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珍从麻风隔离区回来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要找回她的孩子们。“吉拉奥依”号一靠岸，她就匆匆忙忙地下了船。这个瘦弱的、头发稀疏的二十六岁中国寡妇穿着蓝布袍和蓝裤子，头戴尖顶竹斗笠，用带子勒在下巴上，斗笠向后套在她那绑得紧紧的发髻上。玉珍赤着脚在夏威夷度过了八年时间。她经历了许多沧桑往事，全部财产只有身上这些衣服。她连一根牙刷、一件换洗的袍子也没有——但她还有惠普尔医生留给她的七英亩荒芜的沼泽地。她吃力地爬上努乌阿努山谷时，并没有停下脚步看一眼那片土地，匆匆走过的时候她想：“我今天晚上就得把地翻上一遍。”
她走在去往基莫和阿皮科拉家的路上。当她终于到达那条通向大路的小径，走进那茂密的树丛时，突然飞跑起来，风把她的斗笠吹到脑后，被带子拖在脖子后头。最后，玉珍冲到了那片开阔地，她的孩子就在那里。一家人正待在房子里头，玉珍快到门口时，阿皮科拉看见了她。大个子夏威夷人喊起来：“伯爷！伯爷！”然后奔过来抱住了玉珍，把她举得双脚离了地面，然而即使在被大个子阿皮科拉举起来的时候，玉珍的目光仍然越过女人的肩膀数着。只有四个男孩，大的七岁，小的四岁，他们站在树荫下，被突然闯进来的人吓坏了。
“还有一个男孩呢？”玉珍几乎喘不过气来。
“没有别的孩子了。”阿皮科拉答道。
“你没有从船上接走那孩子？”
“我们没听说什么孩子呀。”
孩子找不到了，玉珍觉得揪心得疼，可看见另外几个儿子她还是高兴得不得了。她心里一半忧愁，一半欣喜，刹那间动弹不得。在那间小小的茅屋里，她站在一旁，看着大个子阿皮科拉，然后又看看老也睡不醒的基莫，最后看看自己四个稀里糊涂的儿子们。玉珍不再去想那丢了的孩子，而是朝儿子们走去，好像要抱抱他们的样子。两个最小的直往后缩，儿子们认不得她了，而那两个大的往回缩是因为他们听说妈妈是麻风病人。玉珍觉察到后一种原因，犹豫了一下，停下脚步，转向阿皮科拉说：“你把我的孩子们照顾得很好。”
“孩子在我这里，我很高兴。”大个子夏威夷女人笑着说。
“你拿什么喂他们？”玉珍问道，眼光在四个壮实的儿子身上贪婪地看着。
“孩子嘛，总有办法喂饱。”基莫让她别担心，“我有时候出去干活儿，有时候华人给我们点儿钱。”
“另一个孩子在他们那里吗？”玉珍问道。
“他们没提起过。”阿皮科拉答道。接着大个子女人注意到孩子们对他们的母亲是多么恐惧，便张开巨大的双臂一把把他们全拢过来，她平时就经常这么干。他们一起挤在她宽阔温暖的胸膛里，然后阿皮科拉突然轻轻弹了一下肚皮，张开双臂，把一团小胳膊小腿倒在玉珍身上。瘦弱的小个子中国女人顷刻便被淹没了，而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回担心麻风病的是她，她没有拥抱儿子们，而是向后缩，仿佛自己的身体是不洁的。孩子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妈妈，玉珍背过手去，生怕碰到他们。
“我害怕。”她低三下四地说，于是阿皮科拉把孩子们拉了回来。
吃饭的时候，孩子们与基莫叽叽喳喳地说话，阿皮科拉东一句西一句地问了好多有关克拉沃的事。玉珍说：“我必须下去看看我的地。”
饭后，她一路小跑了四英里，回到了那片沼泽地，她又一次过而不停。她要先去原住民和客家人家里看看，然而没人听说过她的儿子。大家都是从“迦太基人”号上下来的华人，所以都觉得有义务帮衬满基的寡妇。他们给她凑了一套菜园子农具，一些菜籽，一袋芋头种子，还有一根两头系着篮子的竹竿。玉珍拿着这些东西回到她的地里，在那儿一直干到深夜。
她建起堤坝，围住地势较低的沼泽地，让芋头苗在里面疯长。芋头地能为上面的田地排水，为那里留下肥沃的冲积层土壤，好在上面种植华人爱吃的蔬菜。除此之外，高处还剩下一小片土地，可以种植白人爱吃的各种蔬菜。就这样，从第一夜开始，玉珍懵懵懂懂地开发出了一整套农产品，并将其延续数年之久：芋头给夏威夷人吃，大白菜和豌豆给华人，利马豆荚、青豆和爱尔兰马铃薯给白人吃。她知道，不管是谁、总得吃饭。
每天蒙蒙亮，她便挑起竹扁担，挂上两个篮子，系紧尖顶的竹斗笠，迈开一双赤脚走进菜园。蔬菜成熟后，她把它们装进篮子，开始往火奴鲁鲁长途跋涉。不管到了哪一户，不管卖出去多少东西，挣了多少钱，她更关心的是那家有没有一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玉珍没有找到儿子，却发现了即将带来大笔利润的蔬菜。
