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酒川龟次郎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很显然，他原本计划要让五个孩子接受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的教育，可这个宏伟蓝图无法实现了。一家人辛辛苦苦地工作，可还是攒不下足够的钱。因此至少得有几个孩子辍学去挣钱，好几种不同的方案让酒川一家人好几个夜晚彻夜难眠。
这不是龟次郎的错。他本来可以让四个男孩子留在学校里，让礼子姑娘去上大学，但中国传来的消息愈来愈坏。语言学校的和尚和领事馆的官员一再地对日裔侨民说，天皇正面临着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危机。“这个神圣的男人，”和尚用沉痛的语气说，“天皇在夜里入睡时，肩负着全日本的重担。你们至少能支持我们的军队，让他们胜利挺进中国。”军队总是在胜利的边缘徘徊，日本人的新闻报道中显示，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新的省份被占领，可日本军队好像什么成就也没有取得。那一年的八月份，领事馆官员发布了一份报告，直言不讳地说：“我想要这些群岛拿出五万美元来帮助拯救日军。”
酒川家捐出了七十美元。那天晚上，全家集合在一起。“礼子不能去上大学了。”龟次郎直截了当地说。那有着极高天分的礼子姑娘——麦金利学院鼓声俱乐部的主席，荣誉学生——双手放在膝头，娴静地坐在那儿。她是个好姑娘，一声也没吭，可五郎不能不说话。
“她比我们几个懂得多。她必须得上大学，然后她就能当上老师，给我们付学费。”
“姑娘们得嫁人。”龟次郎不慌不忙地讲着道理，“漂亮姑娘一下子就能嫁得出去，上学的钱和以后挣的钱都归了别人。”
“她可以答应我们不嫁人。”五郎提出。
“必须上学的是男孩子。”龟次郎说，“虽然我弄不明白你和忠雄怎么就没考进杰斐逊学校，你们难道是笨蛋吗？你们怎么就学不会说英语呢？”他用日语生气地说着。
“求您了。”温柔的女孩子恳求，“您也看见了，只有那些种植园老板的儿子们能进好学校。”
龟次郎扭头看着女儿。她说的理由让他又惊又气。
“是么？”他问。
“当然是这样。”礼子姑娘答道，“实和茂雄以后也考不进。”
“麦金利学校没什么错。”五郎厉声说，维护着亚洲人、葡萄牙人和本地土著上的那所教学出色、但挤得像兔子窝似的学校。学校舒适宜人，风气温和，即使在教室里也能骄傲地使用本地混杂土语。岛上有为数不少的政治家都毕业于这所学校，然而这里从未出过商业大亨。在麦金利学校，男孩子要是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得给人打碎下巴。尽管如此，这所学校还是能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因为学校里总会有兢兢业业的教师乐于看到像五郎这样的优秀学生茁壮成长。
“别管麦金利学校了，”龟次郎对孩子们说，“礼子去做哪种工作挣钱最多？”
“让她先挣三年钱，然后忠雄和我可以去工作，”五郎说，“到那时，她就可以去上大学了。”
“不行，”龟次郎说，“我发现，男孩子们一旦辍学，就不会再回到学校了。礼子必须从现在开始去工作。”
这时，那位沉静的姑娘忍不住啜泣起来，弟弟们看见她的肩膀不情愿地抽动着。五郎已经长成了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比父亲块头还要大，他走到姐姐坐着的椅子旁边，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
“父亲说得对，”他用英语说，“你得嫁人，你这么漂亮。”
“我们说日语！”龟次郎不满地说，“坐下。说说让她做什么工作？”
“我可以去做打字员。”礼子说。
“日本打字员挣不到什么钱。”龟次郎说。
“她能不能去给医生当助手？”忠雄说。他是个纤弱瘦高的男孩子，比五郎个子高，但不如五郎壮实，“那种工作挣钱多。”
