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19世纪80年代，华人蔬菜小贩玉珍决定让五个儿子读书，并且送其中一个到密歇根大学念法律，火奴鲁鲁社会对她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感钦佩，她命令四个儿子供养第五个儿子去美国大陆读书的决定激励了不少人。
现在，夏威夷社会也开始看到日本侨民家庭的做法。他们对于求知欲的奉献精神使得华人所做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拖沓缓慢，缺乏信念。具体来说，那位一贫如洗的挑粪工酒川龟次郎决心让他的五个孩子全都受到完整的教育，少一天也不行：十二年公立学校，四年当地大学，然后到美国大陆去读三年研究生院。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这种雄心壮志都无异于痴人说梦，尤其在美国，更尤其是在这个叫作夏威夷的地方。令人骄傲的是，这种梦想对于一个挑粪工人来说也不是遥不可及，假若这个家庭有勇气去做的话。
每天早晨，酒川家的五个孩子从位于卡卡阿克的家出发去上学。他们都穿得干干净净，漆黑的头发垂下来挡在眼睛前面，牙齿里一个蛀洞也没有。孩子们怀着热切的心情，蹦蹦跳跳地往学校走去，刚刚洗过的明媚小脸蛋儿在阳光下闪着光。对于他们几个来说，学校就是一场世界大冒险。他们上学并不容易，因为学校教学用的全是英语。而在家里，他们的母亲几乎不说英语，父亲则只会说当地混杂土语。
尽管有语言上的困难，酒川家的五个孩子成绩都非常出色，就连起初对日本人怀有敌视态度的教师都开始喜欢上这几个孩子了。礼子姑娘给几个弟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她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当教师需要离开教室去见校长的时候，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把班级交给这个长着一双伶俐的细眼睛、皮肤洁白无瑕的可爱小姑娘。礼子注定是老师的宠儿，她很小就决定，等自己大学毕业之后也要成为一名教师。
男孩子们成天吵吵闹闹，没有哪个脑子正常的老师会把班级交给他们管理。他们只擅长比较粗暴的运动，根据古已有之的经验，凡是来到夏威夷的人，体格都会有所改变，四个酒川家的男孩子都比父亲高出一大截，牙齿更好，肩膀更宽，腿也更直。他们投掷的动作跟美国人一样，能够以惊人的准确性从篱笆上击落瓶子，但他们对英语的掌握显然大大落后于大姐。弟弟们对此感到十分自豪，因为在火奴鲁鲁的公立学校里，谁的英语说得太好就会受到指责，甚至受到同学欺负。一个人要合群，就得像个大老粗似的说着当地混杂土语，对于酒川家的男孩子来说，没什么比合群更重要的了。
这个家庭在美国学校更为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每天放学之后，豪类的孩子们都跑回家去玩了，酒川家的五个孩子会排着队来到一家神社，那里有一个在礼拜天当和尚的男人穿着教师的黑色和服，开办了一家日语学校。那个人特别严厉，动不动就体罚孩子们。他完全不说有污染作用的英语，而且是刚刚从东京来到这里的，这让他感到十分自豪。对这些在异国他乡长大的孩子，这位教师实施着暴君一样的统治。
“你们怎么能成为正派的、自尊自爱的日本人呢，”他吼道，“如果你们不学会跪坐姿，酒川五郎！”沉重的教鞭狠狠地抽在孩子的后背上，“不许乱动。你回家去见客人也乱动一气，不羞耻吗？”啪，教鞭又打了下来。啪，啪，啪。
这个和尚看不惯美国的一切。他反复强调，孩子们在这片异国土地上只需待个几年，然后就能回国过正常的生活了。他描述日本的时候，眼神就会变得朦胧柔和，声音里也带上了一层诗意。“那是一个由不朽的神明亲手缔造的国家！”他向孩子们保证，“在日本，没有这里的喧嚣混乱。在日本，孩子们尊敬父母。在日本，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地位，敬爱天皇。没有人能预测得到，有朝一日日本人会做出何等震惊世人的壮举。”他用的课本跟东京的学校一样，说话的声调和严格的纪律也跟东京一样。每天三小时，当其他孩子在太阳下打闹嬉戏的时候，酒川家的孩子们却痛苦地跪坐在和尚面前，接受那位教师所以为的、真正的教育。
