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拉斐尔・霍克斯沃斯船长举行葬礼的那天下午，已经七十一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保养得很好的约翰・惠普尔医生从墓地回家，却发现身怀六甲的玉珍在等着他，他以为玉珍终于要放下偏见，请他看病了。可玉珍并不是为这件事。她说：“满基腿酸，你帮他。”她要来一帖药，给丈夫止痒，丈夫在芋头地里干着干着突然开始瘙痒。惠普尔医生对这种突然出现的奇痒很熟悉，有时候人的腿在泥泞的芋头田地里浸久了就会出现这种瘙痒。于是他递给玉珍一小罐药膏，这时，他的头脑中突然浮现出一种清晰的想法：“我年纪大了，越来越马虎了。我也许该亲自去看看他的腿。”日后，他将会为这次疏忽自责不已，但那是几个月之后，而不是几天之后。
玉珍把药膏涂在丈夫发痒的腿上，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几天后瘙痒就消失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忙着下厨。到了第四天，惠普尔医生偶然想起这件事，想起他开出的那帖药，就随意地问道：“腿怎么样了？”满基满口称是：“好得很呢。”
可没过几天，厨子的右腿又出现了那种奇特的感觉，跟左腿的感觉一样，他又一次感觉到美国医生不怎么明白人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这一次他便自己敷上了中草药——夜里敷的，除了他老婆以外没人看见，那药是他老婆给熬的——这次的药很有效，他身上再也没发痒。满基很高兴，发誓说以后绝对不会再去找惠普尔医生了。
但是到了七月份，他的右脚大脚趾又酸痛起来，这回用一般的中药没用。他对妻子一说，玉珍就反驳道：“用白人医生开的药膏。”虽然满基知道这样做是发痴，但仍然允许妻子把药膏涂了上去，让满基不明白的是，酸痛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他大惑不解。“你看着吧！”他警告妻子，“白人的药膏什么也治不好，下个星期毛病还会再犯。”
让他心里暗暗高兴的是，他说对了。毛病又来了，而且比以前更糟糕。于是满基又喝了一些中草药，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酸痛，但现在他身上开始痒得要命，很快就再一次蔓延到了左脚上。而且，让他沮丧的是，他的食指上裂了一个口子，不管用什么药都抹不好，也没法缓解，他瞒得了惠普尔医生，却躲不过妻子的眼睛。
玉珍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一直记不得那个可怕的、难以开口的字眼儿是怎么在她和丈夫之间说出来的，但是她还记得那些天里气氛是怎么样越来越可怕的——仍然什么也不说，生活还是一如往常——直到一天早晨，她听到丈夫挠腿，便大胆地走到他身边，捧起他的双手说：“五洲的爹，我必须去瞧瞧中医。”他躲开她的眼睛，呆坐着盯着地面，最后说：“你最好去见见他。”
中午吃午餐的时候，玉珍从花园的小门溜了出去，急匆匆地跑到下城的中国寺庙，她不停地鞠躬作揖，然后焚上一炷香，对着那慈眉善目的画像说了心里话：“五洲他爹腿上发痒，怎么也好不了，现在他的手指头也出毛病了。我们很怕，求你这通晓医术的帮助我们。”
她祈祷了很长时间，然后请出一位头上光溜溜、面相和善的和尚，和尚手里拿着一只竹托盘，里面装着近一百个标着数字的竹签。他在圆盘里仔细地推着竹签，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祈求灵验的古老咒语，渐渐地，竹签散落开来，露出了41号，这个数字里包含着希望。和尚在一张小纸条上写着“41号”给了玉珍，收了一张美国毛票。
她拿了这张方子，来到河对岸老鼠巷一家肮脏的小药铺，把方子递给抓药师傅，对方说：“啊，41号可是好药，你今天有福气了。”他身后的药材柜子里装满了一箱箱的珍贵药材，他从身后的41号里称出一勺说：“你得熬得浓些，喝的时候要诵经。是要求子的吗？”
“不是。”女人老老实实回答，“是为了五洲他爹。”
医生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是脑子却飞快地动着：“啊哈！又一个不敢自己来的！”他对玉珍随意地说：“这是好药，治腿痒的。”
“托福。”玉珍说，没注意到腿痒这件事并不是她告诉对方的。
玉珍快出门的时候，医生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说：“我肯定这服药能治好你丈夫。如果不行，你得记住！我什么药都懂。记着。”玉珍刚走，大夫便马上跑进另一条巷子喊道：“卢兴！卢兴！跟着刚才那位！”
“哪位？”那流浪汉问道。
“客家女人，长着一对大脚的那个。”然而玉珍走另外一条路赶回了家，当天那间谍没赶上她。当他把这次失败报告给抓药的医生时，对方耸了耸肩膀说：“反正她还得回来。”
41号药完全没效果，玉珍脑子里的痛苦让她没法安静下来。“五洲的爹，”她恳求，“你得跟我一起去看中国大夫。”
“我害怕。”满基说。
“他说他什么药都会配。”玉珍安慰着。她洗好碗，把四个孩子托给另一个中国女人照料，玉珍领着丈夫慢腾腾地——怕他喘不过气来——沿着努乌阿努大街，过河来到老鼠巷。这对夫妇走上来见医生时，看上去很不相配，玉珍的服装并没沿袭原住民的风格，而是穿着黑色罩衫和长裤，而且她没有因为自己是他的夫人就跟在拖着长辫子的丈夫身后亦步亦趋。如果她的怀疑成了事实的话，那么日后满基将前所未有地依赖她。他感觉到这种需要，于是愿意让强壮的妻子跟自己并排走。
他们来到老鼠巷，看见女孩子们居住的一排排小棚子，玉珍感到自己一生一世都得感谢身边的这个男人，他曾收留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卖给妓院老板。玉珍想到假使满基当初没有买下她，那么如今自己将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不禁感到一阵发慌。她靠近他的身边，巷子慢慢变窄了，她拉住丈夫的手，起初他还想甩开，但还是握住了。满基感觉到玉珍的手指头软软地保护着他的食指，呵护着那种无法控制的疼痛，在这无言的时刻，两人之间心心相印，他们心照不宣，因为玉珍说过：“不管医生怎么说，我都会待在你身边。”
