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人”掌权（前411年）
最积极地建立“四百人”政权的人并非温和派，但由于他们需要温和派的支持，便隐藏了自己的真实目的，承诺将来会走温和派路线。为了这个目的，克罗诺斯西比乌斯山上的会议指定了一个登记委员会，以确定“五千人”的名单（这个名单始终未能完成），并组建了另一个委员会，起草未来的永久性宪法。这些措施是为了说服温和派，“四百人”的统治是临时性的，危机结束后便会让位于“五千人”的新政体。
因为极端寡头派的目的是让“四百人”仅仅暂时掌权，最终建立一个统治基础更狭隘的寡头政权，所以他们被迫采用了一些欺骗手段。于是，草拟宪法的委员会达成了“妥协”，提议了两种新宪法，其中一种被立刻采纳，另一种则将在未来采纳。即刻生效的宪法是对极端寡头派的正式授权，给予“四百人”议事会合法地位，允许它“自行决断，便宜行事”（Aristotle，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31.2）。雅典人必须接受“四百人”议事会在宪法问题上颁布的任何法律，同意不对其做任何修改，并赞成不再引入新法律。这些措施实际上就是允许“四百人”随心所欲，想掌权多久就掌权多久。
为了维持温和派的效忠，“四百人”还为将来制定了一部宪法草案。它从根本上讲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司法，但它提议了一个没有薪水的议事会，其成员来自“五千人”里年龄超过三十岁的人，分成四个群体，轮流代表整个议事会执政一年。将军和其他主要官员将从正在任职的议事会中选拔，所以他们在每四年中只能任职一年。这种安排是为了阻止民众领袖的崛起。然而，这部草案的可行性和文件细节实际上都无关紧要，因为寡头派根本不打算让这部宪法生效，它也始终不曾生效。目前，温和派对将来有一部温和宪法的前景感到满意，觉得具体细节可以慢慢敲定。
夺权八天之后，“四百人”正式建立了新政权。宪法起草委员会颁布了两部新宪法，声称它们已经得到“五千人”的批准。这个说法是觍颜的扯谎，因为“五千人”的名单根本不存在。但大多数雅典人太害怕、太糊涂也太无知，所以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在这个公共事件之前与之后，大多数人相信“五千人”可能已经选好了。“四百人”当中的温和派知道真相，但他们不声张，相信这样的欺骗手段是他们所期望的转型的一个必要部分。他们的目标是得到萨摩斯岛上雅典军队的忠诚，新政权的合法建立与将来广泛而温和政府的前景都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步骤。
寡头势力的崛起是因为战争中的一次危机，而它的革命性诞生却导致了国内的另一场危机，所以它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当务之急是保障雅典城的安全。“四百人”随后要争取萨摩斯岛雅典军队的忠诚，并将雅典人民团结在他们的统治下。此外，“四百人”还要做出决策，决定如何处置雅典的各附庸国，以及如何将战争继续打下去。他们应当继续作战吗？如果是这样，应当采纳何种战略？如果不继续作战，应当寻求怎样的和平条件？雅典政府在长远的未来应当采取何种形式？对于这些问题，“四百人”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分歧。
为了给民众留下温和、合法与延续的印象，“四百人”通过抽签选拔议事会的主席，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为了恢复对雅典武装力量的直接控制权，他们匆匆任命了一些新将军、一名骑兵指挥官和十名部落领袖，而没有遵循宪法所要求的合法程序。我们知道名字的将军当中有四位是极端寡头派，塞拉门尼斯和另外一人是温和派，这个比例可能与“四百人”中极端寡头派与温和派的比例相似。“四百人”中的极端寡头派希望召回被民主制政府放逐的那些人，其中大部分是民主制的死敌。如果将流亡者一概召回，就会包括亚西比德，而他们不信任他、畏惧他。但如果大赦单单排除亚西比德一人，就会疏远温和派（其与亚西比德仍有紧密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实施大赦。
