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没有压制人的精神发展，并且，它们在一些方面还推动了人的精神发展。虽作用有限，但也是非常强大的。请允许我先探讨下它们的作用。
我们在探讨美国人的哲学方法时提出的几个论点，在这里也是有用的。
平等会让所有人都倾向于自行评判所有事物，对任何事物都怀有明显的、真切的爱好，而对于传统和形式，人们却抱有轻视的态度。本章进行单独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的这种一般本性。
在民主国家中，那些研究科学的人往往会担心自己陷入空想之中，失去方向。因此，他们总是会紧紧地抓着事实并且亲自研究事实，同时也敢于挑战固有的体系。他们既不会轻易相信哪个有名气的同行，也不会盲从权威。恰恰相反，他们会不断地去寻找名人或权威的理论弱点。学术传统对他们的影响不大，通常来说，他们不会拘泥于一个学派的烦琐议论，而且也极少受制于某些人的豪言壮语。他们尽力地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各主要部分，
并且更喜欢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它们。如此，虽然科学比以前更加自由和确切了，却不像以前那么自大了。[3]
在我看来，根据人的精神的追求，可以把科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现在仍无法知道如何应用，或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应用的最纯理论原则和最抽象概念为内容。
第二部分，由虽属纯理论范围但可以直接方便地应用的一般真理构成。
第三部分[4]，由应用的程序和执行的方式构成。
对于科学的这三个不同部分，我们可以单独地对每一个部分进行研究，然而，人们的理性和经验表明，在这三个部分中，只要其中任何一个部分被孤立起来，科学就无法获得长久的发展和繁荣。
美国人专注于科学的纯应用部分的研究，而对于科学的理论方面，却只注重研究对应用有直接作用的那一部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常会表现出求真、自由、大胆和创新的精神。然而，几乎没有美国人会去专心研究知识的理论和抽象部分。我认为，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存在这一现象，但美国在这种倾向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5]
对于高级科学或科学的高级部分的研究，这是最需要深入的思考的，而在民主社会内部，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适于深思的。在民主社会，既不像贵族制国家那样存在因富有而高枕无忧的阶级，也不存在贵族制国家中那种因为无望改善处境而不再进取的阶级。所有人都在积极活动：有的人希望获得权力，有的人希望得到财富。在这种利害冲突频繁、人们不断追求财富的环境中，是不可能有空间让人们得以静下来深思的。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处于活动状态，而你本身已被拉入席卷万物的激流中，并且每天都漂浮在这个激流之上的时候，你是无法停下来思考高级科学的。[6]
因此，我们应当把长久安稳的民主社会中的这种经常性运动和伴随民主社会的诞生与发展而出现的骚乱性和革命性的运动区分开来。
当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出现暴力革命时，毫无疑问，人们的情感和思想肯定会遭到突然的刺激。
在发生民主革命时，这种刺激尤为明显，因为这种革命会一下子把民族的所有阶级都发动起来，并且使所有人都产生巨大的野心。
法国人在横扫旧封建社会的残余的时候，精密科学一下子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因此有些人把这种科学的发展归根于革命而不是民主。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如果把它视为一般规律，那是不妥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发生大革命的情况并不多。然而，在民主国家里，却常发生使人感到不快的轻微的不和谐运动，即人们之间经常互相排斥。这只会使人的精神受到扰乱，却无法激发和振奋人心。
对于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来说，深思不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他们本身对这种思维活动也不够重视。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使得大部分人经常处于动的状态。而适于这种动态的习惯，在思维活动上并不能同样适用。那些以这种习惯进行活动的人，通常会满足于不求甚解的状态，因为他们一旦希望每一细节都十全十美，那就无法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他们经常会不失时机地利用他们那无暇深入研究的思想，而不去关注这一思想是否严密或正确。他们认为，与其耗费时间去证明一切原理的真实性，还不如冒点风险去利用某些错误的原理。更何况，即便没有那些能够得到长期的验证的观点存在，这个世界也还是会照常运转。
人们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掌握世界上的所有事情的：先是一瞥某一特殊现象，经常对群众的不断变化的情感进行观察，随时而机智地抓住其中的规律和原理。
因此，在所有人都处于活动状态的时代，人们通常过于看重对智力的快速成果和肤浅论据，而对于见效缓慢但是影响深远的智力劳动则十分轻视。
