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人”（前411年）
寡头派的使者从萨摩斯岛返回雅典后，只将亚西比德的部分信息传达给了“四百人”。使者们告诉“四百人”，亚西比德坚持要求雅典人继续作战，不要屈服于斯巴达人；他希望与寡头派和解并赢得战争胜利。但使者们隐瞒了这些事实：亚西比德支持“五千人”，反对“四百人”继续统治，并且要求恢复旧的五百人议事会。如果使者们把这些情况如实相告，必然会加深运动内部的裂痕，但即便是这个经过修改的版本也令温和派颇受鼓舞，他们“是参与寡头统治的大多数，在此之前就已经很不满了，非常乐意用任何办法摆脱此事，只要办法是安全的”（8.89.1）。
“四百人”内部异见人士的领导者是塞拉门尼斯和斯基利里斯之子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塞拉门尼斯在这段时间的行为预示着他未来代表雅典温和派政权的大胆而活跃的政治生涯。阿里斯托克拉特斯是一位雅典显贵，曾经是一位重要的将军，有资格在《尼基阿斯和约》和与斯巴达的盟约上签字，并且还是前414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嘲讽的对象。和塞拉门尼斯与色拉西布洛斯一样，阿里斯托克拉特斯曾支持遏制雅典民主制的运动，后来又反对“四百人”；他也作为亚西比德的同党，在复苏民主制政权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四百人”内部心怀不满人士的讨论中，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宣布，他们不仅害怕亚西比德和萨摩斯岛的军队，还畏惧“那些向斯巴达派遣使者的人，担心这些人不与大多数人磋商，就做出危害城邦的事情来”。但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等人小心地避免使用反革命言辞，免得引发更多恐怖镇压和公开内乱，那样会使雅典城被斯巴达轻松征服。于是，他们坚持要求“四百人”兑现诺言，“切实指定‘五千人’（而不是仅仅拉出一个名单来），并建立更平等的政体”（8.89.2）。
除了特定个人的野心外，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等人受到了恐惧和爱国主义的驱动。随着局势恶化，极端派完全可能转而反对“四百人”内部的异见分子，而且极端派已经表现出铲除对手的意愿。另外，如果萨摩斯岛上的雅典民主派控制了局面，他们就不大可能对“四百人”的创始人宽大为怀。时间一天天过去，极端派为了挽救寡头统治和自己的命而将城市出卖给斯巴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雅典的温和派决心保卫城市独立，坚持作战直到胜利。后来的事实证明，民主派公民同胞认可他们的贡献，多次任命他们为军事指挥官。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温和派尽快行动起来。
尽管使者们小心翼翼地没有把亚西比德的全部信息都传达给“四百人”，萨摩斯岛传来的消息还是让极端派领导人大为警惕，以至于他们开始在比雷埃夫斯港口附近的爱提奥尼亚（这是一块海岬，从港口入口处向南延伸）建造一座要塞。建造新要塞的公开目的是让一支小部队控制港口，抵御内部敌人从陆地一面发起袭击。但塞拉门尼斯和温和派立刻认识到，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他们抗议道，新要塞的真实目的是“在任意时间从海陆两路接纳敌人”（8.90.3）。亚西比德归国的消息也让极端派更加害怕。他们“看到大多数公民和他们内部一些之前被认为可靠的人，都在改变主意”（8.91.1）。虽然他们更愿意保有自治权、在雅典建立寡头统治、保卫帝国的领土完整，但如果丧失了帝国，他们就会寻求自治，而不是接受民主制复辟。“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他们愿意引入敌人，放弃船只和城墙，代表他们的城市以任何条件与敌人讲和。”（8.91.3）于是他们加快了爱提奥尼亚的建设，并派遣十几个人，包括安提丰和普律尼科司，“以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8.90.2）向斯巴达人求和。