社会上对于日语学校颇多反感。毫无疑问，和尚们教授的是一种与美国格格不入的东西，属于神道教和民族主义。但在那个年月，这种学校出来的孩子没有一个敢于冒犯警察。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消极懈怠。家长们言听计从，教师受人敬重。日本学校教授并执行着一种严格的做人道理，日本成人社会中特有的公民责任精神就来自于这些纪律严明的补习学校。奇怪的是，孩子们长大后，谁也不记得当年和尚们教给他们的那些军国主义的胡言乱语，也很少有人愿意回到日本，但所有人都学会了尊重生活中那些既成事实的秩序。仿佛上午在美国学校享有的极大自由使得孩子们在课外学校里学到的民族主义被完全隔绝了。例如酒川家的孩子们，他们把两所学校的精华之处融会贯通，而其中的糟粕，却一点儿也没有污染他们。
事实上，他们真正的教育是在家里。在卡卡阿克那座住三个人都很拥挤的小棚子里，他们的母亲按照自己幼年时期学到的规矩，实行了严格的卫生纪律。东西不准放在地上。碗碟不洗不准放起来。筷子拿好，不准把食物掉在地上。衣服必须叠整齐。每天不彻底洗一次澡就等于是没有希望的野蛮人——跟华人差不了多少。父亲则给了他们更加潜移默化的影响。父亲把世界看成好坏分明的两个部分。判断是非的时候，他从来不需要迟疑太长时间。热爱祖国是好的，壮烈牺牲是好的，听从上级的命令是好的，接受教育也是好的。他的生活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偷窃是坏的，赌博、顶嘴、撕扯别人的衣服都是坏的。他严格地遵守纪律，很少打孩子，而是靠人格的力量去管教他们。他爱着孩子们，仿佛他们是上天派来的神秘天使，自己有幸得以与他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这座寒酸的小屋里有时候缺吃少穿，然而从来不缺少关爱。
孩子们喜欢说父母听不懂的笑话。礼子姑娘有几个保留笑话，弟弟们一听就会叫喊起来，说上多少遍都不会厌烦。“帽子对帽子架说什么？你待着别动，我要到人家头上去啦。”一个礼拜里有六次，弟弟们一听这个笑话就乐不可支，大喊大叫。“地毯对地板说什么？别动，我把你盖住！”还有，“大脚趾对小脚趾说什么？别回头，脚跟偷偷跟着我们呢。”
男孩子的游戏更粗鲁些，五郎会拽住一个弟弟的耳朵，甜言蜜语地说：“你想不想让耳朵长长点呀？”要是弟弟不想，五郎就假装要把耳朵揪下来。要是弟弟想，五郎就使劲儿扯他的耳朵，嘴里喊着：“那我就把它拉长！”这样一来，兄弟俩往往会打上一架，五郎正好求之不得。
但是有两件事是酒川家的孩子开不得玩笑的。谁也不许管他们叫日本佬。这个词十分具有侮辱性，日本人绝对不会容忍。在美国各处，在报纸标题和卡通漫画里，这个词专门用来形容那些鬼鬼祟祟、獐头鼠目的坏蛋，嘴里还长着兔子式的大板牙。没有哪个白人愿意承受日本人为了这个词打架时那种不要命的劲头。
也不能管他们叫小眼睛。他们会争辩：“我们的眼睛并不小！只是因为我们是双眼皮，所以看起来细细的。”这种说法当然不对。礼子姑娘的小眼睛细细的很可爱，长在离鼻子很近的较低位置，向上挑，一副好胜的样子。她带回来一个很棒的游戏。礼子把两根手指放在两只漂亮的眼睛的眼角上，向两边拉，嘴里唱道：“我妈妈是日本人。”然后她把两个指头放下来唱道，“我爸爸是华人。”然后她把食指挪到眉毛中间，大拇指向下，把两只眼睛的距离拉得很远，大声唱道，“但我是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
龟次郎第一次看见这个游戏时，责备女儿说：“身为日本人，是生命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不许拿这件事开玩笑。”但同时，他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随着一个个孩子的降生，他的家庭已经融入了几种不同的价值观。它们之间相互抵触，互不相容。他把孩子们送进美国学校，让他们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出人头地。同时他也让他们上日本学校，这让他们为最终返回日本做好准备。孩子们觉得这简直是精神分裂。有一天，美国学校放学的时候，五郎不肯去找日本老师，而是直接回了家，龟次郎看见他便问：“你怎么在家？”
