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22日，222部队越过军舰的船头，看见迷雾中渐渐升起的意大利小山丘。酒川五郎中士心想：“我敢打赌，有一支德国军队正藏在山里等着我们上岸呢。”
他说得没错，正在日本小伙子们下船去占领萨勒诺滩头时，德军的飞机和重炮试图阻止他们。敌军目标十分混乱，日侨作战单位无一伤亡，只有一个叫作桥本的头发理得很短的二等兵扭伤了脚踝。
萨勒诺位于那不勒斯东南方，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从那里可以对一百五十英里之外的罗马实施包围行动。从登陆那天开始，222部队便向北进行漫长的行军。德国人知道他们要来，也清楚他们的布置，决心要阻止他们。希特勒特别下令：“这些矮个子黄种人是我们的盟军日本的叛徒，他们被美国的犹太主子无情地用作宣传工具，务必击退他们。如果这些罪该万死的小个子们赢得了胜利，将对我们大大不利。他们必须被阻止，必须将其全歼。”
夏威夷的日裔小伙子们不知道这道命令，接连遇到大股德军的抵抗后，他们得出了结论：“这些德国鬼子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士。这种战斗比他们告诉我们的要困难得多。”222部队的确向前推进了三英里，可他们却面临着最顽强的德军的抵抗：地雷炸死了茂宜岛的小伙子们；坦克碾过莫洛凯岛来的战士们；巨大的炮弹在考爱岛的军队中炸开。顽固强大的地面部队在每一座山头苦苦作战。伤亡十分惨重。《火奴鲁鲁邮报》开始刊登死亡名单，上面的名字都是类似的：洼川、日贺，或者森口。
德国人组织并羞辱日本小伙子们的疯狂努力对希特勒想要达到的目的是适得其反：欧洲或美国的盟军战地记者们很快发现，其他作战前线写不出好故事，而222部队却总是能爆出振奋人心的故事，因为他们是抵抗军中最优秀的一支部队。其中，厄尼・派尔跟随夏威夷部队进行了几天的行军。他写道：“我原本以为我们的美国小伙子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这些矮个子、黑眼睛的勇士们正在创造新的纪录，最勇敢的人也会想要互相依靠，就连后退时他们也能咬紧牙关，与敌人决一死战。他们为我们的部队提供了极其有力的补充，得克萨斯州或者马萨诸塞州的小伙子们告诉我：‘我们很高兴他们站在咱们这一边。’”希特勒妄想痛击日本人，想要羞辱他们一通，迫使其撤退，然而希特勒自己却受到重创，这全是因为日本小伙子们在光荣地战斗。
有一次，厄尼・派尔问酒川五郎：“中士，你们为什么朝那几座房子那么奋力地扑过去？你知道那里挤满了德国人。”
五郎的回答后来在意大利和美国广为传颂：“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身负两重作战使命。我们抗击德军，同时也要保护每一名日本在美侨民。”派尔写道：“他们的两场战争都在赢得胜利。”
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个个景色美丽、充满诗意的月份过去了。夜晚一天比一天寒冷，意大利柔和的迷雾开始变成了霜冻。那些月份是多么美丽。夏威夷来的小伙子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士。“我们身负双重作战使命。”他们这样告诫自己，当他们来到意大利城镇，沐浴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下，看到像一幅幅蚀刻画似的群山清清楚楚地映在耀眼的阳光下。日裔士兵作战勇猛，胆大心细，他们一点一点地将德国军队朝着罗马的方向赶回去。惠普尔上校为部队的出色表现欣喜不已，对他们在美国报纸上的报道感到十分满意。但他警告他的士兵：“不可能这么容易。德国兵肯定在什么地方负隅顽抗。到时候就得看看咱们配不配得上人家的赞扬。”
十二月初，希特勒给意大利前线派去了一名狂热的普鲁士上校，名叫作赛普・赛尔加，他身上少见地结合了普鲁士人的传统和纳粹分子的狂热忠诚。希特勒给他下达了简单的指令：“摧毁日裔士兵。”上校一边研究地图一边分析：“我得在蒙特卡西诺动手。”赛尔加上校是个顽固的年轻人，今年三十七岁，由于对希特勒特别忠诚而得到迅速提拔，曾在三个战场上分别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在蒙特卡西诺，他决心重现自己以往的辉煌战绩。日裔士兵将遭受奇耻大辱。
十二月渐渐过去的时候，222部队沿着意大利南部的狭长地带缓慢、步步为营地挺近罗马。他们一路上看出很多迹象，知道总决战肯定要在蒙特卡西诺的古老修道院附近展开，所以快靠近那里的时候，大家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赛普・赛尔加上校也将驻意大利的最精良的部队向卡西诺靠近。他并不想在山坡上与日裔士兵交战。他的部队没法在那些难以攀登的岩石上驻扎。他们躲在低处，靠近向东南方流去的拉皮多河两岸。日裔士兵们从东边靠近时，德国人已经沿着西岸做好了苦战的准备。赛尔加视察着拉皮多河两岸，他说：“我们就在这条河附近截住他们。”
