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8月19日，发生了一件改变夏威夷历史的大事。正如很多同类事件一样，当时人们并未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这件事的起因是一群德国鲁拿喝醉了酒，又正巧牙疼，而后者正是前者的原因。
在一般情况下，种植园的鲁拿们是一群硬汉，他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行为也比较符合规矩。他们大多来自德国和挪威——先把兄弟接过来，然后再叫上一个表兄。鲁拿家庭以这种方式源源不断地从祖国往这里注入新鲜血液——类似詹德思&惠普尔公司这样的商行总是雇佣鲁拿们来监督种植园里的庄稼汉。原因有两个，首先，很难想象一个东方人会从底层提拔上来，这既因为很少有人学得会英语，也因为没有人愿意留在夏威夷；其次，这也是最大的原因，豪类们不愿意看到华人或日本人进入管理层。从历来的惨痛教训中，大种植园主们发现，让美国人当鲁拿往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有点能力的美国人总想做办公室工作，没什么能力的又不愿意去管理那些东方来的庄稼汉。
所以，夏威夷就不得不引进欧洲人来管理种植园。如果说夏威夷社会的顶层是由黑尔家族和惠普尔家族这样的新英格兰家庭构成，那么第二层，也就是实际的管理层，是由曾经当过鲁拿但业已离开种植园，开始自己做生意的欧洲人组成的。在这些欧洲人中，无论是做鲁拿还是后来成为公民，德国人都最成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谈到的历史事件就是由一个德国人引起的，然而，也许这应该归咎于他的牙痛。
一天早晨六点钟，这个德国人正穿过石井营地往前走，他的皮靴擦得锃亮，身上的白色粗布裤子烫得十分平整。最近一段日子以来，他老是被那排长长的平板房里的日本劳工弄得心烦意乱。这些人为了制造出发烧的假象而喝下大量酱油，好得到一天假期，而他决定结束这种闹剧。要是哪个说自己发了烧，他就得往德国鲁拿脸上吹一口气，要是嘴里有一股酱油味儿，那只有求上帝保佑他了。
19世纪时，鲁拿们可以放开手脚随便虐待东方劳工。曾经有虐待狂工头把两个华人的大辫子绑在一起拴在马尾巴上，然后抽打那牲畜，让马儿在红土地上拖着吓瘫了的东方人狂奔。鲁拿惯于随意鞭打华人或者日本人，就跟抽打一个不愿意上学的小孩一样。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风气，欧洲人在甘蔗地里一向是残暴的土皇帝。随着凤梨的引进，受虐者有了一种轻松的报复方式，他们穿过一排正在开花的植物，打落几朵花蕾，这样，结出来的果子就会缺上一角。渐渐地，鲁拿们也就放弃了动不动就用鞭子和拳头的特权。种植园的生活还不算太坏。
1916年8月19日，这个德国鲁拿发现有两个日本人发了“酱油烧”，他不管这两个人有没有发烧，就把他们用手铐铐起来带到了甘蔗地。随后，他离开单身汉住的营地，走进酒川龟次郎和他的妻子顺子住的房子。一见龟次郎还躺在床上，他心头不禁升起一股恶气。这位鲁拿也不想想，十四年来，龟次郎从来没有因为生病误过一天工，他的病根本不可能是装出来的。德国人只看见又有一个日本人躺在床上假装发烧而已。
“你往我脸上吹口气。”他用粗重的土语没好气地说。
龟次郎根本不知道喝酱油发烧的把戏，他没有听明白这句指令，这让鲁拿更加相信他在耍赖。鲁拿摇晃着小个子庄稼汉，又吼了一遍：“你往我脸上吹口气！”他把身子探到床上。龟次郎的妻子顺子心疼生病的丈夫，给他擦了身子，还喂他吃了米饭和酱油，所以他嘴里那股明显的一准儿错不了的酱油味直冲鲁拿的鼻孔。德国人认为小个子日本人是在装疯卖傻，这让他怒不可遏，他的脑袋已经被酒精冲昏，再加上本来身体就不舒服，他一把拖起病人，开始用大多数鲁拿随身携带的鞭子抽打龟次郎。
他打了几十鞭，可房间过于狭窄，大多数都没怎么打着。这时候，从龟次郎太太的表现和龟次郎的表情中，德国人意识到，这个男人可能真的生病了。但人已经揍了，鲁拿觉得自己没有退路。“穿衣服。”他吼道，到夏威夷之后第一次生病的龟次郎稀里糊涂地套上衣服，鲁拿站在他身边，手里摇晃着鞭子。他把龟次郎赶出小屋，来到凤梨田，对其他人宣布：“酱油，找麻烦！有很多活要干！”