到了晚上，玉珍继续干活儿。她把菜地整理得井井有条。星星出来之后，她将那些没卖出去的蔬菜整理好放在篮子里。然后挑起扁担又走上四英里路回家。在山谷里的空地上，儿子们已经睡熟了。
有很多日子，她都没能看见孩子们一眼，然而与基莫和阿皮科拉坐在夜色中时，玉珍谈得最多的就是孩子们的未来。有一天夜里，当玉珍冒着暴雨爬上山谷，又冷又湿地走进家门时，不禁回想起隔离区的生活，想起麻风病人帕拉尼曾给她讲过的世界。于是她把儿子们叫醒，玉珍浑身沾满泥巴湿淋淋的，站在他们面前，孩子们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皮，拼命想弄明白妈妈要跟他们谈什么。他们几乎听不懂中国话，她的夏威夷语也说不利索，但是她说：“火奴鲁鲁的某个地方有你们一个兄弟，他的名字叫作……”几个男孩不耐烦地扭来扭去，玉珍喝令他们站好，但是他们还是听不明白。
“哎，卡纳卡！”阿皮科拉喊起来，“嘘！你们的姨娘在跟你们说话呢！这些可恶的伯爷！”男孩们听见这个，都不吭声地站好了。
五洲姨娘慢慢地说下去：“你们的爹想让你们坐拥天下。他想让你们念书，想让你们成为聪明人。他说：‘拼命干，世界便会属于你们。’”
她拉着大儿子的手，把他带到屋子正中，说道：“亚洲，你必须拼命努力，给你爹争脸。”睡眼惺忪的男孩点了点头，一点也不明白给他分配了什么使命。
她对每个儿子都重复了一遍这句家训：“拼命努力。”他们立正站好后，玉珍又说了一句，“你们必须帮我把你们的兄弟澳洲找回来。”
“他在哪儿呢？”亚洲问道。
“我不知道，”五洲姨娘答道，“但是咱们必须找到他。”
懵懵懂懂、睡意蒙眬的男孩们爬回床之后，这矮个子中国女人跟两个夏威夷人又坐了很久，讨论哪个孩子以后最有出息。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玉珍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只够把一个孩子送到美国去接受完整的教育，必须尽早确定合适的人选，把精力集中在他身上。她问基莫：“你觉得哪个最好？”
“我喜欢欧洲。”基莫答道。
“你喜欢他，”玉珍赞同，“但是哪个最聪明？”
“美洲是最聪明的。”大个子夏威夷人说。
玉珍也这么觉着，但她还是跟阿皮科拉商量了一下：“你觉得美洲有没有胆子跟人打架？”她问。
“非洲打起架来最顽强。”阿皮科拉答道。
“换作是你，会把哪个送到美国去？”
“美洲。”阿皮科拉毫不犹豫地说。
1875年，玉珍已经攒了将近二十五美元。按照这个速度，她显然有能力负担所有孩子的教育，但是她知道这笔钱关系重大。因此，攒足了二十五美元之后，她把钱捆在一起，带着四个孩子郑重其事地来到一间原住民店铺。“我想让你们心里有数。”她说了好几遍，来到店铺里之后，她让孩子们排成一行，让只有六岁的美洲也能看明白接下来的事情。
那些年里，华人是不用银行的。没有华人开银行，而东方人在金钱方面又怎么能相信一个白人呢？钱财必须得藏好了，攒到一定数目之后，就像今天一样，拿到一间信誉完全清白的原住民或客家人店铺，交到店主手里，那个人会帮他们管好这笔钱，从中抽走三个百分点的佣金。至于怎么管这笔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要么把钱寄回低地村，就像现在这样。如果收款人是客家人的话，就寄回高地村。战乱、暴动，夏威夷经历过盛世和萧条。人们会死去，轮船会遭到海盗的劫掠，然而只要是从原住民店铺寄出去的钱，总能无一例外抵达低地村。
“这笔钱寄给姬满基的媳妇。”玉珍对店主说。店主点点头，玉珍又说：“就是低地村的寡妇。告诉她，是四个孝顺的儿子寄给她的。儿子们尽孝。”店主又点了点头，开始动笔写信。
那封用奇形怪状、没几个夏威夷人能看懂的中国汉字写成的信完成后，玉珍把它自豪地交到每个孩子们手里说：“你们给娘寄钱去了。只要她还活着，你们就得这么做。这是你们欠她的。”留着辫子、穿着干净衣裳的儿子们严肃地接过那封信，每一个孩子都用不甚准确的想象力设想出中华帝国的样子，他们的娘穿着一件红袍子坐在那里展开信纸，看见里面的钱。那封信传回店主手里，就要寄出去了，玉珍又让孩子们站成一行说：“记着！只要你们的娘还活着，这就是你们的责任。”孩子们都明白了。大个子阿皮科拉像娘一样亲吻他们，给他们唱歌。五洲姨娘有时候像娘一样，她给他们带吃的。但是他们的亲娘，真正的娘，是在中国。