“她没有受过训练，咱们也拿不出钱来。”龟次郎答道。他等了一会儿，几乎不敢把脑子里想的拿出来公开讨论。接着，龟次郎吞了一口口水，说：“我跟石井君说过，他说……”
“求求您，父亲！”男孩子们插嘴，“不要给石井君工作！如果你听听他怎么说的……”
“石井君是个笨蛋。”礼子姑娘笑起来，“大家都知道。”
“咱们家欠着石井君的人情。”龟次郎坚定地说。他老是说这句话，但他从来不给孩子们解释，那个行踪诡异、一年比一年奇怪的矮个子是怎么让他们家欠下了人情的。
“石井君说，日本人挣大钱的唯一方法……”他故意停下不说了。
“偷钱！”五郎用英语开玩笑，父亲猜出了大概是什么意思，但不知道确切说的是什么，所以并不理会。
“石井君会借我一笔钱，”龟次郎兴奋而紧张地说，“我要在水手们常去的旅馆大街开一家理发店。所有的理发师都是女孩子。”
四个男孩子好像被恐惧攥住了脖子似的，慢慢转过头去看着漂亮的大姐。坐在一旁的礼子看着正在淘米的母亲，没有说话，可脸上却渐渐失去了血色。她明白，自己接下来的命运不是大学，不是护士，也不是打字员，她要成为理发小姐。礼子知道，旅馆大街已经有了一家有理发小姐的理发店，男人们趋之若鹜。不管谁是老板，一定都发了大财。姑娘们可以拿到小费。
“可是，姑娘们从哪儿来？”礼子默默地想，“那些姑娘在文法学校里可没见过。”
“我问过石井君，可不可以让他女儿千鹤子来帮忙，”龟次郎说，掩饰不住声音里的希望，“他答应了，但是要我仔细看住她，不让她跟陌生男人混在一起。长谷川留美子也会给咱们干活，这样就有了三张椅子，我来负责扫地、擦鞋，咱们应该能挣不少钱。”
五郎突然把胳膊放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把大家吓了一跳。
父亲问：“怎么了？”
十六岁的少年呜呜咽咽地说：“礼子是我们几个里面最出色的。”
“那她就应该愿意帮助弟弟们读书。”龟次郎静静地说。
现在，正在角落里做饭的母亲发话了，她说：“日本姑娘的责任就是帮助家里。我年轻的时候帮助过我家里，这让我成为更好的妻子。要是礼子努力工作，挣到钱，她就会更感激以后的丈夫给她钱用，让她抚养自己的孩子。这是她的责任。”
“可是，竟然去做理发小姐！”五郎边哭边喊。
“理发小姐挣钱更多。”母亲说。
五郎冲到姐姐跟前，搂住了她：“我当了律师之后，要挣一百万美元。”他用急促的英语说，“全都给你。”眼泪从他脸上流下来。接着，在学校成绩特别出色，但也比不上跟他一个班级的姐姐的忠雄也哭了起来，两个知道姐姐一直梦想成为教师的更小的弟弟也哭开了。这下龟次郎受不了了。做出这个残酷决定的人必须是他，龟次郎发现，自己的脸颊上也沾满了泪水。
唯一没有哭的是酒川太太。“这是她的责任。”她对颤抖着的男人们说道，刚说完，酒川太太发现自己美丽的女儿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她再也忍不住了。这副重担实在是太重、太难承担了。酒川太太把五个孩子搂在怀里，也哭了起来。
酒川龟次郎的理发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恰巧开在美国驻夏威夷的军事基地刚刚开始蓬勃发展之时，珍珠港海军和史高飞军营的陆军小伙子们全都涌到旅馆大街来，让当地艺术家文身，让女理发师给他们刮脸。但龟次郎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给他看店的三个水灵灵的日本漂亮姑娘。她们都是橄榄色皮肤、黑头发、眼神柔和的年轻姑娘，这让穿着硬邦邦、刻意把白色军服保持得很整洁的小伙子们神魂颠倒。男人们走进来简单修修胡子，其实他们是为了看看姑娘们。理发小姐，再加上还是个日本小姐，这让他们觉得特别来劲儿。不久，熟客们就开始恳求这几个漂亮姑娘跟他们出去约会了。
这时候龟次郎就干预进来了。这家小理发馆刚刚成立的时候，龟次郎就教给姑娘们怎么用剪刀扎那些想摸她们大腿的家伙。他还给她们演示，对付最难对付的求爱者，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看他们又要求爱，就在他们脸上放一条热毛巾。他鼓励姑娘们，让她们在那些没完没了的骚扰者的脸上用剃刀划个小口，尤其是在耳垂上，因为那里会不停地出血。但这个小把戏有时候会适得其反，因为姑娘们老是感到懊悔，所以特别仔细地给受伤的顾客包扎伤口，给他涂上止血剂，还用甜美的声音问他们：“疼不疼啊？”结果这些男人反而愈挫愈勇了。
