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酒川茂雄来到横滨，对自己的祖国进行了一番细致的研究。他看到面露菜色的人民，看到被炸弹轰炸过的城市，还有少得可怜的物资——日本居然想用那些东西征服世界。茂雄想：“也许爸爸说得对，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可实在看不出来。”在第一封家信中，茂雄试图忠实地报告他看到的景象，可龟次郎听了信里的内容后，在回信里斥责了儿子一番：“记住，你是个正派的日本人，茂雄，不许针对你的祖国说三道四。”从那以后，茂雄的家信里就大多是含糊其词了。
他刚到日本的时候十分兴奋，东京正在恢复往昔的繁华，成群结队的矮小工人个个看上去都跟他的父亲差不多，他们蜂拥到轰炸过后的废墟上，来来回回地清理。茂雄还从没见识过这种全民族的勃勃生机，他终于被日本民族那打不垮的坚韧精神深深打动。他看见沿街无数跟自己母亲一样的老太太，她们穿着宽松的帆布长裤，比男人还要卖力地干活，拖走一筐一筐的瓦砾。东京几乎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渐渐被清理干净，焕发出新一轮的勃勃生机。“我得敬佩这些人。”他给父亲写信说，龟次郎觉得这比抒发日本失败感想的那封不爱国的信强多了。
茂雄对自己的工作很有兴趣，他负责跟随麦克阿瑟将军，为指导日本占领区土地改革的哈佛教授担任翻译。阿伯纳西博士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瘦高个，有着独到的洞察力，虽然他依赖酒川上尉一字一句的翻译才能明白那些日本农民的话，然而最终靠的全是自己的观察。茂雄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看见有学问的人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一位种植水稻的农夫告诉茂雄：“我有两百四十坪水稻。”酒川要把这句话翻译给阿伯纳西博士，可是博士似乎根本没在听，他正在自己琢磨那块地，估算它的产量。因此，还没等茂雄或是那位农夫开口，阿伯纳西博士就对那块地的价值一清二楚。如果茂雄翻译的结果与博士的计算不符，那么茂雄就得针对这些事实反复确认，通常情况下，阿伯纳西都是正确的。
乘着吉普车在乡间行驶的漫长旅途上，酒川负责开车，阿伯纳西则阐述他那套关于土地改革的理论。“麦克阿瑟将军反对的，茂雄，是一种中世纪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概念。每一个地区都有十来个富人控制着土地，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进行划分。这个体系其实不算糟糕。当然比平均分配要好得多。但是如果个人的经济利益——通常是随心所欲的——超过了使国家生存下去的利益，问题就来了。”
“什么问题？”茂雄问道，阿伯纳西愿意与他谈论这种成年人的问题，茂雄觉得非常荣幸。那些直肠子的上校非要用当地混杂土语谈话，简直就是地狱。
“这个嘛，比如某个地区需要更多的粮食，可地主却出于其他考虑拒绝种粮，或者什么都不种。”
“会有这种事情？”
“看看你周围！很明显，即使是在日本自卫战争时期，这位地主还是把土地攥在手里不肯拿出来。一有这种事情，就得来一场革命才能拯救你们的国家。纵观历史，革命和大肆占有土地总是相辅相成的。幸运的是，土地革命只有两种发展方式。在法国，土地的所有者完全失去了理智，还没等整个腐朽的旧体制衰亡，法国大革命就率先爆发了。当时很多人因此送了命。那种革命是最糟糕的。英国和法国殊途同归，用的是税收的法子。到了最后，囤积了大量土地的地主们怎么也没办法继续持有土地了。税金实在太高。于是他们不得不出售土地，据我所知，一条人命也没损失。这才是合理的土地改革方式。”
