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运动（前411年）
自前431年战争爆发以来，雅典人民在二十年的热战和冷战中表现出了令人称赞的团结。他们无法自由使用乡村的农场和房屋，被迫挤进拥挤的城市中心，遭受严重的瘟疫，最后还在西西里岛蒙受了惨重损失，经历了可怕的苦难，但他们仍然团结一心。自一百年前雅典驱逐僭主以来，雅典人一直保持着这值得称道的团结统一。西西里岛灾难之后，雅典人出人意料地迅速夺回了制海权，似乎能消除那次蹩脚行动的恶果，收复帝国境内的失地，也似乎能重获胜利的希望。然而，波斯的参战使这些前景都暗淡下来。前411年，潜伏已久的敌视民主制的力量开始在雅典复苏，其利用波斯的严重威胁和亚西比德的野心，去攻击民主制政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前411年是雅典从僭主统治中获得解放（此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政权）的一百周年纪念。在这一百年里，雅典发展得繁荣强盛，雅典人民渐渐将民主制视为雅典理所应当的政体。不过，民主制在希腊各城邦当中还是很少见的，大多数城邦都由寡头政权统治，有的寡头统治集团人数较多，有的则较少。雅典的上层阶级也接受了民主制，参与争夺领导权的竞赛，或简单地置身事外，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雅典几乎所有的主要政治家都是贵族出身。
有些贵族从来没有拋弃对民众统治的鄙夷，这种偏见在希腊传统中根深蒂固。在荷马史诗里，贵族做出决策，发布命令；普通百姓安于自己的位置，服从贵族。前6世纪时的墨伽拉诗人泰奥格尼斯是贵族，但他的世界被政治和社会变革颠覆了，他的诗歌带有愤恨，他的思想一直到前4世纪仍然对反对民主制人士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泰奥格尼斯根据出身将人类分为两种：善良且高贵的人和恶劣且卑贱的人。只有贵族拥有判断力和虔敬，只有他们能做到温和、克制和公正。广大群众缺乏这些美德，因此是无耻而傲慢的。另外，好的品质是无法传授的：“生养一个人容易，教他理智却很难。从来不曾有人找到一种办法，让一个蠢货变聪明，也不能让坏人变善良……如果能够炮制思想并将其灌输给一个人，那么一个好人的儿子永远不会变坏，因为他会听从好的建议。但永远没有办法通过教导让坏人变好。”（Theognis 429-438）
前5世纪中叶时底比斯诗人品达的观点受到雅典上层阶级的极大推崇。他的思想与泰奥格尼斯如出一辙：出身高贵的人天生就在智力和道德上比广大群众优越，而这种差距是不能通过教育来消除的。
光辉血统的意义重大。
一个人可以学习，却仍然昏聩无能，
东摇西晃，始终步履蹒跚，
他的头脑粗陋，
吸收了一千种美德的碎片。
（Nemea 3.40-42）
只有天生睿智的人才能理解：
我臂弯下的
箭筒里
有许多锋利的箭。
它们对理智者发言；
大多数人需要译员。
睿智的人凭借血统便懂得许多事情；
粗陋的人需要被教导。
他们什么都说。他们无聊地喋喋不休，
像乌鸦，与宙斯的圣鸟形成对比。
（Olympia 2.83-88）
在被这种思想塑造的人看来，即便说得好听些，民主制也是愚蠢的，它也可能变得不公正和不道德。前5世纪20年代一位佚名作者（常被称为“老寡头派”）写的小册子《雅典政制》揭示了一些雅典人在战争期间的不满情绪。“至于雅典人的政制，我不会赞扬他们选择了这种政制，因为他们这么做就是将大部分权力交给了粗鄙民众，而非善人。”（1.1）那些安全而有薪水的职位给了群众；那些危险的职位，如将军和骑兵指挥官，则由选举产生，给了“最有资格的人’（Constitutions of the Athenians 1.3）。
“老寡头派”这样的人的愿望是，他们的国家能成为一个“欧诺弥亚”。这是斯巴达人给他们的政体取的名字，品达也用这个说法来称呼科林斯的寡头政权。在这样的政体下，最优秀和最有资格的人制定法律，好人惩罚坏人；好人“不会允许疯子出席议事会或者在公民大会发言。但由于这些好的措施，人们当然会陷入奴役”（1.9）。作者希望群众通过奋斗来保持民主制这种“恶政”，因为这对他们有好处。“但任何更愿意居住在寡头制城市而不是民主制城市的人，就要做好变得不道德的准备，因为他们知道，坏人在民主制城市比在寡头制城市更容易潜伏、不引人注意”（2.19）。不足为奇的是，抱有这种信仰的人将把推翻民主制视为道德义务。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对民主制的敌视不仅仅是哲学思考，还变成了实际问题。漫长的战争、苦难和匮乏，无法赢得决定性胜利的所有战略，以及西西里岛灾难，人们很容易将这些归罪于政权的性质和领导政府的人。