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里，酒川龟次郎和他的新娘顺子慢慢发现，夫妇二人相依相伴在这条缺吃少穿的婚姻之路上是多么的幸运。与此同时，火奴鲁鲁的传教士家庭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这个家族出了个疯疯癫癫的激进分子，这孩子的所作所为震惊了整个夏威夷。
那些年里，夏威夷到处都是姓黑尔的、姓惠普尔的、姓休利特的，还有姓霍克斯沃斯的。在普纳荷学校的有些班级里，全班二十四个孩子中出自那些姓氏的竟有十六人之多。只有最能干的谱系学家才会试图去追踪那些血统，因为黑尔就是霍克斯沃斯，霍克斯沃斯就是惠普尔，一个姓黑尔的总是嫁给姓惠普尔的，这使得情况更是难上加难。最后，孩子们全都弄不清楚那些堂表亲们谁是谁，有一个委婉的说法一时在岛上广为流传：“他是我的葫芦藤表亲。”意思是说，只要你往回追溯的时间够长，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一个老祖宗。
夏威夷渐渐开始将这个黑尔-惠普尔-休利特-霍克斯沃斯之间联姻的家族简称为“那个家族”，并确认其具有四个显著特征：孩子们都上普纳荷学校；青年人上的是耶鲁大学；无一例外总能给每个儿子找一份薪水丰厚的好差事，女儿则都能找到丈夫；家族成员都尽量不惹是生非。所以，家族中居然有个成员成了激进分子，这使得“那个家族”深受震动。
还在普纳荷读书时，这个逆子表现一直不错。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那个家族”一直期望孩子们在普纳荷茁壮成长。就拿惠普尔・霍克斯沃斯来说，他在波利尼西亚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国际性声誉。早在普纳荷读书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学术研究工作，稍后在耶鲁取得学士学位，在哈佛取得硕士学位，又在牛津取得了博士学位，还在索邦大学拿到了文学博士学位。他在十一所著名大学取得了荣誉学位，当他在1914年去世时，《火奴鲁鲁邮报》只是说：“这位伟大的学者出自普纳荷学校。”其余的都不值一提。
这位荣誉等身的伟大学者逝世的那一年，日后成为激进分子的那位家族成员才刚刚从普纳荷毕业。这孩子名叫霍克斯沃斯・黑尔。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十六岁少年。他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他的头发既不是黑色也不是金色，眼珠到底应该算什么颜色也很难判定。他算不上班里的优等生，可也算不上劣等生，哪一门学科都说不上出类拔萃。他在体育运动中表现还不错，可跟比他大些的孩子掰腕子，却也从来没赢过。
年轻的霍克斯沃斯・黑尔的名字是为了纪念那位著名的学者。关于他，最出名的一点就是，他有两位容貌出众的姐妹：亨利埃塔和杰露莎。她们两个使他有了好人缘，要不是她们俩，这孩子绝不会有幸旁观朋友们争先恐后地讨姐妹花的欢心——那些讨好颇惹了不少麻烦。当然，过了一些年之后，他妹妹跟一个葫芦藤表亲、一个姓惠普尔的人订了婚。霍克斯沃斯的父亲对家里人说：“我认为现在真该有人跟家族以外的人联姻了。该往这棵疲惫的大树里注入些新鲜血液了。”家里人并没有把这番话当一回事，因为他自己就是跟表亲、一个姓霍克斯沃斯的姑娘结婚的。人们都觉得这句话是在指桑骂槐地说他的妻子。当他的大女儿开始对外人表现出兴趣，而且真的跟一个从费城来的叫盖奇的小伙子订婚时，父亲表现得十分满意。然而过了一阵子，亨利埃塔又结识了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姓布罗姆利的小伙子。两人发现，如果上溯到很久之前，亨利埃塔的曾曾曾曾祖父布罗姆利和小伙子的曾曾曾曾……不管怎么说，姑娘觉得跟这位姓布罗姆利的小伙儿比跟那位未婚夫盖奇要亲近得多，于是她就嫁给了前一位。正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布罗姆利更像咱们家里人。”