从一开始，政变的表面目的就是为了赢得战争，但“四百人”上台之后很快就开始与斯巴达议和。尽管新的寡头政权一再保证将继续作战，但是人们应当很清楚地认识到，消灭民主制和继续战争是不能并行的。雅典人获得胜利的唯一希望是舰队的强大，这意味着必须和下层阶级及其民主派领袖合作。只要城市的安全依靠他们来维护，对民主政府的攻击就不可能长期不受阻挠。然而，与斯巴达达成和约，哪怕只是短期和约，就能让大多数船只停放在码头，让水手们分散开。在这种情况下，寡头派就能够通过恐怖手段和争取重步兵的支持来强行建立一个新政权。到那时，他们就可以通过谈判缔结永久性和约，并让雅典处于寡头统治之下。
但这条路线也不会走得轻松，因为温和派完全有可能坚持要求继续作战，或者提出斯巴达人不大可能接受的条件。虽然大多数极端寡头派也希望得到比较合理的条件，但他们愿意“以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接受和平，即便那意味着放弃雅典的城墙、舰队和自治权。正是为了防止这种结局出现，塞拉门尼斯不久之后便领导了一场运动，推翻了“四百人”的统治。他和温和派愿意与斯巴达缔结和约，条件是雅典保持独立，保留其帝国和权力，哪怕维持现状（一些附庸国已经反叛）也可以，但不愿意放弃更多。虽然极端派愿意做出更多让步，但至少在谈判的最初阶段他们与温和派是一致的。
于是，“四百人”派遣使者去狄凯里亚拜见阿基斯二世国王，提出和平建议：双方保留当前控制的土地。阿基斯二世立刻拒绝了，表示“除非雅典人放弃海洋帝国”（Aristotle，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32.3），否则绝不议和。斯巴达国王认为雅典人的议和建议表明他们很虚弱，于是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调集一支大军，派到雅典城墙附近与他在狄凯里亚的部队会合。但是，雅典人还没有准备屈服。在斯巴达军队逼近城墙时，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武装力量——骑兵、重步兵、轻步兵和弓箭手——发动袭击，将斯巴达军队打退了。
雅典人的坚决使阿基斯二世明白，胜利不会那么轻易地获得。此役之后，“四百人”继续寻求和谈，而清醒过来的阿基斯二世敦促雅典人派遣使者直接去斯巴达。他不愿意让别人觉得他阻碍和平，但也不愿意亲自参与和谈，免得他谈出来的条件不被斯巴达政府接受。
现在，“四百人”将注意力转向萨摩斯岛上正在恶化的问题。他们的原计划是让该岛成为寡头制国家，但这个计划很快遇到了麻烦。派桑德说服一些机会主义的萨摩斯政治家组建一个“三百人”密谋集团，这个集团使用了与“四百人”在雅典的恐怖策略相类似的手段。“三百人”谋杀了希帕波鲁斯（他自前416年遭到陶片放逐以后便生活在这个岛上），作为效忠于雅典寡头派的证据，但这样的暴力活动在萨摩斯岛没有收到先前在雅典的效果。作为回应，萨摩斯民主派寻求最受信赖的雅典民主制支持者的支持，包括将军列昂和狄奥墨冬、三列桨座战船船长色拉西布洛斯和斯拉苏卢斯（此时只是一名普通重步兵），这些人“似乎始终反对寡头派密谋者”（8.73.4）。
萨摩斯岛局势也足以证明，变革雅典政府的密谋从一开始就成分复杂，包括好几个不同的群体。列昂和狄奥墨冬既不是寡头派也不是激进民主派，他们看到国家大祸将至。尽管他们对这个计划并不满意，但也一定接受了这样的主张，即召回亚西比德、修改雅典的民主政体。他们是将军，因此密谋者不能将他们排除出“四百人”核心圈子，这个圈子还包括派桑德这样货真价实的寡头派。因此，在外人看来，列昂和狄奥墨冬似乎也是寡头派成员，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萨摩斯岛的雅典民主派后来驱逐了他们，另外还驱逐了被认为不可靠的将军和三列桨座战船船长。
更令人惊异的是，民主派信任三列桨座战船船长色拉西布洛斯，他是亚西比德的强烈支持者，也是寻求波斯援助计划的创始人之一。他被选为四名受命拯救萨摩斯民主制政权的雅典领导人之一，说明参与此事的人已经认识到，“四百人”并不都是一路货色，其中也有民主制的真正朋友。