每天一打烊，旅馆大街外面总是有游手好闲的家伙等着姑娘们。龟次郎把理发师们编成一支小小的队伍，领着她们一起走到坂井姑娘家，自豪地喊：“坂井君！你女儿回来啦，好好的，一根头发都不少！”他接着又走到长谷川家，喊道：“留美子回来啦！好好的，一根头发都不少！”到了自己家门口，龟次郎也总是告诉妻子：“咱们姑娘安全地回家啦。”日本人社区对龟次郎的出色行为赞叹不已。大家都说他的礼子姑娘是个杰出的理发小姐。
时光荏苒。1938年，五郎在麦金利高中读到最后一年的时候，一枚真正的重磅炸弹在酒川家炸开了，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让全家人吓得喘不过气来。那是7月底的一天下午，三个穿着蓝衬衣的男人来到卡卡阿克的家里，问道：“酒川先生，忠雄在哪里？”
顺子不怎么会说英语，她回答：“忠雄，他不在。”
“他什么时候回家？”一个白衬衣、领子浆得硬硬的家伙问。
“我，不知道。”
“今天晚上？”
“轰多尼，轰多尼【7】！”她点点头，“肯定回来。”
“你让他在家里等着。”那几个人说，要是他们当时笑笑的话，酒川一家的焦虑心情肯定会大大缓解，但他们没有笑，因为酒川太太被繁重的工作压弯了腰，脸上也全是皱纹，她的样子把他们也吓坏了。他们瞪着她，她也瞪着他们。
那天晚上，全家人都围着酒川太太聚在一起。酒川太太先后四次为大家重现了下午发生的一切——肯定不会是好事。大家纷纷逼问十七岁的忠雄，让他说清楚到底闯了什么祸。所有人都认为，来的肯定是侦探。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哪个穿蓝西装、戴白领子的豪类会拜访日本侨民的家。慢慢地，与此事无关的酒川家成员联合起来，众口一词地攻击家里的首位逆子。日本家庭那种毫不留情的、可怕的是非观念全给摆了出来，礼子姑娘喊道：“你，忠雄，你干了什么坏事？我整天工作，在旅馆大街上什么坏事都见过。我弟弟是不是也干起那些事来了？”
“忠雄！”龟次郎用手砸着桌子，喊道：“你到底干了什么错事？”修长沉默的男孩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他那强壮的哥哥五郎咆哮起来：“你这家伙，你真愚蠢得可恶！假如警察把你抓走了，麦金利的学校球队可就没有你的位置了！以后连我都不好意思上场了！告诉我们，你到底干了什么！”
无辜茫然的男孩面对着家人的愤怒，不禁浑身颤抖。到目前为止，他还弄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可那几个人的确到家里来过。龟次郎一直起早贪黑，拼了老命要让家人过上体面日本人的生活，让广岛为他们的家庭骄傲，却看到自己的努力只换来了耻辱。龟次郎把脸埋在两只手里嘟嘟囔囔地说：“孩子是教不出来的。”他说，下巴因为羞耻和悲愤而颤抖个不停。
有人敲门，酒川一家面面相觑，好像世界末日似的，一脸绝望。“你站在那儿别动！”龟次郎对儿子悄声说，让他待在那几个人抓不到的地方。酒川家的人是不许逃跑的。然后龟次郎咬着嘴唇，抑制着耻辱的心情，开了门。
“酒川先生？”领头的问，“我是休利特・詹德思，这位是约翰・惠普尔・霍克斯沃斯，站在后面的这位，”他轻松地笑着，“是霍克斯沃斯・黑尔。晚上好。”夏威夷商界的三位巨头走进小屋，局促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起来。
礼子用英语说：“弟弟们，给他们拿几把椅子。”
“我们确实需要椅子。”大个子休利特・詹德思笑道，“你们的房子还真不赖，酒川先生。现在难得见到这么美丽的鲜花了。你一定有一双园丁的巧手。”
五郎快嘴快舌地翻译着，龟次郎鞠了一躬。“告诉他们，我喜欢花。”他说，五郎翻译了这句话，然后抱歉地说，“父亲的英语说得不好，很不好意思。”
“你肯定说得很好，”休利特答道，“我猜你是五郎？”
“是的，先生。”
三个男人赞许地互相对看了一眼，最后休利特开玩笑地说：“你是我们最恨的年轻人。”