雅典长期缺少像客蒙和伯里克利那样强势且受尊重的贵族领导人，也缺乏民主制和反对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前411年，领导权的真空似乎增加了政治俱乐部的权力，这些俱乐部在雅典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增加了民主制敌人的力量。这些倶乐部的成员和其他有产阶级人士为了维持战争，承担了史无前例的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在战争期间，纳税人群体也萎缩了不少，从战前的大约2.5万名成年男子减少到战争后期的约9000人。
到前411年时，许多雅典人（不仅仅是寡头派）开始考虑对民主制进行一些改良，甚至改换政权。此项运动的肇始者是流亡海外的亚西比德。和以往一样，他这么做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个人私利。他非常精明地认识到，提萨弗涅斯对他的保护是转瞬即逝的，他们发生利益分歧只是时间问题。亚西比德不可能返回阿基斯二世统治下的斯巴达，所以他准备利用他对提萨弗涅斯的暂时影响力，赢得安全返回雅典的机会。
亚西比德的第一个步骤是与萨摩斯岛上“最重要的雅典人”（可能是将军、三列桨座战船船长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在“精英人士”（8.47.2）面前提到他的名字，并告诉他们如果“精英人士”愿意以寡头统治取代民主制，那么他将返回雅典，并带来提萨弗涅斯的支持。这个计谋奏效了，“因为在萨摩斯岛的雅典士兵感到，亚西比德确实能对提萨弗涅斯产生影响”（8.47.2），于是开始通过使者与亚西比德对话。修昔底德有一段非常重要但很少引起人们注意的话，他认为寡头派运动的始作俑者是雅典领导人：“即便没有亚西比德的影响和诺言，在萨摩斯岛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们和最显赫的雅典人也热切希望推翻民主制。”（8.47.2）
修昔底德此处说在萨摩斯岛的所有雅典领导人都抱有这样的动机，肯定是错的，因为有一位我们知晓名字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斯泰里亚的吕库斯之子色拉西布洛斯——从来就不是民主制的敌人。从一开始，萨摩斯人得知有寡头派图谋推翻他们的民主制政权时，便来找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人，这些人“似乎始终特别敌视那些密谋者”（8.73.4）。色拉西布洛斯和他的同僚集合起来，保卫萨摩斯民主制政权，镇压了寡头派叛乱。他们迫使所有士兵宣誓忠于民主制。完全支持民主制的军队罢免了将军们，选举了可靠的民主派人士为将军，其中就有色拉西布洛斯。在战争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是一位忠诚的民主派领导人，在战后则是抵抗和最终推翻三十僭主寡头统治、恢复雅典民主制的英雄。如果修昔底德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或者得到的信息有误，那么他在其他地方可能同样是错误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他的观点，而需要对每一个事件做出自己的分析。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色拉西布洛斯忠于民主制，他却是萨摩斯岛上支持亚西比德重返雅典阵营的人之一。所以，其他人欢迎这位变节者回来的原因也可能不是他对民主制政权的敌视，而是另有缘由。从一开始，萨摩斯岛上的雅典领导人就分成至少两个派系。其中之一是色拉西布洛斯的派系，修昔底德说他的“观点始终一致，即应当召回亚西比德”（8.81.1）。但这意味着在前412年年末，这位毕生忠于民主制的领导人愿意对民主制加以限制，至少是暂时的限制，因为只要当前体制还在运转，就不可能恢复亚西比德的地位。亚西比德本人起初公开表明他对寡头统治的支持，但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真正的民主派可能迫使他淡化了自己的措辞。亚西比德在与萨摩斯岛的一个代表团会晤时，已经使自己的立场温和了不少，承诺“如果雅典人不处于民主制统治之下”（8.48.1），就可以将提萨弗涅斯拉到雅典同盟当中。他措辞的微妙变化是对色拉西布洛斯等人的妥协，后者愿意修改政体（贤哲的出现就已经改变了政体），但不愿意走得更远——改为寡头制。