被选中的四位雅典人开始向可靠的雅典士兵发出警报，尤其是向雅典的通信船“帕拉鲁斯”号发警报，这艘船的船员以支持民主制和仇恨寡头制而闻名。列昂和狄奥墨冬在出航执行任务时总是谨慎地留一些船只守卫萨摩斯岛，并确保“帕拉鲁斯”号是留下的船只之一。因此，萨摩斯寡头派发动政变时，雅典水手得以阻止他们，尤其是“帕拉鲁斯”号的船员。得胜的萨摩斯民主派将政变的三十名主谋处死，将另外三人放逐，但大赦了其他人。按照当时的标准，这算是了不起的自我克制，而且这个努力很快得到了报偿。“从此以后，萨摩斯人作为公民同胞，生活在民主制之下。”（8.73.6）
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雅典政变不久之后，所以萨摩斯岛上的人还不知道雅典城已经建立了寡头统治。因此，当“帕拉鲁斯”号抵达雅典，宣布萨摩斯岛民主派得胜的重大消息时，船员们立即遭到逮捕。只有一位特别热忱的民主派人士凯利亚斯孤身逃脱，匆匆返回萨摩斯岛。他对雅典形势的描述比实际情况更恶劣：人民遭到鞭笞的惩罚；寡头制政府不容许任何批评的声音；妇女和儿童遭到虐待；寡头派企图监禁萨摩斯岛上不支持他们事业的人的亲属，并威胁将他们杀死。据修昔底德记载，“他还撒了许多谎”（8.74.3）。凯利亚斯的话令雅典士兵大为光火，“他们抓住了寡头统治的主谋分子”以及“其他参与其中的人”，打算将他们乱石打死，但“立场比较温和的人”制止了士兵们（8.75.1）。“寡头统治的主谋分子”应当是派桑德和普律尼科司的亲信，而“其他参与其中的人”一定包括列昂和狄奥墨冬这样的温和民主派，因为士兵在群情激愤之下将他们的将军职位罢免了。“立场比较温和的人”肯定包括色拉西布洛斯和斯拉苏卢斯，因为他们成了这些民主派事件的领头人物。他们还阻止了暴力活动，赦免了那些参与寡头派运动早期阶段的人，前提是这些人向雅典和萨摩斯武装部队宣誓：“接受民主制，和谐地生活，努力奋战反对伯罗奔尼撒人，敌视‘四百人’，绝不与其议和。”（8.75.2）此后，岛上的雅典人和萨摩斯人将并肩作战，共同反对雅典的“四百人”以及伯罗奔尼撒敌人。
萨摩斯岛的雅典士兵推选色拉西布洛斯和斯拉苏卢斯等人来取代被罢免的将军。这个选举将军的举措相当于宣布主权，即宣布自己的合法性，拒绝承认雅典国内寡头制政府的合法性。新领导人宣布，代表大多数人的不是雅典城的寡头派，而是广大将士和海军，只有他们才能控制帝国及其收入。这么说鼓舞了士兵们的斗志，是雅典城造反并背叛了他们，不是他们背叛了雅典城。以萨摩斯岛为基地，他们可以打退敌人，并迫使寡头派恢复雅典的民主制。无论如何，只要仍然拥有强大的舰队，他们就是安全的。
与此同时，在距离萨摩斯岛不远的米利都，伯罗奔尼撒人自己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在怒气冲冲的叙拉古人的带领下，很多士兵公开反对他们的领导人。他们抱怨称，雅典人内乱时，伯罗奔尼撒联盟的领导人却无所事事、错失良机。他们指责海军司令阿斯泰奥库斯消极避战、错误地信任提萨弗涅斯。他们对总督本人也很愤怒，因为他许诺带腓尼基舰队来，却始终不见舰队的影子；他给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饷数量不足，还经常拖欠。他们还指控他故意耽搁，企图消磨他们的力量。在士兵们的攻击下，阿斯泰奥库斯不得不召开会议，决定迫使雅典人与他们打一场大规模战役。在得知萨摩斯民主派对寡头派的攻击之后，他们希望趁敌人深陷内战之时发动攻击。
于是，他们于6月中旬率领整个舰队（112艘战船）前往萨摩斯岛。萨摩斯岛上的雅典人只有82艘战船，但他们及时得知了敌人的动向，向正在赫勒斯滂海峡的斯特罗姆比基德斯发布命令，要他赶回来参战。伯罗奔尼撒人出现的时候，雅典舰队在萨摩斯岛隐蔽起来，等待斯特罗姆比基德斯返回。伯罗奔尼撒人则在米卡列（在大陆上，与萨摩斯岛隔海相望）扎营，准备于次日出航。但他们得知斯特罗姆比基德斯已经回来了，雅典战船的数量增加到108艘，于是阿斯泰奥库斯下令撤回了米利都。雅典人追击敌人，希望能够打一场决定性战役，但阿斯泰奥库斯拒绝出港。尽管雅典人内部出现纷争，他们还是将力量对比恢复到上一年冬季时的状态：雅典战船虽然数量略少一些，却又一次掌握了制海权。
从萨摩斯岛撤退使伯罗奔尼撒士兵和水手愈发恼火，他们加大了对阿斯泰奥库斯施加的压力，要求他采取有效的行动，但提萨弗涅斯未能兑现诺言、支付军饷，所以海军司令很难继续维持舰队。而另一方面，安纳托利亚北部的波斯总督法那巴佐斯答应，如果阿斯泰奥库斯将伯罗奔尼撒舰队转移到赫勒斯滂海峡，他就支持他们。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拜占庭的公民也请求阿斯泰奥库斯去帮助他们反抗雅典人。此外，阿斯泰奥库斯还没有执行斯巴达政府给他的命令，即派遣一支部队在克里阿库斯将军的指挥下去援助法那巴佐斯。他的政策——留在伊奥尼亚、努力与提萨弗涅斯合作——显然已经破产，他再也不能耽搁了。