正发着高烧的龟次郎一直干到中午，然后他的一条腿站不稳了。“他昏倒了！”日本人喊起来，大家停下手里的活儿，把他拖回小屋。德国鲁拿看到事情这样变化，感到很害怕，他马上去找种植园医生，说：“你得说，这是酱油烧，我们得口径一致。”
那医生是个什么活儿也干不了的老骗子，他马上明白了，但还是被日本人的高烧吓了一跳。在公开宣布那人装病之前，他给龟次郎灌了不少药。然后他跟鲁拿一个鼻孔出气，用混合土语大大地发表了一通演说，激烈地抨击喝酱油的无耻行径。和鲁拿骑马回去时，他警告说：“那个小个子浑蛋这次死不了，但有时候他们是真病了。”
“你怎么知道？”德国人问。他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但酒川龟次郎觉得，这件事远远没完。十四年来，他对雇主忠心耿耿，就像所有的日本人对待上司的态度一样。那个狂热的秃头说书人的每一段评书讲的全是下级要忠于上司。自杀行为、杀人当祭品、伊藤上校在亚瑟港的胜利都是源于这种忠诚意识。说书人之所以千里迢迢从东京来到考爱岛这种穷乡僻壤，就是因为日本皇室希望提醒所有的日本人，他们对上级有着永不磨灭的忠诚，在目前情况下，上级就是天皇和他的军队。对于这一课，谁学得也不如龟次郎好。对于龟次郎来说，忠诚和正直是与生俱来的品质。龟次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一直是他身着伊藤上校的军服，立正站好，身旁的说书人高声讲着那个故事：伊藤上校和俄国枪炮在亚瑟港的故事。在龟次郎的幻想中，自己就是伊藤上校。
但是他遭到了怎样的对待？烧退了之后，他对最亲密的朋友们嘟嘟囔囔地说：“最糟糕的不是用鞭子抽我，虽然那也挺疼的。我倒在地上的时候，他踢了我！用鞋子踢了我！”
要是德国鲁拿被法官盘问，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他可能永远也说不清，因为对鲁拿来说，用脚踢人是家常便饭。但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侮辱。跟龟次郎争论被踢并不比被鞭子抽更糟糕是没有意义的。龟次郎知道，在日本的评书里，最惨烈的一幕就是，恶棍放倒了英雄之后，脱下脚上的草鞋，像举行仪式似的，打着那倒地不起的英雄，每到那个时刻，龟次郎都会喘粗气。他知道，只有置对方于死地才能报复这样的奇耻大辱。
“他踢你了？”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悄声问道。
“是的。”
“一个无知的、没教养的德国人踢一个日本人？”
“是的。”
“今天全日本都将蒙受羞辱。”来看他的人嘟囔着，他们也感到十分耻辱，然后离开了。
只剩下龟次郎一个人。他转过脸去，对着墙壁抽泣起来。他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知道得想个办法复仇，这是至关重要的。就像来看望他的人所说的：“全日本都将蒙受羞辱。”
他那大块头、四方脸的妻子明白他内心的煎熬，用各种温柔的方法使他平静下来，细心地往溃烂肿胀的伤口上抹药膏，但她的做法没有任何效果。日落时，丈夫宣布了自己的计划：“我要去借石井君的剑，天黑之后，我要偷偷溜到鲁拿的房里，站在他门口的台阶上，切腹自杀。这将给他带来极大的羞耻，日本将恢复荣耀。”
“不！”顺子恳求道，“那个愚蠢的德国人不会明白的。”
“他早晨在我的尸体上摔个跟头之后，就会明白了。”龟次郎答道。
“哦，不要去！”顺子哭了起来。她和丈夫共同生活还没满一年，然而她已经发现，丈夫是她耳闻目见过的最出色的男人。丈夫又善良又开朗，生活简朴，乐于帮助朋友。他有时候也喝醉酒，但喝多了就会笑个不停，最后只得伏在她的肩膀上才能回家。在所有的日本人集会的公共场合，丈夫都会代表祖国的荣誉。他穿着伊藤上校的军服，是她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就算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她也不愿意看到丈夫在鲁拿那样的恶棍家门口切腹自杀。
“龟次郎，”她悄声说，“别想那把剑了。有一个更好的办法，等你的身体好些再说。我给你吃米饭和鱼，这样你就会跟以前一样强壮。然后你躲在小路上，等那个鲁拿一过来，你就扑过去把他打倒，然后用鞋子踢他两脚。”
“德国人可是大个子。”龟次郎说。