那天，把钱交到原住民店铺之后，再也干不成什么了，玉珍想起一个让自己兴奋难耐的消息，索性决定去看个究竟。她领着四个一脸机灵的儿子回到努乌阿努山谷，带他们走进一条小巷，里面的一块空地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它属于英格兰教会。夏威夷的阿里义刚一接触到这种柔和、变通的教义制度，还有那赏心悦目的宗教仪式，再与那乏味的、不可能通融本地实际情况的加尔文教派公理会制度两相对比，大多数阿里义便很快倒向了英格兰教会。他们喜欢那优美的圣歌、缭绕的香烟和长长的袍子。英国传教士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办了玉珍现在要去的这一所学校，并向吃惊的岛民们宣布：“我们学校欢迎华人男孩。”
1875年，对于规模巨大、远近闻名的普纳荷学校来说，大量招收华人学生是不讨人喜欢的想法。再说，高昂的学费也让华人望而却步，所以那些天分最高的孩子们大批进入了伊奥拉尼学校，玉珍现在正是要把儿子们带到那里。
接待她的是个怎么看也不像能定居在夏威夷的人，乌里雅苏台・喀喇昆仑・布雷克是一个个子很高、声音尖细的英国人，他身上肌肉发达，才二十八岁就完全秃顶了。他来自什罗普郡，他那富于冒险精神的父亲母亲跟着一支驼队前往外蒙古，从给了他名字的第一个单词的城镇来到了第二个单词的城镇，在那里，他母亲早产把他生了下来。“我还没到日子，就给颠出来了。”他喜欢这么解释，“骆驼轰隆轰隆地往前走，把我母亲的盆腔扰乱了。”他从小说中国话、俄语、蒙古语、法语、德语还有英语。现在他是混杂语专家，是一个令人胆寒的、不讲情面的教务主任，但也是一个热爱儿童的人。他早就知道不要用自己的中国话去尝试与夏威夷的华人儿童对话，他们只会说广东话和原住民话，而他对这两种语言一窍不通。玉珍开口对他说的是客家话，在他听来，客家话跟普通话一样好懂，于是他立刻对玉珍产生了好感。
“这么说，你打算让这四个未来的‘老子’进入我们的学校喽？”他对中国知道得很多。
“他们不是老子，”玉珍纠正道，“他们是满基的儿子。”
乌里雅苏台・喀喇昆仑・布雷克——他要求周围的人都得称呼他的全名——神色严厉地低头看看玉珍，问道：“尊号满基的姬姓先生家里的保险柜里有没有钱呢？”
“他已经死了。”玉珍答道。
布雷克吞了口吐沫。他喜欢这个直来直去的女人，但仍是用尖刻的语言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你可有任何理由相信，满基留下的这四个孤儿，有一点点能力去学东西吗？”
玉珍想了想说：“美洲能学，其他的孩子算不上聪明。”
“夫人，”乌里雅苏台・喀喇昆仑・布雷克说，他深鞠一躬，胡子都快碰到地板上了，“我在伊奥拉尼学校度过了三年教学生涯，评估孩子的时候，你是第一位跟我所见略同的母亲。坦率地说，你的孩子看上去都不算聪明，但是我谦卑地接受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加入我们的学校。”他十分正式地跟每一个孩子握了握手，然后用本地混杂语吼道：“你们，最好，听我的话，我打你们，信我。”孩子们都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夏威夷渐渐进入了文明社会，开始讲究正式的委派制度。等到了那一天，一个趁着下午随便溜到捕鲸船上、脑袋刮得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资格证书的、长着一把四英寸长的大胡子、还有个怪名字叫乌里雅苏台・喀喇昆仑・布雷克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被任何学校聘用。
但是在1872年，这个无法无天的男人就是那样一副尊容。伊奥拉尼学校需要教师，他们发现布雷克这个男人即将为群岛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主教刚见到这个面目狰狞的年轻人时，盯着他的脸问道：“你有哪些教学资格？”布雷克答道：“我是喝骆驼奶长大的。”这个答案离题万里，所以他立刻被录用了。要是布雷克被像普纳荷那样的一流学校雇用——那可是当时伊利诺伊州最好的学校之一——那他是不是有教学能力无关紧要，因为普纳荷毕业之后，他的学生都会到耶鲁深造，身上有什么不妥之处可以在那里得到纠正。学校里的老师要是不够资格，父母在家里也可以缺啥补啥。但是在伊奥拉尼，学生要么就跟着现有的老师教什么学什么，要么就完全没法接受任何教育。布雷克对夏威夷独特的贡献就在于，他撅着吓人的大胡子，恶声恶气地要求学生们按照英国绅士的教养行事，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教育华人的。