年轻的霍克斯沃斯・黑尔离开普纳荷之后，进入耶鲁大学深造。这个不起眼的年轻人在纽黑文爆发出了一个显著的特征，这是以前任何人都未曾想到的。他没有把有限的聪明才智浪费在预备学校里，而是到了大学才大放异彩。毕业时，他不仅是一名学者，而且还是一名老练的绅士。从学业成绩来看，他并没有超过在普纳荷学校里成绩比他好的同学；在体育运动方面，他领导着马球队，同时还为篮球队效力，担任经理助理。他不怎么得罪人，在政治上挺成功，还当选了班长。
就是这个让人想不到的小伙子成了个激进分子。他的热情开始于大学三年级。有一天，一位来自莱比锡的名叫亚伯斯的教授刚刚结束一场关于帝国主义思想的演讲，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公理教会加上波士顿商人这种组合对夏威夷的侵略和占领，跟天主教会加上巴黎商人对塔希提岛的蹂躏如出一辙。两座群岛的这种类比，我认为，就是一种已经得到证实的论据。去夏威夷的传教士们，虽然没有像法国人在塔希提岛那样动用炮舰，然而却使用了革命的手段，窃取了夏威夷的领土，摇身一变，成了这座群岛的土地所有者。”
亚伯斯的课堂上，除了这位年轻的霍克斯沃斯・黑尔之外，还有他的葫芦藤表亲休利特・詹德思、两个姓惠普尔的和一个姓休利特的，但这些传教士家庭的后代只是满脸窘色地盯着扶手椅。霍克斯沃斯却不然。他咳嗽了一声，接着又咳嗽了一声，然后大胆地插嘴说：“亚伯斯教授，我很抱歉，恐怕你掌握的事实并不尽然。”
“你说什么？”德国教授急促地说。
“我的意思是说，您关于塔希提岛的事实可能是正确的，但关于夏威夷的事实肯定不准确。”
“你对教授讲话的时候，难道不用站起来吗？”这位在莱比锡受过训练的学者教训道，脸气得通红。霍克斯沃斯站起身来后，亚伯斯看了看他的笔记，然后说出一长串大名鼎鼎的教授，作为他的引用来源：“艾利斯，还有贾维斯和伯德的文章，埃姆斯特菲尔德，德・格力亚，惠普尔，他们都列举了同样的事实。”
“那么，”霍克斯沃斯说，“他们全都错了。”
亚伯斯教授涨红了脸，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
“霍克斯沃斯，先生。”
“好！”亚伯斯大笑起来，“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证词很难说是无可挑剔的。”
这种轻蔑的语气刺激了黑尔，而他的回答又激怒了教授：“您刚才引用了贾维斯，您读过贾维斯的著作吗？”
“我从不引用自己没有读过的资料来源。”亚伯斯有些光火。
“贾维斯碰巧是我家几位长辈的朋友，长辈们十分尊敬贾维斯，因为他是第一位公正的评价者，他为我们传教士的行为辩护，我读过他的著作，而且还是他的写作手稿，他所写的，先生，根本不能支持你的论点。”
学生们对这个跟谎言差不多的说法议论纷纷。接下来的好几个礼拜，“传教士”这个词在耶鲁大学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亚伯斯教授被这个年轻的挑衅者激怒了，他列举出了一大串反对传教士的学者的名字。这些学者猛烈地抨击教会，对无耻下流的、攫取落后国家土地的做法尽情地冷嘲热讽。年轻的反抗权威者听了全都热血沸腾，有好几个礼拜，那位教授占尽了上风，宿舍里不断响起那些著名的反对夏威夷传教士的讽刺话语：“他们来岛上是要做好事，他们自己的确过得挺好。”“怪不得那些群岛在他们离开之后轻松了很多，他们把能看见的东西都扫荡走了嘛。”“他们教土著人怎么穿衣打扮，怎么签署土地出售合同。”其中最绝的一条是：“传教士们来到夏威夷之前，这里有四十万快活的、裸体的夏威夷人在山里互相杀戮，乱伦，吃得很好。传教士们来这里走了一遭，这里就只剩下三万衣冠整齐、生活困苦的土著人抱成一团挤在海岸线上，他们一无所有，只能对基督教表表忠心。”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单是姓惠普尔或者姓休利特，就能让人浑身不自在。总是有人在说约翰・惠普尔医生放弃了教会，去当百万富翁了，还说休利特离开了教会，去窃取那些毫无戒备的土著的土地。