对于这些谈判的具体情况，我们只能做一番猜测。这些雅典人可能要求维持现状，就此议和，但斯巴达人拒绝了。于是雅典使团从斯巴达返回，未能缔结协定，但他们与斯巴达人谈了帮助极端派逃亡的问题：安提丰及其同僚做了安排，为了保证自身安全，他们将出卖城市。
新要塞的护墙一天天升高，塞拉门尼斯也越来越公开、强烈和勇敢地对此表示不满，尽管反对极端派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被告发或被暗杀。但一起性质完全不同的暗杀，终于促使“反革命”爆发了。普律尼科司离开议事会大厅后，在拥挤的阿哥拉被人杀死。杀手逃跑了，一个曾陪同杀手的阿尔戈斯人即便遭受毒刑拷打，也不肯揭发暗杀密谋者。与此同时，消息传到雅典，一支伯罗奔尼撒舰队打算援助优卑亚人的叛乱，在埃皮达鲁斯登陆了，随后袭击了埃吉那岛。这不是去往优卑亚岛途中的停留，而是径直开往比雷埃夫斯。塞拉门尼斯、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和“四百人”内外的其他温和派，召开了紧急会议。塞拉门尼斯近期一直在发警报，伯罗奔尼撒舰队的真实目标不是优卑亚岛，而是雅典的港口。他现在要求采取行动。
阿里斯托克拉特斯指挥着比雷埃夫斯的一个重步兵团，他立刻逮捕了亚利西克利斯——“寡头派的一位将军，与俱乐部成员特别亲近”（8.92.4）。一位温和派下令铲除一名极端派将军，这受到了重步兵部队的欢迎。重步兵是武装部队的核心，如果极端派想要执行卖国求荣的计划，就必须先控制重步兵。当起义的消息传到雅典时，“四百人”正在议事会大厅内开会。极端派迅速反对显而易见的嫌疑犯塞拉门尼斯。但他做出了令他们吃惊的事情，提议愿意参加援救亚利西克利斯的行动。极端派大吃一惊，不清楚塞拉门尼斯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也不愿意在关键时刻撕破脸皮，于是接受了他的提议，允许他带走了一位与他观点相同的将军。极端派能够采取的唯一反制措施就是，派遣极端派分子阿里斯塔库斯作为第三位将军陪同他们。
一支军队从雅典出发，去应对比雷埃夫斯的另一支军队，内战似乎是不可避免了。但比雷埃夫斯的军队指挥官是温和派，而从雅典出发的三名将军中有两名也是温和派，所以随后出现的不是一场决定性战役，而是一场滑稽表演。阿里斯塔库斯愤怒地要求重步兵奋力作战时，塞拉门尼斯假装训斥这些士兵。大多数重步兵犹豫地问塞拉门尼斯：“正在建造的防御工事是对我们有利，还是应当被拆毁？”他答道，如果他们觉得最好把它拆掉，他就同意他们的意见。重步兵们立刻开始拆除防御工事，呼喊着：“谁想要‘五千人’统治，不要‘四百人’，就来拆吧！”（8.92.10-11）
怂恿肯定是温和派计划的一部分，这是对“群众”的呼唤，鼓舞他们拆毁防御工事、挫败极端派向斯巴达人出卖城市的阴谋；也是向“群众”保证，新政权将依法治理国家。呼喊口号的士兵们若是有时间思考，或许会更希望直接恢复完全的民主制；但在塞拉门尼斯及其同僚的领导下，他们满足于推翻“四百人”的寡头统治，阻止极端派叛国投敌。
领导此次活动的温和派领导人不希望发生内战，所以他们的目标是迫使极端派屈服，而不是交战。次日，在军队彻底拆毁了防御工事并释放亚利西克利斯之后，他们便向雅典开进，但在一个操练场停了下来。“四百人”派的代表到达这里，与他们会面。这些代表承诺公布“五千人”名单，并允许以它决定的任何方式从“五千人”中选拔“四百人”议事会成员。代表们敦促士兵保持冷静，不要危害国家和人民，并说服他们在某个指定日子在狄俄倪索斯剧场举行一次公民大会，以讨论恢复和平的问题。
至少极端派对这个建议不是诚心实意的，因为他们相信“让这么多人参与政府事务，就等于是民主制了”（8.92.11）。他们的目标是争取时间，等待斯巴达人来救他们。几天后，消息传来，斯巴达舰队正向萨拉米斯岛前进，打算进入比雷埃夫斯的防御工事，却不知道这些工事已经被拆毁了。斯巴达人的此次远征可能是和雅典寡头派串通好的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在比雷埃夫斯登陆：如果他们发现爱提奥尼亚落在友好人士手中，就能夺取港口或封锁其入口，用饥饿迫使雅典人屈服。如果幸运的话，他们抵达时雅典人说不定正陷入内战、港口无人把守。如果敌对势力控制着爱提奥尼亚，斯巴达人总可以撤退，驶往优卑亚岛。
由于爱提奥尼亚的防御工事已经被毁，斯巴达人的处境很棘手。在得知敌人舰队逼近后，雅典人奔去保卫港口。斯巴达指挥官阿吉山德里达斯和他的42艘战船从雅典城旁经过，南下去往苏尼昂，进而驶向优卑亚岛。在温和派与民众的努力下，雅典得救了。
