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纽西战役（前406年）
亚西比德的垮台把他的朋友们也拖垮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色拉西布洛斯和塞拉门尼斯，他们在前406年春季的选举中没有当选为将军。但在选拔新将军时，派系利益倒不是最主要的因素：选民主要选择与亚西比德没有亲密联系的有经验的海军指挥官，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派系。
前406年年初，科农取代亚西比德，成为萨摩斯岛上雅典舰队的总司令。吕山德开出的更高军饷和雅典舰队在诺提昂的损失使科农手下的水手数量不足，只能满足100艘战船中能有效地操作70艘的人员需求，所以他没有能力执行任何重大行动。此时，吕山德的情况与雅典人截然相反。他的资金很充裕，舰队实力在不断增强，水手斗志高昂。他的道路上只有一个障碍：斯巴达法律规定，海军司令任期仅一年，不能连任。吕山德不得不将舰队交给他的继任者——卡利克拉提达斯。
新任司令也是个莫萨克斯人，但与他的前任在多个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他获得这个高位时十分年轻，可能不超过三十岁，尽管勇敢无畏，却缺少吕山德的个人雄心。狄奥多罗斯说他“没有诡诈、性格直率”，“对和外国人打交道没有经验”，是“最公正的斯巴达人”（13.76.2）。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认同前任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及其继位的儿子保萨尼亚斯的观点。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主张和平、与雅典修好；保萨尼亚斯则成了吕山德强有力的对手，领导着一个被某位学者称为“温和的、传统的”派系，反对斯巴达建立海外帝国。他们害怕海外帝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奢靡的生活方式会腐蚀斯巴达，因此希望重返吕库古宪法严苛朴素的原则。我们推测，吕山德与小居鲁士的亲密友谊和在亚洲各城邦结党营私的做法，引起了保萨尼亚斯派系的猜疑，因此保萨尼亚斯以卡利克拉提达斯取代了吕山德。
前406年4月前后，新任海军司令抵达以弗所之后，很快与吕山德产生了摩擦。吕山德移交舰队时自诩为“大海的统治者，在海战中旗开得胜者”（Xenophon，Hellenica 1.6.2）。卡利克拉提达斯立刻挑战这些吹嘘之词，敦促吕山德率军从萨摩斯岛的雅典人那里驶过，并将舰队派往米利都，以证实他的自吹自擂。这个举动强调了吕山德战功的局限性，定下了两人互相竞争的基调，并为年轻司令设定了取得更大胜利的目标。
吕山德没有上钩，而是直接乘船回国了，将这刺痛抛在脑后。吕山德在部队里的支持者立刻开始和卡利克拉提达斯作对，说他无能和缺乏经验。年轻的海军司令直面这些嘲讽，以斯巴达式的朴素和直率向集合起来的官兵讲话。他宣布，“如果吕山德或其他任何人相信自己更精通海军事务”，他愿意交出自己的指挥权。但既然政府已经命令他领导舰队，他就必须尽其所能。他要求舰队官兵自行判断，调查他的目标，评估他受到的批评以及斯巴达政府因任命他为司令而受到的指摘，然后告诉他“应当留下，还是乘船回国将这里的情况汇报上去”（Xenophon，Hellenica 1.6.4）。这次讲话让反对他的议论都平息了，因为没有人敢要求他违抗政府的命令，也不愿意看到他回国将他们的哗变行为报告上去。
但是，吕山德还是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更严重的麻烦。他离岗的时候手中还有小居鲁士给的一笔金钱，他理应将这笔钱交给继任者，然而他却将钱还给了小居鲁士。因此，卡利克拉提达斯就缺乏维持舰队所需的资金，而吕山德仍然拥有波斯王子的欢心，能够羞辱和阻碍他的竞争对手。卡利克拉提达斯不得不去找小居鲁士索要金钱以便支付军饷，但王子刻意羞辱了这位年轻的海军司令，迫使他等了两天才接见他。会议很不顺利，因为小居鲁士拒绝了他的要求。斯巴达司令怒气冲冲地离去了，对吕山德的政策更加敌视。“他说希腊人处于最凄惨的境地，因为他们为了金钱，竟向蛮族阿谀奉承；如果他能安全回国，会尽最大努力让雅典人与斯巴达人和解。”（Xenophon，Hellenica 1.6.7）这是传统派斯巴达人的声音；这番话是斯巴达脱离波斯控制的宣言，表达了他的决心，即拒绝波斯支持，奉行与之前不同的政策。