“我不去日本学校了。”
龟次郎压着火气，耐心地问：“为什么不去了？”
“我不想当日本人。我想当美国人。”
有好一会儿，龟次郎的双手放在身体侧边，自我克制着，但他没能忍太长时间，他突然抓住大儿子，把他举起来，夹在一条胳膊下，带着他疯了似的跑到神社。到了那儿之后，龟次郎恭恭敬敬地向和尚鞠了一躬——儿子还在他的胳膊底下夹着——然后把男孩扔到先生面前。“他说他不想当日本人！”龟次郎因为愤怒而结结巴巴的，然后他鞠了一躬就离开了。
高个子和尚慢吞吞地站起身来，拿过教鞭。他无声无息地赤脚走到五郎在榻榻米上趴着的地方，开始无情地鞭打他。打完之后，他沉着脸走回讲台，小心翼翼地坐在地板上，用颤抖的声音大声问：“酒川五郎，人生的前几条规矩是什么？”
“热爱国家。热爱天皇。尊重父母。”
日本孩子觉得就连名字都好像在把自己往两个相反的方向拉扯。在美国学校里叫五郎酒川，在日本学校是酒川五郎。体罚结束后，五郎找了个机会对弟弟忠雄悄声说：“我永远不回日本。”
“谁在说话？”和尚厉声问道。
“我。”五郎回答。对他来说，撒谎是想也没想过的。
“你说什么？”
“我说我长大之后绝不回日本。”
和尚沉着脸又拿起教鞭，这一次他鞭打的时间又长，下手又凶狠，最后他问：“现在你回不回日本？”
“不回。”五郎固执地回答。
那天晚上，和尚告诉龟次郎：“我们不要这样的孩子留在日本学校。他不具备正常的感情。”
“他礼拜一就回来。”龟次郎恭恭敬敬地说，在师长面前鞠了一躬。“相信我，先生，他会回来的。”
那是星期三的晚上，遍体鳞伤的五郎要上床睡觉，父亲抓住他的手，轻轻地说，“哦，不行！你今天晚上不能睡觉。”
“但是我明天得去上学。”五郎恳求。
“不。你没有学可上了。从今天晚上开始，你跟我干活。”龟次郎给儿子穿上暖和的衣服，带着他去干活的地方清理茅厕。让五郎感到震惊的，不仅是父亲的工作，还有那种工作带来的羞耻。踉跄的醉汉对他们出言不逊，还有那股恶臭。但罗圈腿的小矮个龟次郎什么也没说。他拉着儿子，做着自己的工作。到了黎明，两个挑粪工洗了个热水澡，在其他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吃了早饭。
礼拜四、礼拜五和礼拜六晚上，年轻的五郎继续跟父亲清扫茅厕。最后他觉得太恶心了，甚至害怕走在意志坚定的父亲身旁。礼拜天早晨，明媚的热带阳光从钻石山后升起，龟次郎对儿子说：“这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干的活儿。你愿意跟和尚赔罪吗？”
“愿意。”
“你准备好上两所学校了吗？”
“准备好了。”
礼拜一下午，龟次郎带着五郎回到神社，站在门口。儿子对全班同学说：“我为上个礼拜三说过的话对全日本道歉。我向您道歉，先生，因为我的恶行。我对您道歉，父亲，因为我是个不孝的儿子。”
“你现在愿意回日本了吗？”和尚说。
“是的，先生。”
“那坐下，咱们要开始上课了。”这次事情之后，酒川家的孩子们再也没闹过事。
在有一件事情上，龟次郎不会假手任何人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每次带着家人步行穿过卡卡阿克时，龟次郎都十分警惕。他一直用右手抓着左腕，然后他的孩子们就都明白了。
“那个是吗？”男孩们悄悄问道。
“那个就是。”龟次郎用沙哑的、受了惊吓的语气说。酒川家的人就是这样学会了分辨贱民，也就是那些溜到夏威夷来的不可触碰之人的。酒川太太对礼子姑娘讲了一番任何姑娘都有可能遇到的最悲惨的命运：“卡卡阿克有个姑娘，名叫板垣，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了一个贱民。她的家人只好屈辱地去另外一座岛上生活了。”
一个自尊自爱的家庭总有办法保护自己不受贱民的干扰。龟次郎告诉孩子们：“到了你们该成亲的时候，我会找个侦探，让他来告诉我对方是贱民还是冲绳人。”在夏威夷，有两个这样的侦探，他们保存着每一个日本家庭的档案，很少有哪个贱民或冲绳人是他们不知道的。请侦探得花上一大笔钱，但他们能让新郎或新娘避免配错对的难堪，所以日本侨民都愿意付这个费用。