对困守雅典城、比雷埃夫斯和两地之间长墙封闭区域的人们来说，优卑亚岛“至关重要”，于是雅典人临时拼凑了一支舰队，令其在泰摩卡里斯（一位温和派将军）的指挥下匆匆去保护防御薄弱的优卑亚岛。在7英里之外、海峡对岸的奥罗浦斯，阿吉山德里达斯的舰队拥有42艘战船，雅典人只有36艘。此外，阿吉山德里达斯的船员更有经验，事先演练过作战计划，并且得到了埃雷特里亚人的支持。他们战略的一部分是在登陆之后剥夺雅典人的一个市场，迫使雅典人分散开，到内陆腹地去寻找粮食。当雅典人果然这么做的时候，埃雷特里亚人发出了讯号，阿吉山德里达斯开始发动进攻。雅典人不得不逃回他们的船只，立刻起航，因为没有时间整装列队，所以很快被驱赶回岸边。优卑亚人杀死了许多逃命的雅典人，但有些人逃到了哈尔基斯的安全地带，也有一些人逃到了优卑亚岛上的雅典要塞。雅典人最终损失了22艘战船及其船员，伯罗奔尼撒人建造了胜利纪念碑。除了优卑亚岛北端的希斯提亚之外，全岛都加入了叛乱。
雅典人在此次失败后比西西里岛灾难之后更加惊慌失措。他们囊中羞涩，船只不多，并且丧失了通往城墙之外阿提卡的道路，一直作为被占领土替代品的优卑亚岛也丢失了。城市内部分歧严重，随时可能被内奸出卖。内战一触即发，萨摩斯岛的雅典舰队可能进攻城市。民众最害怕的是，伯罗奔尼撒人会回来进攻比雷埃夫斯，那里缺少足够强大的舰队的保护。修昔底德相信，斯巴达人可以封锁或攻打比雷埃夫斯港，促使萨摩斯岛的雅典舰队回来救援亲属和城市，于是从赫勒斯滂海峡到优卑亚岛的所有附庸国就会全都丢失。按照他的说法，斯巴达人是“所有民族中雅典人打起来最方便的一个”（8.96.5），因为斯巴达人此次和之前许多次一样，白白丧失了良机。
不过后来的事件表明，即便伯罗奔尼撒人这一次更大胆地行动，也未必有好果子吃。斯巴达攻击的威胁并没有在雅典城引发内战，而是导致了“四百人”的垮台和雅典在温和派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斯巴达若是发动了进攻，恐怕只会加快这个进程。在外部，斯巴达人若是封锁或攻打比雷埃夫斯，一定会招致萨摩斯岛雅典舰队的进攻，那么阿吉山德里达斯麾下数量较少的舰队很可能会被歼灭，进而让雅典的附庸国不敢叛变。结果必然是在色拉西布洛斯等温和派的指挥下，雅典舰队合兵一处；雅典则由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等温和派领导。新统一的雅典之后便可以寻求与伯罗奔尼撒舰队决战，并大有希望击败敌人、收复失地。因此，斯巴达人有理由不去冒险攻击雅典的港口。
雅典人当然不知道前景究竟如何，于是采取了必要的行动来自卫。他们为20艘战船配备了人员，以便尽可能地保卫港口；然后在普尼克斯山上开会，这是民主制下召开公民大会的常规地点。这传达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即寡头统治已经结束了。他们正式罢免了“四百人”，“将国家大事交给‘五千人’”（8.97.1），并禁止向任何公职人员发放薪水。
这实际上是批准了温和派的计划，因为舰队主力（桨手主要是下层阶级的人）仍在萨摩斯岛，参会的大部分人是重步兵阶级，他们投票赞同这个举措，并对此感到十分满意。有些人认可这样的政体，也有些人认为它是恢复完全民主制的一个步骤，因此对其表示支持。温和派领导人的警觉和勇敢挽救了城市，使之免遭出卖和内战，并阻止了倒向寡头统治的运动。塞拉门尼斯和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凭借在此次危机中的行动，或许比萨摩斯岛上那位魅力十足的变节者更有资格享受这样的赞誉：他们“对国家的价值超过其他任何人”（8.86.4）。
新政权统治下，在公民大会投票、担任陪审员和担任公职的权力仅限于重步兵阶层及以上的人享有。权力中心由“四百人”议事会变为公民大会，但这个大会实际上有多大呢？“五千人”实际上只具有象征意义，不是具体的数字，因为它包括了所有能够自费配备重步兵武器装备或在骑兵部队服役的人。前411年9月，这个数字可能高达一万人。
另外还有一个议事会，大约有五百名成员，他们可能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不是被任命的，其权力比旧时民主制议事会要大。在其他方面，新政体似乎和旧时的民主制一模一样。法庭系统似乎仍然按照传统方式运作，尽管现在的陪审团不包括下层阶级成员。总的来讲，除了阶级限制之外，“五千人”政府与之前的民主制非常相似。