于是，卡利克拉提达斯将斯巴达基地从以弗所调回米利都，放弃了地理上的战略优势，以便执行新计划。米利都曾经反对波斯人，所以是他为舰队征集资金的更好地点。在米利都的一次公民大会上，他表明了自己的新计划，要求当地人提供资金以便继续作战。“在诸神佑护下，让我们告诉蛮族，不用向他们卑躬屈膝，我们也能惩罚自己的敌人。”（Xenophon，Hellenica 1.6.11）当地希腊人的反应非常积极热烈，就连吕山德的朋友也不敢不出钱。
卡利克拉提达斯拥有140艘战船，兵力是科农的两倍，但他知道雅典人已经准备调来大量援兵。因为他曾经批评吕山德在诺提昂战役之后无所作为和不敢直面萨摩斯岛的雅典舰队，所以他现在需要证明自己敢于这么做。另外，若赢得一次重大胜利，会鼓励小亚细亚和各岛屿的希腊人拿出更多钱来支持他。因此，他急于与敌人交锋。他攻击并占领了位于德尔菲尼昂（在希俄斯岛上）和泰奥斯的雅典要塞，以此向科农的舰队（此时在萨摩斯岛以北）发出讯号。随后卡利克拉提达斯占领了莱斯博斯岛上的米西姆纳，抓了很多俘虏，但拒绝将这些俘虏全部卖为奴隶以获得现金。他回想斯巴达曾宣称的开战理由（解放希腊人），于是宣布：“只要是我指挥，在我权限范围之内，绝不容许有希腊人被奴役。”（Xenophon，Hellenica 1.6.14）这样的政策和口号既是鼓励仍然在雅典人桎梏下的城邦起来反抗，也是为了赢得那些已经解放的城邦的支持。这是斯巴达在没有波斯的帮助下打赢战争的唯一办法，也是兑现“解放希腊人”承诺的唯一办法。
卡利克拉提达斯传话给科农，说他打算结束他的敌人“与大海的奸情”（Xenophon，Hellenica 1.6.15）。他的意思是雅典的海洋帝国是不合法的，他要向其发起挑战。尽管科农利用两次冲突之间的间歇将他的舰队恢复到最佳状态，“为备战付出的努力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位将军”（Diodorus 13.77.1），他的兵力仍然远逊于敌人，所以他不肯出港应战。但莱斯博斯岛受到了威胁，它是阻挡伯罗奔尼撒舰队重返赫勒斯滂海峡的主要屏障，于是科农不得不将舰队调到米西姆纳以东的赫卡托奈西群岛。卡利克拉提达斯率领170艘战船（而且水手素质也是一流的）追了上来，科农立即逃往米蒂利尼，但穷追不舍的伯罗奔尼撒人在米蒂利尼港口入口处咬住了雅典人，俘获了30艘雅典三列桨座战船。科农勉强把剩余40艘战船带到了安全地带，但这些战船很快就遭到了封锁，因为卡利克拉提达斯从海陆两路围攻米蒂利尼城。科农被包围得水泄不通，面临断粮的危险，而且城内有很多亲斯巴达分子，有可能与敌人里应外合。科农费了很大力气才将1艘船送出港口，向雅典报告他的处境。
不过，他逃到米蒂利尼使卡利克拉提达斯失去了一次完胜的机会，不然后者可能就打赢整个战争了。如果雅典舰队遭到全歼（它几乎全军覆没），斯巴达人就可以不受阻挡地占领莱斯博斯岛和萨摩斯岛（雅典基地，且无人把守），然后进入同样没有防守的赫勒斯滂海峡，封锁雅典的粮食供应路线。但卡利克拉提达斯缺乏资金，不得不打一场耗时甚久的围城战，于是雅典人有时间派出增援部队，与他争夺制海权。不过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小居鲁士看到了他的成功，相信他正处于全胜的边缘。如果斯巴达人在一位敌视波斯的指挥官的领导下，在没有波斯帮助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那么这对小居鲁士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于是他便宜行事，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向斯巴达舰队送去了资金，包括给司令本人的礼物。卡利克拉提达斯出于形势所迫，接受了小居鲁士送来的军饷。但与吕山德截然不同的是，他个人对波斯仍然保持冷淡和超然的态度。他解释道，“他本人与小居鲁士之间没有必要存在私人友谊，波斯与全体斯巴达人缔结的条约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Plutarch，Moralia 222E）。这位海军司令希望得到的那种胜利需要一场速战速决的战役，而这样的战役必须发生在雅典人恢复元气和波斯的金钱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前。