医生看到他们走进药铺，便知道他们怕的是什么了，他知道这下子能挣不少钱。于是他老道地用两只柔软、瘦骨嶙峋的手抱了抱拳，对那愁眉苦脸的夫妇做出一副笑模样：“那服药治好腿痒了吗？”
“没有。”玉珍答道，“现在五洲他爹的脚指头也疼起来了。”
“我得看看。”医生说，他打开窗帘，让阳光照到满基站着的地板上，当他跪下来查看那只治不好的腿和伤口外面不健康的白色肉体时，他本能地吓得缩了回去，虽然他跪下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将看到什么。玉珍把他的反应看在了眼里。
“还有其他地方疼吗？”医生用稍微低一些的声音问道。
“另外几个脚指头，手指头，还有腿骨外侧都疼。”玉珍用结结巴巴的原住民语言说。
医生表情凝重，一一查看了这些伤口，然后搓着双手，好像要去除晦气似的。玉珍也把这个动作看在眼里，然后她勇敢地问道：“是中国病吗？”
“是的。”医生悄声说。
“哦，老天爷啊，不会的！”满基吓得张大了嘴巴。他在这间阴森森的药房里发起了抖，看上去好像是个挨了父亲打的孩子。
“我该怎么做？”
现在，医生那种天性里的爱心退去了，他铆足了劲儿，装出行家的派头——他其实根本不是行医的，只是个怕吃苦的庄稼汉——他安慰满基：“没什么可怕的，我有一个法子准能治好。”
“真的？”满基恳求着问，“你能治好这种病？”
“当然能！”那郎中笑着安慰他，“我有好几个病人，没有哪个需要去看那些白人大夫的。”然而玉珍一直仔细瞧着这个郎中，看出他在扯谎。她也不藏着掖着，明明白白地说：“五洲他爹，这个男人没有治病的法子。现在咱们全得指望白人大夫。”她丈夫抓住“咱们全得指望”这几个字，听出了妻子话里有话，她是要跟自己患难与共。满基当时便承受不住，哭出声来。
“走吧，”玉珍鼓起勇气，“咱们现在就去找惠普尔大夫。”
易伟垒那位郎中生怕丢了这个似乎钱又多、差事又好的病人，他拦着不让走，郎中用原住民的语言急促地说：“你可是个有地位的原住民，一个体面人，就因为一个愚蠢的客家娘儿们说她比我还懂伯爷麦病，你居然就放弃治好病的希望？老爷，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去跟白人说这事意味着什么？”他描绘出种种可怕的情形，“警察来抓你！码头上的小艇、甲板上的笼子和到那座岛去的航行！先生，你老婆现在怀着孩子呢。咱们就假设是个儿子。这样一来，你就再也见不着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我这儿可一直都有法子治你的病呢。”
满基当然想过这些最骇人的结局，眼下听见他担惊受怕的事情被一件件摆出来，给他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他又一次瘫倒在医生桌旁，嘴里含糊不清地问：“真是伯爷麦病？”
“就是伯爷麦病，”医生的语气冷冰冰的，“中国人得的病。你得了这病，要是不吃我的草药，不出一个月，你的脸就会肿得老大，眼睛里长出一层膜来，手脚都瘦得像鸡爪似的。看看现在已经成了什么样，你这倒霉蛋！”他抓过满基的食指，用一根脏乎乎的针戳了一下，满基竟觉不出疼来。
“你得了伯爷麦病了，老兄，”那江湖骗子不厌其烦地说，看到自己的病人被吓得直抖，便又加上一句，“白人管这叫麻风病。”
“你有把握？”
“随便哪个白人都看得出来，你得的是麻风病，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办吗？用小船上的铁笼子。”
“你能治好我的病吗？”满基恐惧地恳求。
“我治好过很多得伯爷麦病的人。”那郎中答道。
“不行，五洲他爹。”玉珍恳求丈夫，她心里很清楚这郎中是个骗子，然而那郎中也明白，只要再加上一丁点儿压力，满基就会成为他最大的摇钱树，于是他语气强硬地打断了玉珍：“安静点，蠢娘儿们。你丈夫只有这唯一得救的希望，你也要夺去吗？”
这话入情入理，玉珍无话可驳，于是便退到角落里想：“我可怜的、傻乎乎的丈夫。他会把钱白费在这个坏蛋身上，到头来，我们还得躲到那些小山里去。”
于是满基默许了。“我就用你的药。”他说，那滑头的医生说：“这药需要点时间才能见效，但是你得信我能治好你的病。你带来多少钱？”满基吓得糊里糊涂，打开了钱包，给那郎中看了他那寒酸的毛票、先令和雷亚尔，郎中快活地说：“这足够付第一批草药的费用了，你看，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当玉珍往回拿了几个雷亚尔的时候，郎中却把手小心翼翼地伸过去说：“我多给你们点药材，这样你们就不用马上大老远地跑回易伟垒。”
“那些草药能治好我的病？”满基可怜巴巴地问。
“不用担心。”郎中跟他保证，于是满基拿着用布包好的一捆捆草药，跟着老婆离开了郎中，往家里走去。
他们的夫妻关系发生了变化，刚才去易伟垒的路上，那未曾言说的恐惧让他们心慌意乱，而现在竟成了现实：满基是个麻风病人。法律是残酷的，他得被放逐到一个可怕的麻风岛上去了却残生。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交了厄运，从此翻不过身来，他即将死于人类已知的最恐怖的疾病。他的手指头和脚指头都会瘦得像鸡爪。他的身体会慢慢腐烂，老远就能闻到臭味，像牲畜一样。他的脸会肿胀变厚，长鳞长毛，跟头狮子差不多。他的眼睛会蒙上一层膜，跟白天的猫头鹰一个样。接下来会烂掉鼻子，然后是嘴唇，化脓的伤口会漫过整张脸颊，将它吞掉。到了最后，他的面孔会烂得一塌糊涂，身体奇形怪状，四肢全无，在巨大的痛苦中慢慢死去。他是个麻风病人了。在1870年7月的那个酷热的夏天，拖着长辫子的满基满脑子想的全是这些，他从易伟垒出来，昏头昏脑地往家走，心里悲苦至极。
他的妻子跟他并排，勇敢地走着，把他那受了诅咒的手指头攥在自己的手里保护着。玉珍的想法简单得多：“我会跟他在一起，如果他要躲到山里去，我就跟他一起躲，如果他给捉住了送到麻风岛，那我也一起去。”她在这些简单的想法中得到了安慰，在此后的数月中，她的想法从未有过一分一秒的改变。