1944年1月22日，马克・惠普尔上校沿着拉皮多河以西一英里的地方命令军队停下脚步，告诉他们：“咱们的命令清楚明白。过河……这样，后续部队就能攻上山。德国人夸口说，就算是一只兔子过河，也至少会被从六个角度来上六枪。但是我们要过去。”
他派出一支搜索队，其中有酒川五郎和他擅长素描的弟弟忠雄，还有四名机枪手。1月22日，他们在薄暮中爬出藏身地点，腹部贴地，穿过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困难的战场。酒川忠雄极其仔细地绘出了路线图。222部队将会在目前位置以西两百码处遇到一条三英尺宽、四英尺深的水渠。爬过去之后，将会面对德国人的机关枪和一道三十码左右的沼泽，再之后是另一条水渠。三十码之外，藏着第三条水渠，比前几条深一倍、宽一倍。部队爬出来之后，他们面对的将是一堵结结实实的机关枪火墙。
在黑暗中爬到这里后，酒川五郎舔舔干燥的嘴唇，问手下人说：“前面是什么？”
“看起来是一堵石墙。”
“耶稣啊，”五郎轻声说，“可不能指望小伙子们爬过这三道水渠之后还能再爬一堵墙。有多高？”
“看上去约摸十二英尺。”
“那办不到。”五郎答道，“大家分散开。你们从那里过去，我从这里。咱们看看墙上有没有缺口。”
他们在黑暗中摸索了一通，没找到缺口，只有一堵结实得足以让他们送命的石墙。墙高十二英尺，顶端呈锯齿状。大家集合后，五郎喘着粗气轻声说：“基督啊，那种东西谁能翻过去？到处都是机关枪。嘘！”
德军机关枪突然发出嗒嗒声，但枪手肯定是听到了其他方向的声音，他们的子弹离五郎他们还隔着一段距离。
“这个，”枪声停下后，他说，“咱们过去。”
在黑暗的夜色中，六个日裔士兵耐心地、娴熟地互相帮助着翻过了那座石墙，从那里跳入拉皮多河干燥的河床以东的地区。河床宽七十五英尺，深十五英尺，各处都有德军机关枪监视。六名士兵腹部贴着地面爬过了干燥的河床，他们估计对方不会打开探照灯。在寒冷的黑夜中，他们由于恐惧而大汗淋漓。
然而，来到拉皮多河对岸之后，他们发现这里才是真正吓人的地方，机关枪和探照灯照得雪亮，年轻的日裔士兵们设法藏身在河西岸低处的裂缝里。他们害怕的并不是机关枪致命的嗒嗒声，也不是一道道探照灯，而是河西岸那夺命的自然环境：河岸从河床直接向上耸起达十六英尺，顶上是结实的双层铁丝网，每隔两英尺就可能装有一处地雷。
“你把这里画在地图上了吗？”五郎轻声问忠雄，“一看见这个，就没有哪位将军敢派人过河了。”一排探照灯扫过狰狞的铁丝网，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画好了吗？”五郎问。
“好。把我举起来。我要过去。”
忠雄抓住哥哥的手：“我画的图足够了。”他谨慎地说。
“总得有人看看那边是什么。”
手下人举着他爬到河西岸的顶上，五郎花了十五分钟，一寸一寸地在互相纠缠的铁丝网之间险象环生地爬行。他知道身子底下随时会有地雷爆炸，不光会炸死自己，也会使五名同伴陷入险境。他不再出汗了，也不再害怕了。五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境界，只有夜袭的士兵和受过生死劫难的煎熬、在鬼门关走过几个来回的战士才能体会。他的头发贴着头皮，肚子绷得紧紧的。这个来自火奴鲁鲁的卡卡阿克的日裔小伙子在生死攸关的几分钟里，展现出了夏威夷人身上特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
五郎穿过铁丝网，他特意在铁丝上留下几条布条，以便安全返回。在黑暗中，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东边一条直接通过蒙特卡西诺山脚下的土路上。他在与道路平行的水渠里藏好，深吸一口气，仿佛要重新确认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没有感觉的机器似的，五郎仰面朝天躺在那里。这时，一束探照灯朝着野外照射过来，也许就是为了搜寻他，灯光扫了过去，突然照亮了他头顶的地面，虽然五郎早已远远看见了它，也知道它的体积多么巨大，然而他还是痛苦地悲号起来：“哦，耶稣基督啊，不！”