到了学术调查的第五个星期，十九岁的三年级学生霍克斯沃斯・黑尔要求给他些时间，对全班同学朗读他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研究成果。他用毫无感情的、冷静的声调展开了论文：“在19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几艘小船将传教士送到夏威夷。一共有十二艘船，乘坐着五十二个传教士。他们来到岛上，总共花费了一百二十二万美元。在岛上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宗教以及社会服务之后，传教士们实际上没有任何土地，除了一位叫作亚伯拉罕・休利特的，他娶了一个夏威夷妇女，那位妇女的家族一向将家族的土地记在她名下，这样做是为了族人的利益。惠普尔家族没有任何土地。黑尔家族也没有。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有了几块地产，在上面建他们的住宅。事实上，1854年，夏威夷政府意识到了传教士家庭的不幸处境，通过了一条特别法令，允许那些为群岛做出特别贡献的传教士以优惠价格购买小块土地。政府之所以这样做，亚伯斯教授，因为他们怕的不是传教士攫取土地，而是怕他们返回美国，并且带走他们的子女。政府在这一事件上的会议记录十分清楚明白：‘1851年6月，接受土地或申请拥有土地的传教士均提供了在他们看来十分公平的补偿款，之后他们才行使这一权利。既然他们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就说明，国王陛下的政府对待这些申请的方式与对待其他的土地申请别无二致。传教士们与其他购买土地的人一样，以相同的价格购买相同数量的土地，并没有因为其身份而拥有特权，这一点无可争论。但是，除了他们理应尽到的义务之外，传教士对我们的人民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出于对这些贡献的承认和感激之情，在本地土著人口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对于重要政策的每一种考虑都应防止他们将其子女带出群岛。因为他们做出的卓越贡献，我们提出一个正式的解决方案并且制定条款，保证他们的子女留在群岛上生活，表达我们民族对于传教士的感激之情。’”
读到这里，霍克斯沃斯盯了一眼教授，继续说道：“亚伯斯博士，这一方案的条款得到了实施，调查委员会发现，传教士们在岛上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他们获得的补偿又太少，以至于整个社区一致同意政府的决定，允许任何在岛上服务满八年的传教士购买五百六十英亩政府土地，价格比外来的白人购买的价格每英亩低五十美分。那时候平均的购买价是每英亩一元四角五分，所以这就意味着价格优惠百分之三十点五。或者说，他们在岛上辛勤、忠诚地服务一年，就可以得到一个百分点的优惠。就我所找到的材料来看，传教士获得土地的方式只有这一种，即便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太穷了，以至于连政府提供的优惠价格都付不起。
“夏威夷当时急需传教士家庭留在岛上，有一句话说得十分公正：‘传教士们在岛上最重要的果实不是蔗糖，而是他们的儿子。’现在，如果你想说，传教士们那些天分极高的儿子们离开夏威夷，来耶鲁大学进行学习，然后回到群岛上去，攫取了大量重要的工作，例如医药、法律、政府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话，那么你的说法非常正确。但如果你想这样说，就请不要责怪传教士，要怪就怪耶鲁大学。
“我认为，谴责这些家庭偷窃他们从来没有拥有的土地，这样既有失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攫取土地的，正是那些非传教士背景的家庭，那些新英格兰的海上流浪汉。随后，这些人攫取的土地被传教士的儿子们管理，以换得一笔费用。难道应该任由这些土地就此荒废吗？你说的事实适用于塔希提岛。那些事实并不适合夏威夷。”
他坐回座位上，由于激动而满脸通红。他期待着同学们报以掌声，因为他胆敢与傲慢的教授针锋相对，但霍克斯沃斯所说的话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共鸣。他的话不符合当时的潮流，并不为人们所信。大家继续开着有关传教士的玩笑。黑尔看到，他在同龄人当中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还将自己置于一种十分严重的、与教师对抗的不利地位。但最让他感到心灰意冷的是他在普纳荷学校的同学——休利特・詹德思等人——都为他感到羞耻。身为传教士后代的尴尬原本只会持续一小会儿就自行消亡，现在却传得满城风雨，迫使全班同学要么是反对传教士的一派，要么属于支持的一派。几乎所有人都属于前者。让普纳荷学校的毕业生们感到愤怒的是，捅这娄子的居然是他们自己人。