“那就多找几个人帮你。”顺子策划道。
“我不会躲起来的，”龟次郎说，“有损日本的名誉。”
“那就走到他面前，”顺子说，“然后把他打倒。”
龟次郎和德国鲁拿的身高差距，似乎比顺子和德国鲁拿的身高差距更大，于是这小个子劳工躺在病床上又想出了另一个方案，既能羞辱那位鲁拿，也能恢复自己受损的名誉。他等待着自己恢复力气，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同时探听那位鲁拿的行踪，并设下陷阱。他守在一条德国人回到监管者营地的必经之路上。当龟次郎看见那铁塔似的鲁拿走过来时，他由于激动而浑身颤抖着。德国人跟他差不多擦肩而过的时候，龟次郎突然高喊起来：“凡・史莱姆先生！”
对方吓了一跳，停下脚步，握紧拳头，摆出一副自卫的架势。接着他便认出，劫持者是那位模范工人龟次郎，鲁拿已经忘了自己刚刚抽过他一顿鞭子。他稍稍放松了戒备，问道：“你叫我干什么？”
令他惊奇的是，那小个子日本人弯下腰，小心翼翼地脱下自己的草鞋，像一位德国戏剧里的少校一样，站得笔直，用沾满尘土的草鞋敲了敲面前人的肩膀。此时此刻，龟次郎以为自己会被对方一拳打倒，而他那些藏在树丛里的朋友们正准备蹦出来围攻鲁拿。
什么也没有发生。那大个子鲁拿稀里糊涂地瞪着莫名其妙的攻击者，他低头看看光着的脚，耸了耸肩膀。
“你说话，龟次郎？”他问道，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龟次郎打心眼儿里看不起这个不知荣誉为何物的男人。他转过身去，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一瘸一拐地往营地里走去。大个子鲁拿更糊涂了，眼睁睁地瞧着龟次郎的身影消失在小路尽头。他走在路上，听到旁边的甘蔗地里有人发出压抑着的嘲笑声，当他突然转过身去找的时候，除了摇曳的甘蔗之外，什么也没看见。
那天晚上，酒川龟次郎成了石井营地里的日本英雄。
“再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羞辱那个鲁拿的！”崇拜者们求他。
“跟我对我老婆说的一样，我走到他面前，喊道：‘哎，你，凡・史莱姆先生！’然后我就脱下自己的草鞋，在他头上敲了一下。”
“敲了他的头？”一个没有在甘蔗地里的日本人问，“他没有任何反应？”
一个藏在甘蔗地里的男人说：“他呆住了！他害怕了！我都能看见他发起抖来！他那时候是多么可怜啊！”
“我认为咱们应该喝点烧酒庆祝庆祝！”一个岁数稍大点的男人建议，他为龟次郎给石井营地争气的举动感到十分自豪。庆祝还没开始，石井君便气喘吁吁地从卡帕跑来，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起初，石井君喘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充血的眼睛里迸出眼泪，然后冒出一句：“我老婆跑了！”
“纯子小姐？”大家都喊起来。
“她跑到火奴鲁鲁去了。”那备受打击的男人哭号起来，“她说她在考爱岛住不下去了。”
“怎么回事？”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问，“难道你不能把她按在床上吗？”
“我们在床上挺好的。”石井君说，“但她嘲笑我，说我没有西装。我求她。可能你们有人听见我们在屋里打架了。”
他呆呆地站着，这个被抛弃了的男人为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难堪和羞辱。石井营地里有几个男人特别为他感到遗憾，因为他本是个读书人，花了不少钱才从日本弄来一个妻子。他最后弄到的女人是夏威夷最漂亮的姑娘，然而他却留不住她。营地里谁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龟次郎太太，那位被他抛弃了的五短身材的方脸女人走到他跟前说：“忘了那位行为不检的姑娘吧，石井君。在船上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起她，我们知道她当不了好妻子。丢脸的不是你。我对所有人宣布，丢脸的不是石井君。”
小个子书记员看着他从广岛找来的粗壮女人，十分凄凉地喃喃说道：“你原谅我了，顺子小姐？”
