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共（布）党和政府高层之外，红军也是“大清洗”的重灾区。
1917年4月14日，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首先决定建立“赤卫队”。接着圣彼得堡、基辅、哈尔科夫、萨马拉、敖德萨、下诺夫哥罗德、塔林等城市也都建立了赤卫队。那是一种准军事组织，由工人、农民、哥萨克、士兵和水兵等志愿人员组成。
从这两张老照片不难看出，赤卫队人员组成都很复杂，不但有工人、市民，还有沙俄军队的军官、士兵和水兵，甚至还有显然未成年的少年，所持武器也五花八门。
1917年，赤卫队武尔坎工厂分队
1917—1918年，车里雅宾斯克赤卫队。注意后排最右显然是未成年的少年。
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守卫斯莫尔尼宫的赤卫队
十月革命爆发前，俄罗斯各地赤卫队已经发展到超过20万人，其中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各约3万人。彼得堡赤卫队领导人是康斯坦丁·尤列涅夫（1888——1938），十月革命后转入外交界，先后担任苏联驻多个国家的全权代表，包括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伊朗（当时还叫波斯）、奧地利、日本和德国。但这个出生在铁路巡道工家庭的老布尔什维克在“大清洗”中也未能幸免，1937年9月23日被捕，1938年8月1日被处死，1956年平反恢复名誉。
十月革命是一次城市武装起义，赤卫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十月革命后及内战初期，它们又起到警察和军队的作用，因为新成立的苏俄人民委员会虽然设有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由尼古拉·克雷连科（1885—1938）、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森科（1883—1938）和巴维尔·德边科（1889—1938）三人负责，但并无正规军队。
然而，各地建立的赤卫队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组织、领导和指挥，当“白军”发动反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内战，英、法、日、美、波兰等14个国家发动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时，它就担当不起只有正规军才能担当的任务了。因此，苏俄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28日决定建立正式军队，全称“工农红军”，通常只称“红军”。这个名宇一直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6年2月25日才改称“苏军”。
红军初建时只有20余万人，内战中迅速发展壮大，1920年达到约550万人，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内战期间及内战结束后很多年都没有实行军衔制，但仍有表明职务的肩章和领章。共同标志是中心为镰刀斧头的红五星，班长、排长助理、司务长另加1~3个三角形符号，排长至团长另加1~4个方形符号，旅长以上另加1~4个菱形符号。
工农红军建军初期，列宁（站立者前排中央）、托洛茨基与红军指战员。列宁身后是伏罗希洛夫，但并无斯大林的身影。
1935年11月20日苏联决定实行军衔制，但为了与沙俄及其他“旧制度国家”相区别，对于将官没有采用传统的军衔用语，而是以首字母缩略词方式新创独有的军衔。不过元帅、校官和尉官仍然采用传统术语，例如Мáршал（元帅）、полкóвник（上校）、майор（少校）、капитан（上尉）、лейтенáнт（中尉）。最高军衔为“Мáршал Совéтского ”（苏联元帅），以下依次是：
“一级集团军司令员”。“командарм”是个组合词，由“командир”（司令员）和“армии”（集团军）组成，标识为四个菱形符号再加一颗星形符号。“一级集团军”（армии 1-горанга）是内战时期红军最大建制单位，约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方面军”。
“二级集团军司令员”，领章为四个菱形符号，相当于其他国家的“四星将军”，例如德国的“大将”。二级集团军，是由两个以上“军”组成的单位，约相当于二战期间苏联的“集团军”。
内战结束后撤销“集团军”建制，改按地域设置“军区”。大多数军区司令员由“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担任，只有基辅、白俄罗斯、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四个最重要军区的司令员由“一级集团军司令员”担任。
“军指挥员”，领章为三个菱形符号，相当于上将。
“师指挥员”，领章为两个菱形符号，相当于中将。
“旅指挥员”，领章为一个菱形符号，相当于少将。
不难看出，这些军衔实际上表示的都是所任职务，但常常出现职务提升而军衔依旧的情况，例如已经担任军长的人的军衔可以仍为“师指挥员”。1940年5月7日，苏联恢复使用与其他国家——致的军衔术语：генерáл-майóр（少将）、генерáл-лейтенáнт（中将）、генерáл-полкóвник（上将）、генерал армии（大将）。但原来的“军指挥员”只转为中将，“师指挥员”、“旅指挥员”依此类推，转为少将、上校，这与苏军一度取消“旅”的建制，“师”之下即为“团”有关。