霍克斯沃斯・黑尔的第一次公开辩论后果相当糟糕，但他的研究让他对自己的祖先有所了解。于是，不管那些攻击传教士的俏皮话说得多么聪明，霍克斯沃斯都知道真相究竟如何。在很多方面，这种知识——以真理那种微妙的方式——使他变得更加坚强。
对夏威夷历史的迷恋横生出的枝节激怒了整个耶鲁，导致霍克斯沃斯暂时从耶鲁大学休学了一阵子。有一天，他正泡在图书馆，读着一份早期的火奴鲁鲁报纸《波利尼西亚人报》。霍克斯沃斯想换换脑子，看看那位容易激动的主编詹姆斯・杰克逊・贾维斯到底对传教士作何评价。一个故事突然吸引了他，讲的是贾维斯如何反抗法国军舰炮轰火奴鲁鲁的事，为的是阻止法国向火奴鲁鲁无限量出口红酒。故事还讲了法国当局如何威胁要用九尾鞭抽他，还要游街示众。接着他翻过那发黄的报纸，读到英国领事馆果然对可怜的贾维斯进行了鞭打，因为他维护夏威夷的利益，反抗英国干预当地事务。读到这儿，霍克斯沃斯开始自嘲起来：“贾维斯肯定是个异想天开的年轻人，就跟我一样。”这种自负的想法让他开心不已，开始对这个素不相识、主意不断变换的编辑产生了同情心。贾维斯跟夏威夷人和传教士都交上了朋友。突然，霍克斯沃斯又看了一眼那个名字：詹姆斯・杰克逊・贾维斯！他以前不是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他匆忙跑出图书馆，来到展览厅，这是耶鲁大学的另一座光荣建筑。一位神秘莫测的先生收藏了一组意大利早期的艺术杰作，那个人的名字就叫作詹姆斯・杰克逊・贾维斯，于19世纪50年代生活在佛罗伦萨。霍克斯沃斯快步跑到展览厅，徜徉在奇异的、恍如隔世的、由金色和蓝色组成的画作之中。那些画作来自一个他一无所知的年代。他尚未有足够的准备去对贾维斯的藏品产生热爱，而且也不打算这么做，因为这些画作与拉斐尔以及伦勃朗的画作毫无可比之处，而他一直被教导，后者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然而盯着那热情洋溢的小小图画的时候——总数超过一百幅——霍克斯沃斯能感觉出来，这些作品的收藏者对它们无比热爱。他问管理员：“这个叫贾维斯的是什么人？”那人也不知道，于是黑尔又找了一个人，最后他找到馆长，问：“贾维斯是什么人？”
馆长为这位不知道姓名的捐赠人保留了一个简短的备忘录，他说：“一位美国艺术作家，在上世纪中叶居住在佛罗伦萨。他是伊丽莎白、罗伯特・勃朗宁以及约翰・拉斯金的朋友。他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位杰出人物，也是美国第一位专门写文章介绍艺术的作家。”
“他曾在夏威夷居住过吗？”
“没有。但晚年他的确用英语写过一本有关日本艺术的书籍。他发现了版画这种艺术形式，所以他肯定曾在东方生活过，但具体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夏威夷并不是东方。”黑尔说。
“夏威夷难道不是亚洲的一部分吗？”
“不是。”黑尔简单地回答，然后离开了。在那些日子，他对学校的管理人员可不大尊重。
他感到迷惑不解。一个是肆意纵情的夏威夷报纸编辑，一个是高雅的意大利艺术鉴赏家，这两个根本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可名字却一模一样：詹姆斯・杰克逊・贾维斯。霍克斯沃斯继续做了一番研究，结果发现：夏威夷的贾维斯靠当报纸编辑难以为生，便仓皇逃往佛罗伦萨，在那里成为美国首位伟大的美术收藏家、第一位美国艺术摄影师，也是第一位日本美学专家。霍克斯沃斯对这位陌生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兴趣，他暗想：“这夏威夷小伙子干得不错。”