科农派去求援的船只于前406年6月中旬抵达雅典。雅典人此时可动用的船只有约40艘，但经过努力，在一个月内就将他们的舰队实力恢复到110艘三列桨座战船。缺少船只还不是全部问题，因为此时国库已经空空如也。为了支付造船费用和水手的薪金，雅典人不得不熔化卫城的胜利女神尼刻的金像，用这些黄金铸币。他们用这些钱币和储藏在圣山上的金银，筹集了2000多塔兰同，解决了军事开支问题。人力是另外一个问题。最好的水手已经驻扎在米蒂利尼，因为科农之前为自己的任务精心挑选了水手。即便征召那些素质略逊一筹但还算有经验的桨手，也只能为一小部分船只配齐人员。因此，雅典人不得不让缺乏经验的人担当桨手，包括农民、可以在骑兵部队服役的有产者，甚至奴隶（他们将得到自由和雅典公民权）。“他们让所有达到服兵役年龄的人上了船，既有自由人也有奴隶。”（Xenophon，Hellenica 1.6.24）这是整个战争中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在海战中，雅典人的战术素质逊于敌人；雅典军中倒戈的技艺娴熟、经验丰富的水手增强了敌人的实力。
与战争中其他任何一支雅典舰队都不同的是，这支舰队有八位将军。但据我们所知，八位将军中没有一位是凌驾于其他人的最高指挥官。这样的安排应当不算理想，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位年轻勇敢的斯巴达指挥官，并且他已经击败了雅典最好的海军将领科农。这支雅典舰队于7月驶往萨摩斯岛，从盟军获取了另外45艘战船，因此一共拥有155艘三列桨座战船。卡利克拉提达斯担心被夹在科农舰队（在米蒂利尼港口）和逼近的雅典增援舰队之间，于是留下50艘战船监视科农，自己则率领余下的120艘战船前往莱斯博斯岛东南端的马里阿角，准备切断敌人。在那里，他可以看到雅典增援舰队抵达了阿吉纽西群岛，距离大陆不远，在自己位置以东约2英里处（见地图27）。不管他是否知道自己的兵力少于对方，他都坚信己方水手的战术素质更高，因此必胜无疑。
卡利克拉提达斯打算再一次运用帮助他打败了科农的奇袭战术，即在夜间进攻，但遇到了风暴，因此未果。拂晓时分，他迎着旭日，奔向阿吉纽西群岛。斯巴达舰队齐头并进地攻击雅典战线。斯巴达人的120艘战船排成一线，战线长度约2400码（见地图28）。每两艘相邻的三列桨座战船之间间隔约20码。他们摆好了阵型，准备运用包抄战术（雅典人使这种战术日臻完美，并因此占据海上优势），即己方航速更快，因此可以绕过敌军战线的一端，从侧翼或后方攻击敌人；或者突破战术，即一艘战船迅速行驶到两艘敌船之间，然后迅速转头去攻击其中一艘的侧翼。
雅典人也知道自己在战术素质上处于劣势，于是相应地调整了阵型，并且是以希腊海战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方式。他们将己方战船分为三队，即两翼和中路。两翼各有60艘战船，分成前后两排，后一排的每艘船对应前一排两艘船之前的缺口。中路有35艘战船，仅排成一排，但中路的位置在加里普岛（阿吉纽西群岛两个主岛中偏西的那个）前方不远处。加里普岛的地理位置使斯巴达舰队无法对雅典中路实施突破战术，而雅典两翼犬牙交错的双排阵型也使斯巴达人无法对其实施突破战术。雅典两翼相邻两艘战船的间距是常规的两倍，因此，如果前排较大的缺口诱使一艘斯巴达战船尝试突破战术，后排的战船就可以上前阻止敌船，并允许敌船两侧的己方战船冲撞它。两倍的间距使雅典人的战线更长，既能帮助他们对付敌人的包抄战术，也能让他们包抄敌人的侧翼。雅典人对阵型还做了一个改进，即将两翼分为八个独立单位，每个单位由一名将军指挥。这种安排在进攻时特别有利；进攻将在更开阔的海域进行，每个单位的独立行动能力会带来益处。
卡利克拉提达斯开始前进的时候，“雅典人出来迎战，将左翼向开阔海域的方向展开”（Xenophon，Hellenica 1.6.29）。雅典左翼已经包抄了斯巴达右翼，并继续向南（对雅典人来说是向左）运动，威胁要包围斯巴达右翼。这样的策略会将一支分队从己方战线分离出去，进而在战线上制造一个缺口，容易被敌人利用。但雅典人在阿吉纽西群岛运用的双排战线使最左端前排分队的将军伯里克利（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和情妇阿斯帕齐娅的儿子）转了一个大弧线，让左翼后排的指挥官阿里斯托克拉特斯能够封闭缺口。不管卡利克拉提达斯在这个海域打算运用何种进攻动作，都会面临被包围的危险（这是个非常严重且显而易见的危险），斯巴达人将被迫转入守势。雅典右翼可能采取了同样的动作，但我们不知道它具体是怎样的动作。但即便雅典右翼只是径直前进，也已经处于可以包抄敌人侧翼的位置。雅典中路似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停留在原地，即加里普岛前方。
