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前411年）
前412年12月底，萨摩斯岛上企图改变雅典民主制的人们派遣派桑德带领一个使团前往雅典。他们还不知道亚西比德已经失去了雅典人的信任，所以执行了原先的计划，即将亚西比德迎接回国，请他从中调停，帮助雅典与波斯结盟。因为像色拉西布洛斯那样的温和派仍然支持亚西比德建议的修改政体，并且努力在这当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真正的寡头派需要淡化言辞，以遮掩自己的真实目的。
使者们向雅典公民大会传达的信息是，国家的生存和胜利取决于波斯的援助，而只有亚西比德能获得波斯援助，因此需要恢复他的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民主制加以限制。他们向公民大会保证，雅典人只需要“采纳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政府”（8.53.1）。不管措辞多么巧妙，他们提议的两个方面都遭到了强烈反对。很多人反对以任何形式对民主制做任何改动，而亚西比德的各色敌人则反对将他召回。大会上群情激愤、吵吵嚷嚷，发言者不断地被抱怨声和嘘声打断。虽然这次群众大会混乱而不友好，派桑德的讲话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他的优势是他此前是一位激进的民主派政治家，因此被视为“左翼分子”，所以其比保守派政治家更容易得到群众的信任。他利用了自己的这个优势。他询问那些起哄的人，斯巴达的船只数量和雅典的一样多，但盟邦比雅典多，再加上从波斯获得的金钱，雅典人是否有办法解救雅典城？除了召回亚西比德、获得波斯援助之外，他们是否有其他的希望？没有人能回答他，喧嚣的人群沉默下来。随后派桑德给出了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对民主制加以限制：必须改变政体，才能召回亚西比德并得到波斯的支持。
他的两个问题都是骗人的。我们已经看到，亚西比德没有办法让波斯支持雅典，也没有证据表明波斯人关心雅典的政体究竟是什么。革命运动中的寡头派就只是希望改变政体而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也愿意接纳亚西比德。一些温和派希望对民主制加以某些特定的约束，其他人则希望保持民主制当前的模样。但他们全都相信亚西比德是赢得波斯支持的关键所在，而要让他回国就需要改变政体，他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派桑德精心选择他的措辞，不仅要符合温和派同僚的意愿，还要满足听他发言的民主派群众。他警示道，“除非我们的统治更为理智，并在更大程度上将官职交给少数人”（8.53.3），否则雅典人不可能达成目标。这意味着民主制将会大体保持原样，只是对官职人选做一些限制。很多人可以接受这个，视其为温和与务实的举措，是不得已而为之。雅典国库空虚，没有办法支付官员的薪水，所以干脆将官职仅限于那些不需要薪水的人。他指出，危机时期不适合探讨政体的形式。他向大家保证，如果对新政体不满意，随时可以恢复旧政体。
尽管公民大会对派桑德“关于寡头统治”（8.54.1）的话颇为不悦，但他还是劝服了大多数人：要想得到安全，别无他途。所以，出于恐惧以及相信他们的行动是可逆的，雅典民众接受了他的论断。公民大会派遣派桑德和其他十人去与亚西比德和提萨弗涅斯谈判，“自行斟酌最佳途径”（8.54.2）。
为了开辟道路，派桑德指控普律尼科司出卖了伊阿苏斯和阿摩基斯，于是消灭了普律尼科司这个潜在的绊脚石。从技术上讲，这个指控是诬陷，但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普律尼科司应当对在米利都逃避交战负责。如今人们都已经认识到，在米利都逃避交战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在此事上他肯定有罪，于是雅典人投票决定罢免普律尼科司和同僚斯基罗尼德斯的将军职务，以狄奥墨冬和列昂代之。因此，派桑德利用公众的愤恨情绪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离开雅典之前，他拜访了各俱乐部（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寡头派分子），以便“共谋大计，推翻民主制”（8.54，4）。对于这些听众，他可以直抒胸臆，直言不讳地敦促大家建立狭隘寡头制，不需要为了符合温和派盟友的意愿而再三思量自己的用词。