1943年10月9日，领章、肩章上的三角形、方形、菱形符号改为与其他国家一样的五角星符号，同时增设“兵种主帅”包括炮兵主帅、航空兵主帅、装甲兵主帅、通信兵主帅和工程兵主帅，不过他们都低于“苏联元帅”。
佩戴“一级集团军司令员”领章的约那·亚基尔（1896—1937）
1937年春，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突然改任伏尔加军区司令员，这是明显的降级使用，但没有说明原因。人们都清楚，不说明原因就是有原因，有不便说明的原因。果然，改任不久，5月22日就被秘密逮捕带回莫斯科。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约那·亚基尔（1896—1937）、耶洛尼姆·乌博列维奇（1896—1937）、罗伯特·埃德曼（1895—1937）、奥古斯特·科尔克（1887—1937）、维托弗特·普特纳（1893—1937）、鲍里斯·费尔德曼（1890—1937）、维塔里·普里马科夫（1897—1937）等7名红军高级将领，他们被控犯反苏托洛茨基阴谋集团和为纳粹德国充当间谍罪，未及一个月就被判处死刑，6月11—12日夜晚枪决，这就是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案”。此案还有一名牺牲者，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雅科夫·加玛尔尼克（1894—1937），他是图哈切夫斯基许多军事主张和改革措施的积极支持者，曾被任命为审判该案的特别军事法庭成员，但因坚持主张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无罪，最后以自杀了结生命，死后也被列入阴谋集团。
这个大案也称“反苏托洛茨基军事集团案”。原来，虽然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人民委员会中担任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但1918年4月8日就改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因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第一要务。1918年9月2日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也由他担任。红军总司令起初是原“红色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尤吉姆·瓦彻提斯（1873—1938），因为十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首脑亚历山大·克伦斯基（1881—1970）随即命令沙俄第3骑兵军军长彼得·克拉斯诺夫（1869—1947）率部反扑，粉碎这反扑的正是红色拉脱维亚步兵师。1919年7月改由谢尔盖·加米涅夫（1881—1936）担任。注意，别把他和列夫·加米涅夫相混淆。此外，当年的列宁卫队也主要由拉脱维亚水兵组成，值得注意的是200人里有70名在俄华工。整个内战期间托洛茨基一直是苏联军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红军许多高级将领与他在工作上有联系是自然的事。
顺便说说，反扑失败后克拉斯诺夫被俘，承诺不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后获释。但后来他食言参加“白军”，与红军为敌，再次失败后流亡德国，“二战”期间又组织在德“白俄”与纳粹合作。“二战”结束时率部向英军投降，后来被移交给苏联，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1947年1月17日以绞刑方式执行。
和三次被西方视为“作秀审判”的公开审判不同，“图哈切夫斯基案”是秘密审判的。为此专门组建了以瓦西里·乌利赫（1889—1951）为首的特别军事法庭，成员有瓦西里·布柳赫尔（1889—1938）和谢苗·布琼尼（1883-1973）两位苏联元帅，还有雅科夫·阿克斯尼斯（1897—1938）、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伊凡·别洛夫（1893—1938）、巴维尔·德边科和尼古拉·卡希林（1888—1938）等多名高级将领。然而，除乌利赫、布琼尼和沙波什尼科夫三人外，其他人后来都没能逃脱自己也被清洗的厄运。乌利赫出生在拉脱维亚，父亲是一名德裔拉脱维亚革命者，母亲是俄罗斯贵族，全家曾因革命活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十月革命后经托洛茨基介绍进入“契卡”，后来转到苏联最高法院。除图哈切夫斯基案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叶若夫等人的案件也都是由他审理的。
1990年以前，图哈切夫斯基案常常被视为纳粹德国的“离间计”，然而它的受益者并非只有纳粹德国，斯大林同样受益，使他在取得联共（布）党内唯我独尊地位以后又取得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具体做这件事的苏联方面是尼古拉·斯科布林（1892—1938？），纳粹德国方面是盖世太保第二号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1942）。斯科布林原来是一名白俄将军，后来成为一个既为“契卡”，也为流亡国外的白俄、还为纳粹德国服务的“三面间谍”。不过像其他许多执行秘密任务的人一样，他最后也“下落不明”，被认为已于1938年死去。怎么死的？说法至少有三种，都难以证实。