这样的舆论会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判断造成影响，并使得他们相信：深思并非必要，或者，不去研究那些需要深思的科学也可以获得研究成果。[7]
对于科学研究，存在好几种方法。许多人有一种利己主义的倾向，他们往往会把通过智力活动得出的发明创造用于工商业。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种爱好同少数人追求真理的无私之心混为一谈，因为前者是希望利用知识为自己谋利，而后者完全是希望求知。我非常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对于真理的热爱将会无限膨胀。并且，这种热爱只依靠自己不断成长壮大，决不会自我满足。这种对真理热爱是无私和令人自豪的，否则，人们不可能会找到真理的抽象源泉，并从那里汲取珍贵的养分。
假如帕斯卡尔[8]一心只追求名利，或者他只是为了某种荣誉而活动的话，那我相信他肯定不会倾尽其全部精力和心血去探索造物主的奥秘。我一想到他为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研究中，而让自己的精神摆脱了俗世的一切杂念，以至过早地耗尽身心，在未达40岁就离开人世时，就不禁感佩不已。并且我认为，使他付出如此非凡的努力的原因绝不普通。
这种出现在贵族制社会的如此罕见并且如此丰产的求知热情，可能将来也会出现于民主社会。然而，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一点我仍然难以相信。
在贵族制社会中，它会自然而然地对本阶级和人类抱有一种优越的观念，其中的原因就是，指导舆论和政务的阶级可以世代永居于群众之上。这个阶级往往会费尽心思让自身享有荣誉，他们会为自己的设想定下宏伟的目标。虽然贵族常常有非常残暴和不人道的行为，但从思想上来说，却少有下流的人。虽然他们表面上喜欢一些小型娱乐，但实际上却仍抱有某种轻视心理。他们的这种行为，其实也间接地提高了一般人的心灵境界。在贵族时代，对于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人们往往非常看重。无论对于研究科学的人，还是对普通人来说，这种思想的影响始终存在：它自然而然地促使着人们的精神境界向更高层次发展，并使人们的心里自然地对真理产生崇高，甚至可以说是神圣的热爱。
因此，这个时代的学者都专注于理论的研究，而对于理论的应用往往非常轻视。普卢塔克[9]曾经说过：“阿基米德的治学精神非常崇高，甚至到了不肯自贬身价去撰写一部制造兵器的著作的地步。关于发明和组装机器的一切科学，以及与应用有某种实际利益关系的一切技艺，在他看来，都是没有价值的、卑贱的和金钱化的。他费尽精力撰写的所有著作中的美妙之处全部都与实际应用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贵族在科学领域的追求。
对民主国家来说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民主国家的大部分人都热忱地追求物质，贪图眼前的享乐。因为他们总是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足，并且拥有摆脱这种处境的自由，所以他们整天想的都是如何改变处境和如何获得财富。
对于持有这种思想的人来说，任何可以成为发财致富捷径的新方法、任何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任何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工具、任何便于享乐和增加享乐的新发明，这些东西都是人类智力最好的成果。民主国家的人们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钻研、认识和尊重科学的。[10]而在贵族制度时代，人们对科学的要求不同于民主时代，贵族时代注重的是精神上的享受；而在民主制度下，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肉体上的享受。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国家的民主、开明和自由程度越高，人们就越会对科学天才做出这样的评价，那些越能够直接应用于工业的发明不但能使发明人名利双收，甚至发明者还可能因此得到权力。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从事劳动的阶级可以参与政务，并从中获得荣誉和金钱。
不难想象，在拥有这样组织结构的社会中，人们不但会无意识地忽视理论，反而会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求科学的应用上面，或者去追求对于那一部分能对应用起到直接作用的理论。
因为现实的利益一直驱使人们甘愿从事属于中等智力水平的领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出于本能而去求知，并且使自己的精神上升到的智力活动的最高水平，结果也将会一无所成。人的精神只有在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才能发挥它的精神力量和持久的积极性，创造出最好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连力学一个普通定理都没有发现的美国人，却能发明一部使世界的海运面貌因此改变的新机器。
当然了，我并不是认为当代的民主国家要空坐，看着人的精神之光逐渐暗淡熄灭，更是不说它们不能重新焕发光芒。世界发展到了当下这个时代，很多文明国家都在努力发展工业，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开始关注那些引发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联合起来的各种关系；甚至，当人们对应用保持合理的爱好的时候，也会促使他们开始重视理论。在如此多的试验或实验每日都在反复进行的过程中，我们肯定能经常发现最一般的规律。因此，即使不会出现太多伟大的发明家，人们也将不断取得新的发明。