“我早就原谅你了。”粗壮的农家姑娘说，“因为你让我找到了真正的旦那桑。”她用的是日语里的“旦那桑”，也就是老爷的意思。虽然她从来没有哪件事让龟次郎做过主，然而她还是用那种低三下四的妇道人家的规矩说出了那个词，然后她垂下了眼皮。所有的男人心里都想着：“龟次郎换来了这样的妻子，多么走运。”
在他们自己的小屋里，龟次郎对妻子悄悄说道：“今天晚上我一想到纯子可能是我的妻子，就禁不住发抖。”
“她也会从你这里逃走的。”
“我很走运！我很走运！”龟次郎说，“日本的四十万天神那天都在照顾我！”
顺子看着自己的男人问道：“你真的用你的草鞋敲了凡・史莱姆君的头？”
“没错儿。”
“全日本都为你骄傲，老爷。”
他们倒在床上，龟次郎说：“我根本不了解女孩子，我以为一个男人和女人结婚睡在一起，很快就会有小娃娃生出来。”
“有时候是这样的。”顺子让他放心。
“但是咱们就没有，好像没有。”
“咱们得加把劲儿。”顺子说，他们吹熄了油灯。
顺子在其他方面也攒足了劲儿。凤梨成熟的时候，她帮着收割，一天能挣五十四美分。过后，她还能干上几天，给顶芽摘叶子，以加快出芽的速度。这种工作困难乏味，剥一千株能挣七十五美分。顺子靠着一种顽强的专注精神，渐渐地，一天能剥上四千株，成了种植园的一个奇迹。其他营地的丈夫们问他们的妻子：“你怎么就不能像龟次郎的妻子一样剥顶芽呢？”这时候，太太们就会没好气地说：“因为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原因就在这儿。”
顺子还负责给长条板房的单身汉们做饭。他们提供食物，她负责烹饪。她和丈夫都是三点三十分起床，丈夫去砍柴，供热水池和炉灶用，而她则为男人们准备早饭。两个人都能挣不少钱，但他们离四百美元的目标还是遥遥无期。日本总在打仗，所以总要认捐。从火奴鲁鲁的领事馆不断地传来皇军的要求。得供养僧人和教师，让他们教育孩子们，谁想把一个不懂日语的孩子领回广岛去呢？虽然龟次郎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两人仍然帮助那些有孩子的人。
但那些美元攒不住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营地里的人总有些天灾人祸。比如一天晚上，石井君突然冲到他们家，要借三十美元。
“我得去火奴鲁鲁，马上动身。”他含糊地说，同时拼命忍住泪水。
“纯子的事？”龟次郎太太说。
“是的，桥本君，就是在卡帕开照相馆的，他在火奴鲁鲁卖照相机，发现带走纯子的男人把她留在火奴鲁鲁不管了，结果她就……”他说不下去了。
“她就到妓院去了？”顺子冷冷地问。
“呜……”石井君点点头，由于羞愧而把脸埋在了双手里。
“那是她的命，石井君。”广岛女人安慰着他，“就让她待在那儿吧。你管不了。”
“让她待在那儿？”石井君喊起来，“她是我老婆！”
“相信我吧，石井君，”龟次郎太太说，“那种人当不了别人的老婆，永远也不行。”
“那你就是不借我三十美元了？”小个子书记员恳求道。
“我们当然借。”龟次郎说，妻子知道去也是白去，因而反对这种浪费，但还是把路费给了对方。
五天过去了，小个子的石井君独自回到了考爱岛，羞得不敢看朋友们的眼睛。有很长时间，没人问起他的妻子。石井君继续埋头工作。直到有一天早晨吃饭的时候，在那间长方形的房间里，龟次郎一拍桌子，大声问道：“石井君，你老婆还在妓院里干活吗？”
“是的。”石井君回答，他很高兴终于有人把话挑明了。
“你会跟那个坏婊子离婚？”
“是的。”书记员答道。
“最好这么干。”龟次郎说，“但是记住，你欠我三十美元。”男人们大笑起来，那是石井营地最后一次有人听说漂亮的纯子的消息。有时候，龟次郎在码头上入神地想着自己只差一点就交上了厄运，他就问从火奴鲁鲁来的水手：“那个叫纯子的姑娘怎么样了？”最后他得知，“她回日本了。”
那天晚上，他正准备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却被顺子的好消息打断了：“咱们要有娃娃了！”
龟次郎一甩手，把纯子的事忘了个精光。“娃娃！”他心里的快乐快要炸裂开来了，“咱们给他起名字叫五郎。”
“为什么叫五郎？”顺子以那种实事求是的方式问道，“那不是长子该叫的名字呀。”
“我知道，”龟次郎承认，“但好多年前我就想好了，我的第一个儿子要叫五郎。这个名字很好听。”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