为什么被“选”作这个阴谋集团首领的人是图哈切夫斯基？耐人寻味。要知道，他曾被看作红军中最有才干的将领，魏玛德国甚至有人称他为“红色拿破仑”。1935年发布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命令并不是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的，他列第二位，在伏罗希洛夫之后、布琼尼之前。获授苏联元帅时年仅42岁，而伏罗希洛夫是54岁，布琼尼和叶戈罗夫都是52岁，布柳赫尔也已46岁。
苏俄（1922年12月30日以后则为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4月8日至1925年1月26日是托洛茨基，他下台后第二任是米哈伊尔·伏龙芝（1885—1925）。但伏龙芝任职未及10个月，1925年10月31日就因胃溃疡手术引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于是由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1881—1969）继任。伏罗希洛夫在中国的名气很大，但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在《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一书中却告诉读者，当他接任时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并表示不满，认为那个职务应该由一个比他更有威望、更懂军事的人担任。书中还记载了朱可夫接受西蒙诺夫采访时对伏罗希洛夫的评价：
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对他担任的职务是不大内行的，他一直到最后在军事问题上也只是略识门径，从未有过深刻认真的了解。但是他担任了高级职位，有了名气，自认为是一个精通军事问题的真正军人。而实际上人民委员部的相当大部分工作当时是由真正的军事专家图哈切夫斯基承担的。
朱可夫称图哈切夫斯基是“真正的军事专家”，并非没有理由。图哈切夫斯基出生在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1914年毕业于沙俄亚历山大军事学校。那是1831年在莫斯科建立的一所军事学校，红军第二任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也是其校友。“一战”初期，图哈切夫斯基是沙俄军队的一名少尉，1915年被德军俘虏。四次越狱都被抓回，但又第五次越狱并且获得成功，1917年10月回到俄罗斯。在德国战俘营里，他认识了同为战俘，也曾多次越狱均未成功，“一战”结束才得以重获自由，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尽管出身贵族，图哈切夫斯基却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4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由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诺夫推荐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当即把指挥红军第5集团军的重任交给年仅25岁的他。
图哈切夫斯基受到重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红军建立之初扩充很快，急需大批军事指挥人才，像他那样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或者虽未加入但赞成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原沙俄军官大多得到重用。就连一些尽管不赞成，但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的军官也被当作“军事专家”聘用，不过有时会采取扣押他们家属做人质的办法。1920年8月，红军有约48,000名原沙俄军官、10,300名原沙俄军队管理人员和21万名原沙俄军队的士官。1922年内战结束时，红军83%的军、师两级指挥员都是原沙俄军官。
1925年伏龙芝接替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以后，对红军进行整顿、改造，目的是建立一支正规化军队，而图哈切夫斯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1925年11月至1928年5月担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后来朱可夫在接受西蒙诺夫采访时说，图哈切夫斯基在战略问题上博学多才，具有深思熟虑、冷静、善于分析的头脑，不但主张把红军建设成一支正规化军队，而且看到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主张发展空军和装甲兵，组建独立的坦克部队，而不是把坦克仅仅当作辅助步兵、骑兵进攻的武器。别忘记，坦克曾经有步兵坦克、骑兵坦克（也叫快速坦克）之分，这对传统的偏重骑兵的做法是一个重大挑战。然而，这被斯大林（还有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人）拒绝，并且将他调离，改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1931年才重新任命他为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后改称副国防人民委员），1936年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在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是支持西班牙民主阵营的主力，派出空军参战，T-26（9.6吨轻型步兵坦克）、T-27（2.7吨“小坦克”，tankette）和T-28（28吨中型坦克），也都在西班牙战场“亮相”。和支持弗朗哥的纳粹德国一样，苏联也把西班牙战场当作了发展空军和装甲兵的武器试验场。