玉珍领着吓呆了的丈夫回到惠普尔家的厨房，一丝不苟地按着那郎中说的做。她把那些难闻的中药熬好，让丈夫喝下去。医生用那根脏乎乎的针刺过的地方，玉珍清洗了伤口，用双唇吮吸。然后她安顿满基上床休息，自己去做晚饭，一个人伺候主人家。
“满基不舒服。”她在宽敞的餐厅里解释。
“我用不用去看看？”惠普尔医生问道。
“不用。”她说，“他很快，就好了。”
玉珍得把生病的丈夫藏起来——那江湖郎中的药一点用也没有——防着被外人看见。那一年，很多人得了麻风病，差不多有一百六十多人被小船送到麻风岛，彻底地驱赶，让他们慢慢地死去。起疑心的监视者有的是聪明办法逮住那些麻风病人。有一个男人夸口说：“只要看看麻风病人的眼睛，一准儿能看穿。那里头有一种玻璃似的东西，不会有错。”
另一个却说：“你说得没错，可是那是晚期症状。现在要一发病就看出来，不让其他人被传染。方法就是，要看他脸上的皮肤是不是变厚了。那个症状准错不了。”
“不对，”先前那人反驳道，“只有一个症状准错不了。你握握他的手，用指甲抠一下他的肉，要是他不皱眉头，一抓一个准。”
玉珍仔细看看丈夫，满基脸上的皮肤和眼睛都看不出来有被麻风病悄悄侵蚀的迹象，这让她松了口气，然而她也发现丈夫比以前抖得更厉害，脚疼也愈发严重了。“早晚有人会看出来，然后去告发的。”她想，于是玉珍便跑到寺庙里去，她不拜辜负了她的之前那尊，而是跪在大慈大悲观音大士的像前乞求道：“请助我一臂之力，仁慈的观音菩萨，别让五洲他爹给人捉去，帮我保护他。”
那些年的夏威夷腥风血雨。白人来岛前，夏威夷人还不知麻风病为何物。接下来，岛上的阿里义以某种莫可名状的方式染了病，也许是通过一名在菲律宾染病的过境水手。从1835年开始，这种可怕的毁容病旋风般横扫过岛上的显赫家族，人们私下里都叫它“阿里义麦病”，即贵族病。随着华人也来到了岛上，这种恶疾开始蔓延至平民阶层，因此人们又给它起了个新名字：伯爷麦病。沿用至今。客家人和原住民的故乡鲜有麻风病的先例，在华人中也向来不是什么常见病，然而这个倒霉的名字就叫开了，而且再也没有换过名字。在1870年，如果哪个华人得了麻风病给逮住了，那么对他采取的措施往往比对其他人更加严厉。由于报酬更丰厚，所以密探们在华人中干得也更起劲儿。
那年月，本可清清白白做人的也忍不住端详敌人的脸，如果他看出一个麻子、一个脓包或一块湿疹，他便去揭发检举，那人便会被追踪、逮捕，直至关进铁笼。不可以申诉，看不到一丝希望，也从未有人逃脱。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那在劫难逃的人只有一次机会能享受到些微的尊严：要是哪个没染病的女人，在完全明白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自愿陪同他去麻风岛，倒是可以遂她的心愿，虽然他仍然必死无疑，可毕竟能得到稍许宽慰。这些站出来与麻风病人患难与共的圣人被称作柯苦艾，即帮助者。那大多是夏威夷女人，为了帮助他人而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有时她们自己也不幸身染重疴，便在流亡中死去。因此，在那些令人胆寒的日子里，“柯苦艾”这个词便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含义。在夏威夷，人们说起某个女人“生前是个柯苦艾呢”，便有为她祈福的意味，这是夏威夷独有的祝福。
九月中旬的某天，此时玉珍已经怀上了第五个孩子，她清楚看出满基的病已无可挽回，那个江湖郎中的草药根本没用。有天晚饭后，她把孩子们打发走，自己跪在丈夫面前，把一个多月前下定的决心讲给他听：“五洲他爹，我愿意当你的柯苦艾。”
满基有好几分钟没有言语，也没有看面前跪着的女人，而是慢慢拿起一根玉珍的缝衣针，仔细扎左手的每一个手指头。他这样试验了两次，然后说：“感觉不出疼。”
“咱们要不要躲到山里去？”她问道。
“到现在还没人发现我，”满基答道，“可能下个礼拜草药就起作用了。”
“五洲他爹，”玉珍说，“那郎中是个骗子。”
他把手捂在玉珍嘴上说：“咱们再试一次。”
“咱们几乎没有钱了，”玉珍恳求道，“得给孩子们攒着。”
“求求你，”他悄声说，“我保证草药这次会有效。”
玉珍拿出家里最后几张珍贵的毛票和雷亚尔，顶着九月炎热的太阳，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易伟垒。玉珍走进老鼠巷时，发现有两个男人不住地打量她，起初她想：“他们以为我是那种女人。”然而她很快就意识到这两个人看她的眼神并不是那样，她吓坏了：“这两个人是密探，他们来盯梢那些找大夫的病人。他们告发满基就能得到点小钱。”想到这里，她匆忙钻进另外一条巷子，然后从第三条巷子钻出来，最后溜进郎中的诊所。
医生很快活，很乐观。“你的原住民丈夫好些了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那天郎中的态度有些东西触动了玉珍，她撒谎道：“他很感激你，大夫。身上一点儿都不疼了，腿上的大部分地方也不痒了。我们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医生闻听此言不禁一愣，他问道：“但是你还想多要几服药？”
“是的，”玉珍说，她觉得自己周围都是魔鬼，“再来一点点治他的腿，然后他的病就全好了。”
“他就全好了？”郎中好奇地重复。
“是的，”玉珍说，强装出松了口气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完全不是伯爷麦病，更像是芋头田里干活落下的毛病。”
“你们住在什么地方？”医生随意地问，一边往罐子里装药，他说话的样子使玉珍更加坚信他跟外面那些密探是一伙儿的，他要把病人的名字告诉他们。这样，当那些得了病的华人把全部积蓄都花在买药上之后，他还能再从政府身上榨出几个雷亚尔，作为告发麻风病人的报酬。
“我们住在玛拉玛甘蔗园。”玉珍镇定地说。
“那座种植园很不错，”郎中随意地说，“哪个居住点？”