他教他们说一口文雅的英式英语，要是做不到立刻用本地土语痛骂一顿。他让孩子们都转入英国教会，可自己却笃信佛教。他在海港里教孩子们驾船，他说男人没有马匹、不会开船还算什么绅士。最主要的是，他对待孩子们的方式好像他们不是华人似的，好像他们生来要开银行、当议员或者去管理土地。
那些年，有好多夏威夷人对未来忧心忡忡，看见他的所作所为更是吓得不轻。他们不想让华人上大学，不想让他们开大公司。他们希望——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华人最好世世代代满足于在种植园干苦力活，而不要有任何更高的追求。当他们看到自己愿望落空，华人进入了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时，常常感到恐慌。当地人讨论通过一些荒唐的法律，要把华人全都赶走，或者不许他们加入某些特定的职业。其实，这些被吓破了胆的人们应该采取一个更干净利落的办法：他们该一枪崩了这个乌里雅苏台・喀喇昆仑・布雷克。
最初的种植园华工靠着艰辛劳动积攒下送儿子去伊奥拉尼学校读书的一点钱，这种行为不啻于一场革命。纵观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东西能逆转这种革命行为。当布雷克教第一个华人孩子念字母表的时候，那套陈旧的契约劳工制度便注定没法长久了。孩子一旦学会念书，他迟早会读到某本让他产生思想的书，而一个孩子一旦有了思想便能成就一切大事。
在夏威夷的那些年里，华人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优待。种植园里那些动辄大喊大叫的鲁拿——即包工头——常把两个华人的辫子绑在一起一边一个地虐待且乐不可支。其他的鲁拿喝醉了酒便把一个过路的东方人的大辫子拴在马尾巴上，然后抽着马儿快跑。华人只好拼命反抗，后来这成了鲁拿们之间一个约定俗成的戒律：“如果一块田里有六个拿着甘蔗刀的华人，永远别上那田里去。永远别去。”
有一天夜里，一个被激怒的华人——后来没人推断得出他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尖叫着跑进一个法国领事的卧室，手持长刀将其杀死。那些年，华人们经历了许多艰苦卓绝的日子。他们绝不是初来时《火奴鲁鲁邮报》笔下那些温顺的东方人。他们一转脸就能换上一副狰狞的面孔，实施报复行动快得吓人。要是让他们一天干上十四个小时的苦力，一个月只给三美元，他们绝不愿意继续这样的契约。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用华人做实验看来是失败了。
但乌里雅苏台・喀喇昆仑・布雷克不动声色地教给孩子们：“华人崇尚的种种美德，在夏威夷也一样可以助你成功。好好念书，听父母的话，攒钱，结交有诚信的人。”他还特别强调要入乡随俗。“剪掉你们的大辫子，”他建议，“穿美国式的衣服。参加他们的教会。忘记你是华人。”
一个男孩问道：“如果我们应该抛弃佛教，你为何不这么做？”
乌里雅苏台答道：“当我离开夏威夷的时候，我将会返回英国。在那里，我可以享有任何自由。但你们不能离开这座群岛。你们得跟美国人相处，他们看不起任何人的自由选择，所以你们得顺从他们。”他是个难于相处、固执己见的人。他为一个种族带来了改变。
在那些日子里，天刚蒙蒙亮，玉珍就到地里干活。她带着四个孩子，上学前的几个小时里，他们跟她一起在田里劳动。快上学时，玉珍用一块布蘸着芋头田里的泥水把孩子们擦洗干净，送他们去上课。上了一天学之后，孩子们会回到菜地里。天黑了之后他们回家，大个子基莫已经做好了热饭热菜等着他们。
这样艰苦的生活过了一年之后，基莫实在受不了华人这样来来回回地跑，于是提出：“咱们为什么不离开这座房子，在山谷里建一座小屋？咱们留着这块地种蔬菜。这样，大家都不需要大老远跑来跑去，我也能离弹子房近些。”
玉珍想了一会儿，说：“我舍不得占一英寸菜园来盖房子。”
“但是你看！”基莫反驳道，“只要占菜园里一个小小的角落，这里你就有一大片地了。”
“要是那样，”玉珍也反驳，“阿皮科拉采念珠藤就得走上好长一段路。我比阿皮科拉擅长走路。”
“我在想，”基莫说，“阿皮科拉不用再费神采念珠藤，她可以帮你忙菜地的活。那样一来，孩子们能在学校里多念会儿书。”