德国文献还指出，图哈切夫斯基是第一个看到使用伞兵作战可能性的人，并且早在1931年就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伞兵部队。
非常重要的是，在苏联军人中，图哈切夫斯基是第一个看到在希特勒独裁统治下德国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这与他和德、英、法等国高层人士多有接触有关。1932年他应邀率领一个11人代表团访问魏玛德国，为期4周，会见了总统兴登堡元帅和多名德军高级将领，包括当时担任国防部长、11月出任德国总理的库尔特·冯·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后来担任德国战争部长的布隆伯格，后来反希特勒密谋集团主要成员之一卡尔-海因里希·冯·史图尔普纳格（K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1886—1944）。1936年他作为外长李维诺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前往伦敦参加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1865—1936）的登基大典，途中在柏林停留，又会见了一些德军高级将领，包括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茨。在伦敦他会见了时任英国战争大臣、第二年（1937年）改任海军大臣的达夫·库珀（Alfred Duff Cooper，1890—1954），此人后来成为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内阁成员中最有名的公开批评其绥靖政策的人，《慕尼黑协定》签字第二天即以辞职表示抗议。回国途中在巴黎停留，会见了贝当元帅、法国外长皮埃尔·弗拉丹（Pierre Étienne Flandin，1889—1958）和法军总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1872—1958），还会见了多名“一战”期间曾经是德国战俘营难友的法国军官，包括戴高乐。
但是，苏联红军“大清洗”的受害者远不只是“图哈切夫斯基案”这8个人。1935年11月20日苏联恢复军衔制，首批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有5个人，而这5人中便有3人（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被清洗，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两人保留下来并且受到重用。他们都是能让斯大林放心的人，据说当“大清洗”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位骑兵将军对时任红军骑兵总监的布琼尼说：“谢苗，看看正发生什么！他们在一个接一个地把人整死。”布琼尼回答：“别担心，他们不会碰我们的，他们要收拾的只是那些聪明人。”
1935年11月，苏联开始实行军衔制，首批5位苏联元帅，前排左起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后排左起布琼尼、布柳赫尔。
布琼尼出生在顿河下游罗斯托夫州哥萨克聚居区，不过他自己并不是哥萨克。入伍前是农场工人，入伍后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是一名士官，因作战勇猛曾四次获授圣格奥尔基十字奖章，那是沙皇俄国授予作战勇敢士兵、水兵及士官的奖章，授予军官的则为圣格奧尔基勋章。十月革命后他在顿河下游组织起一支哥萨克骑兵队，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军队并肩作战。不久就在伏罗希洛夫引导下加入红军并且迅速发展壮大，演变成红军第一骑兵集团军（通常只称“第一骑兵军”），他自己也于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伏罗希洛夫出生在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但并不是乌克兰人，而是俄罗斯人。15岁开始在当地一家冶金厂当工人，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他的军事知识都是在打仗中学来的。尤其重要的是，内战期间他们和斯大林有过重要合作，那就是保卫察里津。察里津后来（1925年4月10日）被命名为斯大林格勒，显非偶然。
内战期间第一骑兵军战功显赫，参加了西到波兰，东到堪察加半岛以及苏联最东端、隔白令海峡与阿拉斯加相望的楚科奇半岛，还有高加索、西伯利亚、中亚、阿尔泰边疆区和外蒙的一系列重要战役，得到“不可战胜的第一骑兵军”的美誉。在红军发展过程中，这支队伍所起的作用非同一般，从它走出了许多红军最重要的将领，包括红军首批5名苏联元帅中的3名（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和叶戈罗夫），第二批（1940年5月7日由大将晋升）的3名：铁木辛哥、格里戈里·库利克（1890—1950）和沙波什尼科夫，“二战”期间又有朱可夫、罗季翁·马林诺夫斯基（1898—1967）和基里尔·梅列茨科夫（1897—1968）3名，“二战”后还有安德烈·格列奇科（1903—1976）、安德烈·叶廖缅科（1892—1970）和基里尔·莫斯卡连科（1902—1985）。
