立后，托洛茨基、格奧尔基·契切林（1872—1936）相继担任外交人民委员，他均任副职。1927年托洛茨基以“反党”罪名被开除党籍，11月16日越飞在莫斯科一家医院自杀身亡。
尼古拉·乌格兰诺夫（1886—1937），1924—1928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24年8月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1926年1月1日当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37年5月31日被处死。
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1889—1939），出生在一个波兰工人家庭，1927年12月当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7月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28年起担任联共（布）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1938年1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5月3日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逮捕，1939年2月26日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同一天被处死的还有另外两个曾经担任乌克兰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弗拉斯·屈巴尔（1891—1939）和巴维尔·波斯蒂舍夫（1887—1939）。屈巴尔1926年11月当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2月成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年6月被捕。这三个人于1955年都恢复了名誉，但有人指出他们是乌克兰农业集体化的实际执行者，对1932—1933大饥荒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通过30年代的“大清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老人”已经被清除殆尽。1922年末、1923年初，病中的列宁曾经写下一份后来称为“列宁遗嘱”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准备在1923年4月召开的第12次党代表大会上宣读。“遗嘱”建议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调整，还对几位领导人逐一作了评论，建议解除斯大林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但因1923年3月列宁再次病重，这封信在他去世以后1924年5月举行的第13次党代表大会上才由加米涅夫代为宣读。不久传到西方，1926年《纽约时报》就刊出了英语完整译文，在国际上早已是“旧闻”，只有在中国，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而且时至今日知道的人仍然不多，有幸读到它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在“遗嘱”中，列宁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比较年轻的布哈林、皮达可夫6个人逐一做了评论，被看作是最有可能“接班”的人。这个做法说明列宁并没有指定，甚至也说不上推荐“接班人”，只是对可能接替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评论有褒有贬，而且对缺点、不足说得更多一些。
被清洗的其他高级官员还有多名第一届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部长），包括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古拉·戈尔布诺夫（1892—1938），农业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米留金（1884—1937），司法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奥珀科夫（1888—1938），劳动人民委员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1885—1937），邮电人民委员尼古拉·格列波夫-阿维洛夫（1887—1937），还有曾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苏联总检察长的尼古拉·克雷连科（1885—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