这个计划很合理。第二天，玉珍邀请基莫陪她来到菜地，大个子男人说，建房子只需要一丁点儿面积，他提醒她这能换来多大一片的林地，玉珍一高兴便说：“好主意。”
他们拆掉高地的房子，有好几个夜晚睡在露天，同时低地的房子也逐渐建造起来。过了一阵子，赫赫有名的姬家庄园的第一部分便矗立在努乌阿努的大街上了。房子造得并不好，既不防水，也不规整，但是能让五个华人和两个夏威夷人舒舒服服地住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座房子也给姬家人带来了好运气。有一天，玉珍费力地往山谷里的新菜地走去，那块地地势太高，不如下面的产量好。走着走着，玉珍看到一个约摸二十岁的健壮年轻人正驾着一辆轻便的双轮马车，那人喊道：“那块菜地是你的吗？”玉珍说是她的，那人便停住车，跳下马背，伸出了手。
“我是威普・霍克斯沃斯，”他说，“我想看看你的地，如果你同意的话。”他把马拴在树上，跟她一起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他脚下踢着土，用手掌撸掉鞋子上的泥巴，说：“伯爷，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我从美丽岛带回来一百株凤梨苗，为这些东西几乎丢了脑袋。我试着在底下种植，但是不行。在我看来，这里的高地可能与美丽岛的种植环境更接近。我告诉你我想怎么办。我会把所有的现在活着的树苗都给你，要是你能让它们长起来，就都归你了。我想要的只是果子和一些种子。”
“你能把凤梨卖出去吗？”玉珍怀疑地问。
威普・霍克斯沃斯转过身指着下面那一大片山谷，虽然被树木挡住了视线，可是他并不在意：“你能看见的每一户房子都想买你的凤梨，伯爷。成交吗？”
他们成交了。小威普・霍克斯沃斯猜得很准，玉珍的高地田恰巧是美丽岛凤梨苗需要的土壤。那些凤梨和五十年前引入岛内的脏兮兮的退化苗相比，甜度上不知道强多少。现在，玉珍一天天徒步走到她在努乌阿努的田地，背上背着从城里拖来的凤梨。她在低处的蔬菜苗长得正茂盛。但是比这一切都更令人欣慰的是，四个儿子总算得到了应有的教育。
玉珍只有一项投资是失败的。这次与过去一样，还是她的芋头田。玉珍把粗粝的果实卖给当地人，把叶子卖出去当蔬菜，自己留着苗秆腌咸菜配鱼干吃。芋头全身都是宝，玉珍从中赚了三道好处。可她并不满足，她听从了基莫和阿皮科拉的劝告，先把芋头煮软再做成芋粉酱。这一次，每一步都堪称完美。做出来的芋粉酱呈现出一种油亮软糯的紫色，夏威夷人见了都馋得要流口水，这种伯爷芋粉酱——当地人就是这么叫的——立刻拥有了庞大的市场。但是没有几个夏威夷人能买得到这些芋粉酱。肥胖的阿皮科拉，还有比她更胖的基莫为了收获芋头拼命地工作，两个人饿得要命，玉珍只吃了几口冷饭团，可能还有一点腌芋头秆，便目瞪口呆地坐着看她那两个体型庞大的室友吃掉了那么多芋粉酱。现在，基莫的体重快要达到三百五十磅了，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芋粉酱桶旁边，给自己舀出至少一夸脱来，然后给阿皮科拉也舀上同样多的一份。他们风卷残云地吃掉六七条鱼、一些冷猪肉、烤面包果，还有剩下的一罐俄勒冈鲑鱼，然后勾起两根手指头，像鱼钩似的插进芋粉酱，拔出一大团芋粉酱，娴熟地甩进自己嘴里。他们吸进营养丰富的芋粉酱，发出美滋滋的声音，一脸幸福的模样，互相看着对方。
玉珍沮丧地意识到，她做的芋粉酱没法卖了。但她并不抱怨，在自己跟麻风病人在一起的时候，是这两个好人为她抚养孩子。即使是今天，玉珍也感觉自己没了他们不行。他们照顾孩子，洗衣服，从弹子房带来各种小道消息，还照管着芋粉酱。出于谨慎，玉珍觉得她得保护自己，因此她对基莫说：“我想把高地的那片田买下来。”
“买？”基莫惊奇地问道，“那本来就是你的。”
“也许我买下来更好，这样更合规矩。”
“那些田地是你的。”阿皮科拉坚持说。
“咱们去土地交易所把文件签了吧。”玉珍说，“我给你们钱。”
大个子阿皮科拉抱起她的中国朋友，放在自己膝头上，说：“基莫和我要那些地没有用。我们没有孩子。”
“你们有四个儿子。”玉珍纠正道。
“好主意！”基莫喊起来，“我们把那些地给儿子。”于是三个人来到下面的土地交易所登了记，把高地上的土地卖给了姬家儿子。那白人通过翻译官问道：“转手的费用是多少？”两个大个子夏威夷人看上去迷惑不解，于是那官员解释说：“得确定一个两边都同意的数额，否则交易就不合法。”
玉珍开口说，她有一袋子美国毛票和雷亚尔，还有澳大利亚金币，是存着给儿子们读书用的，她现在愿意……但是基莫打断了她，他做着夸张的手势说：“我们把这地卖给伯爷，只要供给我们吃芋粉酱就行了。”这跟玉珍预想的一样，于是交易就这样写在纸上了。