此外，我相信科学具有崇高的使命。民主制度虽然无法引导人们纯粹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但另一方面，它却会能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研究科学的行列中。在如此大量的研究人员当中，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热爱真理的天才开始转向理论研究。毫无疑问，对于这样的天才来说，不管他们的国家和时代受何种思想或观念所支配，他都会竭尽全力去揭开大自然的奥秘。他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们选择独自前进，只要外界不给他们设置障碍，他们就感到知足了。在这里，我想要讲的无非是：如果人们的身份永久不平等，这会使人们囿于抽象真理的研究，并认为这种研究过于高尚，但实用价值不高；而民主社会的情况和制度，则会让人们只关注和追求科学的直接和有实际价值的应用。
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趋势，而且无法避免的。对这种趋势进行了解是很有意思的，并且指明这种趋势也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现代国家的领导者能够对这种不可抗拒的特性有清晰和长久的认识，他们就会明白，一旦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获得知识和自由，他们肯定会去改进科学的工业应用部分，而对于政府当局来说，今后应当把全部精力放在支持高级科学的研究和激发社会研究高级科学的热情上。
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先引导人们重视理论，然后使其自然而然地转向实践，而不应当让人们总是为了追求次要效用才进行深入的研究。最好是让人暂时放下这样的研究，把研究精力放在探究其根本原理上。
罗马的文明因为蛮族的入侵而走向灭亡，因此，我们可能会有这种信念：只要不再出现这类事件，我们的文明就不会灭亡。
如果指引我们的前进之光突然熄灭了，那我们将会逐步陷入黑暗之中，最终自行消亡。如果强迫人们只去关注应用，就会使人忽视原理的重要性；而如果完全将原理抛之脑后，由原理产生的方法肯定也不会太多。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发现新的方法，而只是一直在无知地和不熟练地使用某种工作方法，而对于这种方法背后的原理却完全不了解。
300年前，当欧洲人进入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所有工艺水平均已达到很完善的阶段，并对此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就是最先进的国家了。然而，不久以后，他们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遗留了一点点的残迹。这个国家在实业方面十分发达，而且大部分科学方法仍然保留下来，但是科学本身却荡然无存。这就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经停止发展，陷入到罕见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忘记了那些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只是盲目地踏着祖先的足迹前进。那时，他们还在沿用先辈传下来的科学公式，但是对其背后的原理却不再深究。他们仍在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努力去改进这些工具了。因此，中国人没有进行过任何变革。而且也不再有维新的念头。他们一直亦步亦趋地效仿祖先，以避免偏离先辈留下的轨道走入未知的方向，以至知识源泉逐渐变得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经无法卷起大浪或改变流向了。
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许多世纪。征服中国的外族采用了它的习俗，那里依然秩序井然，物质的繁荣随处可见。在中国，革命非常罕见，而战争更是鲜有听闻。[11]
因此，绝不要以为蛮族离我们还很远，所以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有些民族的文明之火是被蛮族从手中夺走的，有的民族则是自己踩灭了文明之火。[12]
[1]1. 在民主国家中，每个人都想由自己来断定事物；没有人会因某人的口头之言而相信一个人；没人会说太多的花言巧语。所有的这些本性在科学世界中也再次出现，在后来的国家中为科学带来了一个自由的、确定的、实验性的，但是却没那么高高在上的发展方向。
2. 科学的三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纯粹的理论部分，一个接近于应用的理论部分，最后是完全的应用部分。
美国人更擅长后两个部分，而忽视了第一个部分，原因就是：
（1）在科学技术最理论的部分中，要想获得进步是需要进行沉思冥想的。在民主社会中盛行的不断的运动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停下来进行沉思。民主既剥夺了人们的时间，也剥夺了人们停下来的欲望。在一个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永恒地运动的社会中，沉思是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