“第二居住点。”玉珍答道，但当这个拐弯抹角的郎中递上药材，正要接过她全家最后一点积蓄时，玉珍再也忍受不了了，她把那些硬币一把夺回到自己手里，抓起一只蓝色的药罐，磕掉盖子，把参差不齐的玻璃边缘掼到医生脸上，玻璃割破了他的脸，郎中自己配的假药刺进了他的眼睛，剧痛不已。她把钱摔到他脸上，用充满仇恨的声音低语道：“你以为骗得了我？我知道你偷偷报警了。你这猪猡！你这猪猡！”她爆发出无法控制的狂怒，把半打药罐子在地板上砸碎，用赤脚乱踢了一通，然后抓起那只破碎的蓝色罐子又要去羞辱郎中，但后者踉踉跄跄地跑到后面的诊所里去了，于是她便急急忙忙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跑了。但玉珍偷偷观察着医生的小棚子，在那里等了很久。那男人的惨叫声持续了一小会儿之后，那两个密探赶忙跑进去营救他们的同谋者，而玉珍则从另外一条隐秘的小路回到惠普尔医生家里。她到家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走进大门，而是继续往前，不时停下来看看是不是有人跟踪。然后她回到丈夫身边说：“那郎中是密探。他今晚要去告发我们，他的助手在那儿等着呢。”
“你干了什么？”满基问道。
“我要是能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就好了。”玉珍说。
那天夜里，她的第二个计划也盘算好了。吃过晚饭，她便离开了惠普尔家的庄园，悄悄来到华人居住区，挨家挨户地拜访当年跟她一起乘坐“迦太基人”号的人家，因为这些男人都成了兄弟。玉珍一个个地恳请他们：“你们能不能收留你们满基兄弟的一个儿子？”
几乎每一个华人都会听，什么也不说，然后看着玉珍，最后问：“是不是伯爷麦病？”玉珍并不怕，她知道“迦太基人”号上的兄弟不会互相出卖，所以总是坦诚相告：“是的。”对方便问：“你要做他的柯苦艾？”玉珍答道：“正是。”于是那男人要么说：“我能收留一个孩子。”要么会说：“我自己不能收留你的孩子，但咱们去瞧瞧秦家福，我估摸着他肯定能要一个。”但玉珍注意到，这些人一靠近她便吓得发抖。
到了半夜，玉珍已经把四个儿子和家里的细软都送了出去，并跟休利特家的一位厨子商议好，等肚子里的孩子一出世，玉珍就把孩子送上到麻风岛送补给的船，带回火奴鲁鲁，由厨子照料。因此，当玉珍回去告诉丈夫，儿子们都已经给安排妥当了的时候，心情是放松的，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着希望。她快到惠普尔庄园时，却看到她的住处亮着灯，玉珍赶紧朝满基的卧房跑去，当她走进那间小木屋的时候，看见惠普尔医生站在床边，右手拿着一盏灯。
美国医生和中国女人四目相对，对她充满了无言的尊敬。她看见那花白头发的老人脸上淌下泪来。他抬起满基的手，指了指那些伤口，玉珍的目光随着惠普尔医生的手指划过那只受到诅咒的手，终于扭过头去，她不能再看。
“是麻风病。”医生说，他把手里的灯凑近女仆的脸问道，“你知道吗？”
“知道。”玉珍说。
“我能理解。”他答道，说完，医生放下油灯开始盘问她，但是她问道：“坏人，偷偷告诉你的？”
“没有。”惠普尔说，“我突然想起来，好几天没看见满基了，他的腿不是发痒吗？我躺在床上，突然冒出这个想法：‘满基得上麻风病了’，于是我就过来，一看果然是这么回事儿。”
“早晨，明天，他走？”
“可以。”惠普尔医生出于实际考虑说，然而一种掩不住的恐怖攫住了他的身体，惠普尔颤抖着说：“姬太太，让我们祈祷吧。”他跪在小茅屋里，让女仆也照做。他把满基那不幸的双手摆成基督教堂里做礼拜的形状，祈祷道：“仁爱慈悲的上帝，低头看看这卑微的仆人，为这些无助的人心里注入勇气吧。帮助满基面对未来的日子，给他坚韧，他自己的守护神也会为他骄傲。帮助姬太太理解她的本分，接受她的宿命。”他的声音嘶哑，有一段时间说不出话来。接着，他的声音又被泪水哽住了，于是惠普尔就用那样的声音恳求道：“仁慈的上帝，原来我辱没使命竟至于此！原谅我，求你，求你原谅我。”
这番祷文一说出来，惠普尔便瘫倒在地，仿佛再也无力起身，然而他还是站了起来，问玉珍：“你知道我必须怎么做吗？”
“知道，医生。明天，警察。”
“我不得不如此。”他悲痛地吼道，“但你可以留在这里，随便待到任何时候，你所有的孩子也一样。”他向她保证。
“我，柯苦艾。”玉珍只说了几个字。
医生不敢看玉珍的脸，这几个单词摧枯拉朽般冲击着他的心房，他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放逐、麻风岛的恐怖生活、再也不能见到亲生儿子……惠普尔不禁想：“换作是我，便不会有这般勇气。”他随即回想起满基当初是如何盘算一回到中国就抛弃玉珍，还想夺走孩子，现在玉珍却自愿去做他的柯苦艾。惠普尔缓缓抬头看着玉珍，这个矮小的中国女人，头发稀疏，略微斜眼，嘴角布满了棕色的皱纹，然而她是自己的姐妹，惠普尔上前一步，亲吻了她两边的脸颊说：“我早该知道你会去做柯苦艾。”医生转过身去，擦干眼泪，然后以牧师的朗朗声音说：“眼下，孩子们怎么办？”
“今天晚上，我这里安排一个孩子，那里安排一个孩子，都安排好了。”玉珍告诉他，哪一家收留哪一个孩子，说完，玉珍问道：“明天。警察？”
“是的，我不得不如此。上帝宽恕我，我不得不如此。”
“我知道，医生。很久以前，我对丈夫说‘警察，离开’，但是我们，抱着希望。”
“那些怀有希望的人，会得到上帝的宽恕。”老人说。
惠普尔走后，满基突然从床上起来，浑身爆发出活力：“我们逃到山上去！”他决绝道，“在那儿，警察绝对找不到我们。”
“我们吃什么？”玉珍问。
“我们带上干粮。”满基兴奋地说，开始憧憬山里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和玉珍不用再服侍人家了，说不定那些伤口自己会好起来。
“快点！”他叫道，“咱们必须在警察来之前离开。”
玉珍难以置信地看着丈夫，他怎么会寄希望于在火奴鲁鲁后面的山里藏起来呢？六个小时之内，警察就会沿着足迹追过来。随便哪个夏威夷人看见两个华人沿着山路拼命爬，就都明白他们是患了伯爷麦病。多么荒唐，多么疯狂，多么不切实际，跟幻想那个江湖郎中能治病一个样。玉珍刚要这样说给丈夫听，却突然换了一种眼光看着自己堂吉诃德似的丈夫。他已经是个半截埋在棺材里的苟活者，只剩下一脑子糨糊，一根大辫子，还有很快就会因为麻风病烂光的双手。他这个人，有时精明得不得了，可一眨眼工夫又蠢到极点，就像眼下这样。他懂得扶老携幼，可又老是没大没小的。他在赌桌上油头滑脑，满脑子发财的好梦。他信那江湖郎中能医病，眼下又盼着藏进林子。然而这一切都抵不过他是自己的男人。就算他是个原住民，他毕竟也选了她做老婆。她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他有这种疯狂的念头，要到山里碰碰运气，她会随他一道。他那么固执，有时候还犯傻，可他值得玉珍去爱。