卡利克拉提达斯亲自指挥右翼，他看到的景象非常令人担忧。旗舰舵手墨伽拉的赫尔蒙敦促他停止战斗，“因为雅典三列桨座战船比斯巴达多得多”。然而，年轻的海军司令不肯退缩：“如果他死了，对斯巴达不算什么损失，但如果临阵脱逃，就太耻辱了。”（Xenophon，Hellenica 1.6.32）他的坚定勇敢符合斯巴达的伟大传统，也体现了他的大无畏品格，但在当前这个战略环境下，却显得不审慎。无论如何，己方处于战术劣势的时候与兵力强于自己的敌人交战，总是不明智的，何况斯巴达人此次没有理由非打不可。拖延时间对他们有利；雅典人没有资金，不可能让舰队长期留在海上。只要拖延下去，雅典人那边可能会出现更多逃兵。一位谨慎的指挥官会在兵力对比有利于斯巴达人的时候，让雅典人在斯巴达人选择的地点主动进攻。
然而，拖延对卡利克拉提达斯自己不利。他希望在更加依赖波斯资金之前和在作战季节结束之前，尽快赢得一场胜利，免得丧失得胜的机会。而且，如果他听从赫尔蒙的建议而取消战斗，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将不得不去米蒂利尼，努力消灭科农，而雅典舰队也肯定会追击到米蒂利尼。他会以170艘战船去面对雅典人的155艘，而科农的40艘战船将处于他的后方。这样的话，他的战船数量会比雅典人少25艘，而在阿吉纽西群岛则比雅典人少35艘。不过，在米蒂利尼，他在兵力上的些许改善很可能会被腹背受敌的窘境抵消。不管他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都不能说，卡利克拉提达斯的决定仅仅是因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太鲁莽、没经验。
面对侧翼受到的威胁，卡利克拉提达斯尽其所能地去应对。因为他没有办法将自己的战线延伸去挫败敌人的策略，“于是他将舰队分为两支，两翼各自为战”（Diodorus 13.98.4）。这样他就没了中路，容易遭到停在加里普岛前方的那一排雅典战船的攻击。但在形势逼迫下，他不得不在战术上做一些妥协，毕竟受到的主要威胁（可能被敌人包围）实在是太严峻了，不能忽视。事实上，雅典中路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时间很长，也很激烈）停留在原地。“起先作战井然有序，后来就乱七八糟广。”（Xenophon，Hellenica 1.6.33）雅典人对斯巴达侧翼的袭击起初集中在中路，让斯巴达人几乎没有机会去尝试他们如今更具优势的机动动作。随着战斗继续，未参战且毫发未伤的雅典中路，对疲惫的斯巴达人的威胁越来越大。卡利克拉提达斯的战船撞上一艘敌船，他阵亡了。此后，斯巴达左翼败退了，企图逃跑。斯巴达阵型终于被打乱，雅典中路投入杀戮和追击，摧毁了许多逃跑的敌船，自己却没有任何损失。在斯巴达右翼，战斗持续了很久，非常残酷，最后与海军司令一起作战的拉科尼亚战船损失了十分之九，其他船只则全部逃走。雅典右翼阻止了对方向北逃跑，侥幸逃出的少数船只南下去了希俄斯岛、库麦和弗凯亚等地。米蒂利尼的斯巴达指挥官在得知此役结局后也逃走了，于是科农得以与雅典主舰队会合。
据狄奥多罗斯说，阿吉纽西战役“是希腊人对抗希腊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海战”（13.98.5）。斯巴达人损失了77艘战船，即全军战船的64%，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基诺塞马、阿卑多斯和诺提昂三次战役中，失败一方的平均损失为28%。在库济库斯，雅典人运用欺骗、奇袭和多个单位独立指挥将敌人诱骗到开阔海域并将其包围，最后击溃整个斯巴达舰队。阿吉纽西发生了一场可以与库济库斯战役相提并论的溃败，由于雅典人的出色谋略，斯巴达人又一次遭到包围，与附近陆地的联系被切断。仅仅因为雅典左翼无法封闭缺口，才有一些斯巴达船只得以逃脱。