玉珍现在过的是一种奇怪的，然而十分典型的夏威夷式的生活。四个儿子主要说夏威夷语和英语，而她跟孩子们则用支离破碎的夏威夷语交流。家人一直小心翼翼地提醒他们说，远在中国的那个影子似的女人才是他们的母亲，但孩子们却总觉得阿皮科拉是母亲，正如她也觉得他们是她的儿子一样。家里没有人知道玉珍的名字，夏威夷人总是管她叫伯爷，孩子们管她叫姨娘。大家吃的食物、说的语言和开的玩笑主要都是夏威夷式的。而学校的课本、生意和宗教，就是美国式的了。但是母慈子孝，尊崇教育，则一切都按照中国的规矩来。玉珍的生活多年来几乎成了神圣的仪式，雷打不动。三月初，她来到土地办公室，为她的两块地产交税。她最宝贵的有形财产是一个装着收据的盒子。对于她来说，这代表着公民的身份，证明她有权利在檀香木之国继续生活下去。
六月和九月，玉珍会将唯一的一套衣服特别仔细地清洗干净，用一块新布包好发髻，带着四个儿子去跟乌里雅苏台・喀喇昆仑・布雷克讨论儿子们的教育。老师很愿意跟她用中国话聊天，告诉她四个儿子的成绩都很好。玉珍对学习成绩的要求几近苛刻，只要跟布雷克谈话，她总是重复问这一个问题：“我的四个儿子里，哪个头脑最好使？”严厉的大个子男人会想想答道：“美洲。”玉珍听说儿子们在学校里成绩好总是很开心，因为她喜欢想象某个儿子启程到美国继续深造的场景，剩下的兄弟都在供养着他。
四月和十月，玉珍会风雨无阻地走上好长一段路，来到原住民店铺。她拿出一大笔钱，给姬满基在低地村的家里寄去。她总是带着四个儿子，尽管这样做他们就没法去上学。玉珍总是对儿子们谆谆教导：“比念书更重要的是尽孝，你们是四兄弟，对父亲和父亲的家族要格外尽孝。”玉珍让四个孩子用指头摸摸交出去的钱，每个孩子还要摸摸那封写好的信。“现在你们回去上学。”她说。有时候，玉珍觉得这古老的祖训不能用铿锵有力的客家话来说，而是用支离破碎的夏威夷混合土语说出来，总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道理无需言语，儿子们都能明白。
这就是伯爷柯苦艾，也就是姨娘玉珍一年的生活。她自己只有一件袍子，一条裤子，一顶斗笠，没有鞋子。她有一根竹竿，两只竹筐，一家赚不到钱的芋粉酱作坊，还有两块日后价格高达一百万美元的土地。但是这个身材细瘦的中国女人一年四季的生活主要是围着一件事：她有四个在伊奥拉尼读书的聪明儿子，他们接受着乌里雅苏台・布雷克的启发和姨娘朴素常识的教育，一旦他们长大成人，融入到火奴鲁鲁的经济生活，到时候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
1879年的一天，玉珍正领着儿子们去圣公会教堂，突然看见一个带着七个孩子的夏威夷家庭，其中一个孩子看上去很像华人。她开始仔细打量那孩子，觉得他差不多有八岁大小，正是自己失散的儿子的年龄。她拿不准对方到底是不是华人，因为他与周围的夏威夷兄弟姐妹们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礼拜结束后，玉珍让十三岁的亚洲带着儿子们回家，自己偷偷跟着那家夏威夷人来到了他们的住所。她发现那是幢又大又乱的房子，坐落在布列塔尼亚大街，在离钻石山那边很远的地方。八岁的男孩完全拿那里当作自己的家了。她试着问过路人那户人家姓甚名谁，但是她说的话人家听不明白。
玉珍改变了兜售蔬菜的路线，离开通常的路线有几英里远，就为了观察那座巨大的夏威夷式房屋。最后她发现，那华人小男孩去上学，看上去挺机灵，人家只用一个夏威夷名字称呼他。有一次，她直接拖着凤梨来到那座房子的游廊上，试着跟那家的女主人攀谈，但人家并不想买凤梨。玉珍试过了所有的法子，最后只得决定开诚布公地与阿皮科拉谈谈，可她刚要付诸行动，却本能地觉得这位大个子夏威夷女人会同情那位一直养活着那孩子的同胞，而不是同情孩子的亲妈。再往深里说，玉珍觉得基莫倒是愿意帮忙，基莫总觉得自己除了打听消息之外什么也干不来。于是玉珍把光着膀子的大个子男人拉到一边说：“打听打听那些是什么人。”
“用不着打听，”基莫简单地说，“那是克罗罗・卡纳克阿总督的房子。”
“打听那个伯爷孩子是从哪儿来的。”
“好吧。”基莫嘟囔着，他往弹子房走去，没过多久就回来说：“有一天，总督在码头上，一艘船开过来，上面有个男婴，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那孩子，于是总督说：‘我带走好了。’于是他就这么做了。”基莫耸耸肩，好像在说“简单吧？”说完，他突然明白了玉珍意欲何为，“那孩子是克罗罗家的！”他警告说，“他喂他吃喝，他把他养大。”