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玉珍把所有可能伤到孩子们的东西都藏到高处，然后来到睡在长长的磨光木板床上的孩子们身边，把衣服给他们整好，这样，等到早晨人们找到他们时，模样好歹能体面些。接着，她理了理自己的床铺，然后拉起丈夫的手，领他出了惠普尔家的大门，朝着瓦胡岛的后山走去。她的离开并不是没有惊动任何人，惠普尔医生睡不着，一直盯着那两个华人的住处，怕他们逃走。可事到临头，惠普尔眼睁睁地瞧着那瘦小的中国女人领着倒霉的丈夫朝山上走去，他却不敢伸手去拦，也喊不出告发的声音。玉珍的考虑十分周全，她转回身关上了惠普尔家的大门，防止狗跑出去。惠普尔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暗自祈祷：“愿上帝怜悯那些怀着希望的人们。”他想下去把华人的孩子们带到家里来，但是他又想：“那可能会把人们吵醒。不管怎样，我相信玉珍一定把他们都安顿好了。”于是他坐在窗前，为孩子睡着的地方守门。
然而，惠普尔那颗新英格兰人的良心中那股四十八年前在热带地区勃发过的无畏精神又让他推理：“孩子们一刻也不能在那间被病菌污染过的房子里再待下去了。现在去救他们可能会使其免受感染，而再拖一小时就可能会使他们染病。”因此，惠普尔医生趁着黎明前的黑暗，领着妻子来到华人住的小屋，轻轻唤醒孩子们，免得吓着他们，夫妇俩给孩子们脱下衣服，一件也不留，然后领着他们走进惠普尔家的宅子。
一切安顿好之后，惠普尔医生看了看表，想道：“玉珍和她男人已经抢先了两个小时。现在报警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于是他差仆人去叫官员。几个官员来了之后，惠普尔告诉他们：“满基得了麻风病。我们必须烧掉那座房子，连同里面的所有家具。”他亲手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中国仆人的住处和厨房，然后他指着努乌阿努峡谷说：“我觉得他们是朝那座山去了。”
整个早晨，他都盼着警察带着那两个华人回来，然而他们的追捕太迟了。整个下午安然度过，晚上也一样。惠普尔的仆人并没有被逮住。在医生看来，这一切都太不正常了。第二天早晨，他去问警察这是怎么回事。
“连个影子都找不到。”官员们说。
“我敢肯定他们朝着努乌阿努去了。”惠普尔向他们保证。
“要真是那样，他们就是失踪了。”警察说。
医生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不堪的想法，他说道：“你们有没有搜查过帕里山脚下？”
“我们想过自杀，”警察保证，“我们还找过帕里山的岩石堆，但他们并没有跳下去。”
一天天过去了，谜团越来越大。玉珍和满基创造了奇迹，这个奇迹是那发着痴的丈夫维系生命的信仰：他们俩逃进大山，无影无踪了。不过，那江湖骗子和两个密探抢在惠普尔医生之前，向警察报告了玉珍的可疑行迹：“我们保证她把她丈夫藏起来了，她丈夫得了伯爷麦病。”于是他们得了赏钱，那郎中总是跟朋友们说：“要是我等到第二天早晨，他那麻风病一好，我就什么也捞不着啦。这说明好好干活儿总没错儿，那些懒虫非要赖在床上，舒舒服服混到第二天才愿意干活。”
那个礼拜过完了，警察又来到惠普尔医生家里，他们坦诚地说：“我们搜查了这里和另一条海岸线之间的每座茅屋，没有找到华人。我们一直在想，你的仆人是不是杀了个回马枪，藏在这附近了。你说过那女人安排要把孩子们送走，她选择了哪些家庭？”
那些房子转眼间也搜完了，一无所获，逃犯还是没找着。于是警察说：“我们遇到怪事了。玉珍和她丈夫不知怎么的，变成隐身人了。”风头一过，搜寻麻风病人的官方行动便也告一段落了。
玉珍领着丈夫走出惠普尔家大门的那天晚上，他们折回来关大门，防止狗儿们跑出去。然后玉珍朝着大山疾步快走，她勇敢地走在满基前头，把他落下了几步远，满基看着她那双没缠过的大脚想到：“到了如今这步田地，女人有这样一双大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本地人和客家人各执一词的古老问题，令他联想到一个痛心的事实：他再也看不见家乡的村庄了。满基的心情一落千丈，那股乐天劲儿也无影无踪，满基说：“天快亮了，他们会找到咱们的。”
妻子原本质疑这个荒唐的出逃计划，可现在她却鼓励他走下去：“天亮之前，只要能走到那片小山，咱们就算安全了。”她又心生一计，天一亮便要付诸实施。
“咱们躲到那些灌木丛底下去，”她说，“那里离大路近，没有人会往下看。”
“在那儿躲一天？”那意志不坚的丈夫问道。
“是的。那里的灌木丛下有水流过，我这里还有些冷饭团。”
他们绕了个圈子，来到灌木丛旁，为的是不留下通往这里的脚印。天亮了，来来往往的行人并没有注意到那麻风病人和他的柯苦艾。警察匆匆跑过，并未察觉。孩子们经过这里去上学也没发现他们。整整一天，勇敢的玉珍掩护着丈夫。他们一睡就是半天，满基睡着时，妻子大睁着双眼。丈夫簌簌发抖的样子让她心慌意乱，除了麻风病，满基似乎还一点点地发起热来，他本来就有病，现在更是怎么也暖和不起来，不住地打着冷战。
天黑下来了，玉珍唤醒丈夫，数数身上的冷饭团，然后朝着山坡走去。她不知道要去哪里，只凭着脑中唯一的强烈念头驱动双脚：能躲开一天搜捕，就自由一天。任何人都明白这个简单的信条。他们肚里饥饿，身上寒冷，精神萎靡，但玉珍硬是拉扯着两个人走下去。就这样，他们躲过了前三天的追捕，然而两人已经没有任何食物可吃，体力也不剩半分了。
“我再也走不动了。”病人反抗道。
“我把肩膀给你靠着。”玉珍说，那天夜里，满基趴在妻子的肩膀上，用他自己的病腿尽力行走。他们朝着不知道是何处的目标走了不少路，然而残酷的现实无可回避：过了今夜，满基就再也走不动了。天亮后，妻子把他安置在一个隐蔽的深谷里睡着，自己用山里流出来的冷水洗了洗脸，出发去找吃的。