最后，“五千人”政府维持了不到十个月，就和平地被完全民主制取代，因为“人民迅速从‘五千人’手里夺走了国家控制权”（Aristotle，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34.1）。虽然“五千人”政体的延续时间不长，但修昔底德将其描述为“精英的少数与广大群众的温和混合”（8.97.2），并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雅典政府。亚里士多德指出，雅典人“当时似乎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国家被那些手执兵器的人掌控”（Consi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33.2）。
新政体的主要缺陷是它拒绝赋予下层阶级（他们是舰队的主力）常规的公民权利，而在以海战为主要形式的战争时期，这样的举措必然使政府遭到强有力的挑战。要想成功，新近掌握政权的温和派必须将城内的重步兵、骑兵和更重要的萨摩斯岛舰队团结起来；一旦他们这样做了，桨手坚持要求恢复其完整公民权利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温和派面对着一个两难处境：他们的未来和城邦的未来均取决于各阶层的团结，而这种团结必然使他们赞许的政体走向终结。
作为促使雅典城与舰队这两个阵营和解的第一步，“五千人”投票决定召回亚西比德和陪伴他的那群流亡者。塞拉门尼斯和其他温和派一直想让亚西比德回到雅典，并利用他无与伦比的外交和军事才干。作为雅典的敌人，亚西比德险些给它带来毁灭；如今得以回归，他也许能力挽狂澜。亚西比德接到召回令之后的行动表明，这道法令既没有申明他无罪，也没有完全赦免他。法令确认了舰队官兵选举亚西比德为将军的决定，所以一定废止了他作为不法之徒的旧身份，解除了缉拿和惩罚他的威胁。然而，法令可能让他处于前415年秋季的境地，即遭到指控但未受审：他必须返回雅典，才能获得完全赦免和恢复地位。尽管他的主要政敌要么死了，要么失势，他却没有像一个完全洗脱了罪名、不再受到任何威胁的人那样，立刻返回雅典并接受群众的欢迎；他又等了将近四年，直到前407年夏季才返回雅典。普鲁塔克解释道：“他觉得自己不应当两手空空、没有任何成绩，仅凭群众的虔诚和恩德而回国，应当要带着光荣归来。”（Alcibiades 27.1）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之所以迟迟不回国，是因为害怕遭到起诉。
新政权远远谈不上稳固。尽管一些极端寡头派立刻逃离了城市，城内局势依然不稳定，很多极端寡头派分子选择了留在城内，甚至希望重新夺权。温和派必须谨慎行事，因为尽管他们在推翻“四百人”的行动中起了领导作用，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是“四百人”成员。他们不仅需要防备极端派恢复寡头统治或出卖国家，还必须与他们的前“四百人”同僚划清界限。但是，温和派最初的官方举措之一却很奇怪：公民大会对已经死去的普律尼科司颁布了一道法令，指控他叛国。被定罪之后，他的遗骸被从地下挖掘出来，运到阿提卡边界之外；他的住宅被摧毁，财产被充公，对他的判决和惩罚被刻在青铜碑上。这道法令之所以攻击一个树敌甚多但已经死去、不会再惹麻烦的人，显然是要试试水，了解民意。即便如此，阿里斯塔库斯和亚利西克利斯都有为普律尼科司辩护，说明这两个极端分子仍然感到很安全，能够为其同党辩护。
在这个试水的控诉成功之后，温和派开始攻击在世的极端派。派桑德在遭到审判之前逃走了，但三位寡头派领导人——阿耳刻普托勒摩斯、奥诺麦克利斯和安提丰——遭到了起诉，被指控为勾结斯巴达人“危害国家”。之后奥诺麦克利斯逃之夭夭，但阿耳刻普托勒摩斯和安提丰却留下为自己辩护；因为“四百人”的一位成员波利斯特拉仅仅被处以罚金，已经获释，另外很多人也被无罪释放。但阿耳刻普托勒摩斯和安提丰被判死刑，身败名裂，死后也遭到了普律尼科司那样的羞辱处置。他们遭到的判决和处罚被刻在青铜碑上，碑则竖立在普律尼科司的青铜碑附近；他们的宅邸也树立了石碑，上面写着：“两个卖国贼阿耳刻普托勒摩斯和安提丰的土地。”（Plutarch，Moralia 834A）
阿耳刻普托勒摩斯和安提丰的命运一定促使剩下的极端派分子逃亡，于是国家被内奸出卖的威胁消除了。这两人的处决或许为温和派赢得了公众支持，并增强了自信心。泰摩卡里斯保留了他的海军指挥权，塞拉门尼斯则胸有成竹地驶往赫勒斯滂海峡，与色拉西布洛斯和亚西比德会合。温和派现在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如何打赢战争了。
埃雷特里亚是优卑亚岛上的一个城镇。
哈尔基斯是优卑亚岛的首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