“可他是伯爷，”玉珍反驳道，“他是我的。”
“当然没错！”基莫赞同，“他是你生的儿子，但是他属于总督。”
玉珍耐心地分析着，试图动之以情：“我并没有把孩子送给总督。我把那孩子送给你，帮我抚养，直到我回家。”
“但是谁来养孩子有什么区别？”基莫回敬道，“那孩子有家，有爱他的父母。还有人陪他玩，吃的也足够。有什么区别？”
“我想让他长大后成个华人。”玉珍争辩道，由于紧张而吼了起来。
“我不明白。”基莫懒懒地说，“我小时候，我父亲总是收留两三个从船上逃下来的水手，藏在我们家的田地里。瑞典人、美国人、西班牙人，哪儿来的都一样。有时候，他们跟我的姐妹有了孩子，现在那些孩子都在哪儿？我不知道，我的姐妹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西班牙人还是夏威夷人？谁在乎这个？”
玉珍觉得自己跟基莫说不清楚，明知不妥，还是把阿皮科拉也拉了进来，正如她怀疑的一样，大个子夏威夷女人本能地站在了男孩的夏威夷母亲那边。
“你必须想想总督的妻子现在有多爱那孩子。”阿皮科拉说。
“但是她自己有六个孩子！”玉珍绝望地吼道。
“他们不全是她自己的！”阿皮科拉得胜似的说，“有些是人家扔在大街上的，有一个我知道是从茂宜岛捡来的。”
“我要把我儿子要回来。”玉珍固执地说。
“伯爷！”阿皮科拉警告她，“他不再是你的儿子了。”
玉珍不明智地说：“那，另外四个儿子也不再是我的儿子了？”
阿皮科拉柔声说：“不是啦，伯爷，他们不光是你的儿子，他们也是我的儿子。”她没有足够的词汇来讲清楚夏威夷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多么松散，儿子不是由血缘决定，而是由爱来决定的。从来不曾有哪个孩子被人遗弃。有些最感人的夏威夷故事，讲的就是些农妇听到被阿里义扔在海边的女婴的哭泣声，便救了那孩子，并视如己出，战争来临了，或者发生了什么其他大事，女婴长成了绝世美人。这种故事一遍又一遍地发生。阿皮科拉没有能力把这些都讲给伯爷朋友，但是她补充道：“在你所见过的所有夏威夷家庭里，总有一个孩子是哪里捡来的。一位朋友把孩子送给了那户人家，就是这样。”
顽固的玉珍还是重复着她的问题：“那我的儿子就不是我的儿子了？”
“不光是你的儿子。”大个子阿皮科拉也重复道。在小个子中国女人的心目中，客家人的家庭观念根深蒂固，而她的大个子夏威夷朋友是在一种更加柔和的亲情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玉珍瞪着阿皮科拉，两个女人都将自己族群的标准视为唯一，谁也不肯让步，但像往常一样，大个子夏威夷女人首先提出和解：“当然，伯爷，咱们两个当妈的，有四个儿子也够了。”大个子女人很有说服力，连玉珍也放弃了刚才提出的想法。她觉得正是因为如此，夏威夷族群才慢慢濒临绝种，华人才人丁兴旺。她没法不承认，自己儿子那四张快乐的脸庞就是爱的明证。即使儿子们游离在夏威夷的亲情和华人家庭责任的中间地带，他们毕竟也在茁壮成长着。于是玉珍由着阿皮科拉把她拉进怀里，由着她珍爱，仿佛自己是对方的女儿，而不是平辈的朋友。接着，大个子女人说：“既然咱们已经心平气和了，就一起去见见总督的妻子吧。”
阿皮科拉、基莫和伯爷镇定地沿着努乌阿努大街，向着布列塔尼亚大街走去，然后转向钻石头山，来到总督的大房子跟前。阿皮科拉柔声说：“我来说话。”接着，她仿佛是努乌阿努的芋头地派到布列塔尼亚大街法庭的特使一样，对总督的妻子解释道：“伯爷觉得你的老七是她的儿子。”
“可能是，”克罗罗总督的妻子很容易就相信了，“我丈夫是在船上找到他的。”
“伯爷想把他带回去。”阿皮科拉柔声说。
总督的妻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哭了起来，最后她静静地说：“我们把那孩子当作自己的。”
“看吧。”阿皮科拉说，结束了对话，因为已经无须再说。
但是玉珍才刚开始说：“我感激你为那孩子做的一切。他看上去很干净，很聪明。但他是我儿子，我想……”
“他在这儿过得很开心。”总督妻子说。
“他是我儿子。”玉珍还在挣扎。她感觉自己被卷入了一团乱七八糟的泡沫。她可以把它推到一边去，但是那堆泡沫总是回来，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三个大个子夏威夷人压在她身上，用爱扼住了她的脖子。
总督妻子又在说：“但是我们拿他当自己的儿子看。”