瓦西里·布柳赫尔（1889—1938），红军最杰出的指挥员之一。1918年9月16日苏联设立“红旗勋章”，第一个获得者就是他。此后他又在1921和1928年各两次获授，是两位五次获授该勋章的人之一（另一人是铁木辛哥，但主要是在后来苏芬战争、卫国战争中获得的）。在1930年4月6日设立“列宁勋章”之前，那是苏联最高荣誉勋章。苏联内战结束后，从1924到1927年，布柳赫尔被派往中国，担任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为建立黄埔军校、平定陈炯明叛变和北伐战争做出很大贡献。在中国他以“加伦将军”闻名，那是化名，化自他妻子加林娜的名字。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布柳赫尔返回苏联。1930年苏联设立“红星勋章”，他又是第一个获得者。1938年7月30日，日军入侵位于苏联、中国、朝鲜三国交界处的张鼓峰，8月2日苏军开始反攻，将其击退。8月10日，日本向苏联提出停战，随即签订和平协议。这一短暂战争被中国和日本称为“张鼓峰事件”，苏联则称之为“哈桑湖战役”，该役苏军指挥员就是布柳赫尔。
但是，哈桑湖战役结束仅仅两个月，1938年10月22日，布柳赫尔就被逮捕。18天后，战斗中先后负伤18处也没有死在敌人枪下的红军元帅死在了审讯室里。法医鉴定说他死于“骨盆静脉形成血栓引起肺动脉栓塞”，由此不难理解“大清洗”中为什么许多人会屈打成招。布柳赫尔的死讯一直没有公布，1939年蒋介石还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再次派加伦将军来华协助指挥对日作战。回答是他已经去世，但怎么死的？没有说。1956年布柳赫尔获得平反，第二年曾经是黄埔军校教官的叶剑英元帅访问苏联，有感写下诗篇：
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 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
亚历山大·叶戈罗夫（1883—1939），原为沙俄军队少校，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内战时期主要在乌克兰作战，是红军第一骑兵军主要指挥官之一。波苏战争期间，他是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当时斯大林是他的军事委员。内战结束后（1925年）被派往中国，担任冯玉祥将军的军事顾问。1927年回国，他担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1931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总参谋长。1938年2月被捕，后来死在监狱里。被捕、处死原因都不详，死亡日期也不详，一说1939年2月23日，一说1941年。
1935年首批获授“一级集团军司令员”的也为5人，即1919—1924年担任红军总司令、时任防空部队司令员的谢尔盖·加米涅夫，基辅军区司令员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别洛夫和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沙波什尼科夫。五人中加米涅夫于1936年病故，亚基尔等三人成为“大清洗”受害者，只有沙波什尼科夫未遭厄运。
约那·亚基尔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犹太人药剂师家庭，曾在瑞士最老的大学巴塞尔大学（建于1460年）学习。“一战”期间回国，他在乌克兰敖德萨一家兵工厂工作，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协约国武装干涉期间，他领导一支部队抵御罗马尼亚军队侵略，又曾领导红军中一个由赴俄华工组成的“中国团”与奥匈帝国占领军作战，后来担任过红军师长、军长，是继布柳赫尔之后第二个获授红旗勋章的人，并且三次获授该勋章。伏龙芝担任国防人民委员期间，他也是重要助手，和图哈切夫斯基一起为红军正规化改革做了许多工作。1924年4月担任红军军事科学院院长，1925年任乌克兰军区（后改称基辅军区）司令员。
1928—1929年亚基尔被派往柏林德国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和他一起去柏林学习的还有另外四名红军将领，其中三人后来（1935年11月20日）首批获授军指挥员，另一人马克西姆·斯捷潘诺夫（1893—1945）也于1938年2月2日晋升军指挥员。这四人除扬·拉齐斯（1897—1937）在“图哈切夫斯基案”发生前就因病去世外（1937年3月10日），都成为“大清洗”牺牲品，让·松别格（1891—1938）和罗曼·隆格瓦（1891—1938）1938年即被枪决，斯捷潘诺夫于1938年12月9日被捕，1945年死在劳改营中。拉齐斯和松别格是拉脱维亚人，隆格瓦是波兰人，曾经担任过苏联驻华武官。
亚基尔之后担任基辅军区司令员的伊凡·费迪科（1897—1939），内战期间四次获授红旗勋章，是1935年首批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的人之一，1938年2月20日晋升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但同年7月7日就被捕，1939年2月26日被处死。