五郎脸红了，礼子姑娘插嘴说：“我们以为你们想见的是忠雄。那个是忠雄。”
“我们知道，酒川小姐。但最让我们不放心的，是这个年轻的小坏蛋。”
有一会儿，大家都摸不着头脑。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知道这次莫名其妙的来访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逆转。过了一会儿，几个人中最年长、表情最严肃的霍克斯沃斯・黑尔开口了，像往常一样，他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我们是普纳荷学校的一个非正式校友委员会。我们再也不想看到我校球队被五郎这样优秀的运动员打败了。年轻人，你的前途非常光明。篮球、垒球，还有最重要的足球。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来找我就是了。”
“这么说，你不会抓走我们？”礼子姑娘问。
“上帝！当然不会！”黑尔答道，“我们今天下午就给了你们那种印象？”
“我妈妈不明白……”礼子想说点什么，可她一下子松懈下来，说不出话来了。礼子把手捂在嘴上，止住颤抖，然后用胳膊搂住了忠雄。
“荣耀的主啊，我们当然不会！”黑尔继续说道，“恰恰相反，酒川小姐。事实上，您的家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晚我们登门拜访，是要给你弟弟忠雄提供去普纳荷学校的全额奖学金，因为我们需要像他那样的中卫。”
大家都不说话。酒川家的两位老人弄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看着五郎，求他翻译，但五郎还没开口说话，大个子休利特・詹德思就拍了拍那男孩的肩膀说：“我们也想要你，五郎，但我们觉得，你既然是老大，也许应该在麦金利读完高中。另外，我们学校已经有了很好的底线得分手。但你得答应一件事，跟普纳荷学校比赛的时候，可别跟你弟弟作对。”
“要是他代表普纳荷学校，我得把他撕碎了。”五郎笑道。
“过去两年里，你可把我们害惨了。”詹德思说，亲热地给了那孩子一拳。
现在忠雄开口了：“我怎么付普纳荷的学费？”他问，“我说的是，学费以外的费用？”
“你在那儿读两年，”黑尔解释说，“不收学费，也不收书本费。你现在就可以在H&H公司工作，负责管理各种表格。另外，我们可以私下里给你一百美元，不记账，先给你二十美元，剩下的过阵子给你，你可以买些衣服之类的东西。”
约翰・惠普尔・霍克斯沃斯——那个目光敏锐、头脑精明的男人——又说：“告诉你父亲，我们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你是个前途远大的橄榄球选手，还因为你是个好样儿的小伙子。否则我们也不会要你进入普纳荷。”
霍克斯沃斯・黑尔说：“对你来说不会很容易的，孩子。普纳荷学校没有多少日本人。你会不合群，会十分寂寞。”
礼子姑娘替弟弟回答：“那是岛上最好的学校。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
“我们也这样想。”黑尔说。三个男人和忠雄握了握手，忠雄成了普纳荷学校的新成员。
男人们走了之后，龟次郎大吼起来：“到底怎么回事？”
“忠雄被普纳荷学校录取了。”小翻译答道。
“普纳荷学校！”这个名字在酒川家鲜有提及。普纳荷在日本侨民中没什么可说的，那是豪类的天堂，是一片禁区。日本侨民的子弟还是巴望杰斐逊学校更现实些，而且最近几年果然有几个孩子被录取了。可是，普纳荷！龟次郎一屁股坐下，感到一头雾水。
“谁申请普纳荷了？”他嘟囔着。
“没人申请。学校找到他，因为他成绩好，又擅长橄榄球。”
“他的学费怎么办？”
“他们已经替他付过了。”五郎说，指着忠雄的钱。