色拉西布洛斯在说服萨摩斯岛的雅典军队授予亚西比德豁免权并选举他为将军之后，便亲自乘船去往提萨弗涅斯营地，接回亚西比德。正如修昔底德解释称：“他把亚西比德带回了萨摩斯岛，因为他认为对雅典来说唯一安全的办法就是让提萨弗涅斯离开伯罗奔尼撒人，将其拉拢到雅典阵营。”（8.81.1）色拉西布洛斯相信，如果波斯和斯巴达仍然保持盟友关系，那么雅典就完蛋了。要赢得战争，雅典就必须争取波斯的支持，而只有亚西比德能办到这一点。
前411年夏季，最死硬的寡头派排斥亚西比德，认为他“不适合”参加寡头制政府，此后亚西比德向在萨摩斯岛的雅典人做了一些提议，从中可以窥见色拉西布洛斯可以接受的对民主制的限制是什么。当时亚西比德的建议是在四百人议事会通过暴力建立寡头政权之后，将其解散，并恢复旧的五百人议事会；他还要求停止向为公共机构服务的人发饷，这意味着贫穷雅典人不能再担任官职；另外还要建立五千人的政治实体，将完整、积极的公民权仅限于重步兵阶层或地位更高的人。
因此，色拉西布洛斯在当前一定愿意接受这些条件，但不接受更狭隘的四百人议事会。最适合描述色拉西布洛斯立场的是“温和派”这一传统说法。这个词在前411年指的是将战争胜利视为高于一切的人，即便胜利需要雅典民主制做出让步。
但其他一些与亚西比德谈判的人就是真正的民主制之敌了。他们也有很多种类，都希望以某种形式的寡头统治永久地取代民主制。这个阴谋集团的两位成员是普律尼科司和派桑德，他们都曾是蛊惑民心的流氓政客。战争结束几年后，一位雅典演说家指控这两人之所以协助建立寡头统治，是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因对雅典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而遭到惩罚。但我们不能确定，私人的考虑是否也是让这些先前取悦民众的民主制政客参与寡头派阴谋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他们不愿意为了赢得战争而将亚西比德召回。普律尼科司始终反对他回国，“并且表现出他自己是最希望实行寡头统治的人……他开始工作后便表现出他是最可靠的人”（8.63.3）。派桑德很快开始反对亚西比德，并成为最凶暴、思想最狭隘的寡头派领导人之一。他提议建立四百人的寡头政府，并在推翻帝国境内各民主制城邦和雅典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寡头统治倒台之后，他投奔了斯巴达人。
当在萨摩斯岛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和最重要人士”派代表去找亚西比德的时候，派桑德和色拉西布洛斯可能都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在会议上，亚西比德承诺“如果他们不保留民主制，波斯国王会非常信任他们”（8.48.1），就可以将提萨弗涅斯和波斯国王拉到雅典阵营。亚西比德运用他的巧言善辩消除了温和派的犹豫不决。“不保留民主制”可以用既适合温和派也适合寡头派需求的方式来阐释，而“以寡头制代替民主制”则不能做这样弹性的解读。
领导人们下一步应当做的是让“合适之人”宣誓合作，组成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政治实体。这个群体可能包括参与米利都军事行动的重步兵，但色拉西布洛斯也在其中，说明这不仅仅是一个寡头派密谋。这个新群体将萨摩斯岛的雅典人召唤起来，“公开告诉大家，如果他们召回亚西比德，并不再由民主制政权统治，那么波斯国王将成为他们的朋友，为他们提供金钱”（8.48.2）。普通士兵不知道这个群体的某些成员在密谋建立一个狭隘而永久性的寡头政权，群体内部的色拉西布洛斯等人也不知情。
修昔底德将集结起来的士兵和水手称作“暴民”，这些“暴民尽管在当时对这样的局面有些恼怒，但还是陷入了沉默，因为从波斯国王那里得到报酬听起来很诱人”（8.48.3）。修昔底德对雅典士兵和水手做如此描述是不公平的。就像他对前415年群众普遍支持远征西西里岛的解释一样，他在这里也声称贪婪是雅典人的唯一动机，尽管事实上肯定有更复杂的情感和考虑在起作用。前412年和前411年，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城市已经受到威胁；在随后的年月里，他们的行为也一再证明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雅典民主制的忠诚。