过了一段时间，当礼子姑娘到了必须进入高一级学校的年龄时，她父亲就不再为贱民操心，而是转向了一件更紧迫的事情。夏威夷的豪类居民不堪忍受学校里说的那种难听的英语，联合起来要求每座岛上都必须有一所规定所有学生都说听得懂的英语的学校。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愤怒情绪，才有了所谓标准英语学校的发展。孩子们必须经过语言测试才能获得入学资格，以证明他们所说的英语没有受到本地混杂土语的污染，只有这样，才不会影响班里的其他学生。这些学生通常都要参加美国大陆的大学入学考试。
标准英语学校的初衷是好的，因为在其他学校里，常常没有任何标准可言，就连教师授课也常常使用本地混杂土语。然而要进入这些高级学校的选拔过程却成了岛上有史以来的一大耻辱。种植园经理们很快就放出风去：哪些老师录取了太多亚洲血统的学生，就会被看不起。于是，这些学校自然就成了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那里师资优越，经费来自于全体岛民的税收，通常只有豪类的孩子才能进入。歧视很快就形成了。面试学生的老师都有人耳提面命，哪怕某个孩子只表现出一点点口音，或者用错一个词，也会被拒之门外。甚至出现了一种十分不堪的讽刺：教师们知道自己正处于种植园主的监视之下，因而专门为日本孩子和菲律宾孩子设置了特殊的考试，那些孩子还没张嘴说，教师们就已经知道他们会犯哪些错误了。当然，总有几个亚裔医生和律师的儿子得以入学，以防止滥用税收的情形引起太大民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标准英语的学校成了另一种把亚洲人捆在种植园里的工具，那里才是他们的归宿。正如霍克斯沃斯・黑尔任教育委员会成员时大力促成这类学校时说的那样：“我们教育那些乡巴佬的时候，绝对不能超过他们的地位。”
火奴鲁鲁的标准英语学校叫杰斐逊学院，那是一所十分高级的学校，有着设备精良的操场、实验室和出色的师资。像酒川龟次郎这样的日本父亲怀着真切的热诚看着杰斐逊学校第一场考试的结果：几乎没有几个日本孩子获得入学资格。龟次郎警告孩子们说：“看看！你们这些不爱学习的懒孩子。你们的朋友没有一个能考进好学校。但你们都能进去，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得用两倍的时间学习。”
他制订了一个天才学习计划：五个孩子每个礼拜天参加两个不同的基督教教会，听牧师使用标准的英语。只要有免费的公共讲座，龟次郎和五个孩子必定到场。他听不懂人家说的是什么，但几个年轻的学生一回家，他就让他们坐成一圈，让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刚才说话人所讲的内容，并模仿说话人的语调。很快，礼子和五郎就能娴熟地使用标准英语了。
酒川家的孩子在教育上走向了两个极端。在美国学校里，他们学人生而平等，可孩子的父亲却不断给他们灌输贱民和冲绳人是怎么回事。在日本学校里，他们学会使用日本敬语，如果犯了错误则要遭到体罚，可到了晚上，孩子们却互相使用标准英语交谈。他们的父母压根儿就不会说标准英语，却坚持让孩子们用英语交谈。这个世界疯狂，自相矛盾，但总算还有一个得到安慰的避难所：他们与跟自己差不多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只说一种野蛮的、形式自由的当地混杂土语，那些音节听上去恰似海浪在沙滩上拍碎的声音。
礼子出落成一个双腿修长、眼睛明亮的十二岁姑娘的时候，便开始准备她人生中最重要的面试，以获得进入杰斐逊学院的殊荣。她的父母特别仔细地为她清洗身体，给她穿上带花边的白色罩衫，还把她的鞋擦得锃亮。龟次郎想陪她去，但礼子却求他不要去，可到了学校才发现，必须有父亲陪同才能进去。她跑回家去找他，妈妈看见礼子跑得一身热汗，便又给她洗了个澡，然后礼子拉着爸爸的手焦急地赶回杰斐逊学院。一位教师拿起礼子的小学成绩单，默默地看着：“酒川礼子，A等。操行A等。美国习俗知识A等。英语A等。”面试教师微微一笑，面带赞许，把成绩单递给另外两名委员会成员，其中一位手头有一份关于酒川姑娘的补充报告，她说：“父亲，厕所清洁工。”
“你今年夏天是怎么过的？”第一位教师问道。
礼子姑娘用甜美清晰的声音做了回答，仔细地注意了每一个音节的发音：“我帮妈妈洗衣服。礼拜天我去教堂。我们去野餐的时候，我帮弟弟们穿衣服。”