（2）人们对真理的崇高和无私的喜爱将人们的思想推向了科学的抽象部分。这些巨大的科学热情在民主时代展现得要比在其他时代中少，这是因为：
i. 社会状况没有引导人们普遍具有这种巨大的热情，也并没有赋予科学崇高的色彩。
ii. 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时刻都在忙于享受，对自己所处的位置不满足，并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因此并不重视科学，除非将科学看作是最容易获取财富的捷径。因此他们是以这样的精神来回报科学家的，并且不断地朝这个方向来劝解他们。
［边上写着：我还知道一些比这种推理更引人注目，更清楚，并且最终是更好的东西，但是我的思想却没有抓住它。］
3. 在民主时代中，政府必须尽所有的努力去维持科学的理论研究。实际的研究是可以靠自己发展的。
4. 如果人们完全抛弃理论而只在乎实际，他们会再一次变得近乎粗野。（YTC，CVf，第11—12页）
[2]观念的顺序。
1. 每种科学的三个部分：高级部分，中级部分，低级部分。
这是由法律的科学证明的。
这三个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也可以单独形成。
2. 平等让人们忽略了第一个部分，为了只让他们从事另外两个的研究。这是因为：
（1）在民主的运动中不可能有沉思的机会。
（2）巨大的政治自由剥夺了人们在科学中的天赋和巨大的热情。这必然不是民主的。
首先，必须将具有极大政治自由的国家和不具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区别开来。这是一个大问题：政治天赋和科学天赋是非常不同的，你可以说二者只会相互激化而不会让彼此转移。
3. 两种科学热情，一种是无私和崇高的；另一种是商业化和低级的。（草稿，卷1）
[3]“在民主之下，科学摆脱了无用的辞藻，空洞的公式。美国人为脱离英国司法程序所做的努力。代号俄亥俄。见博蒙，G. B. Q. 。”（草稿，卷1）参看《玛丽》第I部分，第247—248页。
[4]在这一章的末尾，你会看到一张标题为“对于我来说似乎过长，但那对它自己来说确实很好的发展”的封皮，上面写着：
借用一个例子让我的思维能更好地被理解：我会选择以我最了解的科学、法律科学来举例。我刚才指出的区别可以在法律科学中见到，并且我认为，就算我不能以一个积极的方式维持自己的主张，由于它们进行的严密方式，至少你可以在所有法律的区别中，主要是在那些被准确定义的法律中，看到一点蛛丝马迹。
有一种法律科学，它的对象是崇高、投机而普遍的。前者努力去发现人类社会的存在所依靠的规则，并且决定各个国家为了达到它们为自己定下的目标而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法律。
有一种法律科学控制住了特殊的法律主体，或者甚至是控制住了法律主体的更高级部分，它证明了普遍原则在法律中所控制的东西，并且展示了起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显现出的总体观点。
还有最后一种法律科学，因为立法者想要通过它来实施自己的计划，因而进入了行政和司法进程的细节方面，学会了政治议会或者法庭是怎样解释他们的意愿的，并且教会人民通过法律的帮助来获得自己权利的艺术。
有一类学者喜欢研究法律科学的每一个部分，这类学者被人们称作法律撰写者、法律专家，或者法理学家（在最出色的作家作品中考查这些名号的定义）。
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考察这些不同的人之间彼此有着怎样的关系，你会发现从长远看来，法律专家和法理学家是无法在缺少法律撰写者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但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他们是可以独立于他而轻易的发展和成功的。
如果人们仅仅局限于研究已经存在的法律的总体和细节，而不踏足法律的一般理论，很明显他们只会逐步发现，他们国家的立法机构只是各种公式的结合，而他们最终只是套用这些公式而没有准确地了解它们的意义，不久之后他们便会痛苦地迷失在学派的错综复杂之中。如此，你可以诚实地说，在孟德斯鸠和王国中职位最低的行政官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前者的知识通过深刻的见解为后者的工作带来了光明。
但是人们不必每天为了了解生效的法律而回到法律哲学上来；他们还没有看到立法者必然需要的东西，但是他们有能力去理解立法者想要什么。他们能够将普遍的意志应用在特殊的情况之上，并且从法律科学中得到它最有用的结论。因此，尽管法律科学的不同部分如果完全分离开的话，从长远来看是无法获得成功的，但是每个部分却是可以分别形成的。现在回到我的主题上来，我想知道民主是否是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来发展科学的各个部分的。
在美国，人类知识的实践部分和需要立即进行应用的理论部分发展得极为可观，可以说没有人对从本质上来说的理论部分和一般部分感兴趣。
我想如果人们将这个现象仅仅归结于民主是有失偏颇的。将美国人推向科学的应用部分的重大因素既不是由于社会状况也不是由于政治结构。我已经在上面谨慎地将这些因素列举了出来。
［边上写着：1英镑］
[5]如今在所有的自由政府中，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参与政治，并且在一个社会制度为民主制度的自由政府中，几乎没人会不与政治产生联系。因此在这类政府统治的国家中，人们一定会对科学的高级思想有一种普遍的蔑视，并且会对投身于科学研究的人产生一种天生的厌恶。