派桑德和其他使者随后乘船前往提萨弗涅斯的宫廷，在那里他们看到亚西比德坐在总督身旁，代表他发言。但亚西比德表面上的自信和强大影响力是虚假的，因为此时“亚西比德在提萨弗涅斯身边的地位已经不是很稳固”（8.56.2）。在此之前，修昔底德一直将亚西比德描绘为得到总督真诚的尊重、享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当亚西比德写信给萨摩斯岛的朋友，说他能够将波斯拉到雅典阵营时，他一定相信自己有这个能耐。但是现在，修昔底德却告诉我们，提萨弗涅斯在继续执行拖垮斯巴达与雅典双方的计划，于是亚西比德与他的关系也变得岌岌可危了。
普律尼科司和阿斯泰奥库斯之间的通信已经揭示，亚西比德在瞒着总督，为自己的利益而活动；他在秘密筹划返回雅典，丝毫没有考虑提萨弗涅斯的意愿。在此事被揭穿之后，总督对这位奸诈顾问的信任一定动摇了，于是不再打算支持雅典（如果提萨弗涅斯真的曾有过这个打算的话）。目前提萨弗涅斯将恢复中立政策，他一定在接见派桑德及其同僚之前将这个决定告知了亚西比德，所以才让这个雅典流亡者担任他的代言人。
因此，在这次会议上，亚西比德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兑现诺言，提萨弗涅斯的要求是雅典人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他所能做的仅仅是继续假装自己得到总督的宠信，并让大家觉得雅典与波斯谈判失败是因为雅典人不讲道理，而非亚西比德无能。会议拖得很长，中间休会两次，提萨弗涅斯要求将小亚细亚西海岸的所有城邦、“邻近岛屿及其他土地”（8.56.4）全部交还波斯。这包括罗德岛、萨摩斯岛、希俄斯岛和莱斯博斯岛等富饶且重要的地点。雅典使者同意将这些地方割让给波斯。但在最后一段讨论中，亚西比德传达了总督的要求，即雅典人必须允许“波斯国王在任何地方建造任何数量的船只，并在他自己的海岸沿线航行”（8.56.4）。
事实上，自波斯人于前479年被希腊人击败以来，波斯人就被禁止派遣战船进入爱琴海或赫勒斯滂海峡，因为雅典及其帝国的安全需要将波斯舰队排除在这些海域之外。现在，波斯国王的总督却坚持要求恢复希波战争之前的局面。自由的雅典公民大会绝不会接受这一点，于是派桑德及其同僚拒绝了这个要求。愤怒的雅典使者相信亚西比德欺骗了他们，并且与提萨弗涅斯沆瀣一气。但亚西比德在一个方面取得了成功：雅典人没有想到他其实没有能力兑现诺言，而是相信他出于某种原因，故意不兑现诺言。于是，关于亚西比德权势和影响力的神话得以继续传扬下去。
修改雅典民主政体的运动此刻出现了危机。亚西比德不愿或不能将波斯拉到雅典阵营，于是他的计划对色拉西布洛斯等温和派的吸引力就消失了。色拉西布洛斯与修改政体运动下一次发生接触时，就成了它的不共戴天之敌，不过他一定将该运动的一些成员拉到了反对派。那些仍然赞成修改政体的人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亚西比德，此后就决定“放弃亚西比德，因为他拒绝加入他们，另外他也不适合参与寡头制政府”（8.63.4）。他们放弃了获取波斯支持的打算，但他们比以往更坚定地希望消灭民主制，因为他们为这个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开始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
此时，修改政体运动的成员已经公开宣布，他们打算改变政体。他们若在此时以亚西比德欺骗了他们，或者亚西比德没有能力兑现诺言为由放弃计划，还是安全的。三列桨座战船船长色拉西布洛斯和其他温和派在与亚西比德和提萨弗涅斯的谈判失败之后，就是这么做的。
在仍然赞成修改政体的人当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寡头派，他们想要的是革命本身，而不是为了争取波斯支持而发动革命。也有一些人的立场不是这么极端，但可能已经对充满弊病的激进民主制不抱希望，并且害怕民主制会犯下更多错误。他们也可能意识到国家需要开源节流，而这与现行体制（继续向官员和公共服务支付薪水）是不相符的。
但是，留在修改政体运动中的这两个群体都处于岌岌可危的位置。他们再也不能宣称自己的目标是获得波斯的支持。色拉西布洛斯脱离运动也一定会让他们的敌人逐渐认清他们的真实面目；色拉西布洛斯将会成为这些反对派的优秀领导人，因为他对运动内情很了解，也非常有才干。在得到波斯援助的希望完全破灭之后，仍然继续坚持改变政体的人会逐渐被视为民主制的敌人和潜在的僭主。但他们仍然决心保持运动的生命力，自掏腰包，并绝不向斯巴达屈服。
运动现在必须转入地下，变成一个密谋集团。他们明确了取得彻底胜利所需的三个目标：控制萨摩斯岛的海军基地；在帝国各地煽动寡头派革命；在雅典建立寡头制政权。于是，他们开始在萨摩斯岛争取重步兵和农民的支持，这些人不像舰队桨手那样热忱地支持激进民主制；他们还与岛上的“显贵要人”合谋在岛上建立寡头政权。