7月底，克里阿库斯率领40艘战船向赫勒斯滂海峡挺进。他害怕萨摩斯岛的雅典舰队，于是向西偏离直接路线很远，进入了更开阔的海域，但在那里遭遇了爱琴海上常见的突如其来的风暴，这种风暴对三列桨座战船的打击是致命的。他放弃了自己的目标，溜回米利都，那边的大海比较平静。与此同时，10艘战船在更勇敢或者说更幸运的墨伽拉将军希里克苏斯的指挥下，进入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成功煽动了拜占庭的叛乱。不久之后，博斯普鲁斯海峡另一岸的迦克墩，以及库济库斯和塞利姆布里亚也加入了叛乱。
这些事件极大地改变了战略局势，因为叛乱分子和斯巴达舰队进入了两条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威胁着雅典的粮食供应，同样也威胁着它继续作战的能力。伯罗奔尼撒人进入法那巴佐斯的势力范围也是个重大事件，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只能依赖于提萨弗涅斯零星而不可靠的支持，并且受制于他的阴谋诡计。现在法那巴佐斯成了盟友和金主，他们可以期望得到更大的成功，尤其是他们现在横跨在雅典至关重要的补给线上。
萨摩斯岛上的雅典人迅速认识到伯罗奔尼撒人与法那巴佐斯结盟对雅典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色拉西布洛斯从来没有放弃敦促召回亚西比德（他认为这是赢得战争的关键），最后终于得到了大多数士兵的支持。于是颁布了法令，召回亚西比德，并授予其不受起诉的豁免权。色拉西布洛斯本人则乘船陪同亚西比德到萨摩斯岛，“他认为唯一能救雅典的办法，就是将提萨弗涅斯从伯罗奔尼撒阵营拉到雅典这边”（8.81.1）。
但亚西比德得以回国的条件却不是他想要的那样。雅典人普遍不信任他，有些人则憎恨他。他不能返回雅典，只能来到萨摩斯岛；豁免权能暂时保护他，但未来仍然可能遭到清算。他想要的理想情况是，作为一个广泛联盟的领导人，光荣地返回雅典城，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然而，只有一个温和民主派的派系，在其领导人色拉西布洛斯的坚持下，将他带到了萨摩斯岛，而且萨摩斯岛还与雅典城不和。他的成功依赖于和色拉西布洛斯维持良好的关系，更不用说他的未来了。色拉西布洛斯虽然是一位忠实的朋友，但也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强势人物，绝不会受任何人操纵。因此，亚西比德抵达雅典营地后必须服从他的领导。
亚西比德在抵达萨摩斯岛之后，向那里的雅典公民大会讲了话，他的话也是说给雅典寡头制领导人和伯罗奔尼撒人听的。修昔底德将他的意图描绘为：希望赢得萨摩斯岛上雅典军队的尊重，恢复他们的自信心；增加伯罗奔尼撒人对提萨弗涅斯的猜忌，进而让伯罗奔尼撒人失去胜利的希望；让控制雅典的寡头派人士畏惧他的卷土重来，最终削弱极端寡头派的影响力。在演讲的核心部分，他继续撒谎，假装他仍然对提萨弗涅斯有很大影响力，而且总督也愿意帮助雅典人。提萨弗涅斯将把曾承诺给伯罗奔尼撒人的腓尼基舰队带给雅典人，但条件是雅典人必须恢复亚西比德的地位，以示诚意。雅典士兵们热切地相信安全与胜利终于要降临了，于是立刻选举他为将军，“将他们的全部事务都交给他管理”（8.82.1）。
事实上，亚西比德的演讲实在是太成功了，以至于热情洋溢的雅典军队希望直接驶向比雷埃夫斯，攻击“四百人”。但亚西比德还需要时间与提萨弗涅斯会晤，让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没有祖国的亡命徒，不是依赖总督的保护才能苟活，而是萨摩斯岛雅典军队的新将军，一个不容小觑的人。修昔底德告诉我们，他“利用雅典人去吓唬提萨弗涅斯，利用提萨弗涅斯去吓唬雅典人”（8.82.2）。但要达成目标，他必须在雅典人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抵达总督那里。