“你认为日本面临的问题与英法两国一样？”
“所有的国家面临的问题都一样。”阿伯纳西说，他们沿着柴县的一条石头路上下颠簸，“人和所持土地之间的关系很简单，而且到处都一样。每个国家最初都是在生产者之间平均分配土地。拥有更优越的智力，或者更高明的技巧，这导致能干的地主开始积聚大笔财富，而社会也巩固他们的这种财富。只要没有更大的人口压力，这些大地主就可以为所欲为。然而当家庭人口增多，其达到适婚年龄的儿子们就想把手伸到大片大片的闲置土地上。目前，一切宗教、政治和习俗方面的社会契约都对大地主有利。在大多数国家，那些最初进行反抗的农民都遭到了绞刑。在日本这里，最初的暴乱者要求土地的时候，被头朝下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这种压力逐渐增大，便出现了血腥暴力的革命形式，除非像英国人那样聪明，通过巧妙地推行税收来达到同样的效果。”
“你觉得所有的国家都重复着这种循环？”茂雄追问。
“我曾亲眼见证过五次这类的革命，并一一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在墨西哥，人们肆意违反常识，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结果是出现了血腥的报复事件。在英国，有一群聪明的立法者用极其简单的方法实现了制度的转变。罗马尼亚的情形惨不忍睹。西班牙也一样。在美国西部，放牛人起初用长枪短炮来保护不义之财，但是最终，那些城里人还是归于理性，通过实施税收制度战胜了自己的贪欲。没有哪个国家能避免土地改革。它们只能决定到底用什么路线进行这种改革：是流血革命，还是税收制度。”
“在我看来，在日本这里，我们走出了第三条路，依法实施土地革命。”
“当然，”阿伯纳西立刻表示赞同，“你我两人做出决定，而负责推行的是麦克阿瑟将军，而这个决定最终将成为他在日本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土地将得到公正的分配，并同时避免流血革命。”
“那么说，真的有第三种道路？”茂雄追问。
“是的，”阿伯纳西答道，“但很少有哪个国家有幸成为美国的战败国。”
他们默默驱车走了两英里多，寻找一条乡村小路，这条路通往一座不合常理的、坐拥大量土地的庄园。这里曾使得日本陷入危机，他们发现那条小路的时候，茂雄望着近旁那狭窄的土地——说它狭小，是相对于夏威夷而言——不禁笑了起来。
“有什么可笑的？”那瘦高个子不苟言笑的同伴问。
“我刚才在想，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
“什么讽刺？”阿伯纳西问道，他向来热衷用历史打趣儿。
“咱们俩跑到这儿来，为打了败仗的日本分配土地，而在我自己的家乡夏威夷，情况却比这里糟糕得多。”
阿伯纳西蹲坐在后座，两只膝盖抵住下巴，默默地等了一会儿，直到茂雄朝他投去目光。阿伯纳西随即狡黠地一笑，问道：“那你以为我刚才跟你谈的是什么？”
茂雄十分震惊，他放慢吉普车的速度，直至干脆停了下来，他郑重地转回头去看着这位指挥官。
“你的意思是说，你刚才一直跟我谈的是夏威夷？”
“当然了。我想让你自己琢磨琢磨你们有哪些选择。”
“你从哪儿了解的夏威夷？”
“任何对土地改革有兴趣的人都会了解夏威夷。目前，匈牙利和日本各自面临着革命，而夏威夷和中国仍保留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主义的残余。”
“两个国家都得革命？”茂雄问道。
“当然，”阿伯纳西干脆地说，“纵观历史，我们得到一个最惨痛的教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逃过历史的主宰。中国的革命可能最后落得个血腥收回土地的结果。夏威夷可能可以通过推行税收政策和平达到目的。”他顿了顿，然后说道，“也就是说，假使像你这样聪明的小伙子懂得其中的道理的话。”