下雨了，玉珍在大山里一步一跌，到处挖掘草根。她想捕只鸟儿，却没捕到。她那病恹恹的丈夫躺在冰凉的地面上簌簌发抖，雨水流过满基的肩膀和屁股，很快就浸透了他的身体，让他愈加觉得寒冷彻骨。那一夜，两人心情低落，饥肠辘辘，只有一把草根聊以充饥，一丝希望都没有。挨到天亮，满基反而盼着爬到大路上去，等着搜索队找到他们。
但是玉珍另有打算，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她告诉抖个不停的丈夫说：“五洲他爹，你待在这儿，我跟你保证，我会带着吃的和帮手回来找你。”她把满基身旁湿漉漉的泥土铺平，沮丧地发现那天又要下雨，但是她告诉他要开心起来，因为她很快就会回来。玉珍在与大路平行的树林里爬行，寻找着通向小山的狭窄小径。过了一会儿，她找到了一条被行人踏平了的小路，她沿着这条路走了几百码，终于来到一片开阔地，这里立着一排快要倒塌的茅屋，还有一个三百磅重的夏威夷女人快活地坐在门口。玉珍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从路上走来跟那胖女人打招呼，中国女仆还没来得及解释自己为何会不期而至，那庞大的夏威夷女人便开口问道：“你就是那个得了伯爷麦病的华人吧？”
“是我丈夫，他藏在深谷里。”玉珍用夏威夷语答道。
胖女人坐在她那张摇摇欲坠的椅子上，前后摇动着身体，悲叹道：“噢喂！噢喂！太悲惨了，得了伯爷麦病的人。”说完她看着华人说，“三天了，警察每天都到这儿找你们。”
“你能不能给我们点吃的？”玉珍求她。
“当然可以！”胖女人叫道，“不过我们也不宽裕。基莫！”她出其不意地喊了一声，一个又胖又高的夏威夷懒汉便从低矮的茅屋里应声走出，他没穿上衣，只有一条快烂没了的水手短裤，用一根绳子围在腰里。他没有刮脸，蓬头垢面，身上的裤子显然已经穿了好几个月，但是他长着一张和蔼可亲、咧嘴笑着的大脸。
“什么事，阿皮科拉？”他问道，那女人的名字其实是阿比盖尔，源自《圣经》。
“得了伯爷麦病的华人藏在深谷里，”阿皮科拉说，“他四天没吃东西了。”
“咱们得给他弄点吃的！”基莫说，这个名字就是《圣经》里的詹姆士。他赶快跑回草屋，一会儿工夫便走了出来，手里拿着用泰树叶子包着的芋粉酱、烤过的面包果，还有几大块椰子。
“可没有米饭。”他开玩笑说。
“我要带回去给病人吃。”玉珍答道。
“我跟你一起去。”基莫自告奋勇。
“不用了。”玉珍拒绝了，她不愿让这些好人招惹警察。
“你一个人怎么把他弄到这儿来？”基莫问。
玉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没看基莫，轻声说道：“你是说，我可以把他藏在这儿……待几天？”
“当然可以！”阿皮科拉大笑起来，身体前后摇晃着，“那些可恶的警察！”
“把病人抓起来，送到孤岛上去，真是坏透了。”基莫赞同道，“要是真的不行，也得让他在朋友身边死去。他很快就去世了，没有比这个更惨了。”他把吃的包起来说，“带我去找那个可怜的人吧。”
但阿皮科拉站起身来，说：“不，基莫，我去。要是警察看见你在路上，一定会起疑心，最好还是让他们盘问我，我可以说我是去干活儿的。要是他们到这儿来，看见你像往常那样在屋子里睡觉，也显得不那么可疑。”
基莫觉得有道理，便赞同虑事周到的妻子，按照平常的生活习惯来，可能看上去更加自然，所以他又躺回到床上去。胖墩墩的阿皮科拉慢慢地沿着大路往下走，玉珍跟她走在一起，两个女人之间只隔着一点点距离。她们正往前走着，阿皮科拉突然停下脚步，指着中国女人说：“如果我脖子上戴两圈念珠藤，看起来就更合理了。回去找基莫要。”那胖女人把两串散发着辛辣气味的念珠藤花环围在肩膀上，然后两人继续往前走去。
她的想法十分正确，当她走到大路上时——玉珍在树林里猫着腰走——警察骑着马过来问道：“你见到得了伯爷麦病的华人了吗？”
“没有。”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你这么早出来干什么，阿皮科拉？”
“采念珠藤啊，跟往常一样。”她说。
他们看见那些念珠藤，便相信了她说的话。
“要是你看见你的地盘上有华人，就到路上来告诉我们。”
“好吧。”胖女人答应着，继续慢腾腾地顺着大路往前走。
现在玉珍赶到前头了。幸亏如此，因为她刚到那个离开丈夫的地方，就发现满基不见了，她感到一阵绝望，但是很快就顺着泥泞的树叶找到了他的脚印。她猜想他是往大路上去了，他放弃了。玉珍吓坏了，顺着他的脚印往前找，就在满基马上要爬上道边，喊住路边的行人时，玉珍看见了他。玉珍扑过去，从背后冲上来拖住他的双腿，跟他搏斗起来，把他拖回树林。
“我给你拿吃的来了。”她喘着粗气。
“在哪里？”满基问道，他看到妻子空着双手，认定她撒谎。
“就在那儿！”玉珍答道，她指向一个胖女人的身影，那女人连滚带爬地爬着山，身上波士顿布料制成的袍子活像一顶帐篷。她脖子上戴着念珠藤花环，棕色的大脸盘上挂着一副无忧无虑的笑容。
“那是谁？”满基低声问。
“那是阿皮科拉。”妻子答道，冲过去领着那采集念珠藤的女人进了树林。胖女人看着麻风病人的惨状，泪水一串串滚落下来。她把食物包递给玉珍，把骨瘦如柴的华人紧搂在宽阔的胸怀里，低声说：“我们会照料你。”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阿皮科拉和她那位邋里邋遢的丈夫基莫一直保护着两个华人，把自己本来就不多的食物分给他们吃。现在要填满四张嘴，所以阿皮科拉每天都得钻进树林里去采念珠藤，而她丈夫则用灵活的双手撕开树皮，挖出木头芯子，剥出散发着香味的念珠藤，留着编成花环。每过一段时间，他就拖着念珠藤去一趟火奴鲁鲁，在花店里兜售。挣来的钱他还会赌上几把，买些面包果、一点猪肉和一些大米。因为夏威夷人很少吃大米，这样一来不免有人说闲话，基莫反驳说：“我现在改吃大米了，这样我就能像伯爷那样聪明。”
有一次，又胖又懒的基莫带着大米往家里走，玉珍咬着嘴唇问道：“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基莫？”阿皮科拉抢在丈夫前面说：“我们小时候上教堂，人家老是告诉我们，耶稣是如何热爱麻风病人的，这是一个考验，看看好人怎么对待那些生病的人。没有哪个来找耶稣的人不得到帮助的，也没有哪个来找基莫和阿皮科拉的麻风病人会被拒之门外。”