雅典人的155艘战船只损失了25艘，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他们若是在这场战役中失败，就必然会输掉整个战争，但凭借一支匆匆拼凑而成的舰队，他们歼灭了由吕山德准备和训练的优势敌人，并杀死了接替吕山德的勇敢的年轻海军司令。雅典又一次统领大海，雅典人有理由期望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生存下去，甚至赢得最终胜利。
阿吉纽西大捷挽救了雅典人，但他们没有高兴多久，因为他们很快就为了这场战役的结局而大吵起来。战役结束后，雅典舰队分散在越来越汹涌的大海上，大约是4平方英里的海域。他们在战役中损失的25艘船当中有12艘的残骸还漂浮着，可能有1000人在挣扎求生，其中很多人抓着船只残骸，大量死尸也附着在残骸上或漂浮在周围的海面上。三列桨座战船的船长们在得胜后没有停下来营救幸存者，也没有收回死者遗体以便安葬，而是迅速返回了阿吉纽西，商讨下一步策略。
对希腊人来说，收回死者遗体几乎和营救幸存者一样重要。在史诗中，奥德修斯来到冥界，妥善安排一位阵亡战友的葬礼。在古典悲剧中，安提戈涅拒绝服从国王的命令，宁愿自己丧命，也不愿意让她死去的兄弟暴尸荒野。雅典人为何忽视了这么神圣的义务？
部分原因是这场战役出乎雅典人的预料，舰队比通常情况更加深入开阔海域，并且分散在面积很大的海面上（前411年以来的其他海战都发生在靠近陆地的狭窄海域）。按照标准程序，战斗结束后，胜利者的舰队会靠岸，然后决定如何营救幸存者和收回死者遗体，以及谁具体负责这些事情。在正常情况下，每次战役后都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无疑这也是雅典人预期的战役结果，因为雅典人两面包围敌人的计划会使己方的全部船只进入离阿吉纽西群岛不远的较小海域。但最后很多敌船逃到了很远之外，雅典人不得不追击敌船，这样一来通常的做法就无法实现了。
船长们最终将舰队撤回阿吉纽西群岛时，出现了第二个问题。科农还在12英里之外，被斯巴达人封堵在米蒂利尼港口。米蒂利尼的斯巴达指挥官爱特奥尼库斯得知战役结局之后，肯定会逃跑并与希俄斯岛的斯巴达舰队会合。那么，斯巴达舰队就有超过90艘战船，这会成为一支新舰队的骨干力量，以便将来再次挑战雅典人。这些战略考虑迫使雅典人将舰队调往米蒂利尼，以切断斯巴达人的退路；尽管雅典人肯定是左右为难，不知道是先截断斯巴达人的退路，还是先履行对幸存者与死难者的义务。最终他们选择了妥协：舰队三分之二的船只及全部8位将军匆匆赶往米蒂利尼，而47艘战船则被留下实施搜救，由三列桨座战船船长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指挥。
这个决定受到了很多批评，但它很有道理。去往米蒂利尼的舰队如果成功切断了爱特奥尼库斯部队的退路，肯定要发生交战，所以派遣将军们（正是他们筹划和执行了在阿吉纽西的作战计划并取得辉煌胜利）去收拾残敌是很有道理的。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不是普通船长，而是具有突出才干和丰富经验的前任将军。他们开始着手完成自己的使命，但遇到了一个新的困难：海上刮起了风暴，惊涛骇浪，奉命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的人们心惊胆战。
在爱琴海航行过的人都知道，那里的风暴有多么难以预料、狂野暴虐，甚至现代船只也可能遇险。三列桨座战船远远不如现代船只坚固可靠，风暴对它们的威胁一定更大，因为它们无法应对这种糟糕的海况。在阿吉纽西群岛，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麾下的水手们拒绝服从命令，“因为他们在战斗中吃了很大的苦头，而且风浪太大”（Diodorus 13.100.2）。船长们尽力说服水手们，但海况很快就变得非常恶劣，再争论也是无济于事了。
在风暴的威胁下，去往米蒂利尼的主舰队也被迫返回，于是和搜救舰队合兵一处。此刻一定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将军们看到自己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一定很生气，并责怪了两名负责搜救的船长。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一定觉得这是不公正的指控，怒火中烧，或许还认为将军们原本应当在风暴变得严重之前就开始搜救。