与此同时，派桑德带着曾参与提萨弗涅斯谈判的一半使团成员，乘船前往雅典，以便在帝国境内建立寡头政权。另外五名使者则分散到爱琴海各地，去做同样的事情，但在这一过程中遇到了麻烦。密谋者之一狄爱特雷菲斯将军起初成功推翻了萨索斯岛的民主制政权，建立了寡头统治。但不久之后，尽管雅典也建立了寡头统治，萨索斯寡头派却与其他流亡的寡头派联手，在岛上设防，抵御雅典人可能的进攻，并召来了科林斯将军提莫劳斯率领的一支舰队。萨索斯岛的寡头派不再需要雅典人强加给他们的“贵族统治”，因为他们可以与斯巴达人结盟，从而享有“自由”。
萨索斯岛事件支持了普律尼科司的论点，即用寡头制代替民主制未必能让各附庸国接受雅典的统治。修昔底德指出：“各城邦有了温和政府和自由之后，就自行其是，转为绝对的自由化，根本不管雅典所谓的寡头政权。”（8.64.5）
尽管经历了这次失望，派桑德仍然对自己的使命充满希望。在雅典，他征募的那些极端派贵族青年已经刺杀了一些民主派领导人，其中包括安德罗克利斯，他是当时受民众欢迎的主要政治家，寡头派杀他不仅因为他是擅长煽动民众的政客，还是为了取悦亚西比德。这些寡头派显然还不知道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晓得密谋集团领导人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他们仍然鼓吹温和派的纲领，公开提议不再为服兵役的人支付军饷，并将公民权仅限于重步兵阶层或地位更高的五千人。
与此同时，这些贵族青年还在刺杀其他一些被选定的政敌，这不是温和派能够赞同的做法。除安德罗克利斯之外，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秘密杀死了其他一些对他们造成不便的人”（8.65.2）。这些谋杀事件是恐怖政策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削弱反对派，以便更轻松地推翻民主制。公民大会和议事会仍然召开会议，但现在寡头派运动的成员控制了会议议程，也只有他们发言，因为他们的对手都因为恐惧而陷入沉默。“若有人胆敢反对他们，他们便立刻以某种方便的手段杀害他。”（8.66.2）谋杀犯得到容忍，不曾受到调查、逮捕、指控和审判。民主派成员不敢公开地互相交流，互不信任，因为即便是有名的民众煽动家派桑德和普律尼科司也曾摇身一变，成了寡头派领导人。
密谋者就这样制造了恐怖气氛，在合法性、正当程序和民众认同的假象掩护下控制了国家，而无须直截了当地动用武力。在公民大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建议任命一个三十人委员会（包括十名贤哲），委员会拥有全权，将在“指定日期”起草“治国良方”。这简直就是授权他们起草新宪法。受到恫吓的公民大会未提出质疑便通过了这个建议。
三十人委员会在指定日子做了报告，但不是按照惯例在雅典的普尼克斯山，而是在城外约1英里处一座叫克罗诺斯西比乌斯的山上。选择这个地点，可能是为了让下层阶级更加畏惧；虽然一队武装重步兵出现在会场，可以理解为对城墙之外的集会提供保护，但将开会地点转移到一个不寻常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三十人委员会没有为国家安全或管理国家提出建议，而仅提出一项动议：“允许任何雅典人提出任何建议，而不对其施加惩罚。”（8.67.2）这意味着，宪法中禁止提出非法动议的条例被暂时搁置了。
在此次会议的紧张气氛（群众受到恫吓，会议受到严格控制）下，这样的措施不是为了允许大家自由发表意见，而仅仅是为那些筹划革命的人提供法律保护。只有派桑德一个人发言，阐述了密谋者的计划。与战争无关的公共服务人员将不再得到报酬，但九位执政官和五百人议事会的执行官员除外，他们的薪水是每人每天半个德拉克马。派桑德提出的计划的核心部分是组建一个四百人议事会，“拥有全权，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治国理政”（8.67.3）。四百人议事会成员将通过一种复杂而间接的方式选出。在如此杀气腾腾的环境下，四百人议事会的成员无疑是密谋者内定的人选。此外，计划还指定了一个包括重步兵阶级及以上人员在内的五千人名单。四百人议事会得到授权，在自己认为必要时召集五千人会议。
公民大会通过了这些措施，没有反对意见，随后便解散了。政变成功了。在雅典统治了近一个世纪的民主制政府被一个新政权取代了。新政权将下层阶级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将统治权交给了一个狭隘的寡头制集团。
尽管规定五千人的条款是骗人的，但对前411年的雅典人而言，这些建议大体上与温和派的计划相一致。为了打仗，必须节约经费，所以削减公务人员的薪水；在战争期间，激进民主制必须让位于一个更受限制、温和的政权。因此，四百人议事会也可算作一个临时性的执政团体，仅仅在五千人大会接管权力之前有效。