“我来到这里帮助日本，我认为这很讽刺，”茂雄说，“这种事我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做。”他换了挡，开到一座小房子面前，里面有几个诚惶诚恐的日本地主正等着他们。
“正如我刚才所说，”阿伯纳西博士沉着脸重复道，“很少有国家有幸成为美国的手下败将。日本真幸运。”
当茂雄最终追上正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劳工部门担任翻译的大哥五郎时，这个说法得到了再次证实。茂雄登上日本岛的时候，五郎正在名古屋参加一个旨在将日本工业联合起来的长期项目，五郎的上司并非哈佛的阿伯纳西博士那样沉默寡言的思想家，而是一群红头发的美国劳工组织者，来自美国劳工联合会。
“这个工作真快把我逼疯了！”矮壮的五郎大声抱怨，用手揉着理得短短的头发茬。
“你的上司是个傻瓜？”茂雄问道。
“傻瓜！他们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的角色。让我发疯的是，每天要花上十五个小时逼着日本人参加工会。我给他们宣读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声明，说民主最坚实的基础之一就是有组织的、能充分保障自己权利的工人阶层。你也知道，我认为麦克阿瑟将军说得对。这是唯一能够让日本战胜财阀的方式。强大的、意志坚定的工会。但是，上帝见证，在日本，要让人民加入在夏威夷被禁止的组织，真是个让人发疯的差事。”
“你是说，工会？”茂雄问道，两个人正在下榻的第一旅馆里喝着日本啤酒。
“你说得真他妈对，我说的就是工会。”五郎大为光火，“咱们实话实说吧，茂雄。咱们其实是在日本打一场消灭财阀的战争。你知道，这里的大公司手里掌握的东西只相当于夏威夷大公司的一半。茂雄，你拼死拼活，为那些战败国的人民据理力争，而自己祖国的同胞们却没人管，这真是个疯狂的世界。”
茂雄使了个虚招来敷衍五郎，这是他理顺思路时惯用的办法。他并不开口，用啤酒杯长久地贴着自己的嘴唇，五郎抓住这个机会说：“如果工会在日本是好东西，那么在夏威夷也是好东西。如果财阀在日本是坏东西，那么在夏威夷也是坏东西。我让日本人加入这里的工会，但如果我在夏威夷也如法炮制，就得给人抓起来，揍一顿，然后扔进大牢。你说这有多他妈的疯狂啊。”
“你说的话挺有道理，”茂雄终于开口，慢条斯理地说着，“我的顶头上司——就是阿伯纳西博士——对土地问题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只不过他还老说另一句话：‘一个国家抓住时机吃场败仗，实在算得上一件幸事。’我越是观察咱们在日本的所作所为，越是信服他这番话。”
五郎放下啤酒，严肃地说：“我回到火奴鲁鲁之后，要提出一个新的口号。”
“你这话什么意思？”
“‘对战败者而言是好的东西，对战胜者也必定是好的。’我要确保夏威夷人也有权加入劳工组织。就像东京人一样。我动手的时候，霍克斯沃斯・黑尔最好往后退。他上次占了上风，那是因为当时的劳工组织没有脑子。下一次占上风的是我，因为我没有白来一趟日本。”
“别给自己找麻烦。”茂雄提醒他。
“如果你不愿意这么干，”五郎反驳，“那我真替你脸红。你这场战争就算白打了。”
这是茂雄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它决定了茂雄未来数年的事业。
“别让这场战争白打！”五郎把这句话当成出发点，对弟弟说道。
“我一直纳闷儿自己该怎么做，五郎。跟阿伯纳西博士谈了这么久，让我对一件事情深信不疑。夏威夷的日本人个个都没受过教育。哦，的确有像爸爸和高永医生那样的聪明人，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懂。”