当天气好转后，整个舰队前往米蒂利尼，但途中遇到了科农，后者带来的消息称爱特奥尼库斯及其50艘三列桨座战船已经逃走了。在米蒂利尼停留后，雅典人追击至斯巴达舰队的希俄斯岛基地，但爱特奥尼库斯不会蠢到冒险出战，于是雅典人只得返回萨摩斯岛。他们伟大的胜利被玷污了，即未能执行搜救任务，而且在搜救上没有尽到全力。将军们在考虑如何向雅典公民大会报告时，一定会因为这些因素而感到沉重。起初他们打算汇报战役的全部细节，包括两位船长未能执行搜救任务，但后来被说服了，决定闭口不提这个事件，而仅仅说一切问题都是风暴造成的。他们一定意识到，向任何人提出指控都必然会导致争吵，而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广受爱戴，是本领高强的演说家，而且拥有强大的政治支持，所以一定会是非常难以对付的对手。
胜利的喜讯让雅典人松了一口气，欢欣鼓舞；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扬了指挥此役的将军们。但与此同时，正如海军将领们预想的那样，人民对他们未能搜救幸存者和收回死者遗体感到愤怒。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立刻从萨摩斯岛返回了雅典，这或许是为了自我辩护。城内没有人知道阿吉纽西群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受到指控，将军们也没有。
然而，雅典人的怒火熊熊燃烧起来，人们开始质疑将军们的举动。在雅典人看来，将军们应当为战役的每一个方面负责。当民意传到萨摩斯岛之后，将军们自然觉得两名船长是让他们丢脸的罪魁祸首，于是又一次写信给雅典。这封信揭露了真相，即搜救任务事实上是由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领导的。
将军们的这个举动是严重的形势误判，因为这样的话两位船长就别无选择，只能捍卫自己。他们不否认风暴的严重程度，但指责将军们应当为搜救失败负责。两位船长一定还抱怨将军们在无谓的追踪上浪费了宝贵时间，他们原本可以用这些时间来搜救士兵，而且在将军们下达搜救命令之前，阿吉纽西群岛的辩论还耽搁了不少时间。两位船长接到搜救命令时，风暴已经变得太猛烈，导致任务根本无法执行。他们的自我辩护很有效：将军们的书信在公民大会宣读之后，群众立刻对两位船长愤怒起来，“但两人做了自我辩护之后，群众的怒气又转向了将军们”（Diodorus 13.101.4）。公民大会于是通过了一项决议，罢免了将军们，并命令他们返回雅典受审。其中两人闻讯立刻逃走，流亡海外；其他人接受的调查程序可能就是每一位将军任期结束后都会接受的常规审查，从他的财务报告开始，也包括他在任职期间行为的方方面面。
第一个受审的是爱拉辛尼德斯，他被定了贪污罪和行为不端罪，被监禁起来。他第一个被起诉，或许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容易对付的靶子；或者因为人们得知，他曾建议拋弃幸存者和遇难者遗体而将整个舰队调往米蒂利尼。另外五名将军也在“五百人”议事会面前做了报告，他们故伎重演，再次将发生的一切都解释为风暴所造成的结果。也许在得知两名船长未受指控之后，将军们就希望恢复最初的统一口径。如果是这样，那就太晚了，因为议事会投票决定羁押这五名将军，并交给公民大会审判。在公民大会上，塞拉门尼斯宣读了将军们最初的信件（仅仅责怪风暴），并和其他人一起，要求将军们对幸存者的最终死亡和未能入土为安的死者负责。
我们可以推断，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一定对将军们非常恼火，因为将军们竟然改口并转而攻击他们俩。两人也一定担心，现在重新使用原先的借口（一切全怪风暴）已经太晚了。雅典人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一定会寻找罪人，并对其进行严惩。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谁是罪人。塞拉门尼斯主动采取攻势，占了上风，公民大会在他的诱导下猛烈地反对将军们。群情激愤，压倒了为将军们辩护的人的声音，并且不给将军们足够的时间为自己辩护。在这样的压力下，将军们很自然地开始攻击指控他们有罪的人，坚持说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是搜救幸存者和收回死者遗体的责任人：“如果一定要为了搜救的事情找出罪人，那么除了奉命执行搜索任务的人，就没有别人了。”但即便到了这时，将军们还没有放弃原先的辩词，坚持说“恶劣的海况阻止了搜救行动”（Xenophon，Hellenica 1.7.6）。他们找到一些舵手和水手来佐证自己的说法，这产生了强有力的效果。公民大会可以轻易地相信，将军们始终坚持一种说法，刻意没有提及搜救任务细节，这既是因为将军们的正直，也是因为风暴既然这么大，不管谁负责结果都是一样的。