五郎的头顶上耸立着高不可攀的山冈，山冈的顶部据守着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五郎躺在那里，开始设想他和他的小分队穿过他今天晚上所见的各个地点，小分队走上五郎身子底下这条道路，其他从夏威夷来的部队正在向前挺进，要爬过他头顶上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山峰。五郎在一片孤寂的夜色中恐惧地颤抖着。接下来，正如很多人在这种情形下的反应一样，他突然豁然开朗，仿佛看到了蒙特卡西诺的情形：那里并不是高不可攀。那里没有地雷，也没有密布的机关枪。那里没有被拉皮多河的防守部队把守。日裔小伙子们并未得到进攻那里的命令，现在进攻的地方，伤亡率可能接近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八十。酒川五郎是一名意志坚定的战士，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他爬回自己的小分队，然后回到司令官身边。
“很困难，”他说，“但是可以做到。”
就在他说这句话的同时，赛普・赛尔加上校正审视着同一片地形。他对那里的了解大大超过酒川五郎，因为他手里有著名的托德工兵特种部队提供的地图，这支特种部队就是为罗马总防御战而成立的。他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日裔士兵越过的前三条水渠到处都密布着地雷和机关枪。他告诉手下：“我认为搜索队现在已经到了那里，如果他们没有被地雷炸死，那算他们走运。”他亲自察看了守卫拉皮多河的作战计划，这里是任何一支军队可能遇到的、最难攻克的障碍。虽然几分钟之前，五郎一直在猜测地雷和机关枪分布在什么地方，可他就是没法冲破封锁线。当然，在河流西岸倒是有一条开阔的大道，可那里有星罗棋布的迫击炮火力分布在蒙特卡西诺高高的悬崖上，随便哪支军队都别想前进一步。午夜时分，赛尔加上校得出结论：“他们会试图攻击，可永远也别想攻下来。我们在这儿要把日本的叛徒打得头破血流。明天我们就会看着他们在炮火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
1944年1月24日，寒冷清冽的午夜刚过，美国机关枪便发出雷鸣般的轰炸声，枪口的火光照亮了肃杀的河岸，但并未动摇德军阵地。炮火持续轰击了四十分钟，刚入伍的军人也许会得意扬扬：“谁也挨不过这样的炮火。”然而222部队黄皮肤的士兵并不幼稚，他们知道德国人会躲起来，悄悄等待时机。
零点四十分，火力停了下来，前进的哨声响起。五郎拉着弟弟的胳膊，悄悄说：“这是一场硬仗，小子。照顾好你自己。”第一条水渠的冲锋十分惨烈，德国人的反攻炮火十分猛烈，蒙特卡西诺战役出现了第一批死伤，但五郎和忠雄在黑暗中顽强地向前挺进，领着小分队穿过了危险的水渠，来到沼泽地。他们告诉军官：“我们来负责搜索地雷。”他们用肚子贴着地面爬行，曾在那场意义非凡的橄榄球比赛中同场竞技的两兄弟爬过了沼泽地，他们灵活地剪断了那些可能触发地雷炸死同伴的导线。到达第二条水渠的时候，五郎在夜色中站起身来喊道：“你们最好过来。所有的地雷都解决了。”正当五郎向弟弟忠雄——普纳荷学校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毕业生——发出这个信号的时候，忠雄却一脚踩到一颗含镁地雷上，骇人的火光闪耀夜空，将忠雄炸得粉身碎骨。
“哦，上帝啊！”五郎喊道，双手捂住脸。他动也没动一下。根本无计可施。酒川忠雄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连鞋子都拼凑不起来了。在他站立过的地方，日裔士兵们围着沼泽地哭泣起来，他们呐喊着跳入第二道水渠，然后是第三道水渠。
日裔美军经历了艰苦卓绝、难以想象的五小时鏖战，然后才抵达拉皮多河对岸。黎明破晓时，赛普・赛尔加上校稍微有些烦躁：“他们本该穿不过那些雷区的。他们好像挺有本事，但战斗才刚刚开始。”
赛尔加上校对这支军队怀有特殊的仇恨，他布置了一批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火力，让他感到放心的是，日裔士兵停止了前进。没有任何人类能穿过这第一道可怕的榴霰弹火力，而这批火力就布置在拉皮多河上，专等着222部队送上门来。“这下子，”赛尔加上校舒了口气，“至少说明他们还是人，还是有办法阻止他们的。现在咱们得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日本人不可能承受那么多伤员。杀掉一半，另一半就都逃跑了。”
然而赛尔加上校却猜错了。酒川五郎牺牲了一半队员。五郎深深地爱着聪明过人的弟弟忠雄，兄弟俩生活清贫，遭人唾弃，相依为命，现在忠雄已经撒手人寰。当德军炮火的轰炸达到白热化时，五郎对上尉说：“咱们穿过那条河。我知道怎么过去。”
“咱们按兵不动。”上尉反对。
惠普尔上校前来视察士兵的受损情况时，五郎却依然坚持说可以过河，于是惠普尔说：“那就试试。”这时候B连的一位中尉，也是五郎部队的指挥官，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出色年轻军官说：“如果我的人上，我也上。”
“好吧，谢利中尉，”惠普尔说，“我们一定得过河。”