龟次郎仔细看着那二十美元，酒川全家人第一次公开地、真心实意地觉得，男孩子们可能再也不会回到日本去了。他们仿佛已经看到忠雄在普纳荷学校——美国最好的高中——跟岛上最出色的人士一道工作，毕业之后又进入大学深造。他可能成为医生，成为律师，他将在美国度过一生。全家人都看着他，一切都明明白白：他们知道日本永远失去了忠雄。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那天晚上来访的三个穿蓝西装的校友警告过忠雄，普纳荷的生活会十分艰难，但蓝西装们却没告诉他原因所在。阻力并非来自普纳荷学校——忠雄的橄榄球技能为他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而是来自卡卡阿克，其他被埋没的学生们早就开始怀疑忠雄，因为他的英语竟说得那么好。现在他遭到了公开的诬蔑，说他是谄媚豪类的狗腿子。光是九月里，卡卡阿克的黑帮就有六次在忠雄结束橄榄球训练回家的路上拦住他，狠狠地揍了他。“我们得教教你怎么强过我们！”他们警告忠雄。有一次忠雄对抗主要由日本人和其他说混杂语的人组成的球队，并三次触底得分。他遭到了对方的毒打，那些人嘴里喊着：“你这可恶的叛徒！你以为你是谁，居然为普纳荷卖命？”
忠雄从来没想过求助于五郎。对于卡卡阿克人对他的这种侮辱，忠雄有苦难言。他学会了用手捂着脸，防止牙齿被打坏。很快，他就学会了用脚和膝盖作为致命的武器。到了十月中旬，毒打终于告一段落。麦金利中学有了五郎这颗最耀眼的明星，那一年的战果相当辉煌。
火奴鲁鲁橄榄球是太平洋上最独特的反常现象。华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都对这种运动十分狂热。詹德思、霍克斯沃斯和黑尔这样的豪类也常常念及他们在普纳荷学校的辉煌过去。整座群岛都是体育迷。要想卖出一张报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掀起一场橄榄球或篮球的狂热情绪。夏威夷没有大学联盟队可供关注，整座群岛就把全部热情都倾注到高中校队上。
广播评论员们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着，说阿卡以阿木・卡拉尼阿那奥里右脚肌腱受伤，不能代表休利特・霍尔队在周六的赛事中出场。报纸上登出十五岁男孩子们的巨幅照片，他们正咧着大嘴笑得开心，头顶上的大标题是：“小老虎钟氏即将杀入普纳荷。”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们一边还在为小数平方根绞尽脑汁，一边却被人们说得以为自己俨然是红格兰奇队的青年组。美国大陆那种对成人职业选手的关注，在夏威夷则一股脑地投入到这些才上高中的小牛犊身上。结果每年都会曝出可耻的丑闻，说成年赌徒贿赂这些小伙子们，让他们故意输球。接着报纸的大标题就会抨击学校缺乏道德教育。有时候，这些懵懵懂懂的小伙子们真的会被投入监狱，罪名是“腐化体育界秩序”，而那些陷他们于不义的成年赌徒却逍遥法外。
没过多久，这些在夏威夷甚嚣尘上的废话就比1938年秋天更盛。在麦金利学校读高三的酒川五郎和在普纳荷读高一的弟弟忠雄在场上对决。在两校传统的感恩节赛事前夕，所有的当地报纸都刊登了热火朝天的文章，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两个传奇少年的故事。《邮报》刊登了父亲龟次郎的照片，照片很不赖，龟次郎站在自己的美容室门口，一只手拿着普纳荷学校的队旗，另一只手拿的则是麦金利的队旗。“不偏不倚！”报纸的标题是这么写的。这是火奴鲁鲁报纸首次在体育版之外刊发日本人的照片，而且其身份既非罪犯也非使馆官员。
比赛那天的报道分成两半，各占据半个版面：一半是像要咬碎一只松鼠的狂野的斗牛犬似的五郎；另一半是忠雄伸直胳膊，好像在挡开那其实不存在的进攻者。“兄弟对决！”报纸标题用两英寸高的大字写着。这真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要不是五郎在最后十五秒里的出色表现，忠雄就会以三个虎虎生风的底线得分为普纳荷学校赢得桂冠。那天晚上，忠雄穿过卡卡阿克走在回家的路上，回味着观众那排山倒海一样的喝彩，人们称赞他是普纳荷学校的明星。正想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被几个壮汉狠狠地揍了一顿，这次是他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那几个人走的时候留下一句狠话：“看你还敢跟麦金利作对！”