他又一次仔细查找了耶鲁大学得到贾维斯藏品的具体细节，对学校采用的卑鄙伎俩感到大为震惊。他把传教士的事丢在一边，开始仔细挖掘1871年发生的一个事件。这位《波利尼西亚人报》的前任编辑时年五十三岁，急需用钱。耶鲁大学贷给他两万美元，以这些藏品作抵押。贾维斯无力偿还债务，于是耶鲁大学便将全部藏品进行公开拍卖，一共一百一十九件作品，当时价值七八万美元，但到了1917年，其价值已经超过一百万美元。当时，校方预先悄悄警告了可能的出价者，说任何买家都必须一次性收购全部藏品，并且学校不会出让这些美术作品的所有权。这样一来，任何可能的买家都得当心惹上官司。结果，到了拍卖那天，一个竞价者也没有，耶鲁大学便以贾维斯所欠债务的数字拍下了全部藏品。
“这简直是一桩丑闻！”霍克斯沃斯喊道。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竟一头钻进艺术的世界里无法自拔。他徜徉在贾维斯的藏品中时，想道：“这些真是旷世杰作！”他给校报写了一封长信，问耶鲁这等层次的学院何以在这种肮脏的交易中耍阴谋诡计。这一下，霍克斯沃斯可捅了马蜂窝。
霍克斯沃斯在耶鲁校园里名誉扫地，他被看作是给母校抹黑的激进分子。然而也有一位波士顿艺术批评家写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全被年轻的黑尔先生耐心地发掘出来。这件事情在艺术圈中早有传说，但在此之前，并没有得到公开披露，以免玷污一家受人敬重的机构完美无瑕的名誉，这一切都是出于对这家机构的礼貌。”就这样，夏威夷送到耶鲁去的最老实巴交的年轻人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回比为传教士们所做的那场斗志昂扬的辩护还要厉害，因为这次涉及到了学校的荣誉。
争论如火如荼的时候，校报想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办法让霍克斯沃斯进行道歉，然而，如同他拒绝委屈自己接受亚伯斯教授关于夏威夷的错误数据一样，如今他也不打算原谅耶鲁大学对他最敬重的夏威夷报纸编辑的所作所为。耶鲁大学窃取了那些画作，霍克斯沃斯则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一意孤行。后来的一个傍晚，他正闷闷不乐地游走在那些藏品中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想法：“其实到了今天，对于贾维斯来说，耶鲁是否偷走了那些画作并不重要，正如传教士们有没有盗取土地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唯一重要的是：学校到底用它做了什么？”如果耶鲁大学没有接受这些藏品——即使是强行夺取过来的——这些作品现在又流落何方呢？他们有没有可能被用于如此伟大的目的，就像现在在纽黑文一样？如果传教士们袖手旁观，听任夏威夷堕落腐化，那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耶鲁大学得到了真正的艺术藏品，并借此开始将艺术学院发扬光大。目前来看，这的确比过去更好。夏威夷也因为有了传教士而比过去更好。小小的污点并不重要。亚伯斯那样狂妄的傻瓜的言辞也并不重要。詹德思和其他人不理他，这才是正确的做法。事实上，今天的夏威夷有甘蔗种植园，有凤梨，有蓄水池，还有不同人种在一起和睦相处。假如耶鲁大学窃取了这些，它们也理应归他们所有，因为他们将其善加利用。我不打算与任何人再争论传教士窃取夏威夷的事情了。他们果然如此的话，虽然我不愿承认，但他们肯定把偷来的东西用于了良好的目的。”在那个昏暗的下午，他看到有很多标准可以用来判断一个学校的行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务实的看法并不是最糟糕的。
就这样，霍克斯沃斯踏上了学习的历程。他走上了一个伟大的、生机勃勃的、不乏痛苦的过程。人类的头脑要变成有用的工具就必定经受这些磨难，人类的头脑唯有具备经验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必须经过一系列实践的证实。霍克斯沃斯突然厌倦了耶鲁，厌倦了普纳荷学校的人们，厌倦了在莱比锡受过训练的教授们，也厌倦了有关詹姆斯・杰克逊・贾维斯的问题。他漠然地走出展览厅，对那些画郑重其事地点头告辞，他再也不想来观看它们了。他到纽黑文的邮局报到。1917年4月28日，霍克斯沃斯报名参军，远赴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