于是谢利中尉领着四十个人，由酒川中士做向导，南下来到拉皮多河的河床上。九点钟的时候，天空晴朗无云，队伍来到离河岸只有六码的地方，这时，一股密集的德军重火力使得半数士兵牺牲，其中也包括谢利中尉。剩下的二十个人着了慌，然而五郎严厉地发出命令：“到河岸上去，穿过那层铁丝网。”
这种尝试可谓疯狂至极。那一天拉皮多河的守卫军队不会允许任何人侵犯，不管带头的是不是酒川五郎。当五郎这个顽固的庄稼汉来到铁丝网密布的河岸时，一阵疯狂的炮火向他扫射过来，迫使他跳回河床上。五郎徒劳地努力了三次，想要穿过那条铁丝网，每一次赛尔加上校都会朝着手下大喊：“杀了他！杀了他！不能给他们任何机会！”但是，虽然数以吨计的炮火向酒川和他的敢死队方向射来，他们却毫发无损。他们躲在远处河岸旁，这英勇的二十人等待着伙伴们追上来，全体到齐之后，他们就有可能冲破那道铁丝网。
然而德军火力太过猛烈，日裔士兵们仍然被困在东岸，无法推进。那道榴弹炮构成的火墙仿佛铜墙铁壁一般，让士兵们冲上去无异于送死。“咱们得按兵不动了。”惠普尔上校后悔地命令。
“那河边上的二十个人怎么办？”
“是谁负责？谢利中尉？”
“他牺牲了。现在是酒川中士。”
“五郎？”
“是的，长官。”
“他能把人带出来。”惠普尔有信心地说，到了黄昏时，经过一天苦战之后的酒川五郎果然带着人回来了。剩下的二十个人一个不少地穿过了河岸，回到了危险的东岸。他们穿过地雷阵，安全回到指挥部。
“上校想见你。”一位少校说。
“我们没做到。”五郎严肃地报告。
“谁也比不上你的努力，酒川中尉。”
听到这个战地任命的消息，酒川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他已感受不到恐惧，感受不到悲伤，当然也感受不到任何欢愉。但是当军衔被别在他的军装上时，这位粗手大脚的中士还是迸出了眼泪，泪水不断地涌出他黑色的眼睛，落到坚韧的土黄色皮肤上。
“明天我们一定要过河。”他发誓。
“我们肯定要再做尝试。”惠普尔上校说。
1月26日，日裔美军再次尝试，然而赛普・赛尔加上校手下老练的机枪手给他们造成了惨重的伤亡，还是无法推进。1月27日，日裔美军第三次冲锋，虽然酒川五郎领着人冲到了河对岸的大路上，却遭到令人胆寒的炮火轰击长达四十五分钟，只得被迫撤回。那天晚上，美联社记者写出的战地报道堪称传世之作：“如果泪水可以通过无线电传输，可以通过油印机印刷，这篇报道将会洒满泪水，因为我最终看到了所谓‘超越军人天职的勇气’。我亲眼所见，一群O型腿的夏威夷日裔小伙子们穿过拉皮多河，占领了河对岸长达四十五分钟。然后他们一败涂地，被德军全力开动的炮火逼得被迫后撤。我从未见过哪一支凯旋的军队谱写过更伟大的光荣篇章，从此之后，倘若有任何美国人怀疑我们日裔美军的忠诚，我绝不会与他争论。我会一拳抡上去，直接把他打得满地找牙。”
1月28日，酒川中尉第四次冲锋，试图渡过拉皮多河，而赛普・赛尔加上校的人马再次把日裔美军打得动弹不得。惠普尔上校四天前出发时率领的一千三百名士兵现在已经有七百七十九名成了伤员。死亡的日裔士兵排列在那条夺命河流上，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被转移到军队后面。显而易见，德军卓有成效地阻止了他们所仇恨的222部队的进攻。那天夜里，赛尔加上校的情报报告说：“胜利！日裔美军被击退了。他们在撤退，看来是要离开战场了。”
这份情报有一部分是正确的。酒川五郎中尉的军队和其所属的大部队的确正在撤离。小伙子们很愿意再次尝试，可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组成一支完整的部队，只得撤回去养伤。他们穿过前来接替的明尼苏达州部队时，听说过他们英勇事迹的瑞典裔士兵向他们欢呼致敬，一个来自圣保罗的青年喊道：“我们希望能打得跟你们一样好！”
“你们会的。”一个拉海纳小伙子嘟囔着。
就这样，德国人狙击了222部队……但是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在另一部分战线上，来自夏威夷的其他作战单位汇集成了强大的军力。2月8日，赛普・赛尔加上校的情报官员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可恶的日本人过了河，正在攻击山区！”
美军日裔小伙子们一鼓作气，将先锋部队一口气推进至山顶。他们攀爬到连军官们都觉得难以置信的高度，并探索出两百多个可以安置机关枪的地点。在这次超乎想象的突击行动中，他们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在整个二战中都无人超越。小伙子们在山顶上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立足点，并拼尽全力将其守卫了数小时。
“给我们增援！”他们用无线电狂乱地喊，“我们把他们全消灭了。”