耶洛尼姆·乌博列维奇是拉脱维亚人，先就读于沙俄最著名的技术大学之一圣彼得堡综合技术学院，现在称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后来进入俄罗斯炮兵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名沙俄军官，十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期间是图哈切夫斯基的主要助手。1925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28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1931至1937年5月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许多苏军高级将领对他都有极高评价，曾经在他手下工作的朱可夫就认为图哈切夫斯基长于战略问题，而乌博列维奇主要研究战役、战术问题，是超群的部队教育家。1928年秋在他手下担任莫斯科军区副参谋长的梅列茨科夫也说乌博列维奇影响了自己的一生：“在这以前（也不妨说在这以后）还没有一位军事首长能像他那样让我获得那么多的教益。”
另一位一级集团军司令员是1938年9月14日得到晋升的米哈伊尔·弗里诺夫斯基（1898-1940）。他也曾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但却主要在“契卡”和内务部工作。叶若夫当上内务部首脑以后，他成为其副手，“大清洗”的许多逮捕令都是由他签发的。1938年9月8日改任海军人民委员，1939年4月6日被捕，指控他“参与内务部内的阴谋活动”，1940年2月4日和叶若夫一起在莫斯科被处死。
1939年2月8日格里戈里·库利克（1890—1950）和铁木辛哥同时晋升一级集团军司令员，两人很幸运，1940年5月7日又与沙波什尼科夫一起成为第二批晋升苏联元帅的人。
1935年首批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军衔的共10人，除上面提到的瓦彻提斯、费迪科外还有8个人，而所有10个人均在“大清洗”中罹难，无一幸免。
瓦彻提斯，1937年11月29日被捕，翌年以“红军内的拉脱维亚法西斯组织成员罪”处死。
科尔克是爱沙尼亚人，原名“August Kork”，191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尼古拉皇家军事学院，那是沙俄最高军事参谋学府，1832年建立，原名“皇家军事学院”，为纪念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55年更名为“尼古拉参谋学院”，1909年再次更名。沙俄许多高级将领都毕业于这所学校，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军总参谋长米哈伊尔·亚历克赛也夫（1857—1918），内战期间“白军”主要将领彼得·弗兰格尔（1878—1928）、安东·邓尼金（1872—1947）、拉弗尔·科尔尼洛夫（1870—1918）和尼古拉·尤登尼奇（1862—1933）。红军方面也有不少将领毕业于该校，包括谢尔盖·加米涅夫和沙波什尼科夫。
十月革命后，科尔克于1918年6月参加红军，内战期间在西线作战，内战结束后担任过多个军区的司令员，包括哈尔科夫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和莫斯科军区。1928年6月至1929年5月任苏联驻德大使馆武官，1935年9月起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那是红军最高军事学府。1937年5月被捕，6月12日被处死。
1938年7月29日是个“凶日”，这一天同时有7名“二级集团军司令员”被处决，其中6人是首批获授该军衔的人，另一人是1937年6月14日得到晋升的米哈伊尔·维利卡诺夫（1892—1938），曾任中亚、外贝加尔等军区司令员。
雅科夫·阿克斯尼斯（1897—1938），他和瓦彻提斯一样是拉脱维亚人，原名“Jēkabs Alksnis”。1926年任红军空军副司令员，曾经参与建立苏联第一个利用莫斯科布德尔卡监狱囚犯中“资产阶级技术精英”秘密进行飞机研发的机构“萨拉日卡”，这些精英中便有后来对苏联空军飞机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尼古拉·波利卡尔波夫（1892—1944）和德米特里·格里戈诺维奇（1883—1938）。波利卡尔波夫1930—1931年设计的“伊-15”（И-15）双翼战斗机，是同类战斗机中最好的机型之一，格里戈诺维奇则以设计水上飞机闻名。1931年阿尔克斯尼斯升任空军司令员，波利卡尔波夫等人正式获释。1935年，阿克斯尼斯领导下的苏联空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轰炸机力量，翌年苏联飞机产量达到8,000架。“大清洗”之初，阿克斯尼斯也是“图哈切夫斯基案”军事法庭成员之一，但很快（1937年11月23日）他自己就被捕，以“建立拉脱维亚法西斯组织罪”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1938年7月28日）。
伊凡·杜波沃伊（1896—1938），乌克兰人，内战期间在乌克兰与彼特留拉、邓尼金作战，被捕时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员。