“我们还能在这里躲多长时间？”玉珍问。
“躲到那男人去世为止。”阿皮科拉坚定地说。
他们这样又躲过一个礼拜。结果，火奴鲁鲁一间铺子里有个密探看出点门道来了：“基莫从来不卖这么多念珠藤的。他也从来不买大米。就是基莫！是他把得了伯爷麦病的华人藏起来了。”这人忙跑到警察局：“我敢肯定是基莫和阿皮科拉，就是住在帕里北边不远的那块开阔地上的一家人，他俩把得病的华人藏起来了。”那密探因为会动脑筋而得了一大笔赏钱。警察当天下午就偷偷来到了开阔地。警察冲出来的时候，玉珍抄起一根棍子，企图进行徒劳的抵抗，而肥胖的阿皮科拉则与警察扭打成一团，基莫大喊大叫：“是哪个坏蛋背叛了我们？”正在这时，满基抖抖索索地走出了那间摇摇欲坠的茅屋，举手投降。这下警察们可乐坏了，恨不得马上押走这几个难民。玉珍用夏威夷语喊道：“至少让我们谢谢这些善人。”然而人家不许她报答，沿着小路，玉珍被推搡到大道上，她回过头去，看见那两个肉山似的夏威夷人正抹着眼泪，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朋友被人拖进死囚牢。
惠普尔医生听说他的中国仆人被捉，赶紧来到麻风病人收容所。患病的人都集中在那里，准备用船运到放逐之岛去。惠普尔医生找到了玉珍夫妇俩。
“我还盼着你们能逃出去来着。”他用夏威夷语对他们说，“我很遗憾在这里跟你们见面。”
“你把孩子们带到新家去了吗？”玉珍问道。
“你已经决定要做柯苦艾了？”惠普尔反问。
“是的。”
“要是你愿意，随时可以离开这里。在船出海之前都可以。”他驾着马车把玉珍接回家，给她看养得胖乎乎、乐呵呵的四个孩子，他们穿着美国人的衣裳。玉珍笑着说：“他们都不像华人啦。”她把他们集合在一起，说医生会带他们走到新家。惠普尔医生让孩子们坐上自己的马车，去完成那并不愉快的任务。首先来到的是一户原住民家庭，玉珍给了他们一个儿子，说：“把他抚养成一个好人。”那原住民答道：“这并不容易，但我们会尽力。”
第二户人家是客家人，玉珍说：“让他学会所有的语言。”那客家人老大不乐意地接受了孩子。第三家又是原住民，玉珍说：“把他抚养成人，给他爹争脸。”最后一家又是客家人，她又要求人家：“所有的语言都要教给他。”做完这一切，玉珍请惠普尔医生把她送到休利特家，找到他家的厨子厨娘，交代未出世的娃娃。她告诉这几个原住民：“你们对这孩子要像对待自己的一样。让他跟你们一个姓。叫他尊敬你们，就像敬爱亲生父母。”
“那孩子什么时候送来？”人家问。
“只要有船从麻风岛开来。”玉珍答道，一听这几个字，那对未来的养父母就吓得一哆嗦。
回看守所的路上，惠普尔医生往努乌阿努山谷背面走了一小段距离，来到他送给玉珍的那块土地旁边。他在那块七英亩的土地角落里放上几块石头，向她保证：“姬太太，我已经设法把这块地呈交给土地法庭，并且缴过了税金。你丈夫去世后——他应该活不了多久了——你可以回到这里，开个小园子，把孩子们接回身边。”
玉珍坐在车上，看了看那块湿地，那块土地在她眼里呈现出惊人的美丽。“我会记住这块土地。”她用夏威夷语说道。
当惠普尔医生刚刚拨马调头，便看见两个高大的夏威夷人向他们走来，他们一见玉珍坐在车上便喊道：“伯爷，伯爷！我们来接孩子。”
他们晃着笨重的身躯，尽力跑着，捉住了朋友的双手：“你肯定会让我们替你抚养孩子吧？”他们恳求道。
“你们的房子太小了。”玉珍不愿意。
“养孩子足够大了！”阿皮科拉豪迈地说，她张开双臂，就像开了一扇旋转门似的，“求你了，伯爷！让我们抚养孩子，好吗？”
玉珍花了点时间考虑这个奇怪的建议，要是满基在就好了，但是她肯定满基跟她想的一样：“原住民和客家人会渐渐厌烦我们的孩子，就算我们都是‘迦太基人’号下来的也一样。但阿皮科拉和基莫会永远爱他们。”于是玉珍当了一回家：“我们把孩子给你们。”她请惠普尔医生回到收养孩子的那些家庭，对华人解释：“这样更好些，因为阿皮科拉和基莫能让所有的孩子待在一起。但是我希望，看在我丈夫的份上，你们能时不时给他们送些钱。”
“钱？养孩子还要钱？”肥胖的阿皮科拉惊诧不已。玉珍想，多么奇怪啊，这些华人家庭都有好工作，可领养别人的孩子没有不犯难的，然而一无所有的夏威夷人却愿意无条件收容这些孩子，不管是一个、三个还是五个。她最后看了儿子们一眼，转身回到帕里。阿皮科拉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基莫怀里抱着另一个，还有两个大点的孩子快活地在后面连滚带爬地跟着。
一班医生负责给满基检查身体，确诊了是麻风病。满基得服从终生放逐的命运，不允许申诉。医生们报告称：“重症麻风病，体内体外均有伤口。强制放逐到卡拉瓦奥岛。”文件签上了字。三名医生走后，惠普尔对接受了宣判的男人说：“满基，无论一个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困难，你要尽力而为。愿我的上帝在他的天堂守护你。再会。”他深感命运无常，任何人看了都会悲从心来，惠普尔医生怀着这种悲伤的心情回到了家里。
两天后，四十名被放逐的麻风病人集合到一处，沿着火奴鲁鲁的街道向码头走去。那里正停靠着一艘叫“吉拉奥依”号的麻风船。这些患病的男男女女如幽灵一般走来，惊恐万分的居民们纷纷退却。有些麻风病人瘸着已经没了脚指头的腿，还有些人目视前方，眼神空洞，那可怕的面孔上没有脸颊，嘴唇和鼻子都已经脱落。遭逢厄运的麻风病人们默默走近“吉拉奥依”号——一艘小小的尖鼻子船，只有四百吨，竖着阴森森的大烟囱，甲板上肮脏不堪，再往前面还绑着几头牛，供去往麻风岛那短短的险恶之旅中使用。轮船缓慢地摇晃着，牲畜发出低吼声。麻风病人来了，船上放下一块跳桥，几个满脸厌恶的警察驱赶着倒霉的男男女女上了船。最后的时刻来临了，麻风病人就要同家人永别了，人群中响起了鬼哭狼嚎般的哭喊声。
“噢喂，噢喂！”有些女人的丈夫要被拖走了。
“再见了，我的儿子！”一位满脸泪水的老人喊道。
“我们会在天堂重逢，在清凉的泉水边！”那是一位姐姐在哭喊，她弟弟正被撵上那丑陋的轮船，而那不起眼的轮船就要开往地狱。
“噢喂，噢喂！”大群旁观者发出哀号。他们看着那面目凄惨的亲人慢慢登上跳桥，惊恐万状，浑身抖个不停。