但增援部队攀不上悬崖。于是日裔士兵们只得一个个地被从高得让人眼睛发花的山尖上赶了下来。他们跌跌撞撞地顺着蒙特卡西诺陡峭的山坡滚下来的时候，德国军队无情地冲着他们扫射。残部还是筋疲力尽地回到营部，宣布：“实在没法赶走德军。”然而，他们仍然取得了胜利：指挥部现在挪到了拉皮多河西岸。这条河已经渡过去了。通向罗马的大道就在眼前。
在这次损失惨重的蒙特卡西诺战役中，222部队一跃成为二战中最著名的作战单位。人们称他们为“紫心勋章部队”，因为他们遭受的死伤比任何同等规模的部队都要严重。日本侨民们从总统和将军们那里赢得了更多的荣誉勋章、更多的绶带和更多的贺电。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美国大陆赢得了谦虚的好名声。与他们并肩作战的高加索人是这样对国内报告的：“他们是比我们更优秀的美国人。”在夏威夷——这座丰饶的群岛，让日裔小伙子牺牲在意大利战场上时依然魂牵梦萦——再也没人提起那个恼人的问题：“日本侨民是忠诚的美国人吗？”现在，其他种族的人只会这样问：“换作我，可有那般勇气？”
因此，虽然普鲁士纳粹赛普・赛尔加上校完成了他向希特勒保证过的任务——在蒙特卡西诺摧毁日裔美军——但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希特勒，都未曾达到他们最初的目标：正是在这次失败中，日裔美军展现出勇敢精神的极致，并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
因此，如果说，222部队赢得的最大桂冠并不是在蒙特卡西诺，这听上去的确十分令人错愕。他们最大的桂冠是在法国一个偏远地区偶然间获得的。
222部队撤回意大利后方去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并从美国大陆接受增援——其中包括酒川五郎中尉的两个弟弟实和茂雄——日侨营乘军舰离开意大利进入法国南部，从这里开赴卢恩山谷。一路上，他们没有遇到什么德军抵抗，这也在意料之中。将军们觉得，在蒙特卡西诺进行了英勇作战之后的日裔小伙子们理应得到些许喘息。稍后，他们将与一支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得克萨斯州部队会师。然后，222部队就会掉转方向，离开卢恩山谷，并按照预定计划来到孚日山区进行收尾战斗。那里位于法国最东部，与德国最南部接壤。
222部队和得州援兵惜步如金，一点点向前推进，最后终于遭遇了德国军队，这似乎就是最后的大决战了。酒川中尉鼓励他的士兵将这些散兵游勇斩尽杀绝，他总是用一句行之有效的话鼓励他们：“记住他们在卡西诺是怎么收拾咱们的。”几百名丧家犬似的德军士兵向他投降时，垂头丧气地问：“最后连日本人也背叛了我们？像意大利人一样？”对于这类问题，五郎总是面无表情地说：“我们是美国人。彻头彻尾的美国人。”虽然他的脸上总是摆出一副冷冰冰的表情，可私下里只要能接收来自希特勒主力部队的投降敌军，他总是高兴得直发抖。
很容易理解，酒川五郎和他的长官们一样，把孚日战役看作希特勒终结的开始。然而，可悲的是，他们估计错了。如果说没有经过训练的年轻纳粹士兵有时候的确会犯傻，然而聪明的普鲁士军官却不会。他们目前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结束了蒙特卡西诺那次历史性的胜利之后，赛普・赛尔加上校——现在是赛尔加将军了——来到了孚日山区，借助这个天然屏障组织抵抗行动。因此，将军之所以任由那支由普通百姓组成的军队慌不择路地向222部队投降，到了1944年10月底，其原因终于水落石出。当月24日，赛尔加将军的军队开始总体溃败，在地势险恶的孚日地区手忙脚乱地撤退。与此同时，这支部队引来了早就想痛痛快快打上一仗的得州士兵的追杀。得州士兵远远地赶在美军坦克前头，一下子跌进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设计最巧妙的陷阱地区。
赛尔加将军下令，用重炮猛轰这个陷阱，赶着晕头转向的得州士兵进入了一个口袋形状的山区。“咱们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赛尔加命令，同时让部队向前挺进。“咱们给美国人看看，侵略德国领土是个什么下场。”他让事先准备好的机枪就位，然后开始朝得州士兵营地发动炮火攻击。英勇的得州士兵没有食物、没有饮水，也没有足够的弹药，只得按兵不动，眼睁睁地看着德军火力网层层逼近。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有个记者创造了一个新词“必败营”。同时，得克萨斯州的收音机也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一个个村庄里，全体村民竖起耳朵，听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细节。他们伟大的得州英雄子弟们就要献出生命了，就其周围环境来说，不可谓不壮烈。大草原上哭成一片，得州人纷纷大声嚷着：“把我们的小伙子们弄出来！看在基督的份上，做点什么！”