我想，在一个像当今的德国一般构成的国家中，能找到极大的民主自由，知识教化广为传播，公民享有各自的独立性，但是较大的政治自由却不会存在，这样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所处的地位更能完善科学的理论部分；并且要是德国因为这个原因而成为所有欧洲国家中的知识文化的中心，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的。
专制是无法维持它所发现存在的事物的，也无法独产出伟大的事物，因此我所谈论的并不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而是一个没有完全成为自己主宰的国家。
极大的政治自由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一件如此宝贵的东西，也是保证其他自由所必要的东西，只要它没有在同一时间从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消失，我就绝不会感觉到它从未出现在我所居住的国家中。但是我可不相信政治自由必须跟随社会的普通进程来照顾科学的一般部分和理论部分的发展。我在它中间找到了一千种益处，但却不是这一种。（草稿，卷1）
[6]“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在人类研究行为的所有分支中，哲学会是在民主的建立中承受最多的学说。如果生活在民主社会中，并且具有着民主习惯的人想要进行哲学研究，毫无疑问他们将把他们在其他各种方面中展现出来的无畏和思想的自由带到这上面来。但是你要相信，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对哲学进行研究的。”（TYC，CVj，1，第66页）
[7]对优越生活条件的喜好使得人们极力想通过对科学的应用得到财和名的回报。
这些人对科学研究者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引导他们的研究朝着这样的方向进行，并且通过降低他们对非物质事物的喜好这样的主要驱动力量，从而导致他们无法在其他方面引导自己的方向。（草稿，卷1）
[8]有各种动机会将人们推向对科学的研究。
物质利益。
名垂青史的欲望。
追寻真理的热情。无法定义或者否定其影响的自我满足感。
也许最伟大的科学家们都仅仅是因为这最后一种热情吧。因为仅仅是意愿的话是不足以产生行动的；思想必须先于行动；因此必须先存在对科学的渴望和追求。
想象一下帕斯卡尔和牛顿在民主中的情形吧。
在民主中，精神并没有被赋予如此崇高的基调。民主会从一个较低的角度来看待生活中的事物。（草稿章节“民主对文学的影响”，草稿，卷1）
[9]这一段在草稿中出现时还有它的文献参考：“普鲁塔克：《马塞勒斯的一生》，第269页，卷III，奥古斯塔斯译本。”这句引用在草稿中更长，这本书中没有写上的句子如下：“……如此高尚（还有一个包含了许多几何发明的隐藏财富的深刻理解）。”（草稿，卷1）
[10]“如果说在美国，哲学、文学、科学和美术中没有出现创新的话，并不是因为美国的社会状况是民主的，而是因为人们只具有对商业的热情。”（YTC，CVj，1，第91页）
[11]手稿中还有一条注释：“路易斯说他恐怕这一段虽然很棒，但是所描写的我们关于中国的见解的现状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了。他说现在看来，如果中国人的数量下降的话，那至少他们没有像我所说的那样进步，也不像60年前欧洲各国所设想的那样强大。”
[12]草稿上是这样写的：
路易斯今天（1838年6月1日）告诉我，在科学的问题上，更明显和更为清楚地让他受到打击的是被应用的科学或者对于应用来说最为必要的科学理论部分在各种时候都在被人们当作物质享受而成长，因个人的提高而增加，而与此同时，高等科学的发展总是会伴随着对智力享乐的喜好，这种喜好来自对于巨大真理的发现，哪怕它们是无用的。
在他看来，这对于贵族国家的人也是适用的，如英国人，生活在中世纪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尽管在这些时期中一些人是从事神职工作的；但是，在世间的事物中还是有着明显的反应的。然而他承认民主驱动了这样的喜好，因此这可以看作是科学兴起的间接原因，而直接原因则是对物质享乐的喜好。
对我来说，我认为在引导民主走向应用科学的因素中，由这样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产生的对于良好物质生活条件的喜好并没有起到足够大的作用。但是它却是最毋庸置疑，最真实的原因。我没有遗漏掉它，只是淡化了它的重要性。这个分歧必须被填补完好。
以英国为例。由于自由和商业的可能性，民主阶级中盛行的对良好生活条件的喜好能让这些阶级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就能以这样的方式将他们的精神植入到民族精神中，而贵族阶级只能在它们中间生存。接下来为科学带来的是什么呢？
还有更为强烈的喜好；在美国人中具备着这样热情，数目也更多的阶级。对于科学的实际的冲动也更为专有。
［边上写着：还有另一种没有被足够领会到的观点。
坚定地投身于某种实干事业的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对理论进行研究。我在谈论自由国家中的科学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那时我只谈到了兴趣。
很明显贵族国家同民主国家一样都是可以专注于某种事物的实际应用而忽略其他的。比如罗马人总是热衷于征服世界因此不会去思考科学。所以罗马人在科学上从未留下过什么。而分裂的希腊则在科学上有着长足的进步。
有多少事情都可以用对物质条件的喜好来解释啊！！］（草稿，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