“你说得太对了。”五郎悲伤地赞同，说完又埋头在啤酒杯里，“你有没有跟从纽约来的真正聪明的劳工说过话？”
“所以我觉得也许应该去哈佛法学院念书。”
“这个主意妙极了！”五郎大声说，“但是，小子，你看，我可不想让你光去那儿学法律。”
“我可没打算那么干，”茂雄小心地回答，“阿伯纳西博士建议，也许我可以跟他住在一起。他妻子是一位律师。”
五郎兴奋起来：“这样，你们就能在晚上促膝长谈，好好了解一下世界历史，再加上点争论。茂雄！一定要接受。钱这方面我可以帮助你。”
“你不是要念研究生院吗？”茂雄问。
五郎脸红了，他把玩着手里的啤酒，然后看了看表。“我想我另有打算。”他坦言，“我想让你见见她。”
东京第一酒店坐落在环绕这座城市的上升环形路上，离电车新桥站不远。在1946年，这里一入夜就到处挤满了落魄的、面黄肌瘦的日本姑娘，其中有些算得上是全亚洲最有吸引力的风月女子。她们挣扎在死亡的边缘，最令人痛心的是，就在她们即将恢复健康、脸颊开始变得丰润饱满时，她们已经在这一行干得太久了，以至于没办法轻易另谋职业，于是她们只好干起老本行来。她们会说几句英语，有时会跟着美国大兵情人偷偷溜进营地。
眼下，茂雄和五郎在东京寒冷的1月里走着，成群结队的姑娘们朝他们用日语喊着：“美国士兵先生，您是好人。想不想搂着个真正的姑娘睡觉？”茂雄觉得很恶心，尽量不去看那些游魂似的饥饿面孔，然而那些女孩子把身体靠过来，求着他们：“行行好，大人，我会让你今晚过得很快乐的。我是个好姑娘。”
她们的姿色毫不逊于茂雄在夏威夷见过的日本姑娘，姑娘们绝望地抓住茂雄的胳膊，茂雄想：“打败仗的时候也有些东西是阿伯纳西博士不愿意看到的。也许这并不是那么好。”
最后，兄弟俩甩掉了那群新桥姑娘，往左折向银座。他们避开有宪兵巡逻的宽阔大街，向西银座走去，在那里钻进一条让人眼花缭乱的小巷子，其中一条小路上坐落着一座比一间卧房大不了多少的微型酒吧，名字叫作“蓝色爵士”。兄弟俩灵活地往里一钻，这家小酒吧间里充斥着烟草味和酒吧特有的烟雾缭绕的空气，还有一架昂贵的萨克斯正在演奏着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曲子。三位顾客坐在极其精致的酒吧凳上，一位相貌十分美丽的姑娘穿着西式服装从后面走过来。她的年纪不超过二十岁，因营养不良而显得十分瘦弱，脸上总带着一副令人难忘的警觉表情。她向五郎伸出纤纤玉手，用日语说：“欢迎来到文化言论的中心！”说着便领茂雄来到战后日本最令人着迷的一景：知识界的革命。
要是运气再坏些，明美可能就成了新桥一带的地下酒吧女郎，成天祈求美国大兵给她尼龙丝袜和罐头牛肉。然而，占领时期刚开始时，她幸运地结识了酒川五郎，而后者并不是去地下酒吧找乐子的美国大兵。五郎极尽所能地为她提供食物和金钱，然而明美却仅仅报之以聊天逗趣、当地风土人情和精神恋爱——五郎还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精神恋爱。茂雄花了两分钟，就看出这一对儿已经要谈婚论嫁了。
“她怎么在酒吧工作？”趁着明美走开去为其他客人服务时，茂雄问五郎。
“她想工作，她还喜欢音乐。”五郎说。
“她是江户人吗？”茂雄问。江户是东京的旧称。
“最纯正的摩登女郎。”五郎笑道。战后的日本年轻人以使用法语自豪，当个“摩登女郎”是她们的最高理想，“这姑娘是个出色的天才。”五郎说。
“我打赌她不是广岛人。”茂雄嘲笑道，“你去过广岛吗？”
“嘶！”五郎把手掌平放在地板上，“我不想跟广岛扯上任何关系。”
“妈妈会很不高兴的，”茂雄提醒他，“你这么大老远来到日本，却不够聪明，不能给自己找个广岛姑娘。”
“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姑娘。”五郎说着，这时明美回到他们之中，无论她走到哪张桌旁——五郎他们的，或者是其他人的——那张桌子便焕发出一种新的生机。明美苗条的身体里蕴藏着一种令人激动的活力，这是很多新日本人身上具有的共同特点。