于是，已经处于休整状态的222部队竟受到万众瞩目，担负起最为惊心动魄的使命。国会派来的一位私人信使警告五角大楼：“把那些得州人弄出来，不管他们现在在哪里。”五角大楼用无线电告知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马上开展有效的营救行动。这个命令具有白宫最高优先级。”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报告了在巴黎的总部，后者又用无线电告知了正在孚日地区边上的麦柯拉尼将军。将军又通知马克・惠普尔上校：“你得穿过德军火力，把得州的小伙子们救出来。”他们生怕出现任何误解，所以特别派了另一位将军从巴黎飞来，那位红脸膛的将军语气严厉地说：“要是我们让那些小伙子就这么死了，那咱们可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见鬼，把他们弄出来。”
惠普尔上校叫来酒川五郎中尉说：“你得到那座山梁上去，五郎。不救出他们，你就别回来。”
“我们会把他们救出来的。”五郎答道。
五郎转身要走，马克・惠普尔却拉住他的手握了握。这一握之中，自有无言的激情，战斗前夜的士兵全都懂得其中的含义。
“这一仗打完，咱们就打到头儿了，五郎。这份命令是由总统亲自签署的。这次打个胜仗，你就赢得了整个战争。”
这次任务九死一生，险恶非常。冰冻的孚日山区被浓雾笼罩着，放眼望去，十五英尺开外的地方已是一片模糊。B连排成一列纵队进入黎明前的沉沉夜色。每个日裔小伙子只能抓住前一个战友的背包，以防止队伍走散。德军狙击手躲在长满苔藓大树的密林里，击毙了一个又一个夏威夷士兵。到了最后，绝望至极的日裔士兵时常叉开双脚站着不肯前进，朝着浓雾漫无目的地扫射。而有些时候，德军机关枪从二十英尺开外的地方突然嗒嗒响起，重创日裔美军士兵。但是五郎明白：一个小时之前朝着可怜的得州士兵开火的枪炮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为了拯救那支危在旦夕的营队，222部队只须再向前行进一英里，然而这是最艰难的一英里，需要艰苦卓绝地走上四天，期间没有食物、没有饮水，也没有任何补给。日裔美军伤亡的情况令人胆寒，五郎觉得，要带着两个弟弟活着出来简直是奇迹。于是他告诫他们：“小子们，靠着大树。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中间你得没命地跑。跑到树旁就马上转身，如果背后有偷偷靠上来的德国兵，马上开枪。”
第一天结束时，222部队只前进了九百英尺，而得州士兵在铜墙铁壁一般的围困中，已经开始出现伤口感染造成的死亡。到了第二天早晨，日裔美军继续一码一码地向前艰难推进。他们在寒冷的大雾、长着青苔的大树和尖利的岩石中迷失了方向。几乎每一英尺都为赛尔加将军的机枪手提供了完美的掩护，他们也非常善于发挥其效用。机枪手们不慌不忙，精打细算，只有当日军直接冲向枪口的时候才对222部队开枪。他们射击精准，弹无虚发。在那寒冷多雨的第二天，日军士兵前进了六百英尺，又有将近一百名深陷重围的得克萨斯州士兵由于伤口和新一轮的炮火攻击而丧命。
这一仗的奇特之处，就是它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人们都知道得州士兵受到围困，也都明白222部队前往营救。这场生死较量令媒体欲罢不能。一位曾在意大利与222部队并肩作战的明尼苏达州下士告诉记者：“如果有谁能把他们营救出来，那么，非细眼睛的日本人莫属。”在火奴鲁鲁的报纸上，“细眼睛的日本人”这个词被删掉了，然而日本侨民都明白，他们的子弟打的是一场多么难以取胜的战争。他们日夜祈祷着。
这次强行突破敌人火力圈的疯狂营救行动进入了第三天，B连士兵惊奇地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艰难地爬上他们刚刚穿过的小山，那是马克・惠普尔上校。流传的基本作战准则是：“中尉领着一排人马对抗敌人。上尉殿后鼓励全军。少校和中校们在指挥部和部队之间跑来跑去。胆小的上校们吓得动也不肯动。”然而他们却看到了马克・惠普尔，这位毕业于西点军校的上校打破了规则，朝着前线阵地走来。日裔小伙子们看到他过来便本能地敬了个礼。上校走到五郎身边，只说了一句话：“咱们到那座山梁上去，今天咱们就把得州人都救出来。”
这次冲锋无异于送死，惠普尔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一点，但这是总部下达的命令。“我不能命令我的小伙子们再打一次卡西诺战役。”他抗议道，“这一次比卡西诺战役还要严峻。”总部也明白：“但必须这样做。”惠普尔敬了个礼说：“那我就得亲自去带领我的小伙子们。”于是他就来了。