余下要做的就是处理亚西比德和他的诺言（将提萨弗涅斯和波斯人拉到雅典阵营）。尽管派桑德知道这已经不可能办到，但我们不知道温和派此时有没有得知与提萨弗涅斯的谈判已经破裂。雅典的温和派继续支持政变，或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听说与提萨弗涅斯谈判破裂的消息，但即便听说了，他们仍然有理由保持原路线。萨摩斯岛上的温和派即便在得知关于亚西比德和波斯的希望破灭之后，仍然支持政变；和他们一样，雅典的温和派也继续坚持下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身处险境”，因此更安全的办法就是继续前进。或许，他们仍然真诚地希望节约国家资金以便投入作战，并且相信将公民权局限于有产阶级是帮助雅典生存下去并赢得战争的最好办法。
推翻民主制运动的领导人是派桑德、普律尼科司、安提丰和塞拉门尼斯。前两位，像“四百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仅仅是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为了个人野心而行动。但安提丰的谋划却不同。普律尼科司和派桑德是高度活跃和为人民熟知的政治家，安提丰却在幕后活动。他可能是雅典最早的一位专业的演讲稿撰写人，赢得了修昔底德的仰慕，被誉为“最有才干帮助别人在法庭或公民大会斗争的人”。但他不是民主制的朋友，并且“由于他危险的聪明，而成为群众怀疑的对象”。正是他“设计了整个计划，并确定了此事发展到当前阶段的方法”（8.68.1）。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安提丰认为雅典最好的前途就是推翻民主制和建立一个真正的狭隘寡头政权。他愿意为了实现这个前途而努力工作，也愿意为了达成目标而不择手段。修昔底德“在他所处的时代，安提丰的勇气和美德不逊于任何人，他最擅长构建一种思想，并用演讲将其表达出来”（8.68.1）。
但在前411年起到最大作用的却是塞拉门尼斯。他也是四个人当中最有争议的一位，有些人指控他是寡头派，是民主制的敌人，他的敌人称他为“对左右脚都合适的悲剧靴子”。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表明，他是一位爱国者和真正的温和派，真诚地忠于将权力交给重步兵阶级的政体，不管是受限制的民主制，还是执政基础较宽泛的寡头制。
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受到不同哲学思想和目标的驱动，这四个人“开始剥夺一个民族的自由。这个民族不仅自己不曾臣服于其他人，并且在半个世纪以来习惯于统治其他人”（8.68.4）。
派桑德没有为新政权接管政府定下确定的日期，许多雅典人一定认为，他们的掌权会推迟到大约一个月之后，那时本届议事会年度就结束了。但密谋者行动迅捷，在前411年6月9曰，也就是克罗诺斯会议结束仅仅几天之后，就夺取了政权。当雅典人去往他们在城墙和操练场的军事哨所时，密谋者们采取了行动。他们之前为了政变特地从蒂诺斯岛、安德罗斯岛、卡利斯图和埃吉那岛征募了四五百名武装人员，这次将其派上了用场。
“四百人”的长袍下藏着匕首，在120名令雅典心惊胆战的年轻贵族的帮助下，冲进了议事会大厅。他们向议事会的民主派成员支付了当年余下时间的薪水，然后命令他们出去。议员们拿了钱，不加抗议地乖乖离去了，没有其他人施加干预。“四百人”抽签任命了议事会执行人员和主持会议的官员（这是旧时议事会的惯例），然后举行了就职仪式上惯常的祈祷和献祭。他们尽一切努力保全体面，让大家觉得他们是延续前一届议事会的正常的、合法的机构，但很少有人上当。自前510年庇西特拉图僭主家族被驱逐以来，雅典国家第一次被威胁和暴力手段控制了。
执政官（Archon）的字面意思是统治者或领主，是古希腊许多城邦最高长官的职衔。雅典早期的共和国体制中，每年有九位执政官，掌管政治、军事和宗教事务，分別为名年执政官（Eponymos Archon，他掌权的那一年以他的名字命名）、军事执政官（Polemarch）、宗教执政官（Archon Basileus）及六名立法者。执政官从富裕阶层选举产生，起先任期十年，前683年后改为一年。前487年后，执政官在公民当中抽签产生，军事执政官的职责被每年十位将军（Strategos）的制度取代，十位将军每天轮流担任军事执政官，军事执政官仅在名义上是十将军的上级。名年执政官在名义上是民主制雅典的国家元首，但政治意义已经弱化很多。
优卑亚岛上的一座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