午夜时分，明美悄声说：“很快客人们就走了，到时候咱们找点真正的乐趣。”她耐心地等着逛来逛去的酒客们喝空了面前的玻璃杯，她对每一个踉跄着脚步的客人热情地道晚安，以保证他们一定会再来光顾。当最后一个客人也离开了之后，老板刚要关灯，明美却叹了口气说：“要是酒能再便宜点就好了。这样男人喝得就会快些。”
她把那扇发黑的大门打开一条缝说：“没有巡警。”说完，三个人矮着身子钻进一片世界上最狭窄的巷子，要是有人横着身子一挡，连两个人都过不去。最后几个人来到一扇黑漆漆的大门口，明美慢慢地推开那扇门，眼前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房间，里面有十几个年轻男女，正一脸严肃地静静坐着，进口的留声机正播放着一首茂雄和五郎没听过的曲子，曲名倒是一目了然，舞台被一盏孤灯的光柱摇摇摆摆地撩拨着，那张专辑就放在上面，录音也是从那里传来的，是一个德国乐团演奏的马勒的《悼亡儿之歌》。新来的人悄悄坐在地板上，当音乐结束，更多的灯光亮起来时，他们发觉自己坐在一群表情凝重的日本人之中，男的英俊潇洒，女的美貌惊人。大家谈起话来，说的是巴黎、安德烈・纪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谈话用的是法语，茂雄学过几句三脚猫法语，因此差不多都能听懂。
谈论了一会儿，话题转到新日本：什么女性自由、大财团的分崩离析、劳工的新角色……茂雄和五郎在这些话题上都能插上几句话，然而，正当人们觉着旧日本似乎马上就行将就木的时候，明美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已经有些发脆了的和服走了进来。她一直将它保存在留声机旁，这时，整间屋子里的人一片死寂，大家都摆出古老的庄严姿态。明美开始表演茶道，她做着各种动作，按照奇妙古老的仪式的规定动作来泡茶，并按照同样的规矩给大家奉茶。此时，茂雄觉得年轻一代的日本人跟他并无多大分别：他们都被卷入了历史的潮流中，脑子里塞满了法语词汇和一切新鲜摩登的事物，同时灵魂却大半深深扎根于日本最不可解说的神秘之中。“夏威夷和日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茂雄默默地想，然而弱不禁风的明美点了点头，示意已经轮到他了，于是另一个女孩儿跪在地上向他趋行过来，奉上一盏苦涩的茶，茂雄按照人家教给他的样子，双手接过来，把古老的茶杯转了个圈，好让珍贵的茶杯边儿不要碰到自己的嘴唇，然后将其一饮而尽。
茶道仪式结束后，大家又谈起话来。刚才为他奉上苦茶的那位姑娘说：“美国宪兵毁掉了一切，可毁不了茶道。你们想尽办法打击我们的灵魂，可就是打不中。”
茂雄听了有些不快，他说：“我不是宪兵，所以并不了解。说到我本人，我带来的是自由。”
“什么自由？”那姑娘生气地问。
“为农民带来土地。”他说，茂雄在那几分钟里像个英雄。灯光又暗淡了下去，单束的灯光照在舞台上，音乐响了起来：布鲁克纳，第一交响曲。这是伦敦交响乐团的录音，他很喜欢这支曲子。
那天夜里，新桥那伙姑娘中有几个还在游荡，她们整晚没拉到一个客人，却仍然怀着希望。兄弟俩从她们中间穿过，茂雄不知道大半夜的争吵之后会出现什么事情，他说：“得跟她结婚，五郎。她真是棒极了。”
“反正我要这么做。”哥哥答道。
酒川兄弟俩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寻到了自己的根。他们看出这里与父母的记忆何其不同，同时也看懂了夏威夷。因此，一天晚上，五郎坐在第一酒店里，把啤酒重重地一摔，光火地说：“我们待在这儿真是没道理，茂雄。咱们应该在家乡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虽然人在日本工作，心里想的却是夏威夷。