他来得正是时候，激起了日裔小伙子们的最后一股士气。222部队以不可阻挡之势冲上山梁。战斗惨烈，德军士兵的火力朝着营救者们平射过来。一排排子弹都是赛尔加将军几个礼拜之前就在某些特定地点的布置停当的。炮火截住了222部队，效果好得不可思议。在一个无论如何也突破不了的地方，五郎心里想道：“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么猛烈的火力中冲过去呢？我们损失的兵力比我们要救的人还多。”
惠普尔上校好像觉察到这类问题会折磨他的士兵们，让他们士气消沉，因此他在士兵中来回走着，大声说：“有时候你不得不表明你的姿态。这是最后的姿态。他们正盼着咱们呢，就在那道山梁后面。”但222部队的士兵怎么也赶不走这个挥之不去的阴险的念头：“得州人很重要，非得救出来。日本侨民的性命倒是不稀罕。”但谁也不明说，大家心里清楚得很：得州士兵无须证明任何事情，而日裔军人则必须证明自己。
10月22日的夜晚降临了，日裔美军离目标还有四百码距离。他们得站着或者靠在冰冻的大树上睡觉。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取暖的法子。稍作休息的哨兵嘟囔着：“我还是在这儿跟你待在一起好了。”没有床铺。大家浑身疼痛。受了轻伤的士兵感觉到血液在血管里突突直跳。已经牺牲了数百人。
黎明时分，一名条顿民族的躲藏起来的德军狙击手打中了士气低落的营地，中士酒川实中弹身亡。有好几分钟时间，哥哥酒川五郎根本没弄明白刚才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年轻的茂雄喊道：“上帝啊！他们杀死了实！”
五郎听到弟弟痛苦的呼喊声，跑过来看到实已经倒在了冰冷的地面上。他再也无法忍受，开始失去理智。“啊啊啊啊啊！”他的嗓子里发出痛苦的声音。已经有两个兄弟在他手下阵亡，部队里的其他士兵似乎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五郎的右手不住地打战，而嗓子里接着发出无意义的呼喊：“啊啊啊啊啊。”
惠普尔上校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冲上来粗暴地捂住了年轻中尉的嘴。“现在不行，五郎！”他命令道，他用了个奇怪的词儿“现在不行”，好像稍后就可以纵情发疯，仿佛稍后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做，包括惠普尔自己。
五郎向后倒下，他的手停止了颤抖。他木怔怔地盯着上校，目光中充满恐惧。他徒劳地想要集中精力，思考眼前发生的事，但是他做不到。他眼里只有躺在铺满松针的孚日山脉中的弟弟。随即，五郎恢复了冷静，他抽出左轮手枪，抓住茂雄的肩膀：“你过来。”然后他对手下人用日语喊道：“我们不能停下！”五郎和他的队伍迸发出惊人的力量，在茫茫森林里继续行军。
朝山梁进发的最后一千英尺是令人绝望的、惨烈的近身肉搏。茂雄追随着哥哥那种简直可以说是行尸走肉般的狂怒，展现的勇气连自己都觉得吃惊。他直接冲进德军部队，用手榴弹把他们炸成肉酱。他像老兵一样蹲在树后，眼前是最后一个闪着凶光、喷射出死亡之火的路障。温厚儒雅的茂雄，酒川家最安静的儿子——现在只剩两个儿子了——如同鬼魅一般敏捷地扑了上去，引来敌人的火力，借此确定了敌人的位置，接着他拿着手榴弹和一把冲锋枪冲进敌军。茂雄杀死了十一名敌人，战友们从他身边冲过去，终于救出了得克萨斯州士兵。这时他站在纳粹军的位置上，像个男学生似的欢呼起来。
“你现在是中尉了！”惠普尔上校冲过去迎接得州士兵时对他高声喊道。茂宜岛的一个男孩子看着茂雄，用本地混杂土语说：“天哪，德国人，全是祸害！”
日裔美军小伙子们排着散乱的队形，以酒川五郎中尉为首，步行去迎接得州士兵。一个从休斯敦来的高个子少校伯恩斯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他的膝盖已经伤得不成样子，但仍努力想敬个军礼，他太激动了。少校已经饥肠辘辘，嘴里火烧似的口渴。他还没走到五郎面前就倒在了地上。少校随即跪爬起来，保持着那个姿势：“感谢上帝。你们是日本佬军队？”
“日本人军队。”五郎不慌不忙地回答，他蹲下身子扶着得州士兵站起身来，看到对方比自己至少高出了一英尺。所有的得州士兵都是高大壮实的小伙子。他们现在个个饿着肚子，渴得直冒烟，还要一帮顿顿都非得吃大米的小个子来营救他们，看着真是不像话。
伯恩斯少校虽然竭力忍着，可还是禁不住抽泣起来，他本人骁勇善战，他的军队之所以还有命在，主要是靠着他那非凡的人格力量。高个子得州人失声痛哭，随即又自惭形秽，他咬着嘴唇，几乎要咬出血来，他问：“我的兵能喝点水吗？”他转向自己的部队，喊道，“热烈欢迎这些日本佬！”
五郎一把揪住少校，好像两个人都是卡卡阿克的小流氓似的，他突然爆发了愤怒，急促地说：“不准管我们叫日本佬！”