三位教师对这个小姑娘的准确发音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显然，任何一个社区学校能教出来的最好的学生也不过如此。第一名教师刚要在申请表上写“通过”，第三名教师耳语道：“你看见这个了吗，她父亲？”
那张可恶的文件在教师之间传阅了一番，大家点点头。“不通过。”第一个教师写道。然后她对礼子露出甜美的微笑说：“我们没法接受你进入杰斐逊学校，亲爱的。我们觉得你说话有点做作，感觉像是事先背诵过。”
没有申诉。龟次郎和他那聪慧的女儿被领到一边，在夏天的烈日中，父亲用日语问道：“你考进了吗？”
“没有。”她说，极力忍着不哭出来。
“为什么没考进？”父亲憋着一肚子火。
“他们说我讲话太慢了。”礼子说。
这下，哭的不是礼子，而是龟次郎。他看着那所上等学校，看着那漂亮的操场，意识到他的家族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为什么啊？”他问着，“你在家说话就像机关枪一样，今天怎么就说慢了呢？”
“我想说得认真一些。”礼子姑娘说。
龟次郎觉得女儿是故意犯错，好让家里人失望，他的怒气冒了上来。他抬起胳膊，准备好好教训她一番，这时他看见女儿的眼睛里转着泪水，于是龟次郎便没有由着性子揍她，而是一条腿跪在地上，把她搂进怀里。
“别着急。”他说，“五郎会考进去的。也许那样更好，他是男孩。”
接着，他怜爱地拉着女儿的手说：“咱们得赶时间啦。”龟次郎现在急急忙忙赶着去做的事情恰好证明了他的脑子多么混乱。他倾尽全力让礼子姑娘进入杰斐逊学校，好让她更适应美国人的生活。可之后他却急着把她带回家，套上和服，好让礼子跟弟弟们一起证明她将永远做一个日本人。今天是天皇的生日，整个社区都在日本学校聚会。每一个家庭走进去的时候，做父母的都会在威严的天皇画像前鞠躬到地，然后领着孩子们到指定的地点跪坐在榻榻米上。十一点钟时，日语教师面如死灰地走了进来。他的脸色那么阴沉，如同他那一天所担负的责任一般，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位曾做过军官的男人站起身来说：“在今天的日本，如果朗读天皇敕语的教师读错了一个字，或者结巴了一下，那么他就得切腹自杀。咱们注意听明治天皇那些不朽的文字，教咱们怎么做一个日本人。”
教师以极慢的速度，痛苦万状地念了起来。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天皇敕语的地位是任何西方人都无法想象的。它开始于1890年，是一道简单的诏书，说的是教育政策，全国上下都发现，其中对于如何做一个臣民的清晰表述十分吸引人，因此这道敕语便成了一道不朽的诏书。孩子和军人都得背诵下来，用其中所说的理念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敕语中讲到如何爱国，讲到完全服从于天皇的神圣意志，服从一切权威。它用美妙的语言讲述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生活理念，整个日本都恭顺地遵从着这道诏书的命令，因而变得愈加强大。教师读完这些令人胆寒的文字后，他的额头上挂满了大颗大颗的汗珠。每一位听众都重温了对日本帝国的效忠精神，只要天皇一声令下，他们随时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军官站起身来说：“让我们将日本帝国铭记心头！”大家都鞠了一躬，心中思念着那遥远、亲切、美好的国度。
人群开始往外走去。外面已经搭好了一个竞技场，两个从日本来访的膀大腰圆的汉子正等在那里，他们身上除了护住私处的一块窄布条之外什么也没穿。有个和尚为他们念过祷文后，他们便分别来到竞技场的一角，手里抓了一把盐，撒在脚下的垫子上，稍后他们将在那块垫子上摔跤。龟次郎对全神贯注的男孩子们耳语道：“那些说日本人是矮子的豪类们应该看看这个！”准备工作一丝不苟地进行着，慢得让人着急。过了四十分钟，两位巨人突然互相往对方身上撞去，他们发出闷哼，互相托举，直到一个把另一个推过界线。日本侨民都欢呼起来，爆发出欢乐的笑声，有两个他们自己的胖子，都是种植园里的人，也几乎全裸着出现在场上，进行他们自己的摔跤比赛。