与此同时，在米利都，伯罗奔尼撒人与提萨弗涅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他以伯罗奔尼撒人无所事事为借口，扣住他们更多军饷。此时连军官们也表示不满，他们攻击的对象主要是消极避战的海军司令阿斯泰奥库斯。他们觉得阿斯泰奥库斯对提萨弗涅斯太纵容，怀疑他收了总督的贿赂。图里人和叙拉古人激发了部队的不满情绪，向阿斯泰奥库斯索要军饷。指挥外国军队的斯巴达指挥官素来非常居高自傲，他傲慢而严厉地回答他们，甚至举起手杖威胁多利尤斯（指挥图里人的伟大运动员）。阿斯泰奥库斯若不是逃到祭坛前避难，多利尤斯的水手们会用乱石打死他。米利都人利用伯罗奔尼撒人的内斗，占领了提萨弗涅斯之前在城内建造的要塞，将其驻军驱逐出去，并且得到了盟军，尤其是叙拉古人的赞许。就在这个关头，8月，新任海军司令明达鲁斯前来接替了阿斯泰奥库斯。
这样的动荡一定让亚西比德很高兴。在动荡的部分时间里，他在米利都和提萨弗涅斯待在一起。他返回萨摩斯岛不久之后，雅典的“四百人”派来一个使团，尝试处理萨摩斯岛的局势。当使者们企图在大会上发言时，愤怒的士兵们高声咆哮，压倒他们的声音，甚至威胁杀死那些推翻了民主制的人。但过了一会儿，士兵们温和了一些，使者们传达了讯息。他们解释道，革命的目的是挽救雅典城，而不是出卖它。新政府不会是一个永久性的狭隘寡头制政权，“四百人”最终会让位于“五千人”。凯利亚斯的指控是假的，士兵们在雅典的亲属很安全。但这些说法依然没能让听众平静下来。立刻攻击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城寡头派的建议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修昔底德指出：“在这个关头，除了亚西比德，没有人能够控制这群暴民。他做到了。”（8.86.5）修昔底德在此处和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夸大了亚西比德的影响力（亚西比德可能是修昔底德史书的主要资料来源），因为色拉西布洛斯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士兵，“参与其中，大声呼喊，因为据说他是雅典人当中嗓门最大的”（Plutarch，26.6）。
亚西比德在答复使者们时，坚持要求采纳色拉西布洛斯及温和派的施政方针。“他不反对‘五千人’的统治，但要求他们罢免‘四百人’，并恢复五百人议事会。”（8.86.6）他赞同为了支持武装部队而节约经费的措施，并鼓励他们不要屈服于敌人，因为只要雅典城还安全地掌握在雅典人手里，和解的希望就存在。广大士兵和水手无疑更希望恢复完全的民主制，但他们的领袖仍然希望建立他们从一开始就想要的温和派政权，于是士兵和水手们服从了他们的意愿。
亚西比德演讲的主要靶子可能是雅典的执政团体。他的话是为了加强温和派的决心，去抵抗极端派正在筹划的任何过激行为，或许还能让温和派掌握政权。亚西比德演讲的更重要目标是威慑“四百人”，让他们不敢单独与敌人媾和并将城市出卖给敌人。这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在萨摩斯岛的军队很快就拿到证据，证明“四百人”又一次企图与斯巴达人议和，尽管“四百人”的使者始终未能抵达斯巴达。运载这些使者的船只的水手们起来反抗他们，将这些“对颠覆民主制负有主要责任”（8.86.9）的人交给了阿尔戈斯人，阿尔戈斯人则将这些人押解到萨摩斯岛。
前411年夏季快结束了，希望在雅典建立永久性寡头统治的人未能达成任何目标。他们原想通过建立寡头制来增强帝国的安全，不料却引发了更多叛乱。他们未能在萨摩斯岛扶植一个友好的寡头政权，却激怒了广大雅典军人，后者差一点就起航去攻击雅典城的寡头派。寡头派还疏远了色拉西布洛斯——改变政体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使他变成了寡头派的危险敌人；他们的朋友亚西比德曾经是寡头派计划成功的主要因素，如今也反对他们。色拉西布洛斯和亚西比德现在都要求解散“四百人”，他们还对雅典“四百人”内部的一些温和派朋友施加影响。寡头派与斯巴达议和的努力也失败了，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说服斯巴达人在一切太迟之前挽救他们。
拜占庭以西的一座城镇，今称锡利夫里（Siliv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