“如果我上法院，法官会怎么说？”玉珍威胁。
现在总督的妻子和阿皮科拉都哭了起来，总督妻子说：“没有必要弄到法官面前。阿皮科拉说你有四个儿子在身边。为什么不把第五个留给我？我们非常爱他。”
“他是我儿子。”玉珍固执地抗拒着，但是这句话对三个夏威夷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显然，这个人见人爱的男孩是什么人的儿子，这件事的很多方面都超出了这个瘦小的中国女人的理解能力。
这时候，总督本人走了进来，他是个身材高大，面目英俊，年近五十的男人。他对待所有人的态度都十分慷慨，先是听阿皮科拉，然后是自己的妻子，最后是玉珍说完了来龙去脉。
他开口说道：“你就是那位伯爷柯苦艾？”
“是我。”玉珍回答。
“夏威夷人人都欠着你的情，柯苦艾。”他郑重其事地伸手过去。然后他回忆道：“那是八年前。我因某件公务去了码头。那时我还不是总督，刚从茂宜岛过来。这艘船开进来，下来个水手，抱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他说：‘我该拿这孩子怎么办？’于是我说：‘喂他。’他说：‘我又没有奶头。’于是我接过孩子把他带回了家。”他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说，“我们拿他当自己的孩子。”
“现在我想要他回来。”玉珍用力说。
“在我看来，”总督说道，并不答话，“要是中国孩子继续跟夏威夷人生活在这座房子里，那再好不过了。我们两个民族必须互相更好地了解对方。”然后他停下来，接着斩钉截铁地说，“我爱那孩子，跟爱我自己的一样。我不会让他走。”
“法官会把他判给我。”玉珍冷冷地说。
大个子男人的眼中涌出泪水，他问道：“你自己没有其他的孩子吗？”
“我有四个。”玉珍答道。
“那就把那孩子留给我们吧。请不要提法官。”
总督的妻子奉上茶水，玉珍被邀请坐在他们最好的缎子椅上，基莫问他们家有没有芋粉酱。这次会见长达四个小时，双方都十分耐心。小个子中国女人在这种亲人之爱面前一败涂地。人家叫来了她的儿子，长得高大、聪明、强壮。他并没有被告知面前这个奇怪的中国女人就是他的母亲，他还是管总督妻子叫妈妈。他退下后，双方提出了很多建议，玉珍同意了其中一个：她的第五个儿子跟总督继续生活在一起，但是必须告诉孩子他的亲生母亲是谁。说到这里，玉珍有些糊涂了，她坚持让孩子叫中国名字“澳洲”，每年他都得跟着哥哥们到原住民店铺里去两次，给远在中国的大妈妈寄钱。
“他的大妈妈？”总督问道。
“是的，”玉珍说，“他的大妈妈在中国。我只是姨娘。”
“我以为是你在克拉沃生的他呢。”总督再次确认。
“没错，”玉珍让他放心，“但是他的大妈妈在中国。”
总督耐心地听完，然后说：“你能不能再解释一遍？”于是玉珍又重复了一遍那一堆冗长的解释，总督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听明白。
于是玉珍把澳洲带到原住民店铺，在那里，他的名字正式记入低地村的祖宗祠堂。而在夏威夷，他的名字仍然叫作柯基・卡纳克阿，是火奴鲁鲁总督的小儿子。他见了自己的兄弟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后，便回到那座杂乱无章的大房子。他管玉珍叫姨娘，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他模糊地知道，在中国，自己还有个大妈妈，他的义务是每年给她寄两次钱。
还有一件事情玉珍放心不下。卡纳克阿家在马诺阿山谷有四英亩最上等的土地，还有一块长满树木的荒沼泽，她坚持要把那块地正式送给姬澳洲，也就是柯基・卡纳克阿。手续交割完毕，玉珍便在上面种起了凤梨。她现在已经三十二岁了，要不是身子瘦得要命，又没多少头发，否则她仍有相当的风韵。但是，尽管夏威夷华人女性奇缺——两万两千中国男人里只有二百四十六个中国女人——那些男人谁也不敢娶玉珍做老婆。她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克夫命，而她本人弄不好还得了麻风病。
玉珍在精神上与自己的儿子们和同胞们分隔两地。入夜了，别人都已经上床睡觉，她却把自己脱得赤条条，借着一盏油灯上上下下把身上摸个遍，连那双大脚也不放过，之后她会长出一口气，暗自想道：“还是没染上麻风。”只要逃过了麻风病，任何其他事情都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