到了下午，从领事馆来的官员驾驶着一辆黑色的汽车来了，他们告诉听众们：“现在，亚洲局势十分严峻。中国人贼心不死，再次威胁我国，威严的天皇将被迫采取何种严峻的对策，现在还很难说。在这庄重肃穆的一天，愿我们再次将自己的生命献给挚爱着的土地。”此后又有一套长篇大论，讲述种种威胁着日本帝国、但谁也弄不清到底是什么的可怕事件。在国家需要的时刻，又得为天皇募集一笔钱，酒川家把原本要给礼子姑娘买裙子的钱捐了出去。礼子姑娘亲手把那笔钱放进募捐箱，她怀着对日本的热爱，颤抖着这样做了。
庆祝者们现在来到了卡卡阿克的广场，在一棵印度榕树下面表演了一场古老的、具有宗教意义的日式篝火舞蹈。孩子们是这场舞会的重要角色，他们做着缓慢的动作，排成一队穿来穿去，彩色的和服在夜晚柔和的微风中摇摆着，一群曾在离夏威夷几千英里之外的村子里学过这些篝火舞蹈的老年妇女看着袅袅婷婷的礼子姑娘做着优雅的舞蹈动作，禁不住热泪盈眶。一个老太婆问道：“我在想，她知不知道自己有多美？她的皮肤这样洁白无瑕，她的眼睛是典型的日本人的眼睛！”
龟次郎听见这些赞美之词，不禁羞红了脸，告诉那老太婆说：“我们训练礼子姑娘，好让她回到日本的时候，人家会把她当作体面的日本人。”
“她现在已经是了。”老太婆赞许地说。
天皇生日庆典结束之后，之前有过的混乱又出现了。龟次郎警告儿子们，他一口气说了这样一番话：“这神圣的一天提醒你们，咱们全家回到日本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龟次郎还说，“你们也看见了，礼子没有考进杰斐逊学校。你们可不能再失败了。”于是，酒川家的小茅屋又成了个训练场，所有的孩子都得说英语。
刚刚开办第一年，杰斐逊学校就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成就。学校有更好的教师，更好的设备，有望培养出英语流利的学生，他们在美国大陆的大学里也必将取得优良的成绩。有些种植园主开始觉得，也许标准英语学校不必达到那么高的水准。霍克斯沃斯・黑尔说：“你们为什么把杰斐逊学校弄得跟普纳荷一样好。花税金的学校没必要办得那么好。”但说到一个更严肃的问题，还是有不少争论。劳工阶层日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孩子不会被这所高级学校录取，他们的孩子英语说得再好也没有用。有些思想比较激进的劳工开始抗争：“我们也缴税，是我们养活了这么好的学校来教育那些并不需要它们的人。应该进入这些学校的恰恰是我们的孩子，只有这样，社会不同阶层的差异才会消失。”
有时候，龟次郎夜里听着礼子姑娘帮弟弟们练习英语，心想：“在夏威夷，任谁都比日本人强。看看可恶的姬家人！他们开着大商店，儿子们还能上普纳荷。华人到夏威夷来的时候，什么都比现在容易。”
现在轮到五郎去杰斐逊学校碰运气了。像姐姐一样，他对三名考官进行汇报。他也跟姐姐一样，带来了一张相当惊人的成绩单：“文化课成绩A等。操行A等。美国习俗知识A等。英语A等。该生在历史方面有着不同一般的才能。”考试开始了，五郎流利地回答着，给老师们讲述美国国内战争的情形。
他们似乎就要录取他了，这时，有位考官拿出一个东西——他们发现在测试孩子的真实英语水平时，这招很管用。她慢慢地举起一张纸，撕成两半。
“我刚才把那张纸怎么了？”她问。
“您扯了那张纸。”五郎马上说。
老师又撕了一次那张纸，问道：“我这次做的是什么动作？”
“您又扯了那张纸。”五郎说。
“很遗憾。”主考官说，“她撕了那张纸。应该用撕这个字。”五郎被学校拒之门外。
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傻乎乎地问：“那是个什么字？”
五郎说：“我说扯，应该说撕来着。”
“扯！”龟次郎气愤至极。“扯！”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词，但他为儿子用错了词气得发疯，他开始捶打儿子的肩膀，嘴里叫喊着，“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不要用扯这个字？你这笨蛋，笨蛋！”他继续揍着儿子，没有注意到就算没说“扯”，也会有别的什么字不对。因为日本挑粪工的孩子是不能进入杰斐逊学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