正式决定此事的时间到了之后，在领导人会议上，除了普律尼科司之外，大家都愿意接纳亚西比德。普律尼科司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亚西比德或其他任何人能够将波斯人拉拢到雅典阵营。他也不认可这样的说法，即放弃民主制有助于保全雅典帝国。他不认同阶级斗争和关于政体形式的内部争端的重要性，而认为自治权压倒一切。他警告说，雅典的任何盟邦“都不愿意被奴役，不管奴役它的是寡头政权还是民主制政权；而是希望得到自由，不管给它自由的是寡头政权还是民主制政权”（8.48.5）。
除了这些考虑之外，普律尼科司坚持主张亚西比德是不值得信任的。政体的安排对亚西比德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关心的仅仅是安全返回而已。他回到雅典城之后会引发内战，导致雅典毁灭，因此绝不能允许他回国。即便遭到了这样的强烈反对，雅典领导人毕竟急于找到改变城邦命运的办法，因此这次会议还是决定接受亚西比德的建议。他们指派派桑德领导一个使团去雅典，在那里尝试就迎接亚西比德归国的问题进行谈判，并消灭现行的民主制政府，争取提萨弗涅斯的支持。
普律尼科司现在发现自己处于很大的危险当中，因为当他反对亚西比德归国的消息传到后者那里，亚西比德一定会很快寻求报复。绝望之下，普律尼科司设计了一个计划去阻止亚西比德归国以保全自己。随后发生的复杂事件令学者们长期为之困惑，虽然我们不能百分百确定，但下面是一种可能的事件还原：对于普律尼科司在此事中的行为，最好的解释是他长期对亚西比德抱有强烈敌意，因而孤军奋战地反对恢复亚西比德的地位。他未能左右萨摩斯岛上的会议，害怕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便写信给斯巴达海军司令阿斯泰奥库斯（此时在米利都），将自己知道的和盘托出，即雅典人打算将亚西比德接回来，以及这位变节者答应争取提萨弗涅斯和波斯人支持雅典人。普律尼科司此时不知道亚西比德已经不在斯巴达阵营，所以推断阿斯泰奥库斯收到此信后会立刻逮捕亚西比德，于是雅典人的计划就破产了。阿斯泰奥库斯虽然再也没有办法逮捕亚西比德，却不能无视这个警告而让雅典人得逞。
他的解决办法是写信给提萨弗涅斯（此时在马格涅西亚），与他直接对质。总督一定大为震惊，因为他肯定没有向亚西比德做出任何形式的承诺。亚西比德的计划被挫败了，他在总督那里当即垮台。
亚西比德怒火中烧，写信给萨摩斯岛，将普律尼科司的书信告知他的朋友们，要求处死普律尼科司。普律尼科司原以为阿斯泰奥库斯会杀死亚西比德，雅典人的计划会当即完蛋，却不曾料到阿斯泰奥库斯会将他的信件泄露出去，于是他在恐慌之下赶紧写信给阿斯泰奥库斯，为其打败萨摩斯岛的雅典人出谋划策。现代学者很难相信，在阿斯泰奥库斯泄露了第一封信之后，普律尼科司竟莽撞地写了第二封信，即便第二封信的情况与之前大不相同。第一封信无意中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请求，因为亚西比德已经离开斯巴达阵营，斯巴达人没办法逮捕他。而第二封信给了斯巴达海军司令一个机会，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有希望取得重大胜利，也许能一举结束战争。亚西比德不是唯一一个头脑灵活、擅长随机应变且野心勃勃的雅典政治家，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为了自身安全和晋升而甘愿出卖自己的城邦。
但阿斯泰奥库斯害怕这是雅典人的陷阱，而且为了挫败雅典人的阴谋（其目的是劝说波斯改换阵营），他将第二封信的内容告知了亚西比德和提萨弗涅斯。与此同时，普律尼科司已经得知阿斯泰奥库斯又一次泄露了他信中的内容，于是设下了阿斯泰奥库斯所害怕的那个陷阱。普律尼科司警告雅典人，阿斯泰奥库斯将要进攻萨摩斯岛。而这进攻恰恰就是普律尼科司自己煽动起来的。亚西比德后来写了一封信给萨摩斯岛的雅典人，告诉他们普律尼科司叛变通敌以及斯巴达人即将发动进攻，雅典人不再相信他，认为他是“不值得信赖的人”（8.51.3）。狡猾的雅典变节者被比他更聪明的骗子打败了。亚西比德的信不仅没有对普律尼科司造成不利，还让雅典人证实了普律尼科司警告的真实性，整个事件至少在短期内加强了普律尼科司的地位，使雅典人对亚西比德越来越不信任。此事还导致了提萨弗涅斯与亚西比德决裂，使他没有机会兑现向萨摩斯岛的雅典领导人做出的承诺。雅典人与提萨弗涅斯谈判的失败使寡头派密谋者不再对召回亚西比德感兴趣，还导致斯巴达与波斯又缔结了一份新条约。反对雅典民主制的第一次阴谋破产了。
与亚里士多德的同题文章是截然不同的两部作品。（作者注）
欧诺弥亚得名自希腊神话中司管明智法律与良好秩序的女神，是时序三女神荷赖之一。赫西俄德的著作《神谱》中记载，她是宙斯和忒弥斯的三个女儿之一，主要是维护社会的司法、纪律与安定。正义女神狄刻与和平女神厄瑞涅（另外两位荷赖）是她的姐妹。
伊奥尼亚地区的一座城镇，在今天土耳其西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