巴维尔·德边科，1911年11月加入波罗的海舰队，1917年十月革命领导水兵参加攻打冬宫，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内战期间他也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助手，内战结束后担任过多种军职，1930年和其他多名红军将领一起被派往魏玛德国学习。1936—193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期间，领导了那里的清洗，并且也是“图哈切夫斯基案”特别军事法庭成员之一。但不久就改任副森林工业人民委员，五天后被捕，以腐化堕落、玩忽职守、充当美国间谍罪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米哈伊尔·列万多夫斯基（1890-1938），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时为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38年2月23日被捕，以“托洛茨基反苏法西斯军事集团成员罪”被判处死刑。
亚历山大·谢加金（1893—1938），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时为红军副总参谋长，此前（1931年）曾任红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等职。1937年12月被捕，也以“托洛茨基反苏法西斯军事集团成员罪”被判处死刑。
尹诺克金·哈列普斯基（1893—1938），红军摩托化步兵与坦克兵首任司令员（1929年11月13日至1936年4月9日），1937年4月以后改任苏联通信部第一副部长、部长，11月被捕，随即被处死。
尼古拉·卡西林（1888—1938），1935年获授“二级集团军司令员”时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37年8月19日被捕，1938年6月14日被判处死刑并于当日执行。
早在1919年4月18日苏俄就在军队中设立了专门的政治工作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24—1940年称“工农红军政治部”，1941—1946年改称“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担任此项工作的基本上都是老布尔什维克。首任负责人谢尔盖·古谢夫（1874—1933），第二任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森科，第三任安德烈·布勃诺夫，第四任雅科夫·加玛尔尼克，第五任彼得·斯米尔诺夫（1897—1939）。除古谢夫1933年病逝外，其他四人都是被“清洗”的。
苏联1935年恢复军衔制的同时，也给军队中专门做政治工作的人设立了相应军衔，最高是“一级集团军军事委员”，其次是“二级集团军军事委员”。11月20日获授“一级集团军军事委员”的仅一人，即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雅科夫·加玛尔尼克，他是乌克兰犹太人，前面已经说过，他是因为坚持主张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无罪而自杀的。
1935年11月20日首批获授“二级集团军军事委员”的共15人，后来无一幸免全部被“清洗”。除1939年2月23日被处死的彼得·斯米尔诺夫外，其余14人是：
米哈伊尔·阿梅林（1896—1937），翻军区政治委员。
拉萨尔·阿隆什塔姆（1896—1938），荣膺红旗勋章的远东特别集团军政治委员。
安东·布林（1894—1938），白俄罗斯军区政治委员。
格奧尔基·维克里切夫（1898—1938），莫斯科军区政治委员。
亚历山大·格里申（1891—1937），波罗的海舰队政治委员。
格里戈里·古金（1896~1937），黑海舰队政治委员。
鲍里斯·伊波（1898—1937），苏军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院长。
谢尔盖·科热夫尼科夫（1896—1938），哈尔科夫军区政治委员。
米哈伊尔·兰达（1890—1938），苏军机关报《红星报》主编。
奧古斯特·麦齐斯（1894-1938），伏尔加军区政治委员。
格里戈里·奧库涅夫（1900—1938），太平洋舰队政治委员。
盖克·奥谢普扬（1891—1937），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约瑟夫·斯拉文（1893—1938），红军军训部部长。
亚历山大·希弗列斯（1898—1938），红军军事经济学院院长。
此外，1937年6月14日晋升为“二级集团军军事委员”的扬·别尔仁（1889—1938），也于1938年5月13日被捕，7月29日被枪杀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地下室。卢比扬卡是苏联内务部（及后来克格勃）所在大楼。别尔仁是拉脱维亚人，曾经负责红军情报工作，著名红色间谍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1944）便是他的部下，他又担任过苏联驻芬兰、奥地利等国大使，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是格里戈里·施特恩的重要助手。
从“图哈切夫斯基案”开始，“大清洗”中红军各级军官约有3万5千人罹难，占军官总数的50%。高级军官的比例更大：406名旅长中有220名被“清洗”（占54%），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清洗”（占56%），85名军长中有57名被“清洗”（占67%），而被“清洗”最多的是最上层的元帅、“一级集团军司令员”和“二级集团军司令员”，还有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清洗”的人大多数都直接被处死而不是关押或者送入“古拉格”劳改营，1941年6月德国入侵以后出于卫国战争需要得以重返军队的只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