“五郎！”惠普尔将军喊道。
“什么事，长官？”他根本想不起来自己刚刚说了什么。
“好了，”惠普尔厉声说，“咱们下山。”
日裔美军在刚刚困住得州士兵的山窝入口排成两列，身材高大的士兵们走在两排矮墩墩的222部队士兵中间，重返自由世界。几个得州士兵笑了起来，很快山窝里便充满了笑声，大个子得州人拥抱着自己的救命恩人，亲吻他们，把他们抛到半空。“你们这些小个子有种，”一个来自阿比林市的、巨人般的士兵喊道，“我还以为这次没命了呢。”
酒川中尉没有参加庆祝活动。他看着自己的兵，闷闷不乐地想着出发时冲向山梁的一千两百个日本小伙子，现在，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非死即伤。这个可怕的数字中，弟弟实也是其中一个，五郎觉得难以忍受。他喃喃说道：“我们为什么要牺牲这么多小个子，来救这么几个大个子？”为了拯救三百四十一名得州士兵，牺牲了八百名日裔士兵。随即，他硬起心肠，重新控制住自己。为了让头脑清醒起来，五郎开始清点B连人数，发现跟他一起在1943年9月在萨勒诺涉水上岸的一百八十三人中，只有七个人撑过了1944年10月，仍然留在军中，其余的一百七十六人非死即伤。
茂雄冲上来告诉哥哥，惠普尔上校在阵前提拔了他，这是一名士兵最甜蜜的胜利，这年轻人的眼里闪着光喊道：“五郎，我猜这一次咱们真的向全世界证明了自己！”正在清点人数的五郎却想：“我们还需要证明多少？”他的头脑从一幅画面跳跃到另一幅画面，这种情形让他意识到自己已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一个奇特的事件拯救了他。在得州人中，有一个歇斯底里的医生，当他为伯恩斯少校炸烂了的腿截肢的时候，正好有三颗炸弹爆炸，把他的脑子炸糊涂了。医生喃喃说道：“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伯恩斯少校听了这话，喊道：“又是那个该死的怪老头。求你了，求你了，闭嘴吧！”
那军医来到五郎身边，对他嘟嘟囔囔地说：“中尉，的确是这样，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你们越过那座该死的山梁，只为救整整一窝像伯恩斯少校这样的垃圾。”军医迷迷糊糊地转向伯恩斯，歇斯底里地大叫着，“我恨你！我恨你！你把我们领进这个死亡陷阱，你这疯狂的畜牲！”
伯恩斯少校用他那只好腿撑着，神情悲不自胜，他突然转向那军医，把他打倒在地。“他比德国人还麻烦，”他抱歉地说，“来人，把这可怜的浑蛋弄走。”
没等得州人来捉住那军医，五郎便怜悯地抓住那神志不清的家伙，搂在自己怀里。一个大个子得州人赶来帮忙，于是这三个奇怪的人开始往那条夺命山梁走去。然而他们朝着安全地区只走了一半，赛尔加将军最后的疯狂火力便包围了他们，两枚炮弹击中了马克・惠普尔上校，他登时丧命。五郎亲眼目睹了上校的死亡，他扔下那名军医，朝那位曾对日裔士兵倾力相助的男人走去，他的精神终究支持不住了。
五郎的喉咙里发出的全是可怕的“啊啊啊啊啊啊”的叫声，双手开始不停地颤抖起来。他的头疯狂地摇摆，好像发了癫痫似的，眼神像个白痴一样空洞无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他开始歇斯底里地疯狂喊起来，身体向右边倒去，又在空中抓了一把，站稳了身体。他的声音变得清晰，开始尖叫起来：“不许管我们叫日本佬！你这可恶的黄头发得州人，不许管我们叫黄肚皮！”
五郎发狂似的抽打那折磨过他的人，他的动作痴痴傻傻，也不管打不打得到。他不住地对得州士兵大喊大叫，用空洞的语言威胁着刚刚被他营救出来的士兵，就连得州士兵中最膀大腰圆的，五郎也想跟他拼个你死我活。一个从达拉斯来的士兵轻轻地抓住他，就像一个成年人抓着孩童，看着那粗壮的日本小个子在空中乱踢乱打，却根本连大个子敌人的边都沾不到，那情景真让人心碎。最后五郎又发出瘆人的“啊啊啊啊啊啊”的叫声，这时弟弟茂雄赶来了。茂雄按住五郎的胳膊，五郎险些挣脱，茂雄突然在哥哥脸上狠狠地揍了一记右勾拳。五郎总算停了下来。
五郎像孩子似的呜咽起来，他手下的两个兵好心地用毯子盖住他，好让五郎自己的部队看不到他那不成体统的样子。就这样，他们耐心地领着浑身颤抖、不住打战的五郎，一道走出了围困得州士兵的孚日山区。
朝着山脚走去的时候，几个人穿过自己营地的一支守卫军队，A连一位年轻的中尉，一个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豪类说：“你们用毯子盖着谁？”茂雄答道：“酒川中尉。”
“就是他救出了得州士兵？”
“还能有谁？”茂雄答道。这群伤痕累累、饥肠辘辘、几近崩溃、被战争折磨得心力交瘁的士兵走过去后，那普林斯顿毕业生看着酒川五郎那机械地拖动着的脚步，喃喃说道：“算得上是个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