从某种程度上说，岸上传来的恸哭声无非是我们听惯了的、正常人发出的哭喊，然而从“吉拉奥依”号上传来的却不然。这些已然走上绝路的麻风病人靠着船舷站成一排与亲人诀别，那情景令人悚然动容。被放逐的女人挥着没了指头的手。男人的面孔已经辨不清长相，却仍然哭喊着告别。有些人病得太重，甚至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站起身来。他们的哭号并无内容，只是将自己的声音融入众人的悲鸣。
然而那四十个受难者有时也会有几个表情、几个举动使得人们情难自禁，大放悲声。第一个让人特别揪心的是个活泼的小女孩，约摸十岁，她登上跳桥，身后却连一个送行的亲人也没有。看得出小女孩的脸已经开始溃烂，显然，要不了多久便会被疾病折磨得不成人形。然而她迷迷糊糊地走上那轻摇着的“吉拉奥依”号，并不明白那一步竟是踏上了何等凶险的旅程。有一位同遭不幸的老妇人出于同情心，俯身去安慰小姑娘，然而看见一张没有脸颊的可怕面孔慢慢贴近自己，小姑娘顿时吓得尖叫起来。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容貌很快也将变得如此狰狞。
还有一个以水性极好而著称的男子，那是个虎背熊腰的精壮大汉。很多人给他送行，对于麻风病人来说，去往那座岛便是踏上了不归路。他站在跳桥边上，转身跟朋友们挥手，人们看到那只残手的顶部关节已经被病菌吞噬殆尽，那惨象使人们不禁呼喊起来：“噢喂，噢喂！”大家的悲伤彼此应和，那人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他用手捂住脸，猛烈地抽泣起来。
第三个事件则完全不同。这个事件如此可怕，甚至没有公众表现出任何悲痛。有个头戴鲜花、容貌绝美的年轻妻子，谁也看不出她身上哪里有致命伤口。她的脚干干净净，手指头清清白白，脸上也没有一丁点儿溃烂，然而她的眼睛却是雾蒙蒙的。如今，人们对麻风病再了解不过，他们知道病毒正在她体内积蓄力量，早晚会有一个巨大的烂疮发作出来。这姑娘将来死状极惨，连留个全尸的希望都没有。人们瞧着她翩翩踏上跳桥，心里纷纷暗自叹息。
然而她的离开并非悄无声息，她的丈夫从围观的人群中跳出来，企图跟在她身后冲上跳桥，嘴里喊着：“基诺，基诺，我要做你的柯苦艾。”卫兵拦住了他，基诺——这个名字来自夏威夷最能干的女王——回头往桥下看着，显出悲悯的神情，她喊道：“不许你跟着我，克阿莱卡西吉。”基诺无比端庄地登上“吉拉奥依”号，命令士兵把丈夫拖开去。她无动于衷地望着丈夫离开，也许她能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喊声，却不曾显现在脸上。码头上已经看不见丈夫的身影，却还能听见他的哭喊：“基诺！基诺！我要做你的柯苦艾。”
在劫难逃的夏威夷人上了船，警察们便带出姬满基。由于他所患的疾病被叫作伯爷麦病，所以人们多少能明白正是这个人导致了今天的悲惨，他们嘴里含混地嚷嚷着愤怒的语言。满基独自一人，并不朝左右张望。他穿过愤怒的人群，最后站在跳桥上。这时，两位大个子夏威夷人跑上来与他告别。是基莫和阿皮科拉，他们毫不畏惧地拥抱了这个麻风病人，亲吻他的面颊，与他挥手告别。瘦弱战栗的中国男人得到了些许安慰，他走上跳桥，心里惦记着，走上这最后的路程时，也许惠普尔医生能来跟他道别。然而医生不能承受这些曾经接受过自己帮助的人从此将要永别。在那天要上路的人群中，有二十多人是由他参与的委员会进行调查的，他不忍心看着他们离去，部分是因为这执行的是他的命令。“吉拉奥依”号航行的那天，他大门紧闭，专心祈祷。
满基安全上了船，船长喊道：“打开笼子！”于是两名水手来到麻风船后舱甲板上的一个柳条笼子旁，他们旋转着格子门的合页，门开了，其他水手一边留心不碰到麻风病人，一边吼道：“行了！行了！进去！”
笼子不大，门也不高，被放逐的人们一个个蹲下身子爬进去，各自找了一块地方。那扇柳条门一插上，船长便喊着安慰大家：“你们旁边会一直有人。如果沉船了，他会给你们把门割开的。”
一笼子麻风病人在底下待着的时候，另外两名水手提着两桶肥皂水开始清洗跳桥的护栏，然后让没患病的乘客登船。水手们为了躲开那四十个关在笼子里的麻风病人身上的气味，匆匆跑到下面去，这时船长喊道：“行了！柯苦艾上船！”
从哭号的人群中走出几十个夏威夷人，有男有女，他们精神恍惚地握住干净的把手。他们就是柯苦艾，在19世纪下半叶的夏威夷，他们证明博爱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真真切切的。每一位柯苦艾登上“吉拉奥依”号的甲板时，都有一位警官审慎地问：“你确定知道自己的行为，并自愿上船吗？”有个男人答道：“没有我妻子的日子固然自由，但是我宁愿跟她一起上船。”
看着这些柯苦艾，所有人能看出这些特殊的人们是被爱所驱动的。诚然，有些老妇人几乎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自然愿意追随得了麻风病的老头子，毕竟已经跟他们过了一辈子。还有些老头娶了年轻的妻子，她们不幸染病，他们也自然愿意留在娇妻身旁。但还有些男女，他们毫不迟疑，爬上跳桥去扶持那些已经毫无吸引力的其他男女，码头上的人群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健康的男人会自愿登上麻风船，就为了跟这样一个女人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除了爱，没有别的答案。
没有哪个柯苦艾站在那位十岁的小女孩身边，也没有人站在美丽的基诺身边。但是当警察垂下手臂，允许中国女人玉珍跟丈夫团聚时，人群纷纷发出惊叹。玉珍来到跳桥时，巨人一般的夏威夷人基莫和阿皮科拉再一次走上前去拥抱了她，阿皮科拉在黄皮肤朋友的溜肩膀上挂了一串念珠藤，说：“我们会爱你们的孩子。”
跳桥被拖回甲板。拴在船头的牛群发出低低的悲鸣。岸上的人群呼喊道：“噢喂，噢喂！”被恐惧压得不堪重负的“吉拉奥依”号准备出海了。当坐在岛内书房里的惠普尔医生听到轮船发出的离别的汽笛声时，他祈祷道：“哦，愿上帝将仁慈赐予他们。”汽笛声传进了每个人的耳中，然而只有他能够理解玉珍和满基面对着什么样的未来。他曾见过麻风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