色诺芬写道：“他们说了这些话，几乎已经说服群众了。” （Hellenica 1.7.6）整个事件似乎就要以温和与理智的结局画上句号了，不料命运又一次加以干预。此时天已经黑了，不能投票，于是公民大会决定推迟至次日再进行裁决，并命令“五百人”议事会提议一个执行审判的程序。
碰巧的是，几天之后就是阿帕图里亚节，这是庆祝出生、成年和婚姻的节日，阿提卡各地的家庭会齐聚一堂。一般来讲，这是一个欢歌笑语、喜气洋洋的节日。然而，这一年的家庭团聚只能让人们痛苦地想到，有不少年轻人死在了阿吉纽西战役中，并让人们再一次对应当对此事负责的人强烈地怨恨起来。次日，当公民大会按计划召开的时候，死者的亲属（为了表示哀悼，他们剃了头发）要求复仇，“哀求人民惩罚那些罪人，因为他们没有掩埋为保卫祖国甘愿牺牲的勇士的遗体”（Diodorus 13.101.6）。
作为回应，“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卡里克塞诺斯向会议提议了一种对将军们非常不利的程序，即不进行辩论，只投票决定有罪或无罪。投票表决内容的措辞非常有倾向性：将军们是否犯有“未能营救打赢海战的士兵们”的罪行（Xenophon，Hellenica 1.7.9）。被确认有罪的人将被判处死刑，财产充公。将军们是一同受审的，公民大会的一次投票将决定他们所有人的生死。议事会批准了这项提议，尽管它非常不寻常和有倾向性，使将军们没有机会去改变这次公民大会里对他们充满敌意的气氛。
公民大会上的辩论非常情绪化。一名男子自称是阿吉纽西战役的幸存者，回忆了在他身旁溺死的人曾请求他告诉雅典人，“将军们没有营救那些为国尽忠的人”（Xenophon，Hellenica 1.7.11）。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亚西比德的堂兄弟和亲密盟友欧里普托勒摩斯大胆地为被指控的人辩护。他指控卡里克塞诺斯提出的是非法动议，而要求执行“违法法令诉讼”，这是雅典一种相对较新的捍卫宪法的程序。
这种措施要求在执行卡里克塞诺斯提出的动议之前，先对卡里克塞诺斯提出非法动议的问题加以审判，若证明他无罪，才能执行他的动议。公民大会上的很多人称赞欧里普托勒摩斯的举动，但很多人持有不同意见。一名公民建议将欧里普托勒摩斯和支持他的人也作为被告，同将军们一起受审。这个建议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于是欧里普托勒反对卡里克塞诺斯的动议被撤销了。
公民大会重新考虑了原先的动议，即以一次投票决定所有将军的生死。但公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由抽签选出，每天轮流任职，负责主持公民大会）拒绝用投票表决来决定这个问题，理由是这样做是非法的。他们有两个有力的论据：首先，将被告作为一个集体来审判，违背了公民大会的传统做法，更具体地讲，也违反了《坎嫩诺斯法令》，该法令明确规定任何一名被告都将单独受审；其次，将军们没有时间和机会来自我辩护，而根据法律，他们应当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这两个论据是很难反驳的，但卡里克塞诺斯感到群众对将军们的敌意，甚至没有尝试去反驳。他建议将表示异议的公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也算作被告，与将军们一同受审。群众高声疾呼地赞同他。