他跌跌撞撞地走回家，脸上流着血，还带着三道伤口。五郎终于受够了这一切。
“你知道是谁干的？”他问。
“知道。”
“咱们走！”他们带上十六岁的实和十五岁的茂雄。五郎给了他们两人一支棒球棍和一根从尖篱笆桩上拆下来的木条。他们在卡卡阿克的街上逛了一会儿，最后找到了那七名黑帮成员。“不要心软！”五郎悄声说，四兄弟杀气腾腾、训练有素地围了上去。第二天早晨，报道比赛的那份报纸上把这次比赛叫作“酒川兄弟的胜利！”五郎看到标题的时候，对忠雄说，“咱们昨天晚上干得也不赖呀。”
就这样，酒川家的儿子们拳打脚踢，硬是在群岛上打出了一片天地。与此同时，夏威夷血统的孩子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茂宜岛上的亚伯拉罕・休利特老爷子娶了俊朗的夏威夷少女做第二任妻子的时候，发现夏威夷家庭拥有威基基地区半数左右的土地，那片土地现在已经成为威基基地区的旅馆区。最终，休利特家族拥有的每一块土地价值都已经超过了一百万美元。老亚伯拉罕深谋远虑，又具有传教士式的慷慨，因此他把全部收入都用在了休利特・霍尔学校的建设上，夏威夷血统的男孩和女孩都有权得到免费的教育。在一个只有黑尔家族、休利特家族和惠普尔家族成员组成的委员会的指导下，这所著名的夏威夷学校发展成为一所成绩卓著的学校。学校拥有一支明星云集的乐队，是整座群岛上最好的合唱团之一，还有热爱教育事业的教师和漂亮的校舍。这些全都是免费的，怪不得那些不了解内情的人们在走马观花地参观一番后会说：“休利特・霍尔学校简直是夏威夷种族的救世主。”
事实则恰恰相反。从外表看来，休利特・霍尔学校是一所无可挑剔的学校，但在教育质量上却受到控制学校董事会的几大家族的限制。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普纳荷和耶鲁。他们从来不曾想到夏威夷孩子和豪类的孩子们具备同样的潜质。他们故意把休利特・霍尔学校发展成为商科学校的模式。校董们出于最大的善意说：“夏威夷人是高高兴兴、无牵无挂的民族。他们喜欢唱歌，喜欢游戏。他们能成为最棒的机械师和私人司机。他们的女孩子都是出色的教师。让我们鼓励他们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夏威夷人的朋友全是这样鼓励他们的。
过去，一个有天分的华人男孩如果受到了荒诞不经的乌里雅苏台・喀喇昆仑・布雷克的庇护，就会每天受到耳提面命：“你是我所见过的最具潜力的人。世上的事情没有你做不到的。”这些男孩子长大后做了医生、政界领袖和银行家。像酒川五郎这样出色的日本男孩子一窝蜂地挤进麦金利高中——当地人叫作“米卡多（日本皇太子）预备学校”——他们总能找到从堪萨斯或明尼苏达来的女性教师。这些接受召唤而来的女教师们对他们说：“你们的头脑无所不能。你们能写出伟大的书，能当一名出色的科研医生。你们可以做任何事情。”因此，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都能一路打拼，取得杰出的成就，然而夏威夷人却没有得到这样的鼓励。人家对他们什么都免费，鼓励他们成为可信赖的机械师。可无论哪种社会，都不是由可信的机械师或者忠实的学校教员来治理的。
回到1907年，当休利特・惠普尔医生当选为休利特・霍尔学校董事会一员时，他曾经雄心勃勃，试图重新设置全部课程。他想找几个精力充沛、类似老乌里雅苏台・喀喇昆仑・布雷克这样的教师，但黑尔家族和休利特家族的人阻止了他：“我们决不能给这些可爱的夏威夷孩子超出他们资质的教育。”经过三年徒劳无功的奋斗之后，惠普尔医生辞职了。当天夜里，他对妻子说：“我们用爱心和金钱使这一族群流于永远的平庸。自白人带来天花之后，休利特・霍尔学校是夏威夷人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因此，华人和日本人学着控制社会的时候，夏威夷人却没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