这让执行委员会成员们大为惊恐，赶紧撤回了自己的异议，同意用投票表决来决定。巧合的是，苏格拉底被抽签选为这一年的议事会成员之一，这也是他一生中担任过的唯一一个公职。另外，他所在的部落凑巧是这个月的公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更巧的是，在这一天，苏格拉底担任公民大会的主席。在执行委员会成员当中，他是唯一一个坚持己见、拒绝投票表决所有将军生死的人。一些年后，柏拉图记述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对自己这些行为的解释，当时苏格拉底正在雅典法庭上为自己辩护：“那时候，我是公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中唯一反对此种违法行为的人，我也投票反对你们（雅典人民）了；演说家们威胁要指控和逮捕我的时候，你们也坚持这样做并大声呼喊。我决定我必须冒险，站在法律和正义那边，而不是因为害怕坐牢或者死亡，就站在你们那边，去损害正义。”（Apology，32b-c）。即便面对这样有原则性、正义性的反对，公民大会还是十分狂热，于是会议继续进行。
欧里普托勒摩斯又一次勇敢地站起来，建议采用不同的程序对被告加以严惩，但允许他们各自单独受审。他显然相信，事件激起的强烈情感（受到了阿帕图里亚节的影响和演说家们的煽动）在过了哪怕一点点时间之后也会冷却下来，单独受审能够给被告们一个机会为自己辩护，让理智占上风。他做了一次精彩演说，警告人们不要接受非法程序，并提醒公民大会，被指控的将军们赢得了多么伟大的胜利。他差一点就说服大家了，对将军们进行单独审判的提议赢得了多数票。但到最后，会议程序被暗中操纵，他的胜利白费了。大会进行了第二次投票表决，这一次通过了议事会的建议：将全部八名将军，包括两名始终不曾回国的人，一律处死。
欧里普托勒摩斯只差一点就挽救了他们，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即雅典人的怒火不会一直维持下去。“不久之后，雅典人追悔莫及，投票决定指控那些欺骗了人民的人。”卡里克塞诺斯是五名受到这项指控并遭逮捕的人之一。这五人都在审判之前逃走了，但卡里克塞诺斯在后来返回雅典城之后，“受到所有人的憎恶，穷困潦倒而死”（Xenophon，Hellenica 1.7.35）。
雅典人处死将军的做法，古往今来受到了理所应当的批评。但从古到今的批评者们的论点——这样的错误是民主制的典型特点——却很不到位。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形式的政权都犯下过暴行。而此次背离常规的行为之所以如此臭名昭著，恰恰是因为民主制雅典通常遵守法律和尊重正当程序。我们已经看到，雅典人很快就后悔了自己的错误行为，但这将成为一个永恒的污点，此后民主制的敌人将不断用它来攻击雅典政府和雅典人的生活方式。
雅典人几乎旋即遭受了处决将军们带来的严重后果。任何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都少不了八位有经验且成功的军事领导人。除了前406/前405年的将军们之外，雅典还失去了另外两位有经验的指挥官，因为他们也与阿吉纽西丑闻有关联。色拉西布洛斯在前405年的选举中没有当选为将军，塞拉门尼斯虽然当选，却被负责审查新提名官员的委员会剥夺了资格。丧失了最优秀将领的雅典现在不得不面对斯巴达与波斯的挑战，而当选为将军的那些人一定也会因为前任将军的命运而感到惶恐不安。
吕库古是传说中为斯巴达立法的英雄和领导人，大约生活在前8世纪，据说是斯巴达政治改革、教育制度以及军事培训制度的创始人。他建立的社会制度强调斯巴达公民的平等、军事技能和严苛简朴的生活方式。
根据图28，最左端前排分队的指挥官是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后排才是伯里克利。
安提戈涅是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与其母乱伦后生下的女儿。当俄狄浦斯因弑父娶母的罪行而被迫出走（一说是被他的两个儿子放逐）时，安提戈涅自愿陪在父亲身边，随他四处流浪。安提戈涅的两个哥哥波吕尼刻斯与厄忒俄克勒斯为争夺底比斯统治权而发生冲突，双双死去。安提戈涅的舅父克瑞翁继承了忒拜王位。克瑞翁用对待英雄的方式安葬了厄忒俄克勒斯，而宣布攻打忒拜的波吕尼刻斯是叛徒，将他的尸体拋弃在野外，任其腐烂和被野兽吃掉。安提戈涅认为这不公正、不道德，违反了神意。因此，她不顾克瑞翁的禁令，埋葬了哥哥的尸体。根据索福克勒斯的传说版本，克瑞翁下令将安提戈涅用围墙困在波吕尼刻斯的墓中，安提戈涅在墓中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